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第一個問題，從積極的意義上評價工人階級在改革中的歷史作用是否妥當。
按歷史唯物主義常識，工人階級從產生起就是歷史前進的動力，改革時期當然不能例外，因此，這個問題的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問題是博友對前篇博文中的一段話產生了誤解：“改革開放時期，為了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進而使社會主義經濟在世界經濟中占據有利地位，中國工人階級不惜砸破奮斗了一百多年才爭得的‘鐵飯碗’，將親手建成的部分國有、集體企業交給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經營，使我國多種主要工業品種的數量居世界前列，初步取得了在世界經濟中的發言權。”在一些博友看來，將工人下崗現象與我國在世界經濟中占有一席之地聯系起來，說工人階級將部分生產主導權“交給”民族資產階級，似有牽強附會、粉飾太平之嫌。
是的，我國要在世界經濟中爭得一席之地，不一定非要大量工人下崗不可，而且從主觀愿望上來說，工人也不愿意將親手建成的工廠交給他人。但是，在中國經濟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確實發生了部分工人下崗的現象，這是事實，而且是暫時無法改變的事實。我們如實地描述這一事實，把問題提高到工人階級顧全大局，移交了部分生產主導權這樣的高度，應該是對工人階級有利的，也是符合歷史實際的。在工人階級掌握政權的國家，其企業應該實行公有制的社會大生產方式，換言之，應該實行公有制的市場經濟，這是不言而喻的。沒有工人階級的讓步妥協，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取得部分企業的生產主導權，這也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如此，工人階級為什么要作出妥協呢? 大家知道，當今所謂世界經濟，是資本主義占統治地位的世界經濟。社會主義要在全世界取得勝利，就必須在世界經濟中占據統治地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原先采取社會主義經濟體系與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相抗衡，進而戰勝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策略。這個策略曾經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在蘇聯、東歐復辟資本主義后，以中、朝等國的實力，無法以體系的名義與西方相抗衡，采取這個策略的條件已不復存在。中、朝等國要在當今世界發展經濟，擴大社會主義的影響，就必須改變策略，在保持社會主義政治、經濟獨立性的前提下，參予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需要指出的是，西方陣營本來是對中國采取全面封鎖的策略的，由于蘇東變色，中、朝等社會主義國家對他們已不能構成威脅，再加上他們迫于新技術革命的壓力，急于下放落后生產力，所以也被迫改變策略，允許中國有限參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國參予世界經濟，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社會主義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相互斗爭和妥協的結果，并不是西方陣營的恩賜。顯而易見，在參予世界經濟的策略背景下，中國工人階級移交部分企業的生產的主導權，實質上是對西方陣營作出的一種妥協讓步。中國工人階級在歷史上曾作出過重大妥協讓步，例如抗日戰爭時期，為聯合國民黨抗日，曾承諾暫時放棄武裝奪取國民黨政權的政策，甚至承諾暫緩土地革命，而代之以“減租減息”的政策。當然，改革開放中的妥協讓步的程度是否拿捏的恰到好處，還是可以再商量的。“通鋼事件”表明，中國工人階級的讓步是有原則的：讓步必須是雙方讓步，讓步必須換取相應利益；中國工人階級決不能同意將生產的主導權全部交給資產階級。
再說第二個問題，中國工人階級的特點在改革開放時期有何表現。
自社會主義國家產生以來，它就被西方視為洪水猛獸，始終處于帝國主義的全面封鎖和武裝干涉之中。西方有限度地允許中國參予世界經濟，實質上是被迫承認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在地球上的存在及其合法性，這是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這一條件的出現，使社會主義國家聯合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和進步勢力，變革不合理的世界經濟秩序（即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成為可能，表明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內容、范圍和力量空前地擴大，少數社會主義國家獨力苦撐的局面已經結束。中國工人階級站在推進歷史進程的高度，實施改革開放策略，甚至不惜付出重大代價，表現出了國際工人階級先鋒隊的特有風范和特別能戰斗的可貴品質。考慮到中國工人階級是在艱難完成工業化任務后沒有得到休整的情況下，實施策略轉變的，他們為社會主義事業和人類進步事業所做的犧牲奉獻，可以說是悲壯的。但是，由于中國工人階級的固有特點使然，他們在向世界經濟進軍的征程中也出現了若干失誤。限于篇幅，這里只能簡要談談中國工人階級理論準備不足的問題。
理論準備不足，是中國工人階級文化水準較低特點的一個重要方面。從世界歷史進程角度講，中國的革命和建設是后進的。中國革命最初是在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下進行的，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也是在借鑒蘇聯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由于這些特點的規定，中國工人階級無論是在革命時期還是建設時期，都存在理論準備不足的問題。改革開放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重大轉變，歷史上并無成熟的經驗可資借鑒。在這個重大戰略轉變中，中國工人階級理論準備不足的弱點就顯得更加突出，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以政治準備代替理論準備。實行重大戰略轉變，當然要做確定新的政治戰略方向的政治準備工作，即通過政治手段把工人階級和其它階級的力量調度到改革開放戰略上來，但應以新戰略的理論準備為前提，二者不能相互代替。中國工人階級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展了真理標準的討論，其目的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一步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研究、說明新戰略作準備，但在討論過程中，實際演變成了各部（委）、各省（市） 、各大軍區和各人民團體進行政治表態，即誰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哲學命題，就表明誰是擁護改革開放新戰略的。也就是說，這次討論采用對哲學命題表態的形式，要求各派政治力量表明政治態度，實際形成了一次政治運動。真理標準的討論的結果是，一方面，實際確立了改革開放新戰略，在此基礎上對各派政治力量進行了重新配置和調度，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新階段；另一方面，在新戰略的理論準備沒有完成的情況下，采用政治、組織手段確立新戰略，造成政治準備不充分，并且實際擱置了理論準備。這個結果，是中國工人階級長于政治組織，弱于理論總結的特點的反映。在這次真理標準討論中，中國工人階級重復了歷史上所犯的理論錯誤，進一步加重了理論準備不足問題。其一是將哲學觀點簡單化。確定真理標準有助于確定正確的政治戰略，但不能等同于確定政治新戰略，它們之間還有很多中間環節。其二是將哲學觀點片面化。真理本身是絕對真理和相對真理的統一，同樣，作為真理標準的實踐標準也是絕對性和相對性的統一。脫離實踐標準的相對性方面講實踐標準的絕對性，是將實踐標準抽象化、絕對化、神圣化，必將走向否定一切相對真理的歧途。需要指出的是，實踐標準的絕對化傾向，后來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理論依據。
中國工人階級理論準備不足的弱點，與國際工人階級先鋒隊的身份是不相稱的，也預示著中國工人階級解放的道路是極其漫長的。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證明，工人階級必須有自己的政治家、哲學家、理論家、軍事家、企業家、文學家和外交家，才能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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