民主是個好東西，因為它常意味著政治進步。古希臘就有與奴隸主貴族專制相對立的民主制，盡管它只是自由民、奴隸主的民主，占人口多數的奴隸沒有分，但相對于奴隸主貴族專制，還是一種進步;歐洲中世紀民主的城市共和國，雖然被盧梭抨擊過，但相對于等級特權制，應當也是一種進步;資產階級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共和制政體以及君主立憲制政體，是被稱為憲政民主的近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代議制，多黨制，公民有平等的一人一票的選舉權，這種民主制，相對于封建專制的等級特權制，無疑是巨大的歷史進步。
但是問題來了，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公民政治上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有一人一票平等的選舉權，然而有人是億萬富翁，有人則一貧如洗，富人只占1%，99%不是富人，其中多數都是窮人，那么這一人一票選出來，代表選民主政的人究竟代表誰呢?不可能都代表，因為1%與99%有完全不同甚至完全對立的利益訴求，實際情況是他們只能代表那1%。你看選舉前要競選，競選的費用可是天文數字，老百姓出不起，只能來自財團，靠財團花錢扶上臺的政治精英，上臺后的施政，當然要向支持他上臺的財團傾斜。像美國，民主黨上臺也好，共和黨上臺也好，其政策可能有些微的差異，但總是為“華爾街”金融寡頭的根本利益服務，這一點卻沒有什么差別，不可能惠及普通老百姓。比如目前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一個控制政府，一個控制議會，都是選舉上的臺，上臺后真能代表選民的利益嗎?據美國知名民調機構蓋洛普公司2013年11月12日公布的民調結果，美國國會的民眾支持率僅為9%。政府的支持率也常出現30%左右的記錄。這又說明了什么?
所以自西方憲政民主制建立以來，來自那99%的反抗運動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最近筆者看了雨果的名著《悲慘世界》，又翻了翻《歷史詞典》，查看了一下從1789年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到巴黎公社這段時間法國的歷次重大政治事件，發現在資產階級革命最徹底的法國，憲政民主帶來的完全不是什么公民間的平等、民主自由、和諧相處，而是貧富之間的嚴重對立。無產階級無法忍受資產階級壓迫、剝削的反抗運動一波接一波;大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反抗的鎮壓則毫不手軟，十分血腥。可見民主的另一面就是專政，或曰獨裁。民主只是統治階級──資產階級的民主，對無產階級則意味著專政、獨裁。
如果說雨果所處的時代這種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和斗爭還主要表現在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國內，那么今天這樣一個國際金融資本統治著所謂“地球村”的時代，這種“憲政民主”無疑也就演變為一小撮資本大亨對99%全世界人民大眾的專政。只要這1%覺得某個國家的某種制度、某種政策或者做法被認為可能對其利益會有不利影響，它就要用各種方式方法，諸如直接鎮壓、和平演變、“顏色革命”，乃至侵略戰爭等方式，不策手段地鞏固對其有利的世界秩序，對全世界人民大眾實行專政。而這種1%對99%的專政則是在推行被說成是具有“普世價值”的憲政民主的名義下進行的。對美國國內占領華爾街運動的鎮壓、策劃解體蘇聯、東歐巨變，烏克蘭、格魯吉亞、中亞一些國家的“顏色革命”，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北非突尼斯、埃及的事變，利比亞戰爭，敘利亞的動亂……等等等等，無一不是這種1%的資本寡頭對99%的世界人民大眾實行專政、獨裁的表現。這就是今天的世界秩序，“炮火連天，彈痕遍地”，無辜老百姓傷亡無數，全世界范圍的激烈階級斗爭，金融寡頭大資產階級專政，根本無所謂“民主”、“和諧”可言。現在我國的一些所謂知識精英將西方民主吹得天花亂墜，說它具有普世價值，這完全是無視歷史和現實。
中國歷史上長期處于封建專制統治之下，1840的鴉片戰爭后中國又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人民處于國際資本主義和國內封建專制統治的雙層壓迫之下，所以人民渴望民主自由。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冶，建立了中華民國，希望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的憲政民主制度，但被帝國主義列強支持的封建軍閥勢力篡了權，憲政只是一場黃梁美夢。1919年的“五四”運動，高舉反帝反封建的大旗，此后，中國的先進分子挨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爭取民主自由的革命運動發生了質的變化，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極端艱難的浴血奮斗，終于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于1949年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爭得了民主。
共產黨政領導的人民民主的國家政權，區別于歷史存在過的各種民主制政權。歷史上各種所謂民主政治，都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只在少數人(統治階級)中實行民主，而對多數人(被統治階級)實行專政。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則相反，對多數人，廣大的人民群眾實行民主，只對少數反人民的敵對勢力實行專政。但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是一種全新的、沒有先例的政權形式。這種政權建立起來以后，會面臨一系列理論和實際問題需要進行研究、探索。比如這種政權有沒有可能蛻化變質以及如何防止蛻化變質;如何處理好民主和專政的相互關系;如河處理好民主和集中的相互關系;如何處理好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關系等等。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同志對這些問題都曾進行過研究和探索，他的一生都在為人民大眾真正成為國家、社會的主人而思考、探究和戰斗。他的關于人民民主的系統思想很值得我們認真學習、領會，并針對今天的實際情況去踐行并加以發展。
一、關于人民的國家政權如何防止蛻化變質的問題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上世紀40年代中期，毛主席就在思考這個問題，1945年7月毛主席和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的著名“延安窯洞對”討論的就是這個問題。而且有了初步的結論，這就是建立一個人民真正能當家作主的民主制度。黃炎培先生說，“‘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冢，不少單位都沒有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跳出這周期率。”他希望中國共產黨能“找出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主席的回答是“我們已經找到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都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黃炎培：《延安五日記》) 1949年面臨全國解放、建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作報告，提出了進城以后依靠誰來發展經濟、鞏國政權的問題。指出“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就是說，我們將要建立的政權是工人階級通過其政黨── 共產黨領導的團結其他勞動群眾、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的人民政權。過去的革命是人民求解放的革命，現在面臨建立的政權是人民的政權，共產黨的干部只是人民的公仆，是“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貝《為人民服務》)，無疑，他們將是新政權的骨干力量。為了使這支干部隊伍不脫離人民群眾，建國以后不成為新的官僚，毛澤東同志特別重視這支隊伍的建設。還是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中他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尚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斯大林曾有政策確定以后干部是決定的因素的著名論斷。但是這里的前提條件是干部必須時刻牢記自己是人民公仆，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樣才能使政策的內容是從人民中來的，是反映人民的意志和要求的;政策的貫徹執行是干部依靠人民群眾，在人民群眾中并在人民群眾的參加下加以實施的。如果黨的干部脫離了人民群眾，當官做老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人民的政權就會變質，也就跳不出“人亡政息”所謂歷史周期率的圈子。正因為如此，毛澤東同志將從西伯坡到北平(這標志著黨的工作重點由農村轉向城市)稱為“進京趕考”，他一再告誡全黨，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訓，防止因隊伍的腐敗而遭致革命的失敗。在建國以后毛澤東同志更是時時不忘依靠人民群眾教育和監督我們的黨員和黨的領導干部，防止他們脫離群眾，染上官僚主義惡習。解放后的歷次政治運動，“三反五反”、整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直至文革的大民主，都是意在防腐反腐、防修反修，以保障人民民主的江山永不變色。在他的晚年，他更是發展了馬克思的不斷革命論，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并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雖然因為各種歷史的、現實的、客觀的、主觀的原因，運動中出現了“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等錯誤，加之毛主席過早離開了人世，沒有來得及徹底糾正這些錯誤，導致了革命的失敗。但這場革命的影響巨大。毛主席去世后雖然中國出現了一股反社會主義勢力，而且這股勢力目前已有相當大的規模和能量，他們運用西方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彩態武器普世價值論在中國掀起了憲政論、新自由主義、歷史虛無主義三股狂潮，但是文革反修防修的正能量在廣大中國人民群眾和中國共產黨廣大黨員中的影響十分強大，應當說這是中國至今沒有出現蘇聯東歐那樣的局面的重要原因。
二、關于民主和平等
平等與民主應當是一種共生關系，有平等就得有民主。同樣沒有平等，也就談不上民主，即使講民主，民主也是假的，或者徒有民主形式，而無民主的實質。經濟上的平等是基礎，政治民主作為上層建筑，是經濟平等的必然要求，也是經濟平等的政治保障。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是公開的不平等社會，因此也就無民主可言。作為特例的希臘奴隸主民主制，也是一般奴隸主、自由民與貴 族奴隸主爭平等的產物。資產階級啟蒙學者最響亮的口號是自由、平等、博愛，但是資產階級革命建立起來的社會卻是一個形式平等實質不平等的社會。一無所有只有自身勞動力的窮光旦與億萬富翁在市場上都是等價交換的平等主體，可是一旦進入生產過程，這種平等就蕩然無存了。資本主義私有制使勞動者成了資本的雇傭奴隸。
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中，我沒有找到他對平等與民主關系的專門論述。但在他的不少涉及民主的論述中差不多同時要強調平等，講民主時實際上是以平等為基礎，或者是為體現平等，維護平等。比如在《井岡山的斗爭》中他說：“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他十分重視中國廣大勞苦大眾的平等要求。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他熱情歌頌農民爭取平等地位、爭民主的斗爭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他說“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他強調男女平等、官兵平等、領導與被領導平等、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平等、……有平等才能有民主，實行民主才能調動大家的積極性，才能大家團結起來將革命和建設事業干好。公有制是平等的前題，所以毛主席對建立公有制給予了高度重視。例如土改完成后他及時發現農村中出現了兩極分化的苗頭，“在最近幾年中間，農襯中的資本主義自發勢力一天一天地在發展，新富農已經到處出現，許多富裕中農力求把自己變成富農。許多貧農，則因為生產資料不足，仍處于貧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債，有些人出賣土地，或者出租土地。這種情況如果發展下去，農襯中向兩極分化的現象必然一天一天地嚴重起來。失去土地的農民和繼續處于貧困地位的農民將要埋怨我們，他們將說我們見死不救，不去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在這種情況之下，工人和農民的聯盟能夠繼讀鞏固下去嗎?”顯然，貧富兩極分化就會危及工農聯盟的人民民主制度。
我國目前貧富分化造成的不平等己經十分嚴重，可是有人還在大力鼓吹進一步私有化，這只能使不平等進一步加劇，從而進一步危及憲法規定的我國的人民民主制度。然而這些人卻將自己偽裝成民主先鋒，大談憲政民主，并要用它來作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方針。私有制是不平等的根源，不平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當然這些人也知道，私有制不可能有平等，他們便用所謂的機會平等、程序平等之類的鬼話來騙人，但是中國老百姓最講實際，那虛無縹緲機會、程序不可能得到老百姓的認同。不可能帶來人民的當家作主。
三、關于民主和專政
民主和專政從來就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國家的存在意味著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國家，統治者總是在統治階級內部講民主，而對被統治階級則要講專政。 資產階級從來在口頭上都是只講民主不講專政的，而實際上本文一開頭就分析過，那1%的統治者對99%廣大人民群眾的專政十分殘酷，從來就不手軟。毛澤東同志的文章都是民主和專政并提。在《新民主主義憲政》一文中他指出：“新民主主義憲政，它不是舊的、過了時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所謂民主政治，同時也不是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民主政治。” “什么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反動派的專政。”說得多清楚，歐美式的民主政治是資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是無產階級專政;抗日時期我們黨主張的新民主主義憲政民主，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反動派的專政。所謂民主政治，就必然同時是對敵對階級專政的政治。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實行的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對于什么是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有過專門論述，他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于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為什么理由要這樣做?大家很清楚。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 此后毛澤東同走又在《駁“輿論一律”》、《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文章中闡述過該問題。
那么今天我們是不是還要講人民民主專政，還要強調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敵對勢力的專政這兩方西的互相結合呢?當然要講，而且要大講特講。因為現在國內外的反社會主義勢力特別猖狂，他們內外勾結，力圖在中國搞和平演變，搞什么顏色革命。不對這些人實行專政，人民的江山就會丟失。連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都說“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不行，不能讓那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謠污蔑的人暢通無阻，煽動群眾。”人民民主專政是寫進憲法的，丟棄這兩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是違背憲法，是不能容許的。江平等“憲政派”反對人民民主專政，想用西方的憲政民主制取代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對這股反社會主義思潮，必須給予迎頭痛擊，決不能讓他們得逞。
四、關于民主和集中
民主和集中也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不能丟棄其中任何一方面。沒有集中的絕對民主會導致無政府主義，它會使團結煥散，整個革命隊伍喪失戰斗力。而沒有民主的集中，則會造成脫離群眾的專制獨裁，與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的目標完全背道而馳。我們的群眾路線毛主席將它摡括成四句話：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這里強調的是民主和集中的辯證統一。我們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乃至一些具體決策都應當是在群眾中調查研究的結果，它反映了人民既的要求和愿望。就是說它是民主的體現。但是人民群眾中的意見、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人民中有先進的也有后進的，有大公無私的，也有自私自利的，這就需要我們的干部去做集中的工作，既不能牽就后進，作落后群眾的尾巴，犯尾巴主義的錯誤;也不能冒進，去做當時尚不可能做到的事。這種集中才是真正體現了民主。民主集中制原則是毛主席為我黨確立的基本組織原則，它同時也是我國各級各類政權機構的基本組識原則。其基本內容是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傾服從中央。這樣做既能防止少數人專權，不民主;又可以避免政出多門、方針政策不統一的亂象發生。這樣做才會出現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的那樣一種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五、關于民主與群眾路線
群眾路線應當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總路線，這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決定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廣大人民群眾(首先是工農勞動群眾)當家作主。所以必須推行群眾路線，只有這樣人民群眾作為國家主人的地位才能在實質上得到體現。社會主義民主和資本主義民主的根本區別就表現在社會主義民主走的是群眾路線，而資本主義民主走的是精英路線。前者是多數人當家作主走多數人路線，后者是少數人當家作主，走少數人路線。
黨的群眾路線是基于唯物史觀對人民群眾歷史地位的正確認識。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識起來，向一切可似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
群眾路線作為工作方法，它是符合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唯一正確的工作方法和領導方法。毛澤東同志指出：“在我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我們黨之所以能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民主革命的勝利，建立新了中國;之所以能在建國后的幾十年中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一系列巨大成績，就是因為我們黨的正確政策是從群眾中來的，它反映了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愿望，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在黨的領導下，這些政策變成了人民群眾的自覺行動，在人民群眾中得到有效貫徹的結果。而一但脫離群眾，黨的決策就會出現偏差，就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就會犯錯誤，如果不加改正，黨就會被人民拋棄、被人民推翻。早在1945年毛澤東同志就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二十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屬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相適合，都是聯系群眾的;凡屬錯誤的任務、政策和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不相適合，都是脫離群眾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命令主義、尾巴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驕傲自大的工作態度等項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么人有了這類弊病一定要改，就是因為它們脫離群眾。”
近幾十年來，在我們黨內，的確存在嚴重脫離群眾的問題。不少黨的干部已經忘記了我們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把自己看著是人民公仆，他們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不愿聯系人民群眾，只肯聯系有錢的大老板;他們搞權錢交易，用人民給予的權力為自己撈好處，貪污收賄、道德敗壞，造成了我黨歷史上空前的黨群關系、干群關系的緊張狀況。黨的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后，黨中央在全黨開展了群眾路線的教育實踐活動，應當說是十分正確、十分及時的。希望能通過這一活動，使廣大黨員、干部都能受到一次深刻的毛澤東民主思想、群眾路線思想的教育、熏淘，使全黨風氣為之一新。
關于群眾路線我覺得還有一點應當提及，就是怎樣看待群眾運動。社會主義事業是人民群眾自己的事業，事業的成功，要靠人民群眾自身努力，人民群眾是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靠神仙、皇帝、少數精英。群眾運動就是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發揮主動性積極性的運動，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群眾運動具有正當性，不能否定。歷史上所有革命(好果稱得上是革命的話)幾乎無一不是通過群眾運動才取得勝利的。改革開放以來完全否定了群眾運動，我以為是不對的。群眾運動中有可能出現諸如無政府主義、打砸搶之類的不良現象，這于對群眾教育引導不夠、領導不力、運動中混進了壞人等因素有關，應當否定的是這些錯誤和問題，而不是群眾運動本身。現在不少人一聽運動二字就“談虎色變”，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態度，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一提運動就冠之以“文革流毒”。其實文革中應當否定是毛澤東同志早就指出過的“打倒一切”、“全面內戰”，以及打砸搶之類無政府主義傾向，而不是反修防修的群眾運動。毛澤東同志是發動和領導群眾這動的行家里手，他的關于群眾運動的理論和實踐，應當認真加以研究和總結。
我覺得堅持黨的群眾路線、保持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不僅關系黨的自身建設，對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我國繼續深入進行改革開放，保證改革開放方向、路線的正確，也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改革開放的事業是人民群眾的事業，改革開致的各種政策措施必須從人民中來，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愿望，而不是由少數被“西方文明”洗過腦的精英按所謂“普世價值”、按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敵對勢力的愿望去搞什么“頂層設計”。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應當是實行真正的人民民主，而不是搞什么西方的多黨制、議會制的“憲政民主”;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應當是使勞動者真正成為勞動對象(首先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勞動者應當參與經濟管理。當然這一切都要在深入人民群眾，走群眾路線，進行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去進行制度化設計。只有這樣，共同富裕的中國夢，才能通過人民群眾自己的改革開放實踐得到實現。
六、關于人民群眾要參與國家和社會的管理，人民群眾要管理上層建筑
在毛澤東同志看來，什么最重要?人民最重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他把共產黨的任務歸結為為人民服務;他把革命軍隊、革命政權的任務歸結為為人民跟務;他把黨領導的整個革命隊伍的任務歸結為為人民服務;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全部心血、全部聰明才智都投進了為人民服務之中。在革命戰爭年代，這個為人民服務的任務表現在動員群眾、教育群眾、組織群眾用革命戰爭的手段推翻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的反動統治;而在新中國成立之后，這個為人民服務的任務則表現為他努力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去探索怎樣才能使人民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社會的主人這個前人沒有解決或者沒有解決好的大問題。 在他領導的新中國，軍隊稱為人民解放軍、政府稱為人民政府、法院稱為人民法院、檢察院稱為人民檢察院、警察稱為人民警察、醫院稱為人民醫院、中央的機關報稱為人民日報、廣播電臺稱為人民廣播電臺、出版社稱為人民出版社、……就是說這些機關、部門、單位都是為人民服務而設立的，它們的工作人員都是人民公仆。總之，一切為了人民，人民始終被放在第一位。
人民是國家的主人，管理人員是人民的公仆。這是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確立的原則，毛澤東同志不僅是這一原則的堅定的執行者，而且他還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大大發展了這一馬克思主義原則的內涵。他認為，在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不應僅是在管理者的管理之下享受各種權利，而是要參與管理。他在與黨內一些同志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針對該書論述勞動者享有“勞動權，受教育權，老年、患病及喪失勞動能力時獲得揚質幫助的權利”這段文字處這樣批注：“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到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筑。”“我們不能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理解為國家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 毛澤東同志這一勞動者直接參與管理的思想應當是迄今最深刻，最全面、最徹底的民主思想。不僅資產階級的形形色色的民主理論無法企及，即使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也未見過如此深刻、如此徹底的論述。從空間、廣度上來說，他認為勞動者的主人翁地位應當體現在國家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等各種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僅僅體現在一人一票的選舉權上。從時間上看，勞動者這種當家作主的地位是持讀的，體現在日常的參與管理之中，而不是用幾分鐘投一票就完了。從深度看，勞動者的參與管理不能只是形式，應當有實質性內容。從更深遠的意義看，毛澤東同志的這一思想同時也是為踐行馬克思關于結束人類社會有史以來的奴隸般的分工走出的第一步。
應當說毛澤在同志一直在為他的這一民主理想的實現進行探索和準備條件。他要求各級干部走群眾路線，決策要從群眾中來，要反映群眾的要求和愿望，要反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他一再告誡黨的干部不要忘記我們的權力是人民給的，只能用來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利益，決不能以權謀私。對普通群眾，他主張要對他們加強教育和引導，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從而提高他們參政議政的能力。他主張知識分子要勞動化，干部要參加勞動，勞動人民要知識化，縮小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既防止管理者產生官僚主義，又能提高勞動者參加管理的能力。但是他也看到，傳統的官管民，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地位懸殊對我們黨的干部的影響是相當深刻的。黨的干部中不斷滋生的官僚主義、脫離群眾的現象不是喊幾句反官僚主義的口號，乃至搞幾次反官僚主義的運動所能根除的。只有使人民群眾參與管理制度化，才能解決問題。所以他努力進行民主制度化的探索。這里最值得稱道的是他對“鞍鋼憲法”(兩參一改三結合)的支持和大力推廣。管理干部參加勞動、一線工人參加管理，群策群力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管理干部、技術人員、一線勞動者三結合。這種企業管理制度既體現了勞動者作為企業主人地位，又能防止領導干部脫離群眾官僚化，而且充分調動了企業方方面面的積極性，對生產的發展起了很好的作用。與此相配套又產生了企業職工代表大會制度，這樣勞動者管理企業的制度就更健全了。 毛澤本同志的這一徹底的民主思想，也是他的無產階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重要內容。文革中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在一些單位和部門采取的“參沙子”(如在知識分子成堆后的單位，如高校、科研單位加進工農兵，派駐工宣隊、軍宣隊)措施、高校實行工農兵學員上管改(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等等，雖然不能認為都很成功，但是作為一種使最基層的群眾能參與管理的嘗試，對今天的改革還是有參考意義的。
總之，毛澤東同志的民主思想是一個巨大的寶庫，它應當是無產階級進行政權建設的指導思想。它更是當今中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唯一正確的指導思想。西方的憲政民主制只能使廣大勞動者重新淪入被剝削、被壓迫的深淵。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