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們周圍莫名其貌的出現了一種“文化大革命使人不敢講真話”的論斷，尤其是高層某些領導已經不止一次通過各種媒介傳達了這樣一種信息，而寄希望改變此現狀的唯一辦法在于尋求政治體制上的改革。本人作為一名黨員，就此問題談一談個人的意見和看法。
毫無疑問，持肯定態度的人認為文革中出現了個人權威現象，個人崇拜現象，以及個人的一些政治生活不健康現象等，直接導致了領導干部，人民群眾不敢講真話。上述種種問題又帶到了今天，使得領導干部出現了貪污腐敗現象，人們還是不敢講出真話來揭發；上級領導的一些做法不正確，下級人員也不敢站出來表示不支持或者反對；而結論是這些當今社會出現的問題和矛盾都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而解決這些矛盾的根本只能依靠政治體制上的改革。
首先，對于當今“人們不敢講真話”這一現象我非常贊同。非常慚愧地說我本人作為一名黨員也越來越不太敢講真話了，這一行為可以說與黨章的規定是不符的，但是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由于文革引起的嗎？至少我不認為我現在不敢講真話是由于文革造成的。
在這里我想舉一個發生在前兩天我本人身上的一個例子，本人工作在一北京市屬國有企業，前些天單位辦公室人員面對面的詢問我，推薦了本單位一把手領導擔任十八大的黨代表，問我有沒有意見，實話講我是有意見的，因為其在擔任我單位一把手期間，并無做出任何成績，單位員工八年未漲工資，怨聲一片，他所提拔的一些干部德才全無，但是因為是面對面征求我的意見，我真的不敢講真話，因為他端著我的飯碗啊！這時候我還真的想到了文革，文革時大鳴大放大字報，我如果真的能夠大鳴大放大字報，恐怕這個真話我一定會講！
再次，我又深入地思考了為什么我不敢講真話的原因，思前想后我認為有兩點原因是最重要的。第一，我忌憚于他的權力。第二，我擔心丟掉我的飯碗。但是這兩點和文化大革命又有什么關系呢？想起曾經的那個年代，人人都是“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那個時候誰又會忌憚誰的權力呢？丟掉飯碗？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恐怕更不會吧。因此，我實在無法理解高層某些領導口中的文革使人不敢講真話從何而來？說文革使人不敢講真話的人是否真的經歷過文革呢？
第三，我又深入地思考了高層某些領導為什么聽不到真話的原因，我想一定是由于領導干部出現了貪污腐敗現象，而很少有下級敢對他直言的；房價漲的比天高，而很多下級都對他說老百姓都有房住，社會很安定；物價高高在上，而絕大多數下級都對他說百姓天天有肉吃，比文革的時候強太多了。但是造成這些情況的原因是因為文革還是由于其它原因造成的呢？我們的黨章里面明確規定了黨員要堅決同消極腐敗現象作斗爭，要講真話不講假話，黨員如果不敢講真話是違反黨章的，而現在出現這種情況，是不是可以說絕大多數人都不配做一名合格的黨員了呢，某些領導是不是就此問題應該進行深刻的反思呢？因此，我認為改變這一現狀的方法是進行黨性的教育，而不是進行政體的改革，從這點看唱紅也許未嘗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最后，我想說的是寫這篇東西一不是為了文革平反，二不是和人吵架，實際上大鳴大放大字報這種形式有其弊端，因為這樣的形式使很多人可以對自己說過的話不負責任，謠言誣陷滿天飛，造成社會的動蕩和混亂，但是“文革使人不敢講真話”的結論我真的不敢茍同，相反文革的結果是使人太敢講真話了！以至于敢說真話的平臺在一定形式上有可能演變成滋養假話生長的土壤，但這決不能說“文革使人不敢講真話”！而現在人們不敢講真話的根源在于黨性、信念的缺失；溜須拍馬，阿諛奉承等不良風氣的流行；缺少使人講了真話又不用擔心打擊報復的平臺，這是截然不同的！希望高層某些領導能夠認真思考和再認識這個問題，以至于決策不會出現偏差，否則人們不敢講真話的現狀還是無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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