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憂思民工的教育考

 　　為什么我的眼中常噙滿淚水，因為我對這片血與火澆鑄過的土地和人民愛得深沉!

　　——題記

　　引子

　　2010年10月26日(注：檢討書上所寫日期為該年的10月27日)，我正在Q鎮某電子廠緊張地干著活。一陣急促的敲門聲之后，該廠的老板娘趕忙將門打開。Q鎮派出所的三名刑警走了進來。

　　“你們廠有不有一位會寫文章叫劉仙橋的員工?”一名刑警問老板娘。

　　“有啊!”老板娘用手對我一指，“這位員工很老實呀!”顯然，對刑警的突然登門造訪，她意識到了一定有什么事情發生，不免疑惑地問：“發生了什么事呀?”

　　“走，跟我們到派出所走一趟!”一位刑警走過來表情嚴肅地對我傳喚道。

　　我之所以用“傳喚”一詞，是從語言表述準確的角度考量的。我不知道用法律的程序表達，用“傳喚”一詞是否恰當。因為在整個事件的過程中，刑警執法沒有用手銬。

　　在電子廠壓板車間工人驚疑的目光中，我停下手中的活站了起來。

　　刑警沒有說要我去派出所的原因，既然提到我會寫文章，我自然明白：自己上傳在新浪網上的那篇報告文學《從××鈕扣廠說開去》給我帶來了麻煩。

　　我順從地被夾在一前一后的刑警中間上了警車。

　　警車沒有鳴笛，一路顛簸著把我送進了Q鎮派出所。

　　警車在派出所的院內停下，從警車上下來，前后跟著的兩位刑警變成了一左一右對我把手護送。

　　我內心坦然而又惶惑不安。我坦然，是因為我沒有做虧心事，那篇報道只不過是以自己切身的體驗表達了內心分明的愛與憎、理想和希望、信仰和追求;我惶惑不安，是因為我不知道等待我的結局將會是什么。

　　我在左右兩位刑警的把手護送下上樓梯至三樓，再沿著一條陽臺式的走廊右拐進了一間有攝像機的房間。這里有一位女警在值班。

　　一位男刑警令我在攝像機前站好，氣氛立刻變得更加緊張起來，房間里的空氣似乎壓抑得令人窒息。

　　拍完照后，值班的女警用電腦進行了處理。接著，一位男刑警拿出一精致的小方盒打開，從里面挑出一小枚片狀形的鐵制(或鋼制)利器，然后把著我的右手令食指伸開。盡管這不是對我動刑，但利器刺破指肚的瞬間，我還是痛得輕輕地“哎喲”了一聲。

　　我想：這一切，大約是備案存檔，以留下一位熱愛文學的農民工“誹謗”之罪的記錄吧!

　　整個過程，我低著頭一言不發，像一個任人擺布的木偶;當那位值班的女警令我在驗證機上留下指紋時，我笨拙得不知如何去做;女警不得不手把手才教會了我。

　　從備案室出來，一位戴著眼鏡有著幾分書生氣的刑警大約是出于同情，很善意地輕聲提醒我：“你要老實點。”我輕聲道謝，內心涌起一陣欣慰的感激之波。

　　接下來，我被帶進了左邊的審問室。

　　一位警官從座椅上站起來，威嚴地立在我的面前開始了審問：“你在Y鈕扣廠做了什么?”

　　“打工，洗鈕扣。”

　　“除了洗鈕扣，你還做了什么?”他拿來一疊《從××廠說開去》打印稿問道，“這篇文章是不是你寫的?”

　　“是的。”我輕聲答道，“我寫的是工廠里的現實生活。”

　　警官蹲下身去，將稿件攤開，然后尋章摘句式地讀道：“管家像一頭貪婪成性的狼，一聞到獵人的氣息，只好放棄對獵物的追逐，饞涎著口水灰溜溜退出了那名婦女的房間。”警官讀完，仰了一下頭質問道：“這是不是你寫的?”

　　“是的。”我仍然輕聲地回答。

　　警官低下頭去翻了一下稿件繼續讀道：“腳豬(專門為母豬性交配種的公豬稱腳豬)!”警官仰起頭盯著我，“你這樣寫誹謗了別人!”

　　“我寫的是廠里的現實。”

　　“你的證據呢?”

　　“沒有證據。”

　　“沒有證據，你就是誹謗!”警官拿起稿件猛地站起來在我的臉上狠勁地扇了一下，“你有那么好的文筆，為什么不寫小說而要去誹謗別人?嗯?!”

　　僅僅從字面上斷章取義，定為“誹謗”，實在讓我無法可說。可是，沒有調查便沒有發言權。對于C管家那樣的無道，該不該進行無情的鞭撻與痛斥?在定性我“誹謗”之前，首先應該調查這些不良現象是不是屬實。但我不能說這些，因為此時的法律早已失去了公正，我再據理力爭的話，帶給我的將是更嚴勵的懲罰。我不得不在擔驚受怕中低下了頭。這種在現實面前的低頭反而令我的思緒波濤翻滾。這令我想起了2009年發生在Q鎮的一件大事。

　　江西省一民工的小孩在某廠內玩耍，不慎被廠里倒下的貨物砸死。孩子家屬與所在廠老板的糾紛由此而起。在賠償協議無法達成一致的情況下，雙方只能請求Q鎮派出所來解決。一天，當孩子的家長去Q鎮派出所詢問結果時，派出所的答復是：存放小孩尸體的房間墻壁被人打了一個洞，小孩的尸體被人盜走了。解決無果，尸體在維護治安的派出所不翼而飛且下落不明，氣憤的家長只能叫來打工的親屬和老鄉找派出所討要一個說話，派出所無法一時做出答復，矛盾升級，這些民工氣憤之下向派出所投擲石塊，場面陷入混亂，一些圍觀的群眾也參與進來，派出所不得不向W市政府求援，在趕來的特警援助下才平息了這場警民之間的風波。圍繞事件展開調查，結果是：Q鎮派出所某些辦案人員悄悄將尸體運至S鎮冷凍了起來，墻壁打一個洞是為了制造被盜的假象。后來，孩子的家長雖然獲得了賠償，但作為維護社會治安的派出所，發生這樣的現象，其中有什么樣的貓膩?在大是大非面前，相關的辦安人員都能夠堅持正確的原則嗎?在處理案件時，能秉公制法嗎?……既然在沒調查之前便可斷章取義定性我誹謗，就算他們去調查又能站在公正的立場么?……

　　“等會，你要好好承認錯誤，寫好檢討!”警官威嚴地宣布了他的處理結果，然后吩咐身邊的刑警將我帶出審問室。我被刑警帶著左拐送進一間柵欄式鐵門的囚房里鎖起來。

　　接下來，我聽見警官在審問室打電話的聲音。

　　電話之后，約半個時辰，某老板與C管家匆匆趕了過來。走在前面的老板見了我生氣地叫道：“劉仙橋——!你有文化有水平，不要亂寫呀!說我養了情人……我做人清清白白的。”說完，走進了審問室，用本地話和警官交談著什么。我不懂本地話，具體內容我不知道。

　　對于某老板是否養了情人，報告文學所寫的內容中除了那位老鄉的談論涉及到他外，從廠內到廠外，我沒有聽到過任何關于他的閑言非語。而在報告文學中，我也沒有一句肯定他養了情人。這完全可以澄清和道歉的。

　　但此時我只能沉默。

　　管家則徑直走過來，一副小人得勢的派頭，隔著鐵柵欄門陰陽怪氣地問道：“劉仙橋，你還認識我嗎?”

　　我真想氣憤地說：“一副齷齪令人惡心的嘴臉，就算化為灰燼我也認得。”但我只能沉默。

　　C管家見我低著頭不吱聲，壓低身子向右傾斜，偏著頭隔著柵欄門將一張皮笑肉不笑的臉呈在我眼前，依然不改陰陽怪氣的口吻，“劉仙橋，你還認得我嗎?”

　　我依然保持沉默。

　　“劉仙橋，我倆無怨無仇，你為什么要那樣寫我?”C管家的語氣變成了一種可怕的柔和，見我不吱聲，他突然繃緊了臉提高嗓門嚴厲地訓斥道，“今天，你要給我好好地交待清楚!”說完，憤然背轉身惱悻悻去了審問室。

　　我低著頭，耳旁只能聽到從審問室傳來一陣本地話難懂的議論。

　　老板與C管家走后，刑警打開鐵門再次將我帶進審問室。

　　“今天，你要好好檢討!”先前審問我的那位警官給了我紙和筆，嚴厲地說，“檢討要寫得深刻，沒寫深刻的話要重寫，直到寫深刻為止。”

　　我接過警官的紙和筆，揣摩著警官的“深刻”，不得不違心開始了檢討。

　　金秋十月的天氣，秋風挾裹著微微的寒意從審問室敞開的門吹進來，侵襲我單薄的衣裳，凍得我瑟瑟發抖……

　　現將這份檢討公布如下：

　　檢討書

　　尊敬的派出所各位負責人、某老板、管家：

　　您們好!

　　我叫劉仙橋，家住湖南省桑植縣谷羅山鄉周家凸村，現年40歲。輟學之后，因愛好文學和寫作經東北哈爾濱的“小天鵝”展轉至鄭州再走進××鈕扣廠打工，其間歷經了生活的艱辛。

　　首先，我想說，能夠走進××鈕扣廠打工，我是有幸的。因為，在××鈕扣廠，我從事的是洗鈕扣的工作，這份勞動雖然較辛苦，但某老板與管家給了我不低于Q鎮生活水平的工資待遇，工資也能年底結清。對于某老板與管家的恩情，我不僅沒有報答，在2008年走出××鈕扣廠之后，于這年的12月份寫了約一萬多字的報告文學，即《從××鈕扣廠說開去》這篇文章，對××鈕扣廠的某老板和管家造成了人身攻擊和誹謗。這是不對的。

　　作為一名寫作愛好者，我首先應該明白：我可以寫打工人漂泊在外的苦難與艱辛，把某些問題反映給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但不能去攻擊和傷害別人，從而侵犯別人的名譽權。正如派出所的領導教育我時說：“你有這么好的文筆，干嗎不去寫小說，而要去誹謗別人呢?”仔細想想，領導們的教育對我人生是深深受益的。改革開放的時代，給了人言論的自由，我怎能因工人們隨便的自由言論，道聽途說地寫文章呢?幸好某老板及××鈕扣廠的管家還有派出所的領導指出了我問題的嚴重性。(這)讓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不至犯同樣的錯誤。

　　常言說：馬不失前蹄便成了大象;人不犯錯誤便成了神仙。一個人一生中不可能不犯錯誤，別人給你指出來，自己能夠自覺改正錯誤才能是一個完整的好人。

　　曾經犯下的錯已無可挽回，我只能在今后人生路上好好做人。希望派出所領導、某老板及管家能夠原諒我犯下的錯，給我一次人生改過的機會，我在內心里將感恩不盡。

　　檢討人：劉仙橋

　　2010年10月27日

　　每一位讀者都可對比一下那篇報告文學，看看《檢討書》與之相比究竟哪一篇思想深刻。

　　我寫完“深刻”的檢討，在那位警官的要求下按了手印，然后被釋放出來。夜幕不知什么時候早已拉下;道旁或明或暗的街燈，似乎以嘲笑的目光注目我穿越Q鎮的茫然行走;秋風比以前吹得更加肆虐，搖曳亂晃的樹枝，婆娑的樹影猶如群魔張開的一雙雙罪惡的黑手在狂舞。

　　當Q鎮西南路的一座小橋在路燈明亮的光輝里清晰地撞入我的視線，我終于清醒過來：由于自己的茫然，竟走錯了路;我要回去的目的地是谷聯工業區的一家電子廠。

　　因《從××鈕扣廠說開去》派出所定性我“誹謗”之后，風波并未平息。

　　2010年10月31日晚，我在某電子廠緊張地壓著板。

　　“劉仙橋——!”耳旁傳來一聲粗聲大氣地叫喚。

　　抬頭尋聲望去，C管家正站在電子廠敞開的門口怒視著我。我內心開始忐忑不安，但愣著沒有動。

　　“你出來一下!”C管家憤慨地命令道，并招手做了一個令我出去的手勢。

　　我不得不起身走出廠門。心想：既然派出所的那位警官能不經調查便定性我誹謗，C管家自然可以“理直氣壯”，只要在Q鎮，我便沒有說理的地方。這樣想著，不覺中已隨管家走下了廠門口的臺階。

　　“派出所不是已經讓我寫過檢討了嗎?你還要我再做什么?”我疑惑而擔心地問。

　　“你這樣就算交待清楚了?!你這樣就算交待清楚了?!……”管家越說越氣憤，轉過身來開始罵罵咧咧起來，“他媽的，罵我是畜生!……你寫的那些是聽誰說的?!你必須把這個人說出來!”

　　“誰說的，還有讓我說出來的必要嗎?那么多工人到廠里打工，流動人口那么大，我能找誰去?”我明白此時不是說理的時候，“我能說出哪個人的姓名來，這不等于我有證人嗎?”這一反問雖然沒有令管家息怒，但無疑擊中了管家的要害。

　　“他媽的，罵我是畜生!”管家不再堅持讓我說出誰是證人，但對我文章中的“畜生”一詞似乎耿耿于懷，他索性走上前氣憤地在我的胸前推了一把，“他媽的，罵我是畜生!”

　　“你那樣寫，讓廠里怎么好銷售?!”這句話響在耳旁，此時，我才注意到有一位個頭不高身體稍胖的青年隨同管家前來。大約明白要在管家手下做事，不得已受人之托，說話雖略帶責備，但語氣平和，不像管家那樣咄咄逼人。

　　“不論怎樣，已經寫了，最好的挽救辦法是我明天將文章刪除!”

　　“刪除就行了?你必須得給我好好道歉!”管家怒吼道。

　　“行……行!……我明天就去。”

　　C管家依然氣憤難平，罵道：“媽的，罵我是畜生!……”

　　“算了，算了，我們走!他已經答應道歉刪除了;再多說也無用。”那位青年員工勸道。

　　“媽的，罵我是畜生!……”管家罵罵咧咧氣憤地跟著走了。

　　第二天，我不得不走進網吧，將博客中的那篇報道刪除并留下道歉的話。現將道歉的話摘錄如下：

　　《從××廠說開去》文章已刪除，都是道聽途說，沒什么根據的文章，對某老板和管家造成了傷害，這是我的過錯。對此，某老板給了我大度的寬懷和諒解。我深深地發自內心愧疚和歉意!劉仙橋留言

　　11月8日晚，C管家讓人開車來到電子廠的大門口，令我隨他們一起去一家電腦公司，因為文章還沒有刪除干凈。打開百度，一位北大新聞系畢業名叫斌斌的博客里還能看見那篇文章，我不得不留言請求刪除。

　　12月3日，C管家手拿一份快遞郵件再次來到我的租房，質問我：“你為什么將博客里的文章刪除了?”

　　“你不是要我刪除的嗎?”對于管家的反復無常，忐忑不安的我感到莫名其妙。

　　“再把它打上去!”管家命令道，這似乎不夠顯示他的通天本領，他楊了楊手中的郵件，補充道，“我為什么要讓派出所叫你寫《檢討書》并按上手印?”

　　“你叫我刪了，現在為什么要令我打上去?”

　　“不僅要將文章再打上去!”管家命令的同時將郵件遞給我，“這是派出所讓我傳達給你的那份《檢討書》，你還要再印上幾份貼在大街上。”

　　“將《檢討書》貼在大街上，這不等于讓許多人知道這件事并鬧得滿城風雨嗎?在××廠打過工的許多工人會怎樣想?”

　　我的反問無疑擊中了C管家的“軟肋”，他內心里最清楚我的文章是不是誹謗。

　　我的靈魂，我的思想，我的追求，我的信仰，我的愛與恨連同這份《檢討書》都可赤裸裸地敞露給世人，但不是在此時。

　　管家不再讓我將《檢討書》貼在大街上，卻堅持令我將文章重發上博客。為了避免和管家的糾纏，我答應第二天去完成這件事。

　　當晚，我在廠里正緊張地干活，C管家在他的司機陪伴下再次來到我所在的電子廠，催促我上傳文章。剛去不久又來急切地催促，自然引起了我的警覺，我以晚上急著趕貨為由進行拒絕。管家和那位司機則要求我將博客的賬戶和密碼告訴他們，對于這無理要求，我自然給予了委婉拒絕。

　　我想：既然Q鎮派出所的那位警官在沒有調查的情況下便定了我“誹謗”，至少在Q鎮已經沒有了我說理的地方;一旦將賬戶和密碼告訴他們，他們自己便可完成這件事。如果他們以此為證據再次去Q鎮派出所告我“誹謗”或者其它的“莫須有”之罪以此要我進行經濟賠償，我既使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一身的冤情;但轉念一想：既然Q鎮派出所已定性了我的“誹謗”，我是否還應該按照C管家所說的去做?……

　　第二天，我沒有按照C管家的要求去做，而是請假去了Q鎮派出所進行咨詢。

　　當我簡單地承述了事件的經過進行咨詢時，接受咨詢的另一位警官告訴我：“既然刪除了文章并道了歉就不要再理他了。”

　　此時，代表著管家意愿的司機正好打來第二個催促電話：“老五(這是管家司機給我的外號)，你上傳了沒有?!”

　　“沒有，我正在派出所，警察告訴我刪除了文章賠理道了歉就不要再理他了;麻煩你告訴他不要再找我了。”

　　一場因那篇文章帶來的麻煩與風波才得以平息。

　　一 、 哲學式的思考

　　我被Q鎮派出所傳喚的事件自然在某電子廠引起軒然大波。許多工人都來詢問原因，我自然如實回答。對于像C管家那樣道德的淪喪，人們已經司空見慣。這種司空見慣，滲透著工人們對現實的無奈。

　　“如今遇上這樣的事，你拿不出證據，你就是誹謗。”一位戴著眼鏡的90后青年A說。

　　“現在這社會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樣的事如果落到我的頭上，唯一的辦法是砍他幾刀后不在這里呆了，只要不把他砍死!”90后B說，“你堅持正義，只能吃虧。”

　　“這只能說明法律不能懲治真正的犯罪，道德的約束力蕩然無存時，暴力將成為解決生活中許多矛盾的必然結果。”我說。

　　在90后青年看來，我似乎無知于社會的殘酷簡直有點暝頑不化了。這種“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固執，怎么不會在現實中碰壁呢?

　　民工的正當權益得不到保障;婦女的尊嚴與權利得不到維護;現實中赤裸裸的罪惡，法律在它面前卻無法彰顯正義;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大背景下，經濟浪潮的沖擊，我們不得不離開土地走進城市，“農民工”這一包含著雙重身份新名詞的產生，便意味著相同的命運已將我們的切身利益捆綁在同一條船上。每一位打工人所遭遇的不幸，都有可能是我們將會遇到的不幸;每一位打工人所渴求的權利和尊嚴，也是我們都應該享有的權利和尊嚴;每一位打工人所面臨的生活問題，也是我們自身所要面臨的問題。我們怎么能說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呢?那篇報道以我切身的體驗和感受寫就，揭露并痛斥了C管家的無道與罪惡，深透了一位民工對于平等、自由、幸福、權利的思考與追求。當然，我沒有說這些，而是提出了一個問題和他們開始了談討：“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該不該講道德呢?”

　　散漫的談話雖然無法獲得什么決義案，但激烈的爭論充滿了思辯哲學的意義。

　　“其實，道德只不過是為了防范別人攻擊而不得不人人都必須戴上的面具。”青年A說。

　　“道德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逐漸形成的用以調節人與人之間的行為準則。就算是你們90后所說的‘面具’，面具是可以不需要的，道德是不是不需要呢?”

　　“我們的意思不是說不要道德，而是我們對道德的解釋或者說看法。”青年B說。

　　“既然承認需要道德，這證明道德形成后便在人們的生活中以一種精神物質客觀存在。無論我們說它是‘行為準則’，還是說它‘面具’，其實是兩種不同的表達。你們的表達體現了思維的標新立異，以求給道德一詞全新的表達。用一個形象化的比喻，這就好比人們習慣地把‘石頭’叫石頭，你們觀察了石頭進行思考后重給了它新的命名，石頭的本質沒有變。”

　　“許多人都喜歡指責我們90后的思想和行為;其實，人生就像一張白紙，剛出生的時候什么都沒有，長大成人的過程像彩筆不斷涂染的過程;每一張‘白紙’上涂的顏料、色彩及所涂方式等的不同才形成了多彩的人生。我們90后思想不是天生就有的，還不是上一代人給涂染的?”A說。

　　“這一點，我很認同!但你們許多90后常說馬克思的觀點已過時，其實，你說的這個問題也就是內因與外因的問題。馬克思的哲學與黑格爾的哲學早已進行過一場大辯論，但舉例用于辯論的類比物是蘋果。嚴格地說，一張白紙除了什么都沒有，也沒有‘生’的概念。不妨沿用馬克思討論的蘋果作類比來談論人生，也許更貼切，更讓人易懂。一個蘋果之所以在生長的過程中最終成為蘋果，首先是它具備形成蘋果的全部基因，這是內因;而‘蘋果’在生長過程中，要成為真正的蘋果，還必須有充足的陽光、水分及各種營養成份等，這是外因。也就是內因遇上適宜的外因才能逐漸成為蘋果。同理：一個人從精與卵的復合體開始，便具備人的全部基因。當人來到這個世界，其成長的過程同樣受外因(客觀環境)的影響。如：相應社會制度下的社會風氣、所處的地方、家庭、父母與學校的教育、接觸的人事等等。也就是說，一個人的成長過程因不同客觀條件的影響，形成了不同的人生，從而在對待和處理問題時，產生了不同的思想和行為表現。

　　“人性都是自私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B青年說。

　　“人性都是自私的，這一觀點無疑是錯誤的，錯就錯在以偏概全。持這種觀點的人強調人在競爭中的自私才是真正的人性。這無疑是當今時代某些媒體宣傳的悲哀。曾記得某雜志的一篇文章，為了論證人性的自私，以‘人之初，性本善’立論。然后，以孔融讓梨這一典故進行分析論證。說孔融讓梨并非是人性一種善的表現，而是后天教育形成的一種虛偽表現;人的天性本是自私的，如：一個不會說話的嬰兒，有人給他一個蘋果，他便知道那是自己的，不再給別人，這充分證明人性本來就是自私的。這樣的推理得出的結論無疑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單從‘人之初，性本善’這句話來思考，同樣是對人性的以偏概全;但后面還有兩句話，‘性相近，習相遠’，并例舉了孟母三遷強調了客觀環境對人的影響。另外，古人還有一句話：人皆有七情六欲。而一個不能說話的嬰兒，當她能拿穩一個蘋果的開始是不懂得這個蘋果是自己的，只有當小孩的監護人反復挑逗刺激，他才會明白這個蘋果是自己的。所以說，無論是嬰兒能夠意識到蘋果能夠為‘我’所有，還是孔融讓梨，都是外界刺激的條件反射，也就是說不同的教育導向產生的不同結果。所以馬克思對人性的科學闡述：是人都有喜、怒、哀、樂;是人都有生的欲求和對死亡的恐懼，是人都有性的欲求。這是人作為生命與其它動物的基本共同點。但人作為智慧高于其它動物的生命，還有對幸福生活的渴望和更高的精神追求。我們看待人性時，怎能擇其某一方面以偏概全地說人性本是自私的呢?只要是人，作為人的基本感情和欲望，你有，我有，他有。我們的教育偏面地強調人性在競爭中的自私又怎能給社會帶來和諧呢?”

　　“社會本來就充滿了競爭，沒有競爭便沒有發展。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人和動物都一樣。”青年B說。

　　“其實，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說的是不同的物種的存在和繁衍是大自然選擇的結果，適應環境的物種便能在大自然中獲得生存與繁衍。然而，許多人引述它用于人類自身生存狀態所建立的體制時，提倡競爭中弱肉強食才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持這種觀點的人其實犯了認識上的錯誤：因人的智慧和生存能力強于其它動物，人便以統治者自居把所有的動物劃在一個類別(如：老虎與角馬的撕殺其實是兩個物種在競爭中的撕殺);人以統治者自居成了劃出動物圈的另一類，從而將不同物種之間的殘酷撕殺錯誤地用于自身的教育。誠然，在同類動物中存在著競爭，如：老虎在殺死野鹿后的食肉表現;角馬在獅子追殺中的爭相奔逃。動物世界頻道中，老虎食肉的表現曾有這樣的鏡頭：群體中一只強大的老虎飽足之后，便不再將食物占為己有，而是任由弱小的其它成員去享用。人類在這一點上，特定條件下財富占有者所表現的貪婪要遠遠大于禽獸。人類血淚斑斑的歷史就是最好的證明：每當一個朝代走向沒落，兩極分化，為富者‘朱門酒肉臭’，貧窮者饑寒交迫，流離失所，‘路有凍死骨’。我曾看到過這樣一篇報道，寫的是狼和趕著駝隊的人在生存環境嚴酷的沙漠相遇，在沒有水源與食物的情況下，狼為了和人博殺，體力不支的狼甘愿讓同伴吃掉以保持對人的進攻。這應該算狼為了本群體而獻身的表現了。我們怎能用不同物種之間的殘酷撕殺用之于人類自身的宣傳人性本惡與自私呢?”

　　“上學時，《思想品德》教育我們做人應該真、善、美。既然講善，為什么要對其它動物進行殺戮呢?這充分說明人性的自私和虛偽。”A青年堅持道。

　　A 青年思維的敏捷所提問題的尖銳，令我一時不知該如何回答。沉默良久，我才說：“這是生命的尷尬。如果要真正能回答你這個問題，只有宗教所提倡的不殺生能理直氣壯。人類作為不同物種之間競爭的贏家，為了自身的利益，所能做的只能從生態環境考慮來保護其它動物。如果按你這種極端提問法，如果人類是作為弱者瀕臨滅絕在大自然與強大的食肉動物對峙，食肉動物會不會因為人的瀕臨滅絕而終止對人的捕殺呢?從這一角度，宗教不殺生的觀念能體現一種真善，但解決不了人類自身的生存問題。所以人類屠殺其它動物是為了自身的存在，就像蠻荒時代其它肉食動物食人是一樣的。行善和生存是兩個不同的話題。人類作為競爭中的獲勝者，為了生存，對于其它動物的保護，只能從維持生態平衡去考慮，這也是人類智慧高于其它動物的表現。既然人類有不同于其它動物的智慧，自然能找到很好的生存方式將美好的生活變成現實。譬如，由大家共同勞動，積累了一堆財富，如果合理分配，每一個人都會生活得很好，這種理想狀態的分配是一個形象化的簡單比喻。將它上升到合理分配的理想社會，便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這也是人類應該追求和實現的理想社會。只要所有人提高覺悟，不懈努力，為什么不能實現呢?”

　　“其實，絕對公平分配的社會制度是不可能的。”A青年一轉話鋒，“我提一個問題，譬如：一只乘載著幾人的船漂浮在大海上，所有人都想活下來，而用于生活的食物和水只能允許一人生存;如果平均分配，都將無法存活。面對這樣的問題，如果是你，如何解決?”

　　“讓一個有希望的人活下來，其他人為此而獻身。”

　　“前提條件是大家都想活，不存在獻身。”

　　他的這一極端而尖銳的問題倒真難住了我，不知如何回答才能找到合理解決的辦法，思考良久，只好反問道：“如果是你，該如何解決?”

　　A青年回答得很干脆：“把其他的人都殺死。”

　　極端的問題，我以為他會有一個令我滿意的回答，這種并不理想的回答甚至令我在失望中感到驚愕：“這就是你的回答?”

　　“遇到這樣的問題，我們90后大多數都會選擇這樣的解決辦法。”B青年很自豪地附和道。

　　我卻深深地陷入了沉思：我們討論社會財富的合理分配問題，A青年敏捷的思維偷梁換柱式地轉換了論題，以一個極端的問題來思考，并說出了解決問題的極端辦法。這樣的問題上升到一個社會來思考，只有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才能發生?那就是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和教育讓越來越多的人怠惰且只講享樂，從而缺乏積極的勞動熱情，再加上自然災害與戰爭(通常是異族的入侵)，人們不得不為少得可憐的財富進行爭奪。當然，用A青年類比的極端例子所尋求的極端解決辦法，其結果當然不是一個人(上升到社會是少數對財富的占有者)將所有的人殺死，而是很多人會覺醒并團結起來將那個人殺死。用馬克思的基本原理闡述，那就是生產關系無法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自然會以一種新的生產關系來代替。人類血淚的歷史，每一個朝代的更替無不證明了馬克思的論述。

　　二、 妄評毛主席

　　毛澤東時代的勞動利益分配無疑是合理的。

　　為了完成這篇《教育考》(標題的簡稱)，我有必要以自己的視角對毛主席進行一個思考性地評價，限于水平，我的評價難免無以全面，所以只能加上“妄評”一詞。

　　我與90后的許多青年討論時，談及毛澤東時代分配相對公平與合理，立刻會遭到他們的反駁和嘲笑。在他們的心目中，那時候的人們窮得沒有飯吃，毛主席搞個人崇拜，搞運動，由他發起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他自己的權力實行獨裁。這無疑是網絡上某些文化人士對他的誹謗和誣蔑，從而在不了解那個時代的很多90后心中產生了不良的影響。我們評價一個人的功過，應該運用辯證的眼光，歷史而全面地進行分析和評價。

　　關于功勞，記不清是哪一位學者的評價較為全面。

　　這位學者從毛主席對中國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所做出的貢獻，以及對世界格局的改變，還有對臺灣經濟產生的影響進行了全面而中肯的評價。在他的領導下，堅持民族獨立自主，一窮二白的中國從無到有，成功發射了兩彈一星，建成了完整的工業基礎設施，打下了堅實的農業基礎，將全國四通八達的公路修到了鄉鎮，消除了匪患，鏟除了黑道，獨絕了黃、賭、毒，從而將全民變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實現了買賣公平，實行了廉價的醫療和教育，消滅了天花、霍亂、鼠疫、免費治療瘧疾與麻瘋等病。他一生兩袖清風，勤儉節約，反對奢侈和浪費，嚴懲貪官污吏，外交不懼霸權，倡導世界和平……最后總結時這樣評價道：他的思想始終沒有放棄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始終站在弱勢群體的立場考慮，從而維護了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利和利益。說維護，用詞還有點欠表達上的準確，確切地說是保障了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力和利益，因為那時代，少有弱勢者因為處理不公而上訪維權的。

　　那時的利益分配，與農、工，商三大產業相聯系生活的人們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但絕不是平均主義。所以，在那個時代同樣有貧富差別，但不是太懸殊，所以從事各產業的人能夠安居樂業。因為有差別，那些誹謗毛主席的人以此大做文章。當我們談論那年代的勞動熱情時，誹謗毛主席的人會說那時分配的絕對平均帶來的是絕對的懶惰，許多人出工不出力;當我們說那年代的利益分配相對合理時，誹謗毛主席的人會說那時的利益分配同樣不均，不公平的現象甚至更嚴重。這種前后誹謗的矛盾令他們的目的昭然若揭，那就是掩蓋他們的剝削有理，壓迫有方。如果要把現時代的勞動熱情在建設中所取得的成就與那時代進行比較，無論面臨的國際環境，還是勞動條件與勞動強度、時間都沒有可比性。這就像兩位賽跑者，不在同一起跑線上，跑出來的結果不一樣，我們不能只看結果便斷定先跑了一段距離的人比零起點起跑的人快。毛主席的時代是一切從零開始，我們的發展和成就是建立在那個時代的基礎之上。

　　建國之初，國外對我國進行經濟封鎖，敵對勢力想對新建立的政權進行顛覆;要種好莊稼，沒有化肥;遇上蟲害，沒有農藥;要修好一段路，要靠肩挑背負地運沙石，要靠一個人把住鋼釬，兩人掄著鐵錘打好每一個炮眼……毛主席號召人民艱苦奮斗，自力更生，以最原始的勞動方式和敢于吃苦的開創精神打下了堅實的工農基礎。那時候，沒有現在的賣淫嫖娼，很少有偷摸扒竊的現象，更不要說搶劫了。對于不良現象，只要有人舉報，便有人展開調查，舉報人不用擔心誹謗的罪名。一旦屬實，嚴懲不貸。這等于賦予了人民參與權和監督權，從而建立了良好的社會秩序，創建了很好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所以，那時的官員清廉能很好地為人民服務;工人安心生產;農民能安心種田;學生能安心上課，全民激發起一種積極向上的勞動進取精神。而那些與不良現象為伍的自私自利者、倡導剝削有理的地主、資本家、好逸惡勞者，自然要對毛主席進行誹謗。甚至說，那時之所以沒有現在這么多不良現象，是因為那時代窮，要偷沒有偷的，要搶沒有搶的。我們姑且承認這些誹謗吧!我想那時代生活過來的人都不是喝西北風吧，誹謗者會立刻反駁譏諷：沒有喝西北風，但吃觀音土。我想：在饑餓的年月，對于吃觀音土的有無，我不敢肯定，但說成普遍性是完全可以否定的。那些對毛主席大肆誹謗與攻擊的人，凡是論功，毛主席一無是處;凡是論過，所有黑鍋都讓他一人背著。

　　誠然，他是人不是神。是人就有犯錯的時候。如果要說毛主席有錯，三年大躍進犯了盲目的錯誤，作為中國人民的領導負有不可推御的責任;但錯誤不能由他一人承擔。為趕英超美，號召全民大煉鋼鐵，結果廣大農村沒有煉出多少鋼鐵，卻毀了大量森林。以“苦戰三年，幸福萬年”的口號命令百姓連續幾個日夜去山里干活，百姓休息不好，是頗有怨言的。老百姓打著火把雖然去了山里，卻因勞累在山里躲著睡大覺。大食堂有餓死人的現象，這是事實，但并不是那些誹謗者說的那么嚴重。毛主席了解到實際情況后，與中央的領導們從政策上進行了調整與改變。

　　只要懂得用全面的觀點，歷史而辯證地看問題，便會明白：毛主席作為開國領袖，他是中國人民的好領導。

　　三、 文化大革命的思考

　　這是一個眾說紛云的時代。對于文化大革命，我們應當一分為二地進行評價。

　　有人說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為了自己的權力。持這種觀點的人未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毛主席領導地位的確立緣于他為中國革命建立的不朽功勛。在祖國危難中華民族處于危險的年代，可謂英雄輩出，懷揣一腔熱情救國救民的仁人志士與英雄豪杰并非毛主席一人;但他領導著衣衫襤褸的泥腿子紅軍由弱變強并走出了苦難。他的豪邁與志氣，膽略與魄力，智慧與謀略以光輝的照射足以為那時代前赴后繼的中國人民指引方向，走向光明。所以，既便他不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他在中國人民的心中，尤其是占大多數勞苦大眾心中的領導地位也無人可以代替。

　　當我閱讀了毛主席寫給江青同志(允許我沿用那個時代的親切稱呼)在當時沒讓公開的私密信，終于明白了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全世界200多個黨，沒有幾個真正信馬的了。”毛主席預言在他離開這個世界之后，國家會改變顏色，新的剝削與壓迫將會重現。正是緣于此，他發動了那場文化大革命。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的一生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他要讓一個由他領導千千萬萬先烈用生命和熱血換來的新中國以怎樣的面貌交給后來人?那便是一個沒有剝削與壓迫所有人都能幸福生活的新中國。同時，他也把自己的功與過留給后人評說。

　　今天的中國，呈現給勞苦大眾的現實，某種程度上是不是說明毛主席預言的準確性?這種準確性證明了他為勞苦大眾的擔憂并非多余。那些誹謗毛主席的人給文化大革命的定性是十年動亂，舉國上下一片混亂，中國的經濟倒退了三十年;再加上大躍進瞎折騰倒退了三十年，按照這個邏輯，整個國民經濟不是倒退到解放前甚至過猶不及了?我們不聽莫衷一是誹謗毛主席的言論。從鄉村野史老人的口中可得一致的真實情況。如果要說混亂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什么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文攻武衛”“紅連”與“黑連”的武斗，不僅兩派有打死打傷的現象，也有誤傷群眾和學生的事情。但隨著毛主席一句“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號召，這種混亂的場面很快便平息下來，武斗變成了文斗。批斗的對象是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牛鬼蛇神”及一切不良的社會現象。

　　文化大革命是兩種意識形態斗爭的必然結果。它同時也體現了那個時代中國人民內心的掙扎與困惑。“那時就搞資本主義未免過快，因為剛從地主、資本家那里分得土地和財富。是不是要退還給他們呢?那樣做不等于很快又回到了過去?所以咱們老百姓很擔憂。”在談論文化大革命時，一位村中老人的這句話很值得人深思。這種擔憂不僅僅是老百姓，而是從中央高層到地方。這說明：一方面，中國人民面臨著生活的困難和饑餓，渴望脫離捆綁在土地上的集體勞作;另一方面又擔憂脫離集體，過去的那種苦難將會卷土重來。那時的中國人民對過去所受的苦難記憶猶新，掙扎的結果，這種擔憂在內心深處占據著主導地位，并最終在毛主席的倡導下以斗爭的形式表現出來。也就是說，歷史的原因與中國的國情，文化大革命有它存在的客觀必然。就像鄧主席的改革開放有它客觀的必然條件一樣。

　　在文化大革命這場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中，很多老革命、老黨員受到了打擊與蒙冤，這是事實。但反觀今日，貪污盛行，嫖賭成風，很多不良現象的加劇，能不能說明我們這個時代道德的缺失與信仰的危機呢?誠然，中國人民不希望再來一場文化大革命，但毛主席對民眾的教育和他所希望的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社會制度是不是值得追求呢?讓全民有著崇高的信仰是不是值得提倡呢?

　　從那封信中，我們可發現，毛主席要實現他的愿望，身邊幾乎沒有可信賴的人了。領導中國革命的豐富經驗，他對周圍變化的感知無疑是準確的。這種感知迫使他不得不借助江青同志來完成他的心愿。換一個角度，用江青同志的話說：她只不過是毛主席利用的一顆“棋子”。不管這“棋子”在發揮其作用的時候有過怎樣的夢想，做了怎樣“對不起”人民的事，我們都應該原諒她;不論她過去的出身如何，有過怎樣的“劣跡”，我們從“劣跡”的另一面進行深思，可以窺見的是一位女性浮萍般漂泊大上海生存的艱難以及國統區精神文明的缺失。在舊中國，與江青同志有著相同身世與遭遇的女性何止千萬!正因為國統區精神文明的缺失，才有許許多多的婦女在生存的感悟中尋找光明，為一顆紅星的照耀紛紛奔向那塊圣地。一些文人之所以拿她說事，是因為她做了一位開國領袖的妻子，而且是在一場運動中以一顆“棋子”的作用完成毛主席的愿望時傷害了許多老革命、老同志的感情。

　　當歷史翻開新的一頁，我們為什么不能以大度的胸懷去原諒她?我們原諒她也是因為她走進延安簡陋的窯洞做了一位開國領袖的合法妻子，不是今日司空見慣名不正言不順的情人，與千千萬萬革命前輩(不論是左派還是右派)一道走過了艱苦卓絕的光輝歲月!不管在那段艱苦的歲月里生活上有過怎樣的“特殊”要求，與“天上人間”那種腐朽墮落的生活有著天壤之別!

　　今天，我們可以給打家劫舍的慣匪平反，給地富揭去“冒子”，給屠殺過革命志士的國軍正名，為什么唯獨讓一位開國領袖的妻子永遠背上罵名呢?

　　我們原諒她，這是對毛主席及其后人最起碼的尊重!我們原諒她，意味著正視那段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文化大革命，走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讓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在廣大民眾的心靈里回歸，從而激起全民的勞動熱情來建設這片血與火澆染過的國土。切實可行的途徑便是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結合。

　　四、 鄧小平理論的思考

　　鄧主席的改革開放以調動人的勞動積極性形成的一整套經濟理論，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同樣有其民眾的土壤。對三大產業的發展無疑起到了促進作用。勞動熱情得到了很大的激發。

　　毫無疑問，那些膽大而善于抓住機遇的創業者成了少部分的富裕者。其理論的功不可沒在于發展了農業，擴大了工業，活了商業。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資源的緊張、市場的近飽和，壟斷的形成，人民的勞動熱情開始慢慢冷卻。繼續片面地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所帶來的是民眾精神的缺失。

　　“白貓黑貓咬得著老鼠的就是好貓。”改革開放之初，這能調動各行各業爭創效益。三十多年的發展，人們觀念的改變成了不管你以何種方式和途徑，只要能掙到錢就是“好貓”。這很容易讓腐敗與各種不良現象滋生。

　　以出產糧食為生存條件的農民為什么要離開土地走向城市?農業生產臟苦累不說，農產品的廉價無法滿足農民的生存。結婚、生子、蓋房、子女上學、醫療等一系列生活問題擺在面前，是無法靠種糧來解決的。農民不得不走進城市進行打工。

　　這些走進城市的農民工，大部分從事著各行各業的勞動，也就是說他們在為社會創造價值和財富。一部分成為游手好閑的人，或偷摸扒竊，或賣身為業，或賭博為生。這部分人沒有為社會創造價值和財富。這怎么能體現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呢?

　　中國勞動人民的肩頭不僅支撐起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也用他們艱辛的勞動養肥了許多貪管污吏和這些不勞而獲者。現實帶給人們心靈的沖擊：這個社會只要有錢，不勞而獲比勞動光榮。從而讓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這一行業，這對勞動生產力是一種間接的破壞。而遠離城市的邊遠農村，剩下的是更多的留守兒童和老人;從這種意義上來說，城市工商業的繁榮是以犧牲邊遠地區的農業為代價的。要根治一切不良現象和生活中出現的各種問題，讓中國成為一個團結、和諧，奮進，民主富強的國家，我們不應該丟掉自己的家珍而去崇尚西方國家的所謂民主與自由。有效的途徑便是讓民眾不要丟掉了信仰，從而讓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偉大結合。這種結合不是流于形式在利益的分配上愚弄和欺騙民眾，而是以馬克思主義這一社會科學為理論基礎尋找到切實可行的途徑。

　　一、不是照搬西方的模式把國企變賣出去，而是將私有企業變為國有;因為變賣國企為全面私有，實際上變賣的是全民的利益為少部分人所享有。

　　二、肯定改革開放，肯定全國工商企業家們在改革開放中為擴大民族企所做的貢獻，承認他們的經濟領導人地位，變老板(資本家)為廠長，全國工商及企事業行政單位普遍實行工資制。

　　三、恢復工作分配制度，首先安排大中專院校的學生進工廠。剩下的空缺則由全國各地的青年農民通過考核來選拔。同時，允許有能力的人投資興辦企業，企業的所有權屬于國家這個集體;作為興辦企業的成功者，發揮的是經濟領導人的作用，同樣只能成為廠長，而不是資本家式的財富占有者。

　　四、注重思想品德，不論學位高低，出身貴賤，任人用賢，唯才是舉;興辦教育，發展科技，挖掘民眾智慧，鼓勵創造發明。

　　五、改健身俱樂部有錢人的體育運動為全民的體育運動，增強全民體質。

　　六、發揚民主，走群眾路線，讓做官者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為人民服務，打擊制造假冒偽劣的奸商，嚴懲官商勾結產生的貪污腐化，鏟除賣淫嫖娼、販毒、吸毒、坑蒙拐騙、敲詐勒索及一切社會不良現象，凈化社會生活環境，創建良好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七、建全完善全國各地的農村基層建設，恢復農業生產勞動的年輕生力軍，調動全民新的積極勞動熱情讓勞動者在農、工、商三大產業所聯系的各行各業盡展所長，發揮其能，創造最大的社會財富。

　　五、 國民黨大陸統治時期的鄉村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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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一位民工，不是一位歷史專家，自然不具備豐富的歷史史料，從正史的角度去著墨。

　　對國民黨大陸統治時期國情的了解，只能局限在書本和影視作品中，既便是絞盡腦汁想辦法去查找那時代的相關資料，也只是拿別人的成果進行“老調重彈”，所以，我只能避開正史方面的相關考究。

　　為了對教育思考得較為全面，我有必要從家鄉老人的了解去追溯那時農村的生產生活情況。

　　我的家鄉，那時的一個鄉，鄉長所管轄的范圍約現在的八個鄉(現在的鄉比那時的一個保略小)。基層的設置是鄉下設保，保下設村，村下設甲(現在的村組基本保持了原來甲的范圍)。鄉長不僅有大片山林、良田數千畝，大大小小用于囤糧的莊房十多座。確切地說，那些山林和良田或祖上遺留，或自己購置，并非全部直接強行霸占，這是事實。但鄉長有自己的團丁，握有幾百條槍。保長也有為數不多的幾條槍。對于偷盜，攔路搶劫，奸淫婦女等胡作非為者，一旦有人舉報，無論是鄉長，還是保長不經向上級請示，便可自行做主進行槍決。他們是處理一切地方事務的決策者。

　　我感嘆代表那時政府的基層官員行使“司法”般的權力時剝奪生命權的隨意性，同時也感嘆“法律”的威嚴!卻為什么不能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的安全和婦婦女兒童這一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力和利益?

　　那時，大大小小的地主擁有大量土地，山林。稻子收入擁有幾十擔(不到一百擔)的戶主，解放后被劃為中農;有的貧農有為數不多難以養家糊口的稻田，為了解決糧食的嚴重不足，不得不租種地主的土地;雇農一無所有，長年替地主耕種。租種地主的土地，收交的分配比用那時的話說是“四六開”或“三七開”。也就是說，有的農民租種地主的土地，如果收獲一百斤糧食，農民得四十斤，地主得六十斤，為“四六開”;農民得三十斤，地主得七十斤，為“三七開”。雇工長年替地主耕種則為長工，地主提供一日三餐，一年有兩套衣服，年終可得兩百斤糧食作為報酬。我想：如果普遍是“四六開”農民的溫飽生活應該能夠解決。可是有限的土地，無法普遍。農民租種地主的土地，如果耕種者耕種得不好，或者是關系不好，都將無法獲得租耕的權利;另外，生產力的極其低下，糧食的低產，再加上自然災害造成的歉收與匪患等因素，都將影響到農民的生活。無論貧農還是雇農，一年要維持一家人的生計，顯然是相當困難了。為了生活，有的人家養不活孩子，或將孩子溺死，或在孩子很小便讓其給地主家放牛糊口，如是女兒，便賣為童養媳。

　　為了生計，有勞力的人不得不肩扛一條扁擔成為出賣苦力的挑夫。這些挑夫身肩百多斤的重擔，或翻山越嶺，或走鄉過縣，有時行程達二百多里。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一旦遇上土匪，一切辛苦將付之東流，有時甚至付出了性命。如果其中有愛賭愛嫖的，同樣也會讓血汗白流，因為那時代嫖賭成風。賭場、煙館遍布鄉里，很多年富力強的青年不愛勞動，往往以賭博為生，以嫖為樂。當然，嫖賭作為一種不良的社會風氣大量存在，但婦女以賣身為業的妓院不要說鄉里沒有，既便是我們那里的縣城也沒有。真正的妓院要在“津市碼頭”(指現在的津市市)才見得著，對我們那里的山民來說，津市是最繁華的地方。當然，這并不能說那時的精神文明要比改革開放后現在的中國好。雖然，那時的縣鄉沒有妓院，但為官者和有錢有勢者有合法的三妻四妾。腐敗政治制度下形成的不良風氣，那些有錢有勢者看上了哪位婦女，強大的生存壓力下，誰又敢反抗么?既便敢于反抗又有說理的地方么?有的官員為霸占婦女，甚至不惜動用武裝大打出手。那時，封建倫理的三從四德作為約束婦女的道德尚在，仁、智、禮、義、信，也為地方官員所提倡。無權無勢的貧困者難以成家，既便成家也在艱難中度日。三妻四妾的官員推崇倫理，滿口仁義卻嫖賭成性。一旦無權無勢者有傷風化，保長都可以將其隨意槍殺。或者本家族的族長可責令族人將其澄水而亡。

　　那時，要打贏一場官司，不在于有不有理，要看你出身的族別大不大，是不是有得力之人在鄉、縣或更高一級的政府或軍隊做官。“陳、彭、谷、王、鐘、劉、李、趙、朱、熊”是我們縣最具實力的幾大家族。不僅如此，無權無勢者還得擔心被抓壯丁的危險。

　　國民黨政府征兵，開始是招募的，應征者的家里可以獲得一定數目的大洋，后來由于地方官員的層層貪污，這些款根本到不了軍人家屬的手里。招募已經無法解決兵源問題。

　　國民政府的征兵任務由縣傳達給鄉長，鄉長則交給保長來完成。面對百姓對當兵的抵觸甚至是反抗，保長要完成征兵任務，只好組隊去抓，這就是抓壯丁。對于大家族或有權有勢者或有關系與背景的，保長是不敢隨便令抓丁隊抓的，既便抓了，會被人多勢眾的家族成員給搶回去，或是因為關系與背景被放掉。雖然抓丁隊有槍，但抓壯丁時打死了人是要負責的，所以抓壯丁時一般是不敢開槍的。村中一位老人年輕時因為反抗被抓壯丁，被抓丁隊的人砍傷潰爛一直留下跛腳的毛病。所以為了不被抓壯丁，許多人給保長和鄉長送禮，或者是去做義務勞動。只有那些無權無勢，無門路找到關系背景的青壯年便如砧板上被宰割的魚肉成了抓壯丁的對象。顯然在抓壯丁完成國民政府兵役的任務中，鄉長做為基層的最高執行官，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因為利益關系，鄉長的直系親屬都可找個理由將保長抓的壯丁放掉，或者是暗中指使被抓的對象方面組織人直接反抗。保長雖然獲得了一些利益，卻兩頭受氣，上要面對征兵的壓力和官場的潛規則，下要面對百姓的反抗和怨恨;被抓的壯丁則是最大的受害者。為了防止壯丁逃跑，除了繩索捆綁外，吃的飯里面還要摻砂子或稻谷。很多被抓去的壯丁一去便杳無音信，或死于抗日前線，或死于內戰。家鄉有位國民黨兵，與幾位拜把兄弟走得國軍的槍支為匪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將曾抓他壯丁的保長槍殺。

　　不管是國民黨的隊伍還是土匪的隊伍，讓老百姓還有一怕的是被他們強行拉夫。一旦被拉夫，挑著沉重的擔子隨部隊行軍，往往一去十天半月不得回家。嚴重耽擱了農業生產。

　　在這樣的生活壓迫下，很多人不得不為匪。一旦為匪則向百姓籌糧籌款，如若不從則殺人放火;遇上民女或奸淫擄虐，或強行娶妻納妾。在這樣一個官場腐敗，匪患成災的社會里，廣大婦女生命如同草芥，尊嚴與價值等同牲畜與商品。

　　鏡頭之一

　　有對夫婦養有一女，女兒長到十六歲，出落得如花似玉，卻被土匪發現。土匪傳話責令父母將女兒送去成婚。父母懼怕土匪的淫威又不甘忍受自己的女兒嫁給土匪這一羞辱，深更半夜將女兒活活勒死。土匪上門找父母強行要人時，父母謊稱女兒已上吊自殺。

　　鏡頭之二

　　有一位婚姻不如意的婦女與鄉里唱戲的青年產生愛意，想擁有自己的真愛，唯一的辦法，只能與該青年私奔。族長知道后，令族人強行將這位婦女捉回。所用的酷刑是：棍打鞭抽，裸身滾刺，碾杠壓身。可憐的弱女子在嚴刑拷打下被活活折磨而死。

　　那時的婦女很少有受教育的權力。出身特別貧困之家的，很小便被父母送人，實則是賣為童養媳，以稚嫩的肩頭過早挑起生活的重擔;稍微有一點家業的，女孩很小便被裹足養在深閨中。一個鄉里的學校，在我父輩那代人中，女子讀書的只有兩人，且都出生在地主之家。對于男女青年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做主，沒有自由。訂親時，連對方是什么模樣都不知道。女子嫁給誰，不管對方是癡是呆，是殘跡還是健全都不可更改。如果婚后，男方不如意，一紙契約可隨便將女方轉賣;甚至有的賭徒在賭場上便可將妻子賭給別人。

　　國民黨地方政府官場的腐敗與生活作風的墮落體現了那個時代精神文明的缺失，在這樣一個精神文明缺失的社會里，廣大婦女沒有權利、自由與尊嚴可言。同時，鄉村的物質財富也是極度困乏的。

　　那時沒有汽車交通工具，在運輸上除了驢馬外，就是人力。有錢有勢的人出行或騎馬或雇人抬轎。交通運輸的落后致使許多我們現在看來很平常不過的日常生活用品奇缺。很多人家沒有鹽吃;冬天沒有御寒的棉衣棉被，也沒有鞋襪。有的窮人單薄而滿是補丁的衣褲連羞丑也無法遮住;有的窮人身披包袱再裹上蓑衣抵抗嚴寒;有的窮人裹幾片棕再套上草鞋走過冬天;晚上睡覺，為了御寒，有的睡草窩;有的蓋蓑衣靠著爐火取暖，有的將玉米殼堆在草房，然后掏一個洞，人鉆進去睡在玉米殼里面抵抗嚴寒入夢……凡是從國外進口來的貨都帶“洋”，比油紙傘耐用的布傘，叫洋傘;一種很大的鐵釘，叫洋釘;自行車叫洋馬兒車;一種密封裝油的桶叫洋油桶……這一切是不是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國民黨時期工業的落后呢?

　　不合理政治制度與經濟體制下官場的腐敗，精神文明的缺失，物質的極度困乏，貧富的懸殊，是社會動蕩不安的根源。各種社會問題與矛盾突現，百姓之間，或為女人，或為爭地相互仇殺。即便是本族人仇殺也不例外，這種相互仇殺，往往是同宗族的一大房人欲把另一大房的人斬盡殺絕，不論男女老幼，俗稱“殺家刀子”。很多人為生活所迫，不得不為匪。于是，也就有了代表國民政府的警局和軍隊不停地剿匪。

　　鏡頭之三

　　這是村中老人講述的真實故事：土匪不知是從哪個鄉搶了百姓的耕牛，代表國民政府的縣警局聞訊后，進行追剿，追至我們家鄉的大山里，土匪扔掉所搶的耕牛跑了。警局的人混水摸魚，順手牽羊地將當地百姓放養在山里的耕牛也趕走。當百姓聞訊再去追趕，他們沿途已將許多耕牛賣掉了。百姓找他們論理，回答百姓的便是耳光。

　　請問：代表國民政府維護治安的警察和土匪的區別在哪里?

　　鏡頭之四

　　一位國民黨的師長趕走土匪后，將鄉里的百姓召集到一個大操場上開慶功大會。

　　師長問老百姓：“是我們來了好，還是土匪來了好?”

　　老百姓都不敢說話，會場上頓時鴉雀無聲。

　　靜默良久，終于有一位七十多歲的老人柱著拐杖，邁著顫顫微微的步子走出來，冒著風險幽了一默：“你們來了好，土匪來了也好!反正我們老百姓不好!”

　　土匪來了為了籌響，向老百姓要錢要糧;國民政府的軍警來了也要向百姓籌糧籌款。國民政府的軍警來了，土匪逃跑了。國民政府的軍警離開，土匪復來。百姓在擔驚受怕中苦不堪言。

　　盡管我們那里，國民政府大多數直接征稅是向有錢有勢和年產幾十擔糧食的戶主征收，但農民在集市上賣東西是要交稅的。譬如：賣米，不管是誰，要被打筒;殺豬賣肉要交稅。大多數貧下中農與雇農的生活難以保障，是無法直接向他們征收錢糧的。

　　鏡頭之五

　　這是我們家鄉一位大地主的侄子親口講述的一個真實故事。

　　寒冬臘月的一天晚上，大地主家一座莊房的糧倉被盜。身兼鄉長的大地主問訊后派他去查個究竟。當他身挎駁殼槍騎著馬來到離家十多里莊房查看糧倉，發現糧食被盜了大約一擔多。他根據別人的舉報來到盜竊者的家里。男人聞訊早已嚇得離家躲了起來，破舊的草房，高梁稈扎成的籬笆無法完全擋住寒風的侵襲，泥土磊成的灶臺上正飄著縷縷熱氣;一位面黃肌瘦的婦女懷里抱著剛剛出世不久嗷嗷待哺的嬰兒。對這位婦女來說，身上遮不住羞丑的衣服雖然單薄、破舊且滿是補丁，但坐在爐火旁畢竟可以抵擋一下寒冷的直刺肌膚。當地主將目光轉向臨近灶臺的一個大火坑時，他不由一下子驚呆了：灰堆里還蜷縮著一絲不掛的兩個孩子靠著柴火取暖，因為怕冷完全不顧有陌生人來光顧!

　　見帶著槍的地主進來，那位婦女沒有想到打招呼，也沒有想讓坐或是對丈夫所做的一切進行解釋。而是不由自主地低下了頭。這種低頭，不是因為貧窮和身上的衣服遮不了羞丑，羞丑，在饑寒交迫面前已經讓給了麻木!而內心的驚恐與不安又壓倒了麻木，她擔心的是帶槍的地主不知該如何懲處她這一家子，就連地主的詢問，她也不敢回答。只有懷里的孩子因為母親奶水缺乏無法滿足他本能的饑餓在不停地啼哭!他懵懂而混沌的意識無法明白這人世間的一場饑荒為什么會帶給生命饑餓以及他母親的處境和內心的熬煎!他也無法知道他對饑餓的本能訴求會不會給母親帶來更大麻煩或者是打動走進屋子里的地主……

　　見婦女不說話，地主徑直走向冒有熱氣的灶臺揭開鍋蓋，鍋里煮的是一鍋青菜鮮米粥。顯然，青菜是女人自己種的，米是女人丈夫盜來的稻谷舂的新米。因為他的到來，女人的丈夫跑了，做好的粥全家人還沒來得及吃。地主找來筷子一嘗，無鹽無油，這讓吃慣了美味佳肴的他感到索然無味。

　　“這一切讓我的心都寒了!我怎么會處罰他們呢?……走時，我給那女的留下話，要她丈夫回來后到我們家里去一趟。”地主說。

　　女人的丈夫回來后，顯然不敢去見地主。地主兩次托人帶信要他去，他還是不敢去。地主第三次是以命令的口氣叫他無論如何也要去一趟，去時帶上背簍說是有活要干。

　　女人的丈夫想：既然自己犯了大錯，去幫忙干活，也算是一種補過和謝罪吧。當他忐忑不安地來到地主家，才知道地主去他家后把情況如實告訴給了大地主，然后發動全家人為他捐錢捐物。讓他帶背簍是為了能將地主一大家人捐的衣物、食品等背回去。他帶的背簍竟然無法全部裝下。他不得不來回往返了兩趟。

　　大地主的侄子是一位聰慧且很仁義的地主。七十多歲高齡時，與人談論過去，他感慨地說：“如果我是一個無惡不作視財如命的人，我還能有幸活到今天?這財物生不能帶來，死不能帶走。共產黨要我交出財物時，我一點也沒有保留……”

　　寫這一故事，是為了讓人明白，國民黨在大陸統治時期有不缺乏仁義之心的地主。仁義之心播種的愛心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能帶給人陽光般的溫暖，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類不合理制度下產生的饑荒。

　　以私有制為主體的生產關系決定了兩極分化，也決定了地主不可能將已獲得且被當時法律認可的土地資源分給貧困的農民。兩極的分化，少地或無地的貧雇農，為了生存，不得不成為雇工。不論是“四六開”還是“三七開”或是低回報的長期受雇，或是借高利貸解決生活的一時之急，都是那種生產關系里產生的剝削“圈子”。這種“圈子”對于缺衣少食的貧雇農來說，不鉆也得鉆。

　　2

　　國民黨到過我們那里的軍隊，紀律也有比較好的。如代表國民政府圍剿過賀龍紅軍的陳策勛部。如果士兵亂入民房，會被槍決;奸淫婦女會被槍決。在城郊，一位士兵偷摘了老百姓的一個柑橘，被他發現，當場將該士兵槍決。一位士兵因下雨將老百姓的蓑衣頂在頭上，被發現后，給予幾十軍棍的處罰。一位士兵強奸了一位婦女，該婦女帶著從士兵身上撕扯下來的兵符告到師部，師長知道后當即命令集合隊伍進行查證，核實后將該士兵立即執行槍決。所以他的士兵是不敢隨意擾民的。但作為國民黨的部隊，沒有完全脫去不良的氣息。如：他的軍隊同樣拉夫，有的軍官也抽大煙。另外，大大小小軍官很多都有幾房妻室，且有錢有勢，師長本身也不例外;這足以說明，這樣的軍隊維護的是剝削有理的經濟秩序，代表著有錢有勢者的利益。

　　國民政府政治的腐敗，官場上明爭暗斗，官員相互傾軋，有的鄉長或警察拖槍離開政府，當起了土匪;許多百姓不堪生活的負重與壓迫，也搶槍拉隊直接當起了土匪;鄉里雞犬不寧，老百姓白天吃不安，擔心土匪，晚上睡不安，擔心有人“打黑棒”。 尤其是民國三十八年，國共兩黨忙于內戰，硝煙與炮火離我們那里雖然很遙遠，但地方似乎處于沒人管理的無政府狀態。遇上大隊的土匪，擁有武裝的大地主，也無法保護家里的財產，只能攜家帶口地躲起來。老百姓種的莊稼還未成熟，有的土匪便守候在那里等待收割。百姓懼怕匪患，很多人干脆不種，很多田地荒蕪。糧食的奇缺和緊張產生的饑荒，很多農戶只能靠收藏的一點雜糧拌著野菜、樹皮、草根來充饑。土匪來了，如狼似虎在百姓家里搜尋糧食，一旦糧食被搶走，百姓就只能挨餓了。因為饑荒，許多平時善良的百姓也帶著棍棒結成“錠子隊”(錠子，方言，即拳頭。因為沒有槍，所以稱“錠子隊”)。只要聽說哪家有糧，便一起去搶。如果是熟人，為了怕被人認出，晚上去搶時，便將臉上涂得黝黑，這叫“打黑棒”。

　　國民黨執政時期基層的官場、鄉下的社會治安、民俗民風、勞動生產、利益分配、婚姻、權利、教育方方面面的生活表現，寫這些，無意要貶低將委員長大陸時期的領導。這是鄉下百姓面臨的生存現實與生活現狀。既便因地域差別而小異，但大同。這種現狀應該是那時中國廣大農村的普遍現狀，因為那時代，我們那里也不缺乏全國其它省份以乞討為生的逃荒者。的確，蔣委員長抗日，盡管被動，確實是有功的，那些被抓壯丁走上抗日前線的冤魂以及從抗日戰場上死里逃生國軍的描述就是證明，這點足以說明將委員長不失一位愛國的領導，但無論一些人怎樣為蔣委員長在大陸的執政高唱贊歌，在愛民這一問題上，他沒有很好地解決這一系列問題。

　　當所有問題歸根結底到土地問題時，在中國這塊古老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民，土地資源是大家共同賴以生存的根本。以私有制為主體的生產關系，不管這土地是你的祖上購買傳下的，還是憑你的能力、關系、政治背景等置下的，一次性買斷的不僅僅是土地的長期使用權，還有很多人作為生命來到這個世界賴以生存的根本。

　　將委員長高舉的政治旗幟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在這一旗幟之下，“攘外必先安內”這一決策本身沒錯。這需要蔣委員長首先解決好“三民主義”中的“民生”問題，真正實現耕者有其田且利益均等。能如此，內自然安。這需要以蔣委員長為首的整個團隊放棄眼前的利益關注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與勞苦大眾甘苦與共，如能這樣那一段歷史將會改寫。可是蔣委員長的家庭出身、接受的教育、人生閱歷等諸多客觀因素在主觀世界所形成的思想意識，決定了他在大陸發揮領導作用時沒有這種如果——代表勞苦大眾這一階級的根本利益。如能這樣，國共兩黨將是永久的合作，沒有戰爭了。可是歷史就是歷史，它是一面知興衰的鏡子，但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可隨意假設。如果拋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觀失去全面、客觀、公正地評價歷史，站在自我的立場隨意選取角度去假設，每個人會為蔣委員長在大陸的執政得出千萬種美好的假設與未來。或者是一句不加思索的“成王敗寇”來開脫性地概括：中國共產黨贏得了那場戰爭，所以歷史會那樣寫。中共之所以能贏，是因為民眾受了他們宣傳的當。宣傳果真有如此大的作用嗎?僅宣傳而不教育，或者宣傳加上教育，當政者的所言所行與民眾的生活嚴重脫節，說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這樣的宣傳教育能有效果嗎?的確，任何政黨的宣傳教育都是為該政黨的政治服務。但該政黨的政治主張與民眾生活的切身利益是不是矛盾悖離，人民能在生活中直接體會和感受。

　　既然宣傳教育的作用很大，以毛主席領導的中共能夠做到很好發揮，以蔣委員長領導的國民黨為什么不能做到呢?僅從宣傳教育這方面是否也證明了國民黨的失職或失敗呢?

　　從政治到民眾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蔣委員長為代表的少數利益集團沒有解決好一系列問題，最終被傾心向往他們的人民所拋棄。

　　六、 一位老兵的告白

　　2003年，我巧遇了家鄉一位叫李云登的老兵。那時的他，八十多歲的人精神依然很钁鑠也很健談，看上去似乎要比實際年齡小十來歲;不知是那次戰斗中槍彈打斷鼻梁留下的彈孔，似乎在印證著戰爭年代共和國曾經的苦難和滄桑。

　　解放前，因家里有幾弟兄，被保長派人抓了壯丁成為一位國民黨兵。濟南戰役，共產黨解放了濟南城，他和國民黨的軍隊一起成了解放軍的俘虜。做俘虜開始，他擔心被虐待或者被槍斃;與解放軍生活上接觸后，他的內心產生了巨大的震動與轉變。談到這一經歷，他無限感慨地說：“共產黨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做得多好啊!不打罵士兵，不虐待俘虜，生活上官兵一致。如果想回家，發給你路費;如果愿意參加解放軍，解放軍熱烈歡迎!參加解放軍是為了解放全中國!以后，等全國解放了，你的家里要分得田地，全國和你一樣的窮苦百姓都要分得田地!家里窮，受了這樣的教育，我哪里還想回家呢?……”

　　從此，他成為一名真正的解放軍戰士經歷過解放戰爭與入朝作戰。作為一名入朝志愿軍隨著部隊凱旋歸來，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領導的迎接，他為此感到無限光榮和自豪。作為一名解放軍戰士回歸故里，他的身上掛滿了軍功章。

　　改革開放后，按照國家的政策，凡是參加過解放戰爭與入朝作戰的軍人可獲得雙定補助。然而，當地民政部門的某些相關工作人員卻互相推諉，遲遲不給他辦理。談及此，老人感到非常憤慨：“你找他，他讓你找別人，別人又讓你找他，都踢皮球，就是不給你辦!你有什么辦法?毛主席在的時候，國家工作人員都是為人民服務，誰敢這樣呢?”老人情不自禁憶起了那個年代的事情來，“當年，我從部隊轉到地方工作，穿的衣服都打滿補丁，不認識的人誰知道我是為國家立過戰功的工作干部?一兩米的稀飯，對現在的人來說不值什么。那時的旅社是國營的。早餐吃稀飯有一兩米和二兩米的。那年代，國家窮大家都想節約。吃早餐是自覺排隊的。輪到我買時，也想節約便問服務員有不有一兩米的，她說沒有。我只好買了二兩的。我端著稀飯坐在桌子上吃時，輪到后面一位挎包的，穿著比較講究，像個干部，問她有不有一兩米的，她說有，并給了他一兩米的。我放了飯碗走過去問：同志，剛才我買沒有，他買有，為什么不一視同仁?她大約看我穿得比較破爛，沒好聲氣地說：有，但不是給你準備的!你又不是國家干部。這下，我火了，罵道：當干部的是你老兒?是你野老公?你這樣搞特殊!她質問我：你憑什么罵人?我說：我不僅要罵你，我還要打你!千千萬萬革命先烈流血犧牲打下江山是讓你這樣為人民服務搞不正之風的?!她感到情況不妙，哭了起來，并將情況反映給上級領導，說我罵了她。上級領導了解情況后批評她道：他罵你雖然不對，但你搞特殊，錯在先，以后服務工作要一視同仁，不要搞特殊化。那時候，對于不正之風，誰都有權制止。難道我能亂來?我也有上級領導呀，革命資歷有比我更老的呀!”老人又說起了自己的另一次經歷，“本來，我在一次戰斗中打傷一只手，當時的醫療鑒定為二級傷殘，有這個證可以獲國家一定的照顧，可是在一次砍火山種包谷的勞動中，不慎給丟了。我找到領導，要求給我補一個證。領導馬上批評我：黨組織給你的證件，你都給丟了，你還有臉要補?我看你的手還能夠勞動，還能夠為人民服務!我挨了批評還不是要遵守組織原則繼續參加勞動生產?那年代，不講原則是不行的，哪像現在的官員?為什么該辦的不辦?貪了!我的要求又沒有違背國家的政策搞特殊!”他把話鋒一轉，“十月一日國慶節，鎮政府的領導和工作人員要我去為學生們做思想教育工作。好，做思想教育工作，我去。來到會場的主席臺上，我首先在毛主席像前立正站好恭敬地行了一個軍禮，再轉過身來面向會場站好很嚴肅地敬了一個軍禮，然后大聲說道：主席啊!你戎馬生涯帶領千千萬萬革命先烈打天下，勞苦一生什么都沒有得到;我們跟著你一起出生入死鬧革命，也什么都沒有得到!我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完了!說完，我憤然地離開了主席臺。那些領導和工作人員都用眼睛瞪著我，你瞪著我能把我怎么樣?”老人說到這里，依然難平心中的氣憤，“哪能這樣呢?當官的自身不講原則不清廉，卻教育學生要講思想!這樣的教育還有用嗎?”

　　老人的威嚴、剛直與愛憎分明，再現了那個時代軍人的風采!時至今日，老人如果還健在的話，應該是九十有幾的高齡了。不知他的要求和愿望是否已經實現。但他對思想教育的反問，令人在沉思中震聾發憒。他道出了我們這個時代教育與生活脫節造成道德缺失的根源所在。

　　七、教育與致富

　　某些人為了達到誹謗毛主席的目的，把今日許多官員的腐敗和很多黨員的蛻化變質歸結在毛主席身上。確切地說，鄧主席為了要將改革開放推行下去，不得不讓具備毛澤東思想的老黨員與干部退居二線，干部普遍實行青年化。這雖然排除了改革的阻力，但毛主席時代通過教育在老黨員與老干部中形成的“為人民服務”思想與工作方式在生活中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斷層。具體表現在，生活以矛盾論似的對立出現了有優有劣兩種不同的表現與結果：青年化以大刀闊斧的工作方式將聯產承包責任制很好地推行了下去，農民的溫飽生活基本得到解決;同時，貪污腐化與各種不良現象開始滋生。但鄧主席并沒有完全否定毛澤東思想，為了讓老百姓有飯吃，又有很好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他執政期間，全國進行了幾次嚴打，情況雖然有所好轉，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精神文明開始出現的滑坡。

　　我們的學校對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中關于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與社會主義的特點闡述與生活存在一定的矛盾，但表達并不模糊。它強調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的特點是生產資料集體所有，沒有剝削與壓迫;改革開放的經濟模式是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模式并存。提倡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但八九年學潮以后，我們的政治教科書，也開始隨著經濟的市場化需要慢慢改動，到現在已改得面目全非了。片面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忽略了精神文明里思想品德的教育，于人于己，于國于民都是不利的。

　　教育在謀取利益中企業資本化與市場化，所培養出來的學生除了滿腦子經濟利益而外，更多的是社會公德缺失，沒有是非觀。基于此，不能不說九0年是學校教育的一個分水嶺。就整體政治思想水平來比較，九0年之后畢業的大學生與九0年之前的大學生不可同日而語。之所以用整體來比較，是因為我不否認九0年以后畢業的大學生有理論聯系生活實際，學以致用的姣姣者。

　　寫至此，我想起了W市的一份日報珍對女大學生當老板情人這一問題的看法對當今的大學生進行調查。這些大學生的評論可謂五花八門，大多沒有是非。其中有一位大學生的評論給我印象特別深刻，大意是：對于這樣的事，不干涉別人私生活的自由才是我們這個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

　　衡量一個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應該是：與生產關系相適應高度發展的社會生產力創造的物質文明與人們在生活中創建的精神文明，才是衡量一個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對于物質文明，每個人不難理解，如，高度發達的科學技術、交通運輸、電訊、豐富的物產等;而精神文明則包含得很廣，如：高尚的道德情操;良好的社會秩序與公德、高尚的愛情婚姻觀;人民受教育的程度;對自由與民主的正確理解與獲得，權利與義務的自覺履行;生活作風、官員的廉潔奉公;執法者的公平度，全體公民的守法意識;人們對勞動生產的態度等許多方面。

　　我們提倡學校的素質教育，但忽略了道德品質，何談素質?既便我們的學校重視品德而忽略整個民眾的思想品德。學生通過學校的教育已具備良好的品德，一旦走向社會，利益分配的嚴重不公，嚴酷生存狀態下，競爭中各種自私自利的不良現象，都將讓人感到無以適從或者是拋棄道德發生本質的改變。這同樣會導致教育的失敗。“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同樣說的是環境對人的影響。我們提倡“少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后帶動大多數人共同富裕。”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為什么經濟發展了，卻是貧富懸殊在不斷拉大?對于如何共同富裕，我們的政治教科書卻依然是閃爍其辭，模糊不清。

　　究竟如何走共同富裕之路?有人經商致了富，難道以此為例帶動所有的人去經商，走共同富裕之路嗎?顯然不是，這將導致農工兩大產業的失調;有人拉幫結派強行霸市走黑道致了富，難道以此為例帶動所有人行黑道走共同富裕之路嗎?顯然不是，這種非法的途徑只能帶給社會以混亂;有人通過考試步入仕途，然后貪臟枉法致了富，難道以此為例走共同富裕之路嗎?顯然不是，這樣的官場，會腐敗橫行，不僅為人民服務是一句空話，甚至會禍國殃民;有人裝神弄鬼，靠行騙致了富，難道以此為例走共同富裕之路嗎?顯然也不是，這種榜樣只能讓人們產生不勞而獲的思想，使更多的人喪失勞動生產的熱情，這是對社會勞動生產間接的破壞。正常的途徑自然是人們常說的勤勞致富了。

　　可是僅憑勤勞，現實生活中真能致富嗎?可是從事農工兩大產業的農民和工人可為什么永遠富不起來呢?他們用勤勞的雙手，以最直接最艱辛的勞動創造了最初也是最高的價值，可為什么收入可憐呢?可見勤勞致富不現實。

　　寫至此，會有人舉這樣的例子：某某從一名普工做起，然后學得技術積攢了一定的資金后再投資辦廠，現在已經是有著上億資產的富翁了。又如：某某從擺地攤起家積累資金，然后承包民航成為擁有上億資產的富翁了。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我們都應該承認，二者都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其間的過程都是從資源利益享有的最小獲得者完成了向資源利益更大獲得者的轉變。二者的區別是：前者是由工人變成了擁有雄厚資金的資本家——既最初價值的創造者變成了剩余價值的享有者;后者是由小商人變成了大投資商的資本家。每一位完成資本積累的資本家不同途徑正當與否，每一桶金是否充滿原罪誰也無法真正做到去詳細調查與剖析，但能夠獲得資本積累的成功條件，我們也應該承認：國家相應的經濟政策(這一點，廣義上針對的是全民)、機遇、人際關系、家庭、政治背景等，這是客觀條件;能力的大小、智力的差別、生活理念的不同，這是主觀條件。生活，以多層面的復雜性往往只能將誘人的結果展示給眾人，卻無法將交錯穿插成功的途徑及客主觀原因很清晰地再現給眾人。盡管相應的經濟政策廣義上是針對全民，但由于以上客主觀條件存在差別，決定了相應經濟政策下無法做到利益均等，也就是說不可能人人都成為擁有雄厚資本的富翁。更何況維系人類生存的三大產業的產業職能作用本不相同：農，社會繁榮穩定發展的基石;工，社會發展中創造財富走向富裕的途徑;商，貨幣流通完成產品交換的血液。所以有“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之說。三大產業職能作用雖然不同，但它們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任何一大產業的嚴重失衡都將帶給人們生活的失衡。如果人人都能棄農工而從商成為擁有雄厚資產的富翁，誰去從事農工這一偉大而艱辛的勞動?所以說勤勞致富不現實。

　　是不是勤勞就沒有了走共同富裕之路的途徑呢?有，那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毛澤東思想在實踐中曾有過的勞動生產與分配原則。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改革開放發展過程中的勞動果實共享，土地與市場資源共享，從而將所有中國人共同幸福生活之夢變成現實。運用毛澤東思想，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貪腐、房價、醫療、教育、司法的公正，下崗職工的再就業等一系列問題都將迎刃而解。這樣，我們的教育所針對的對象不僅僅是學生，而是整個民眾。學校的教育才不會與社會生活脫節甚至矛盾。

　　我們說勞動成果與市場資源全民共享，不是指生活上的貪圖享樂，而是以社會主義的勞動生產和分配原則創造共同的幸福生活。“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個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毛主席的這句語錄強調了教育的目的和意義是讓人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任何社會忽略了勞動對于人類自身生存的偉大意義，一切穩定與繁榮，發展與進步都將成為空談。

　　毛主席領導的時代，學校政治的思想教育與社會生活中的利益分配，一點也不矛盾。教育的理論能做到與生產勞動實踐相結合。毛主席的思想教育，不僅能將國民黨的士兵變成立下戰功為人民服務的勞動者，也能將土匪、妓女、地富子女及舊社會各種游手好閑的人變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一九四九年建國后的中國從軍到民，從工到農、到商，從學校到社會激發起國民黨在大陸統治時期從未有過的勞動熱情。

　　那些打著檔案解密對毛主席進行惡意攻擊的“專家”“學者”“社會精英”們，這種宣傳教育的目的是要將民眾導向何方?那些為蔣委員長在大陸執政高唱贊歌的地富后裔們，借解密對毛主席的攻擊與清算，大有否定那場土地革命讓歷史重新再來。這種宣傳教育的目的何在?要給民眾制造怎樣的迷茫?的確，為了新生政權的鞏固，建國初期，對地富進行過管制教育，地富子女受到過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對地富子女并沒有一棍子打死，“出身不可改，道路可選擇。”現在，一些清算的言論是否證明了新中國還沒有穩固的時候對這些人管制教育的必要呢?當改革開放打開了這一禁錮，是做一個完全的自私自利者，還是做一個有利于國家與人民的人呢?中華民族要的是團結，不是分裂;中國人民渴望的是所有人用勤勞的雙手共同創造幸福美好的生活，不是少數人騎在人民頭上的腐化墮落與作威作福;中國人民要的是和平不是戰爭。

　　八、民主、法制、自由考

　　1、民主的思考

　　貧富懸殊差距的拉大，各種社會矛盾與問題的突現，能從根本解決問題與矛盾的良方是什么?更多親美者的言論是：西方的民主自由與法制;美國，那才是令人向往的地方。

　　要提倡民主，首先應該弄清什么叫民主，然后進一步在比較中選擇什么樣的民主。因為不同政治制度的國家對民主意義的解釋不同。

　　馬克思對“民主”一詞的解釋是：民主是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上的上層建筑;在階級社會中，民主具有階級性;民主是一種國家形式，一種保障公民權利得以實現的國家形式。

　　再看看標榜全球最先進美國的政治學家對“民主”的表達。

　　美國政治學家達爾等人認為，在民主社會中，人們都生活在各種不同的利益集團中，這種狀況使得社會公民不可能在政治問題上形成多數，同時也不存在任何可以控制一切的勢力，而只存在著以團體為單元的若干個少數之間就某個政治決策的相互復雜作用，民主的決策“并不是一個許多人在特定的政策上聯合起來向政府莊嚴進軍的過程，而是一個相對來說較小的集團之間的穩步的妥協過程”。達爾稱這種民主政體為多元政體，因此，達爾的民主觀又被稱之為“多元民主”。

　　無論是馬克思對民主的解釋，還是達爾等人對民主的表達，民主的含義都給人一團云霧。馬克思的解釋科學，但全是政治術語，要弄清民主的意義，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上層建筑;達爾等人對民主的表達顯得很含糊。仔細思考似乎說的不是少數服從多數達成一致的原則，而是強調不同利益集團穩步妥協形成的“多元民主”。這并沒有對“民主”一詞完成確定性的表達，這似乎是美國式民主生活意識的反映性概括。我姑且稱這種概括為“美國的民主”。對這種表達，如果讓我把問題提得更具體點：什么叫“美國的民主”?

　　什么叫“美國的民主”?百度搜索，也沒找到很明確的解釋，一位網民的《美國的民主是什么——一個收銀機的故事》幫了我的大忙。不管該文作者是一位親美者，還是一位反美者，還是一位真正倡導民主的學者。但這篇文章讓我對“美國的民主”有了一個很清晰的了解。

　　作者用收銀機的發明創造設計比較形象地講述了“美國的民主”是什么。稱“美國的民主”是一臺設計成功的“收銀機”。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聯邦、州、市、縣直至小鎮都有自己完整的權力構架。彼此之間，各自為政，相互之間各自獨立，沒有上下級關系。既不統一，也不高度集中。三大分枝，相互制約與制衡。從制度上說，我不能不說這臺“收銀機”三權分立制約與制衡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與進步意義。作者過分夸大他的優越時，說美國的建國之父們(利益集團的代表們)齊集費城制憲時，便在設計一臺合理的“收銀機”。但作者忽略了一點：商店老板設計收銀機時，是從維護自己的切身利益最大化來考慮的。這點和制憲代表的想法相似。的確，收銀機、顧客、老板三者之間的平衡與制約，與三權分立的平衡與制約也有相似之點。但又覺得收銀機不能把“美國的民主”全部類比出來。這種“民主”在國際舞臺上的許多表現中，如：與列強一道向中國傾銷鴉片，掠奪中國人民的財富;可以策化危地馬拉的軍事政變，讓數十萬印第安土著人慘遭屠戮;可以將導彈傾瀉在伊拉克的土地上造成許多平民傷亡……既便在美國國內，如果有真正的民主，就不會有占領華爾街的抗議者，也不會出現許多血腥的槍擊事件了。所以美國的“民主”不叫民主。這種為了利益的掠奪倡導的民主，只是一面掠奪財富的幌子。這也說明資產階級倡導的民主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工具。這臺作為人類社會機制的“收銀機”與發明創造的收銀機有著不可比擬的本質區別。當人類進入全球資本化的時代，這臺“收銀機”合理與進步的本質意義，不在于民主，而在于它更容易榨取金幣的先進性——對世界財富的瘋狂掠奪。人們對財富占有的趨之若鶩，美力堅成了更多資本家的聚集地。和所有資產階級政權一樣，從它產生開始便帶有的缺限，依然印證了馬克思的光輝論斷：資本主義發展成帝國主義，為了對財富的掠奪，決定了它好侵略的本性。

　　然而，美國的政治家們是攜帶著導彈把“美國的民主”作為普世價值來推向世界的，他們真正的目的不是民主，而是利益;而中國的某些親美的“專家”與“學者”是要把它作為“普世價值”引進嫁接給中國的。推崇“美國的民主”的人強調少數人對財富占有的合理性。現實中，面對司法的嚴重不公以及產生的各種社會問題，親美者倡導的依然是美國的三權分立。一時之間，似乎美國的民主自由與法制成了解決這些問題的一把金鑰匙。

　　如果中國真能這樣從中央到地方，為了權力的制約與制衡切割得各自為政，中國人民得到的不僅沒有“美國的民主”，也將失去曾經追求的社會主義民主，出現的將是新的軍閥割據。這才是美國代表資本家利益集團的統治階級所希望的。原因很簡單，中國實行“美國的民主”產生權力分割，不具備實力為了財富的掠奪，用利益將這種權力分割捆綁在一起并打著“民主”的幌子不斷發動對外的戰爭。既便有這個實力實行“美國的民主”，那也只能是世界霸主的移位，人類依然走不出為利益爭奪而不斷戰爭的泥灘。這將意味著執政黨更易了旗幟并失去遠大理想的目標與追求。

　　美國的“民主”成了一個模糊的概念，從而掩蓋了維護少數人在人世間“天堂”般的腐朽生活。一旦有損這種利益，美利堅的統治者們便可喊著“民主”刀兵相見。既然，這種“民主”代表的只是少數人的利益，試想：如果人類社會中都推崇這種“民主”，人類將為占有利益和財富進行爭奪，從而陷入不斷戰爭的旋渦。

　　那么，是不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就叫民主呢?也不是。社會主義民主是無產階級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因為，社會主義強調的是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在利益的分配上，實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最終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這種幸福生活的大同世界是資產階級所倡導的民主所不允許的。無論是資本家，還是無產者，哪怕是罪犯都屬于該國人民的范圍內。

　　由此可見，無論是古希臘最初提出“民主”一詞的時代沒有真正的民主。時代發展到今天，無論是資本主義式的民主，還是社會主義的民主，都必須加上專政一詞。都不叫民主。

　　所以，馬克思說：階級社會中，民主具有階級性。

　　資本主義的“民主”無產階級享受不到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資產階級沒有了占有財富的民主，都只能叫不同階級的“民主專政”。

　　那么，究竟什么叫民主呢?最簡單、最直接、最明了的解釋就是人民當家作主。

　　所以，要實現這種人民當家作主的真正民主，它必須是：人類社會中沒有了階級對立，也沒有了剝削、壓迫與戰爭，“人民”一詞已成為兩大階級思想認識一致的統一體。人們思想覺悟的提高，都能夠正確理解“民主”

　　真正的民主不是以自我為中心，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它包含著權利、義務、自由的辨證統一。如：享受勞動成果分配的同時有自覺參與人類社會勞動的義務;獲得自由權利的同時不以損害他人和人類自身的社會共同利益為代價。人們各盡所能的勞動與智慧創造了高度發達的物質與精神文明實現了按需分配。每個人的主人翁意識都能從思想、勞動、行為、道德操守等來保障這一共同利益的不斷延續、發展與進步。這樣的民主當然是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了。這種真正的民主不在昨天與今天，在人類追求的腳步中，在人類社會遙遠的將來。

　　兩相比較，社會主義的“民主”在思想上是進步的，也是合理的。它的進步與合理在于有了要將“民主專政”變成民主這一人類共同幸福生活的目標，不是少數人的“人間天堂”。

　　2、法制的思考

　　什么是法制?

　　法制泛指法律和制度的總稱。統治階級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管理國家事務并嚴格依法辦事的原則，也是統治階級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國家權力建立的用以維護本階級專政的法律和制度。法制在不同的國家其內容和形式不同。在君主制國家，君主之言即為法；在資本主義國家，雖然排除了奴隸制、封建制國家法制的專制性質，但資產階級受階級本性的局限，當有的法律規定不符合本階級的利益時，就加以破壞，因此，不可能有真正法制。只有徹底消滅剝削制度實現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才能真正實現社會主義法制。所以，法制有三方面含義：一是指法律和制度，也有指法律制度的；二是指動態意義上的法制，即指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對法律實施的監督，也包括法律宣傳教育在內；三是指“依法辦事”的原則，即指“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這一段對什么是法制的解釋，是我認為在百度中搜到的最簡單明了的解釋。

　　不同體制的國家，法制的內容與形式的不同，說明了法制同樣帶有階級性。法制作為維護本階級的法律和制度同樣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也是本階級實行專政的工具。

　　在相應的社會制度里，統治階級通過有效的法律途徑治理國家，嚴格依法辦事，公平合理地管理社會事務，即為法治。這同樣是對“法治”一詞最簡單明了的解釋。

　　然而，人們對法制的探討卻一定要將“法治”復雜地與“人治”對立起來。仔細想一下：再好的法治，都不是通過“人治”來完成的嗎?歸根結底，治理國家，管理社會事務，要從根本解決社會問題的途徑，不是“法治”與“人治”的問題。是制度的問題，思想教育的問題，勞動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合理的問題，從而影響到執法者是否公正嚴明的問題。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而言，用政治的述語表達：社會主義的法制是否能真正成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

　　對于司法的嚴重不公，人們談論法治時往往最先想到的是像美國一樣設立權力分割的監督機構。美國的民主、自由、法制似乎成了一把衡量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生活的標尺。其實，既便有了美國這種監督機構，它的執行同樣離不開人;在中國，只要這種機構為利益捆綁在一起，執行辦理相關案件時與金錢掛鉤，都將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司法的公正問題。要從根本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在屬于“民主”的范圍內賦予人民群眾監督權和參與權。這需要我們首先要弄清法律作為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社會行為規范，它強制的目的和意義不在于懲罰本身，而在于通過強制的措施來教育人，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給社會一片和諧與安寧。

　　我們高喊著法治，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現實中大量存在的不良現象和各種社會問題：我們喊著民主，占有著大量資產的“精英們”卻帶著財富移民國外享受“民主”;我們的憲法寫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卻有著許多條款和理由為很多腐敗的黨員干部開脫罪責減輕處罰，有權有勢者憑借對財富的占有可以將法律玩弄在股掌之間……法律成了有權有勢的資本家們對無產階級實行專政的工具，人民已失去了民主范圍內的監督權與參與權。毛澤東思想以馬列主義為理論基礎在勞動生產中確立的分配原則在逐漸丟失。現實中的許多不良現象與罪惡，人民能判斷出是非，可很少有人敢于站出來制止這些不良現象的發生，原因很簡單，因為忽視了人民的監督權，不重視到人民群眾中調查，人民群眾擔心誹謗的罪名甚至是法律的制裁，堅持正義的代價往往比犯罪的代價更昂貴。我們對犯罪者講人權卻忽略了廣大人民的人權;我們對殺人犯講少殺和慎殺，卻漠視了被害者的生命權。那些占有財富的精英們高呼著“法治”卻模糊了民主范內的是與非;高舉著社會主義的大旗，唱著共產主義的高調，許許多多的共產黨員卻是財富與國有資源的占有者，從而忘記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初衷與真正的信仰。因為許多黨員自身信仰的缺失與社會主義民主的模糊甚至對法律的踐踏，人們究竟該信仰和追求什么?有的信教，有的信鬼，有的信神，更多的人在拜金拜權……民眾的思想在迷茫。而那些占有財富與資源的“精英們”，對民主范圍內是與非的混淆產生的迷茫和信仰缺失的原因解釋得很明白：那叫摸著石頭過河。人民群眾很明白生活中的是與非，自然也明白他們不愿意上岸總在“河里”摸石頭的原因：他們很愿意在渾水中摸，不是在摸可以修筑堤岸的“石頭”，他們摸的是損公濟私的“魚”。為了膨脹的私欲，甚至可以竭澤而漁進行掠奪性地開發，以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在中國這條美麗的“河”里，一切資源本身為全民所有，只要所有人各盡所能用智慧和勤勞去生產，然后合理分配，便能很幸福地生活。這便是毛澤東思想在實踐中成功嘗試過的社會主義勞動生產與分配原則。這意味著有損他們完全自私的利益，所以，他們很害怕人民會明白毛澤東思想，于是，抓住毛主席的一點錯誤擴大至他領導的整個時代進行大肆渲染、污蔑、人身攻擊和清算。

　　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建設的年代，是中國人民激情澎湃團結奮進的年代!那是一個人民熱愛勞動敢于吃苦的年代，那時的中國人民要在戰爭的廢墟上建設自己的家園，肯定吃了不少苦，一些誹謗毛主席的人以此大做文章百般丑化那個時代，但那時代熱愛勞動是光榮的!那時的中國人民愛著自己的國家，也愛著領導他們的黨，因為那時大多數黨員干部是廉潔奉公的，是真正為人民服務的!那時的黨員干部能與老百姓同甘共苦，與老百姓一道同吃住并進行勞動生產，吃住是按原則付費的;黨員干部帶頭吃苦在前，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形成了良好的官風與民風!那是一個正能量積極進取向上，正氣壓倒歪風邪氣的年代，在民主范圍內賦予人民群眾的監督權與參與權，法律能夠真正懲治違法和犯罪;對于社會的種種不良現象，人民群眾敢于舉報和制止，不用擔心誹謗的罪名，也不用擔心罪犯的打擊和報復;那是一個司法相當公平公正的年代，公、檢、法各部門各司其職，每個公民不是有了錢交了費才可以進去申訴的，這就從根本上解決了無錢無勢的弱勢群體有冤無處伸的問題，而對國家從事工、商、行政的公務人員實行工資制，從根本的制度上防止了官商勾結產生的腐敗，為黨員干部的工作提供了廉政的生活環境，所以那時的法治沒有太多漂亮的口號，卻能很好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那年代雖然沒有實現真正的民主，但法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因為人民群眾的監督權與參與權能讓不良的丑惡現象在萌芽狀態便被鏟除，從而防止更多違法犯罪的發生，而對于總要站在人民的對立面鋌而走險的違法和犯罪，不論是黨員干部還是平民百姓，受到的懲罰是嚴勵的，這是為了給罪犯以震懾，從而達到教育人的目的，讓每一個公民能自覺地站在為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建設的隊伍中來!那年代沒有官員貪污了國家的巨款，換一個地方又可以續繼為自私自利“服務”的;那年代沒有貪污了上億的公款還有理由活在人世間的!那年代，沒有幼女遭受不法分子的輪奸，只能靠母親不斷上訪維權要求懲治罪犯的!沒有禽獸校長帶著幼女開房而討論幼女是否自愿的!這等于法律綁架了幼女稚嫩的意識，強迫她們具有成人的思想!那年代沒有幼女遭受了奸污，在幼女指證禽獸后還要保胎不斷折騰的，以至于原本貧窮的家庭雪上加霜!那年代沒有毒奶粉與毒食品，沒有醫生失德拐賣嬰兒牟取暴利，也沒有假鈔，更沒有執法者集體去招嫖，從而保護了婦女兒童這一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利!……

　　從軍事到政治，從政治到經濟，從經濟到文化教育，從文化教育到社會生活，毛主席領導中國人民的時代，制度的優越性表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90后的青年們遠離那個年代，無法用切身的體驗去感受那時的生活。因為受了某些人對毛主席及那個建設時代的誹謗與丑化，以自己追求“標新立異”的思考，把那個時代教育的成功解讀為傳銷式的洗腦。認為那時的中國人民，尤其是勞苦大眾是愚昧被洗腦的原因。為了“標新立異”如果要把教育說成“傳銷式洗腦”，我承認二者有相似之點：都是把一種理念或觀點宣傳給他人。但不要偏見地認為這種“洗腦”只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僅有的，任何政黨和不同時代的統治階級都會對民眾進行這種“洗腦”。所以，一個人立足于社會都不可避免要接受“洗腦”，首先是家庭，再是學校，然后是社會生活在大腦中反饋式“洗腦”。一個人在思維上“標新立異”式的求新沒有錯，隨著知識不斷豐富，人生閱歷的不斷增加，他應該還是學會獨立思考的人。生活的包羅萬象，面對各種各樣的“洗腦”，他應該學會在分析比較中去選擇性接受。生活的、歷史的、政治的、軍事的、經濟的、文化的、教育的、宗教的、文學的、哲學的、科學的、利益分配、勞動態度、民主與法制、婚姻等許多方面去思考、分析、比較。什么樣的理論與思想是利人利己，利國利民，也利于人類自身共同幸福生活的康莊大道，“我”便接納這種“洗腦”。那么，這個人便是一位思想上追求進步的人，一位愛人愛己愛家愛國也愛著人類自身且不失大愛情懷的人，一位熱愛勞動也熱愛生活的人;這個人也是有著崇高理想與信仰的人，不管他身處逆境，身份地位如何，財富多少，他也是能夠正確理解并懂得幸福的人!這個人不管是地富的后裔，還是80、90后以及中國未來的青年，他會明白：在中國，有一位偉大的領袖毛澤東用他的思想和他的戰友們將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武裝起來凝成了一個緊握的拳頭，從此，中國人民以鋼鐵般的意志與戰無不勝的堅強信念雪洗了鴉片戰爭以來的恥辱;同時，他也用他的思想教育民眾，團結的中國人民以敢于吃苦的進取精神在農、工、商各個領域煥發出從未有過的青春朝氣與勞動熱情，從此，獨立自主的中國，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開啟了民主與法制建設的新紀元。

　　毛澤東，這位巨人不僅是偉大的戰略家、軍事家、革命家、哲學家、書法家和詩人，更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是中國人民的精神財富，更是生活在最底層勞苦大眾以及全世界反抗壓迫與剝削民族的精神財富!他的思想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更是人類追求幸福生活大同的征途中一切致力于愛好世界和平的!

　　九、結尾：自由、宗教的憂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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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取得了矚目的成就，信仰的缺失，部分在開放中獲利的“精英”們卻帶著財富離開這片滋養他們的土地，背離了養育他們的祖國和人民。一系列需待解決的社會問題不論不說是中國人民面臨的生活現狀。

　　片面地強調致富教育，人們挖空心思所想的是如何找一份來錢快且輕松的事情，拜金與享樂占據了人們的意識。這是不是說明改革開放錯了呢?不是。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之前，渴望解決溫飽的思潮同樣是浩浩浩蕩蕩不可阻擋的歷史洪流，所以，歷史客觀的必然，改革開放本身沒有錯。只是，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我們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建設，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對待西方文化，我們連同它的糟粕不加選擇地全盤拿來。我們要拿來的應該是別人先進的生產管理經驗與科學技術，用創造性的勞動來建設我們的國家。

　　我們追求民主自由，應該包含有履行的社會義務與責任，不以有損他人、社會公德與集體利益為代價。也就是說，自由不是絕對的，是相對的，不是每個人想做什么便做什么。隨心所欲的自由意味連著泛濫。賣淫、賭博、高利貸、嫖娼、貪污腐化、游手好閑，偷摸扒竊等一切不良現象的大量存在，正是自由泛濫的表現。農村青年拋棄土地涌向城市從工或從商，或與這些不良現象為伍，掙錢、享樂再也找不到生活的目標。在這樣的生活大背景下，我不難理解，十八大召開之前，某位人大代表的提案居然是賣淫合法化了，不缺乏網民支持的點擊率同樣體現了我們這個時代精神的缺失。其中有一位網友的評論寫道：既然打壓式地堵解決不了賣淫嫖娼這一社會問題，不如疏導讓其合法化。這位網民前半句表達用詞是準確的，后半句的合化法偏要冠冕堂皇地加上“疏導”一詞，未免牽強，準確地說那不叫疏導，那叫放任自流。我不知道那位人大代表的提案代表了人民什么。從自身政治的思想修養來說，在他的意識里，忽略了婦女所享有的勞動權力保障和應該履行的勞動義務，忽略了賣淫嫖娼是滋生腐敗的溫床!忽略了人作為生命的全部意義不僅僅只在于人的獸性與感觀上的刺激和享樂!忽略了一旦合法化，這種生活的進一步反饋給人民的教育將起到怎樣的反面效果!

　　毛主席用他的思想教育在很短的時間內將舊中國許多以賣身為業的妓女改變成自食其利的勞動者，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新時代的許多中國婦女卻又淪落為娼妓，難道不值得人深思么?的確，對這一不良現象，如那位網民所說的應該是疏導，但不是把放任自流叫疏導。我們的教育目的，不論是勞動與利益分配原則帶給民眾生活中的切身感受，還是道德的、文化的、思想的、法治的，都應讓他們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那么，我們的改革開放應該是既要肯定改革開放的成果并進一步謀求發展與進步，也要完成農、工、商三大產業的勞動分工和利益的再分配。即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的結合。這樣，中國人民才會有一個明確的發展目標和前進的方向，思想上不致于各執一端出現意見上的分歧，從而影響到國家的更加和諧與穩定。所以從事工、商的企事業單位，普遍實行工資制與國家公務人員相同的生活待遇。在平衡了農、工、商三大產業的利益之后，全民用勞動創造的財富，不是揮霍在腐化墮落的低級享樂上。這些財富，一部分用于人民自身的基本生活保障，一部分由國家集中控制，然后再通過國防，科研，教育、醫療衛生、住房、工農業生產的再投入、邊區建設開發、環保等利國利民的公益事業返還給全國人民。國家這種勞動利益的再分配，不同于土改時期沒收地主資本家的財產，而是承認工、商企業家們響應黨的號召在改革開放中付出的艱辛勞動，在經濟上的帶頭作用，只能是經濟方面的領導者，而不是資本家。就像革命先輩流血犧牲打下江山不能因一己之功而獨占天下財富是一樣的道理。這樣，我們的教育(包括法治的強制教育)針對的應該是整個民眾，不僅這些不良現象能徹底根治，許多問題也能獲得根本解決。

　　我們的黨是有著光榮傳統的黨，是飽經憂患意識，高瞻遠矚的黨，是同情勞苦大眾，密切聯系群眾提倡為人民服務的黨!從解決土地問題切入發動群眾贏得那場革命的勝利，同樣從土地問題切入解決溫飽并獲得改革開放的成果，面對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難道不值得令人深思與重視么?年輕人涌向城市談著消費與嫖賭，農村廣大土地上的艱辛勞動卻是大多數中老年人在承擔。農村年輕勞力的缺乏，老齡化的勞動要完成農村土地的耕種已顯得力不從心，有的土地不得不讓其荒蕪。為了發展經濟，當我們用完八十年代(之所以以此為分界線，是從整體的勞動態度而言的。在此之前出生的人或多或少受過毛主席思想教育的人無論是生活還是勞動態度，整體而言是不一樣的)之前出生的最后一批勞動力，誰愿意再接過農村這一偉大而艱辛的勞動?在勞動利益分配不平衡的驅使下，重工、商而輕農。和平年代，只要有錢，既便糧食不足無關緊要，可以從國外購買來彌補。

　　可是，人類中為利益爭奪崇尚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往往令國際風云變幻;再看看我國周邊虎視眈眈的局勢，一旦戰事突起，大量工廠倒閉，經濟崩潰，國外再對我們進行經濟封鎖，所有人都不事稼穡，只講享樂，糧食的緊張會帶來內憂。所以，就此來說，農村廣闊的土地不僅能解決大量就業問題，也是國家長治久安的保障;同時，從戰略意義上來說，也是糧食儲備的天然糧倉。有這一天然糧倉的保障，也不必引進對人有害的轉基因糧食。我不是糧農專家，我不知道現在的糧食需不需要進口，當我們用完了最后一批農村勞動力之后，大量田園荒蕪還需不需進口。這只是我作為一名民工的憂慮，也但愿這永遠只是一個憂慮。

　　孟子說：“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歐陽修也說：“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如果中國人民都有這種憂患意識，能夠居安思危，脫離貪腐及一切不良現象的極時行樂，以全民的勞動熱情與智慧投入到農、工、商各行業的實踐工作中，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難道不指日可待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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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W市的Q鎮，和其它開放的沿海城市一樣，不少富裕的本地人有能力開上寶馬、奔馳等名車，也有能力讓一座座高樓拔地而起。游魚般穿梭的車輛，街道旁高低不一整齊排列的樓房像一個個擴大的琴鍵，將分散聚集工業區機器的轟鳴與喧囂彈湊成一曲曲縹緲悅耳的福音;在每個村隨便轉轉，你會發現在廠房聚集的旁邊，會有一處奇特的地方，那便是為了紀念“真主”耶穌的降臨，供人們禱告的教堂，每到周六或周末，這里不缺乏前來禱告的信男信女。這些信徒中，多為本地人，外來的務工人員為少數。每年的圣誕節，為了慶祝耶穌的誕生，有的廠里和每村的教堂一樣，還會舉辦宣傳耶穌的晚會。晚會的節目有現代的歌舞，也有詠頌與歌唱，交錯穿插著表演，還有表演各種樂器的樂隊。但主要內容大多以宣傳耶穌為主。

　　對于外來的務工人員，如果下班早沒有加班又覺得無聊的話，來這里看看表演，緊張勞動之后，放松一下身心，不論不說是一種很好的消遣。當晚會結束，凡來這里觀看的人，不論是誰，都會有一點意外的小收獲，如：幾個桔子加一小袋花生，或者是一盒康師傅方便面等。這些食品，據說是傳教者發動村民自發募捐的。這也算耶穌給予來這里觀看表演的人一分“福音”吧!在一場場表演中，主持人很自然地將耶穌的教義宣讀給觀眾。教義中主張的讓人善良，克己奉公、忍耐誠信等觀念，對于調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無疑是有益的。“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只要信耶穌，每天堅持禱告，就會獲得上帝的寬恕并有福音降臨，死后便可進入天堂!……”“耶穌為救贖人類，被釘死在十字架……”宣讀聲伴隨著圣經唱詩的樂曲，所有的人似乎忘記了Q鎮過去曾經的記憶。這個小鎮曾經僅橋西南路那條老街，許多地方都是田野和荒灘。房屋的破舊表現的貧窮，這里和內地的貧窮地區沒有兩樣，而生活習慣表現出來的文明甚至不如內地。據第一批來這里打工的工人描述，剛來時，許多廠里，沒有分開的宿舍，只能男女工混住一個宿舍，最不習慣的是沒有解決拉撒的公廁，即使有廁所，也是很簡易遮擋不嚴地立在大路旁邊。在一個有橫木支架下打一個地坑，人便坐在橫木上蹶著光屁股解決拉撒。他們描述這種拉撒的隨便，說是一種風俗與習慣。這種隨便的程度可以是父女倆同時坐在橫木上解決拉撒而談笑自如;因為沒有公廁，有的剛來不久的外來男工不知這里的風俗習慣正在橫木上解決內急，突然來了一位本地婦女讓外來男工給挪個位置，外來男工不由羞得滿臉通紅。外來工害羞是因為難以隨鄉入俗……幾十年的發展才有了現在的Q鎮。每當勞動之余，談論Q鎮的過去，這往往成為權當一樂的笑資。我們無需考證其真假，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外來工用他們的勤勞和智慧進行了一份偉大而艱辛的付出，也因他們的到來影響和改變這里的生活;另外，海、陸、空便利的交通便于與國際市場接軌，很多本地人理念推崇經商的傳統，黨的改革開放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經濟政策，才成就了今日沿海及各大小城市也包括Q鎮的發展與繁榮。這是看得見，也能感知的人世間真實生活。

　　也許，信耶穌或者其它教的人們會說，之所以有這些成就，那恰恰是因為上帝或神的旨意在操縱著這個世界。不管馬克思的理論從客主觀將問題的原因分析得怎樣細致入微，信教者一句上帝或神的旨意便可籠統地給予了否定，從而放棄了對出現的問題進行分析和解決。因為上帝或者神支配著人的意識從而對現實中的問題和真正的罪惡表現出麻木。

　　于是，對幸福生活的追求出現了兩種不同的分歧和結果。

　　信教的有神論者將幸福的追求寄托在虛無的天堂神的世界。

　　無神論者用勤勞和智慧將幸福生活的追求邁步在真實的人間!

　　當宏觀意義的經濟扛桿向工、商傾斜，才有大批農村勞動力涌入城市，同樣可看作馬克思論述的價值規律所起的扛桿作用對經濟市場的調節和影響。如果用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的結合來作為平衡農、工、商三大產業的支撐點，用全民勞動(腦力和體力勞動)的熱情創造的價值，肯定會大于大部分人勞動創造的價值。

　　“耶穌是大度的，不論什么人犯過什么罪，只要信耶穌，就能獲得救贖，進入天堂……”

　　不管傳教的人如何把上帝描述得多么萬能偉大，進入天堂有多么美好，上帝的萬能無法改變人世間的現狀：該賭的賭，該嫖的嫖，該貪的貪，該賣身的賣身，該勞動的勞動。因為反正大度的上帝說了：“只要信耶穌，就能獲得救瀆進入天堂!”但上帝從來不會說，人世間勞動者的基本權力該如何保障，罪惡如何得到懲處，正義如何得到彰顯……

　　既然上帝那么萬能與仁愛，為什么不能消除苦難和不幸將天堂般的幸福生活創造在人間?

　　看來人世間的幸福生活，還得靠人類自身的勞動和智慧。

　　權力和義務、勞動與價值、人性與社會、道德與法律、民主與自由、公平與正義、罪與非罪等直接與人們幸福生活相聯系的問題，上帝或神給不出很合理的解決辦法。

　　對于上帝與神的有無，權當信教者們的一種寄托吧，因為人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一個民族如果忽略了公平與正義環境下腳踏實地富有創造性的勞動，幻想禱告依靠上帝或神的施舍獲得幸福，這個民族將是悲哀的。

　　在Q鎮，我用勞動在不同工廠的流浪養活自己，也用勞動盡我所能與千萬農民工一道創造著價值與生活!同時，我也用生命體驗著勞動的艱辛和幸福。因為勞動，我更加熱愛生活，也熱愛文學。因為這種熱愛，我更加熱愛血與火曾澆染過的這片國土，還有這塊土地上用勤勞和智慧創造了價值與生活的人民!當生活將農民工生存狀態的大書展開在我的面前，我毅然走進去，溶入到里面，成為了千千萬萬農民工中的一員，才真正體驗了這種勞動的艱辛和偉大!他們用艱辛的勞動創造了最初也是最高的價值，他們最基本的勞動權力和人格尊嚴卻得不到保障。

　　“劉仙橋，我倆無怨無仇，你為什么那樣寫我?”

　　在Q鎮派出所，C管家這句不同尋常的反問，言下之意是我在故意誹謗他，他不會首先反問一下自己的靈魂和所做的一切。更何況這人世間本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當我沒有走進Y鈕扣廠之前，你我之間的確沒有怨仇。當我走進Y鈕扣廠之后，幾年的生活感受和體驗，心靈的震撼，不是“你我”之間的怨仇所能表達的。那篇報告文學，以生命的真實體驗寫就，用我沉重的思考記下了我的思想，我的信仰，我的追求還有我分明的愛憎與良知!其中，也包含有我作為一名普通工人為獲得屬于生命最基本權力無奈的抗爭與掙扎，困惑與迷茫。

　　這種最基本的權力，沒有相悖人類崇尚和追求的社會公德，也沒有凌駕于法律之上。

　　這種最基本的權力，屬于我，也屬于重慶那位與我素不相識名叫美慧的婦女(美慧，化名，在《從××說開去》誤寫為貴州，實為重慶人)。這名弱女子以她的智慧敢于在深夜將禽獸一樣的C管家趕出Y廠的女工宿舍，卻不能夠將C管家繩之以法。試想：既便她訴諸于法律，又能懲治C管家的罪惡么?但這位弱女子的果敢給了我訴諸于筆端讓C管家的罪惡暴露在陽光下的勇氣和決心!在私營企業，一個有著特別權力的管家用自備的鑰匙強行打開女工宿舍的門欲行不軌，這屬于什么樣性質的惡劣品質?是一種什么樣的罪惡?

　　那位我不認識的警官沒有調查便從報告文學中的語言斷章取義判定我誹謗(既便調查，也難以公正)，沒有調查也罷了，作為一名警官，不能從文章中讀出一個人的思想、信仰、追求所包含的正義和良知么?不能讀出工人們生存的艱難和無能為力么?或許，要讀出這些，是閱讀的要求，也罷了，避開警察的職業不說，如果為人父母，希望自己的妻子兒女能有這樣不公正的對待么?法律的強制教育是將人改變成有理想，有道德有利于人民與社會的新人，還是將人變成只懂得獸欲發泄尋求感觀刺激的禽獸從而加以保護?當法律不能懲治陽光下真正的罪惡，胡作非為者會無視法律變得更加囂張。

　　當Q鎮派出所定性我誹謗之后，C管家更加肆無忌憚地繼續著他的罪惡。這是從Y廠的出走的員工向我講述的又一惡性事件。

　　河南一名外號叫“蘋果”的女孩，在Y鈕扣廠的包裝房從事包裝的勞動，因容貌出眾，同樣成了C管家欲獵艷的對象。一天，管家突然問女孩要電話號碼。女孩知道管家道德敗壞，品質惡劣，不想將電話號碼告訴他。管家一本正經地說：“有時，工作上有事情便于聯系，你為什么不告訴我?”女孩沒有辦法，只能將電話號碼告訴給他。一天晚上下班之后，C管家以有事為由，將女孩騙出廠外，在無人的僻靜處，管家獸性大發，欲對女孩施暴，女孩拚命反抗，撕扯中將管家的脖子抓出了幾道深深的血痕，才維護了自己的尊嚴。第二天，包裝房的工人見了C管家脖子上結痂的血痕，問他緣由，管家吱吱唔唔說不出口。女孩悄悄將事情的真相與委屈透露給工友，工友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女孩同樣逃脫不了被逼出Y鈕扣廠的命運。

　　這種人生最基本的勞動權力保障與尊嚴屬于在C管家魔爪下敢于抗爭的蘋果姑娘和所有婦女，屬于天下私營企業面臨相同境遇的所有農民工。

　　在Y鈕扣廠，面對生存的壓力與C管家的淫威，滿足管家的獸性，可以獲得“好處”，道德習慣壓力使然，對婦女來說自然是一件難以啟齒的事情，道德的約束力，很自然地將一把枷鎖強加在婦女身上，這會給取證帶來難度;美慧與“蘋果”是敢于直面生存的強大壓力以不同的方式進行抗爭的兩位女性，但都寫著被迫出廠的相同結局。這等于管家的罪惡不僅可以不受法律的制栽，而且連道德的約束力也可以蕩然無存。

　　農民工的基本勞動權力和尊嚴如何才能得到保障?因為沒有證據，真正的罪惡得不到懲治。在私營企業連最基本的勞動權力都無法得到保障，如何能提供證據?這等于要求所有的農民工都具備警察的偵破取證能力。而有的農民工不明白這是屬于自身的基本權利，對于C管家這種赤裸裸的罪惡甚至覺得只是一個“色”字而好笑，精神的麻木如同看著日本電影，面對屠殺中國人的鏡頭高興地喊著“嗚拉”的那群看客。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毛主席時代依靠群眾的監督，用他的教育讓相關機構與執法人員秉著“為人民服務”的工作態度到人民群眾中去調查，才得以從根本上保障了廣大工農及婦女兒童這一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力和利益，現在卻成了一條維權的漫漫長路和希望。

　　于是，我很自然地想起了魯迅先生的那句話來：“希望本無所謂有，謂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并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2013年8月29日完稿

　　附文：從Y鈕扣廠說開去——我的打工經歷：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gongnong/2013/09/3058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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