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發生的“重慶事件”原因很多，看似偶然卻實屬必然。根本原因是中國人信仰缺失太長久太普遍了，尤其是很多中、高層官員也存在嚴重的信仰缺失問題，才暴發了這樣一波深刻的政治危機！中華民族擁有五千年文明歷史，卻沒能成功構建起良好統一的信仰，因而才吃盡苦頭“多災多難“，多數中國人至今還在為之困惑不解，不識民族信仰與社會道德真面目……所幸這次“突發”的政治危機沒有轉變成一場社會災難！
從古到今，多數中國人都程度地表現出缺少良好信仰對道德的有效支撐，因而會經常遭遇社會化“缺德”思想和言行的困擾與自殘，令很多中國人都尷尬和無地自容，連外來的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對中國人都顯得很文明很有道德力量，才令世代都有人為之深思和苦苦探索的壯舉發生。早在兩千五百多年以前，中國人自己就鼓搗出了一個“孔孟之道”，但它卻是一種教唆人們如何為當官和投機鉆營而讀書的狹隘處事哲學，更是幫助“官、學、商”愚弄和剝削壓迫民眾的一種技術性“工具”，甚至是一系列利己主義的“心計”，從來都沒有也不可能成為大多數人信奉的良好信仰。古今大多數“官、學、商”卻總是出于利己主義的考慮，把“孔孟之道”當作一種完美的信仰極力向全民宣傳普及，從而又嚴重阻礙甚至刻意破壞了中華民族對于其它信仰的探索和構建。在古代就反復造成了以“西天取經”的“唐僧”為典型代表的很多中國人，歷經千辛萬苦所取到的佛教一直都沒能夠普及開來；近代西方傳教來的基督教，雖然傳播得比較快，但同樣也沒能夠得到全面的普及。根本原因就是佛教和基督教里面利他主義的“信條”較多，會妨礙中國“官、學、商”專橫的利己主義傾向和霸道言行！這才搞得世代中國人什么“教”都不信，什么“教”都難信！于是，中國人一直都沒有，甚至也無法對好的社會道德加以穩定可靠的傳承，從而才導致了社會內部經常會自發地涌現出各種粗野甚至獸性的東西泛濫，近于周期性地造成全社會經常化地動蕩不安，改朝換代的血腥政治事件頻發，歷朝歷代的中國老百姓實際能夠平安幸福生活的時間，恐怕還比不上印度老百姓……即便是在現代的毛澤東時代，中國的先進分子以滿篇利他主義“信條”的西方共產主義學說為信仰，自上而下人工強化普及到了全國，首次讓全民有了一個尚不穩固的共同信仰。但再次不幸的是自1977年以后，又被現代的“官、學、商”勢力所逐漸拋棄掉。于是，這當代中國人又缺失了良好的統一信仰，社會上許多人又很快呈現出了個個都像小動物，人人都想著投機取巧和鉆營，都爭著成為少勞多獲甚至不勞而獲的坐享其成者，搞得烏煙瘴氣，社會精神生活上相當混亂，如此等等，這與歷史上無數次社會向壞演變之后的情形完全一樣。當鬧到誰都難以過得安身，誰都難以過好的地步時，社會便一再產生了強烈的“集權治理需求”，這就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的“嚴打”、1989年前后的政治大治理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及愛國主義教育、近兩年重慶“唱紅打黑”等“社會運動”的由來。而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精神上日益懷念毛澤東時代的內容，如樂意唱“紅歌”、看樣板戲、稱贊很具有毛澤東思想色彩的重慶系列探索，部分農民和城鎮市民甚至去信仰基督教、佛教和伊斯蘭教等等，與西天取經的“唐僧”取來佛教、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引進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理論的壯舉很相似，在反映中國人對良好信仰的渴望和頑強尋求上是一脈相承的！
其實，國民始終形不成良好統一的信仰，才是中國封建專制意識形態和制度長久難變的根本原因。上迷社會事件的相繼出現是很自然的，它們是中華民族沒有良好統一信仰必然會出現社會化的道德淪喪惡果的歷史再現。封建中央集權制類型的很多東西之所以通行至今極難革除，就是因為沒有利他主義信仰有效支撐道德言行的各類人群，本是與低等動物沒有太大區別的烏合之眾與粗野匪幫，會充滿著各種盲動性和粗暴言行！社會內部就很容易因為爭奪實利甚至個人名望而發生無限升級的內吵、內斗、內耗和自相殘害，民力、國力等物質與精神財富的積累和再生產總會變得十分困難！尤其是最有條件，最有能力，甚至也最應該積極投入物質和精神財富再創造的“官、學、商”們，注意力反而大都會集中到對于現成或者可期待的權力和物質性財富的爭奪享用上！這就會使中國人難以自覺并且默默無聞地專注思考、誠實勞動和發明創造，什么正經高尚的事情都難以有人自覺地想到和努力做好，總會呈現出國民大都缺少精力、甚至沒有興趣說好話、做好事的時代風氣！于是，這樣的一大群總會滑入非理性思維和言行的人們，就只好，甚至也只配永遠生活在封建式的高壓集權管制之下！因為，無數宮廷政變和“農民起義”所建立起來的新政權或者新朝代，起初都會有的仁德、寬松與和平社會生活都維持不了多長時間，就會由于沒有良好統一的信仰而陷入普遍缺德化的混亂，不得不再次實行高壓的集權專制管理，這才造成了封建專制制度在中國社會特別長久。外國人不理解并且大罵中國的封建專制是可以理解的，而很多中國人自己也不理解并且簡單咒罵和一概根否定封建專制類型的東西就顯得不太嚴肅和相當愚蠢了。因為，沒有封建專制的東西維持各個時代的社會相對和諧穩定，中華民族的歷史只會更加悲慘無比，包括當今大多數人在內的中國社會的一切大都不可能產生和長期存在。
沒有良好統一信仰的民族與具有良好統一信仰的民族的歷史遭遇往往大不相同。沒有良好利他主義信仰，因而不太講社會道德的舊式中國人，越是有權、有錢地享有全面的自由，便越會喪失人性而胡作非為，任意地侵害他人和社會，呈現出“非人性”的太多陰暗面，整個社會道德也就無法長期相對穩定了，并且連一個起碼的“底線”也沒有……中國古人對此的深刻感悟是“為富不仁”！這在1949年以前的舊中國和1977年以后的中國幾乎是隨處可見的社會現象。而有著較良好利他主義信仰，進而比較講社會道德的很多西方人，卻是越有權、有錢地享有全面的自由，反而多會越具有人性地熱心慈善事業，甚至樂意伸張正義和公道，這相當“為富而仁”的現象與中國人的“為富不仁”就顯著不同了。根本原因在于他們比中國人多了一個能夠幾百年都堅持如一的信仰教育，使他們的社會道德能夠輕松呈現出幾十年甚至成百年的相對期穩定，并且還會有一個不太低的“底線”！這早就成了沒有良好信仰的中國社會與有著基督教信仰的西方社會、有著佛教信仰的印度社會的最大區別和主要“劣根性”所在。
與中國社會的上述情況明顯不同的是，西方社會雖然還實行著較為落后的資本主義制度，但由基督教利他主義信仰主導精神的大多數人卻顯得比較誠實、敬業，勇于、甚至也樂意從事基本上無眼前實利可圖的社會慈善事業、從事高風險甚至根本沒有成功保證的艱苦的科學研究和發明創造等等。這就大大支持了資本主義制度下各項事業的持續進步和發展，使得一個很長時期里資本主義制度的落后性并不那么顯著，不但從社會道德基礎上幫了資本主義的大忙，還促進其社會內部產生了一些空想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思想和理論學說，以及很多實際的社會主義因素的普遍形成，這也早就深深地影響到了全世界！而在這類從根本上造福全人類的大好事上，中國人幾乎全無積極的作為和實際的歷史貢獻！
西方人在“禮拜天”要去教堂等嚴肅場所接受重復的信仰教育，從道德上反省和檢討近期的過失，虔誠地“祈求上帝寬恕”……很多中國人對這些看似機械枯燥、形式主義的事情卻總是難以理解，甚至還會嗤之以鼻，實際上是粗野地看待、固執地拒絕接受良好信仰教育的不文明和難教化表現。一小部分中國人即使學著做起來不久也多會因為不耐煩而作罷，僅僅是實用主義地從中學來了一個休閑娛樂的“好日子”——星期六和星期天。幾乎都用在了體力和精力的放松休息上，甚至用于縱情娛樂了，與其他自有的節日一樣也都想著歌舞升平一番，像是一個永遠都玩樂不夠的民族。在西方能夠正常實行的很多好東西，一搬到中國來很快就會被扭曲，甚至完全變成有害于國家和廣大老百姓的壞東西，就是因為中、上流社會的“官、學、商”們根本不具備西方人那么樣的傳統信仰和對應的社會公德！尊崇孔孟之道而自私刁鉆的漢族文人和富人們，只會是走到哪里都會把內爭內斗、消極腐敗和賣國求榮的文化習氣帶到哪里。至少是在近代，他們就依仗人多勢眾而逐步綁架了滿清王朝，令其丟掉原有的“尚武”精神，并且變得同樣高度尊崇孔孟之道而保守封閉起來。在“反滿滅清”的半公開時代氣氛下長大的“慈禧”，只會近于漢族間諜一般在無形中與中、下層漢族文人和富人“配合”默契，令末期的滿清政府雪上加霜而成為他們牟取私利的工具和一塊具有官方封建色彩的遮羞布。清朝王朝被他們搞敗了以后，中國便是軍伐混戰、日本侵華戰爭等全民族的空前劫難了。當代世人還可以從幾乎一切都復舊復古了的社會現實當中清楚地看到，各種門派的武術、《孫子兵法》、《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紅樓夢》、眾多的典故和成語等等，更多地展現出一種不遺余力斗勇、挖空心思斗智的“打斗文化”。“大牌”與“小牌”、麻將與圍棋等文化、各種門類的飲食文化、雜耍與戲曲文化、甚至官場的“腐敗活動”文化等等，則更多地展現出一種無聊和消遣的“吃喝玩樂文化”，極少有教人探索和倡導科學、追求和傳播真理、忘我進取和專心實干的內容。泱泱中華傳統文化就這樣因為沒有良好統一信仰力量支撐起廣泛的社會道德，才總會造成國民嚴重缺少自律性和自我反省精神，系統文化也就呈現為一派“吃喝玩樂與吵鬧打斗”文化了！這就容易使得廣大公民心思漂浮，難以平心靜氣，難以積極自覺地從事新思想、新科學、新技術的創造而干出正經的好事情，從而造福當代惠及子孫。中華民族精神的真面目至今還是如此這般，他們當代這類人群對于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國家肌體的侵蝕與圍攻，其實也與當年對待清王朝的態度和做法情形上完全一樣……全民族還要保持“階段性”的興旺發達，就很難具備內在的生機和活力支撐了！
從1978令工農干部退出中、上層權力開始，中國就逐步脫離毛澤東思想主導的，歷經了幾十年才好不容易形成的左派化“社會道德穩定期”，步入了鄧時代淡化馬克思主義而右傾化的“社會道德紊亂期”。新一代大都非馬克思主義化的中、上流社會主導力量牢牢掌控各級各類權力之后，對工農大眾、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感情幾乎蕩然無存，他們甚至也不怎么愛國，于是，2006年的中國就開始墜入了右派化的“社會道德崩潰期”，全社會自上而下更加喪失了良好統一信仰對社會道德的有效支撐！突出的標志性事件就有：各種假冒偽劣商品與豆腐渣工程更加大量涌現；毒奶粉、有害脬制品、瘦肉精污染與染色食品泛濫；國家公然推廣大受世人爭議的轉基糧食對國民身體健康造成重大威脅；“小悅悅”事件等極度缺少道德良知的惡事頻發；每年官方高調慶祝具有挖苦和詆毀開國領袖毛澤東意味的“教師節”；各種事實上的漢奸賣國言行招搖過市無官方力量及時懲治；洛陽市大量毀掉革命烈士墓園遭到全國民意廣泛譴責不久，還能夠到人民大會堂接受最高層大人物授予文明城市獎杯；惡毒攻擊毛澤東主席的教師受到社會主流話語的大肆宣揚；海南惡意毀壞民間自發樹起的毛主席像；學界惡意修改部分教課書；對歷史上公認的反面人物和大事件作顛覆性的正面宣揚；最近有人又在事實上譴責和否定重慶“唱紅打黑”，如此等等不勝枚舉！這種中、上流社會道德崩潰性的言行如果得不到盡快制止，中、上流社會的利己性情緒積累就極難得到化解和限制，中、高層大人物在日常例行公事性的權利活動當中精心策劃并且發動事實上的反黨、反政府、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事件就會層出不窮！會使黨和國家很快就會陷入一場曠日持久的內部動亂和大衰敗，老百姓也會隨之遭到比1840年、1937年以后的民族大難更加慘烈的生命和物質財產損失！
從1977年延緩至今的國民良好信仰缺失，又接近“周期性”地造成了社會化的“道德淪喪”，重現了歷史上早就有過無數次的官員中少有好人，商人中少有善人，文化群體少有正派人的可悲社會景象，直接造成了目前黨和國家、甚至全民族的險象環生。其實，這是中國社會道德穩定性差，中、上流社會的道德穩定期通常只有30年左右，極難超過70年的歷史再現！因為不分優劣，中、上流社會的道德穩定期，都主要取決于最高領導層內一兩個實權大人物的真實信仰！2011年春季，中、上流社會的一些人公然把孔子像立到天安門廣場的鬧劇，就是因此上演的。因為這種最高層實權大人物個人的信仰問題，必然會在他們日常例行公事的活動中表現出來，呈現為對某一類人和事情的過于親熱、潛心關照、刻意捧場抬舉，出現引起社會批評甚至對抗事件以后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包庇縱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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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wu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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