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原本指志同道合的人，這也是共產黨人內部曾經通行的稱呼。然而，如今再很少聽到或者看到有誰使用這樣的稱謂了。時常想，“同志”的稱謂少了，是不是“同志”的人也少了呢。
查了查百度百科，百度百科解釋說，同志既“志同道合”之人。
志同道合，指的就是人與人之間，彼此志向相同，理想、信念互相契合，用政治語言來說就是有著共同的信仰和目標追求的人。宋代陳亮在《與呂伯恭正字書》之二中說：“天下事常出于人意料之外，志同道合，便能引其類”。左丘明在也曾《國語·晉語四》中對同志一詞作過解釋，說：“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可見，作為“同志”，大家是因志同道合而結合在一起，為著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目標奮斗，這該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呵。
人生之路路漫漫、社會進步曲曲折折，人們理所當然地需要同志，期盼著擁有同志、結成同志、尋找著同志。期待著有共同志向、共同理想、共同認同的人們，為了共同的信仰或共同的事業，同心同德、攜手并肩，互相提攜、互相依靠著，朝著共同的目標前進。這是一個多么凝聚人、振奮人、感召人的美好畫面。這個畫面里我們似乎可以看到巴黎公社起義、看到長征途中的互相攙扶。如此看來，“同志”與“黨”的概念在內涵上是十分接近的，“黨”就是一個因懷著共同的社會理想和主張的人們因為共同的愿望而結成的一個政治組織。“黨” 內皆為“同志”乃屬必然，“同志”是組成政黨的基礎所在，否則，不為“同志”何來“同黨”呢。
如果要尋找一個“同志”的同義詞，那么則非“同黨”莫屬。這是人類歷史進步和理想追求的必然。把同志一詞被引入到社會的政治生活，那些為共同的社會理想和主張而奮斗的人們便結成了“同黨”。可見，“同志”就是“同黨”，因為有了“同志”才會有“同黨”。“同黨”的產生使人們有了本著共同的良好愿望改造社會的巨大力量，為推動社會更加美好的進步帶來了無限的希望。如果沒有“同志”自然也就沒有“同黨”，社會歷史的進步歷程也許永遠會行走在盲目自在的時空隧道里。
到了近現代，“同志”成為政黨內部成員之間的稱呼，“同志”的含義就是同一個政黨的成員。一句“同志”之稱，意味著你不在孤獨，意味著你融入了千千萬萬人的共同力量，意味著你與他們、他們與你有著共同的價值追求和理想、信仰，意味著你與這些人、這些人與你志同道合，可以相依相靠的、互相信賴、平等相待、互相支持著的共同奮斗。“同志”是一個美好的集體。
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革命黨人內部就已經互稱“同志”。孫中山先生在1918年曾發表《告海內外同志書》和《致南洋同志書》。那些一心推翻清王朝的同盟會會員們均以“同志”相稱，聽上去不但得體而且給人以信任、堅定和力量。孫中山在其著名的《總理遺囑》中還不忘發出最后的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可見，“同志”是革命成功的基石、是革命成功的希望，沒有了“同志”革命的事業也就煙消云散了。
對于共產黨人來說，對于“同志”的意義認識恐怕就更為清醒和深刻了。早在1920年，毛澤東、羅學瓚等人在通信時，就互相以“同志”相稱。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一大” 的黨綱中就規定：“凡承認本黨黨綱和政策，并愿成為忠實的黨員者，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不分國籍，均可接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志”。可見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伊始，就是以“同志”相稱黨內之人。這些擁有共同志向之人，他們的共同志向就是“實現共產主義”，可以說“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基礎。從建黨到建國，在中國共產黨的奮斗歷程中無時無刻無不打上了“同志”的烙印。
建國以后，毛澤東在1959年曾專門指示，要求黨內必須以“同志” 相稱。1965年12月14日，中央還曾專門發出通知，要求黨內一律以“同志”相稱。至此，“同志”這一稱呼已不單單只是一個稱呼，他不僅是發揚黨的優良傳統，體現黨內平等、克服和抵制舊社會腐朽習氣和官僚主義作風的一種方式，更是時時刻刻提醒黨內同人不要忘記了你們是一群以消滅剝削、消滅階級差別為目標的“同心同德”之人，“同志”的稱謂是一種時時刻刻互相提醒“同心同德”的“共同志向、共同理想、共同奮斗”的方式，是一種時刻提醒黨內成員堅定理想信念的一種教育方式。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中曾再次重申毛澤東的一貫主張，要求“黨內一律互稱同志，不要叫官銜”。
新中國成立后的一個時期內，“同志”這個稱呼還曾經成為全國各族人民之間親切、尊敬的互相稱謂，這時候陌生人之間打招呼通用稱謂都是“同志”。問路時一句“同志您好，請問前門怎么走?”，你會得到溫和而詳盡的指點。到政府機關辦事，只需叫一聲“同志”說明了來意，便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服務。當你在陌生的地方遇到困難，只要你多喊幾聲“同志”便會得到真誠和眾多的幫助。在新中國的歷史上，曾經有過那么一段美好的時光，全國人民皆為“同志”，走到哪都擁有“同志”。那時候給人的真是一種眾志成城、萬眾一心的感覺，一聲“同志”喊出的不僅是平等，還有親情和信任。這就是“同志”的情懷、“同志”的力量。不過世道在變，如今不僅“同志”的稱謂很少有人使用了，伴隨“同志”這個稱謂消失的不僅是“同志”間的平等，還有陌生人之間的親近與信任。如今你出門辦事，見人喊“同志”遭到的不是冷眼就是冷漠，至少是莫名其妙的一臉茫然。如果是在一些特別的場所你這么喊恐怕還會鬧出誤會來，因為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同志”已經有了另外的一種含義，那是“同性戀”朋友之間的稱呼。
如果非要給“同志”找個近義詞，那恐怕就只能是“朋友” 了。如果說“同志”是志同道合之人，那么“朋友”則更多的是志趣相投之人。“朋友”當中可以有“同志”卻又并非全是“同志”。歐陽修在《朋黨論》中說“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可見“同志”必然是“朋友”，但“朋友”未必是“同志”。
要想理清“同志”和“朋友”之間的關系，還必須要引申一步，那就是必須要引入或對比 “敵人”的概念。不引入“敵人”的概念，就不足以理清“同志”和“朋友”之間的聯系與區別。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最清楚的當屬毛澤東主席。“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是毛澤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的開篇之句。“同志”的“朋友”只有和“敵人”相對比較才好分得清楚。只有分得清“敵人”才好分得清“朋友”，只有分清了“敵人”和“朋友”才好認準了“同志”。在我看來，那些不是“同志”，又不是敵人的人就是“朋友”。如果說“敵人”是你路上以死相逼，攔截你前進或逼迫你往回走的人，那么“朋友”就是可以和你一道走，但是又不會走到底的人。這就好比路上的搭伴，大家因著目的地的不同，“朋友”伴隨你走到一定的程度，有的可能還會繼續與你一道走，甚至會成為你的“同志”，也有的可能會停下來不再跟你一道。如果說停下來或者分道揚鑣的也還算是朋友的話，那么是力阻你繼續前進或者千方百計引誘你與他一道就進而成為你的“敵人”。回避、模糊了“誰是我們的敵人”，自然也就回避、模糊了“誰是我們的朋友”，那么“同志”自然也就是一團混沌。
共產黨人的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是要消滅一切不平等。也許這樣的理想不可能實現，但是只有“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才能使社會變得更美好。若是滿足了“朋友”的要求就停下來，新中國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
改革開放以來，“朋友”們多了，“敵人”少了甚至是沒了。而真誠的“同志”呢?我內心大聲呼喊著。改革被稱為“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那么就非常有必要厘清到底應該堅持什么?、改變什么?革除什么?堅持什么關系到準確定位誰是我們的“同志”和我們到底要立什么樣的“志”，這也是分清“朋友”和“敵人”的基本依據;堅持什么與改變什么相結合則基本定位了誰是我們的“朋友”。任何歷史時期都不可摒棄那些暫時與你一道相行的人。歷史只能在沿革中前進，任何人都不可能做成超越歷史和割斷歷史的事情。而革除什么則直接關系到定位誰是我們的“敵人”，凡是既與“同志”之“志”相背離又與“朋友”之意愿相違背的就是應當堅決革除之弊端，“同志”不容“朋友”反對的就是我們的敵人。
不是說改革就是利益關系的調整嗎，那么調整的核心對象是誰呢?當“朋友”的圈子無限制擴大，“敵人”的圈子無限制縮小的時候，你會發現真正的“同志”卻少了，許多原來的“同志”也隨著過往的“敵人”一起演變成了“朋友”。而“朋友”只不過是一段順路者，他不會伴隨你一道走到底，至少“朋友”不會有傳承，也不必要有傳承，“朋友”是既得利益者，隨時會改變方向。而“同志”呢，必須要傳承，“同志”要的不止是眼前的利益，“同志”目標的實現必須要仰賴后來人的繼續努力。
歐陽修在《朋黨論》中講：“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從這個標準來看不論是所謂“君子”還是“小人”，“朋友”都不足以完全夠得上“同志”。當“朋友”的圈子無限制擴大，“敵人”的圈子無限制縮小，那么無疑是擠壓了“同志”的生存空間，“同志”轉而成“朋友”會成為無奈和“何樂而不為”的選擇。毛澤東說“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因此說，準確地厘清“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社會改革需要理清的首要問題。
世道變化到如今，你還能自信滿滿地去喊聲“同志”嗎?即便是你會自信滿滿大聲地喊出來，可是你還能得到內心真誠、平等、信任、親切、可靠的回應嗎?如果你不能自信地找到可以信賴的“同志”，那么請問誰又是你真正志同道合的“同黨”呢?話說到此，心中不免會有黃葆楨在《楊哲商烈士悼歌》之五中感嘆的，“春秋大復仇九世，同志寥落與誰商”的悲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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