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問題是當今中國最困難的歷史認知之一，根本的原因在于盡管文革已經距今三十余年，盡管很多人更愿意對文革對今天的中國的巨大的影響采取一種表面上的視而不見的態度，但是一旦中國有事，文革就會像幽靈一樣出現在某些人的腦海，以至于今日改革的問題竟然都可以追溯至文革，所以“視而不見”僅僅是一種表象。究竟是什么讓這些人惴惴不安恐懼至今，讓他們如此缺乏自信，以至于對自己三十年的奮斗的成果能否繼續都產生了懷疑？從歷史角度上說，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具有歷史遠見的對建國前三十年進行了總結，其中就包括了對文革的徹底否定，但是這種否定從一開始就具有官方強制的特征，它不允許人們具體分析文革的產生、過程、理論和歷史影響方面的細節，結果導致今日若干的反彈情緒。共產黨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奉者，歷史在共產黨的傳統思維中是一門科學，既然是科學就必須允許人們思考，立論、辯駁以致得出結論。從現實來說，對這個問題的分歧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嚴重，人們似乎完全分裂成為了意見尖銳對立的兩派，就是為將來中國人民的團結計，我們也必須嚴肅面對這個問題。一種歷史現象已經對現實造成了影響，我們就應該勇敢的去研究它，而不是裝作一個鴕鳥，讓屁股去面對未來。
只要稍微了解中國歷史的人都意識到了中國的封建主義實際上就是權力和財富的混合體。在殷商時代，從商王、周王到士大夫，國家是由大大小小的貴族分封組成的，政權就是他家的家政，軍隊就是他家的家丁，土地就是他家的家田，人口就是他家的奴隸，如果說有什么統一的形式那就是小的封建主口頭上或者是形式上對大的封建主的效忠。這就是春秋之前的中國的社會現實，與這種社會現實相一致出現的社會統治思想就是體現在儒教經典之中的禮制，說穿了就是森嚴的等級制，這正是典型的封建制的特征。
在春秋戰國的大變動中，中國出現了以魏國開始，以秦國結出碩果的大一統集權官僚政治模式，正是這幾百年的社會實踐證實了封建制的必然滅亡的命運。但是中國的封建傾向并沒有消失，每當動亂的時代被制服之時就是封建開始復辟之始，隨著官僚們封建的復辟腐化、當社會財富被官僚們徹底控制，國家（中央）對社會和國際政治問題沒有了財力和人力的應對能力（看看崇禎）之時，改朝換代就到來了。必須通過大規模的社會動亂來徹底摧毀官僚“封建制”，實際上基本上是徹底摧毀整個封建官僚階級，才能重新給社會帶來統一和繁榮，這就是所謂循環穩定結構的根本驅動因素，這就是每一代有為君王必然會對土地的兼并和財富的集中和他們的載體官僚們采取打擊措施（請看漢武帝、武則天、雍正）的根本原因。所謂“中國社會的早熟”實際上就是中國比西方早整整兩千年迎來了大一統的時代，但又由于沒有足夠的生產力支撐，無法發展出更高的社會形態而被迫反復的被掩埋在血泊中。
于此相一致的社會思想體系是儒教，它提供了一個由“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教條支撐的“當官有理”的最嚴密的邏輯論證。看到沒有，在這個體系里當官就是為了發財，發財就必須當官，當官發財二而一，一而二而已。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所謂的封建傳統實際上是兩個，一個是統一的集權的官僚體系和這個官僚體系一經形成就必然走向封建的傾向。統一是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傳統之一，他是中國在過去兩千年創造出比西方更高的文明的根本物質保證，也是當代中國必然走向歷史性復興的物質保證，所以官僚體系的封建傾向是對中國社會最具威脅性的社會問題，在社會財富空前高漲的時代，腐化墮落的加速和官僚獨立階級意識的迅速覺醒極有可能給中國帶來滅頂之災。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封建殘余是如何潛默移化的威脅著人民共和國的肌體，實際上這種潛移默化幾千年來一直存在，以致被我們視而不見、習以為常了。而一直高舉著反帝反封建大旗的中國共產黨人如何才能從這種兩千年間至少重復了六次的反復的大災難中走出來，他至少要干兩件事，第一件是從大亂實現大治，也就是統一中國，這件事基本上被毛澤東完成了，但還留有一點尾巴。第二件事是遏制官僚封建傾向的發展，實現對政府的自下而上的監督，毛澤東嘗試做了，但他失敗了。有人說毛澤東不過是要在幾十年中做資本主義兩百年要做的事情，這些事情韓國、臺灣不都做到了嗎？可是當你知道他在做這些事情的同時，實際上還在挑戰兩千年來中國人從沒有逃脫的歷史宿命的時候，你就明白歷史給他的時間太少了。
至于信仰問題，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從秦漢以來就沒有過統一信仰的國家，你以為對毛澤東思想的信仰沒有任何意義嗎？毛澤東思想是自殷商“天思想”崩潰以來，第一個形成了完整世界觀、方法論的中國人的信仰體系，是當今世界可以與基督信仰、伊斯蘭信仰、猶太金融信仰相抗衡的屬于中國人的唯一一個信仰體系，當我們沒有了自己的信仰，就會成為其他信仰任意蹂躪的羔羊。正是打著所謂“信仰”和“普世價值”的幌子的豺狼正在明目張膽的損害我們的利益。在中國這樣一個信仰的沙漠中，他就算不被自己的國人視為珍寶，但至少要被視為打鬼的鐘馗吧，可是最近幾十年我們在干什么？我們在自毀心靈的長城，靈魂的依歸啊！
現在我們再回到文革，文革的理論論據非常清楚，只要我們還可以哪怕低下高貴的頭顱少許看一看毛澤東在發動文革的理論文章中的敘述，我們就不會輕易以一句試圖爭奪權力來否定它的價值。自下而上的監督政府、相信群眾的創造性、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知識分子要與群眾相結合，幾乎改革開放以后我們提出的所有政治口號，在文革之中都被提出并潛移默化的灌輸到了人民的心靈之中。筆者曾經試圖研究文革中的大字報的內容和1978年三角地大字報內容的區別，驚詫的發現后來的所謂右派，除了立場、主張右轉之外，他們的做派、行為甚至語句都幾乎如出一轍，他們都對傳統的政治制度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所謂不妥協態度。我終于信服陳老總文革中的那一句“二十年不治”的預言，右派造反派實際上也是造反派。所以文革的錯誤不是發動者的初衷造成的，這一點不是我的發明，這是鄧小平的創見，他始終認為毛澤東文革是好心犯錯誤，只是當時的時代的限制，鄧老總沒有把好心是什么說清楚而已。文革的錯誤在于我們這個民族沒有能夠在知識、智慧和能力上跟上自己的領袖的期望，當他把建立自下而上的監督體制寄希望于人民群眾的自主創造時，我們卻在為領袖紅本本上那一句文字的理解大打出手。我們干出了毆打老師，毆打將帥的讓親者痛，仇者快的勾當，甚至于有人干了這些事的幾十年后又一個接一個的站出來表現他們比毛澤東高明的知識分子的素養。為什么沒有人反省自己在文革中干了什么？巴金老人提出要建文革博物館，我相信他一定不會反對將他在文革中寫的關于“孔老二反動思想”的小人書陳列給大家欣賞，那本書是筆者幼時可以見到了很少的幾本兒童讀物之一。當然還有一本叫“不怕鬼的故事”的小人書據說是毛澤東親自編給兒童們看的，這本書的內容幾乎伴隨了筆者迄今的歲月。從形式看，文革的錯誤還在于在試圖“實行自下而上的監督”的時候沒有建立一個全民族遵守的法律體系，沒有有效的制衡各派政治勢力的方式等等。這些問題也就是當今那些“高手高手高高手”們天天念叨已經讓我們耳熟能詳的事情。但是筆者通過對世界各國政治發展的觀察來看，所有國家在走向法治和有效治理的過程中似乎都會在某個區域觸礁，輕者政治反生動亂上百年，重者發生內戰一切重新來過。對比中國在走向這條道路的過程，筆者突然有了這樣一個想法，也許正是文革是毛澤東發動的，也許也只有他可以在國家出現如此動亂的危機關頭才能果斷中止這個過程，將大災難局限在了承擔個人錯誤的歷史責任之中。如果沒有這一次預演，誰能保證八九年鄧小平“穩定壓倒一切”思想的有效形成？誰能保證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會被消滅在一次大規模的內戰之中？所以文革是一次由正確的人、在錯誤的時間發動的出現錯誤的一次社會實驗，應該是可以接受的。今后的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一定要吸取文革的教訓，如果做到了這一點，我們就沒有白付出文革的代價。
文革作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經歷過的一個過程，已經是一個歷史事實，不管你愿不愿意，文革前那種“一切聽從黨安排”的時代不會回來了。人民確實實現了覺醒，他們不會再被某些野心家的煽動而干出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這是國家穩定的源泉，因此今天的政治家應該比以往擁有著更高的自信。另外一方面，人民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冷漠，一個改革者似乎更難獲得人民的支持，但這并不意味著人民缺乏判斷力，改革者獲得支持的方法只能是“一切以人民的利益為重，不因個人榮辱而改其志，矢志不移，歷經艱難，像愚公移山那樣去感動人民”。實際上共產黨人曾經做過這樣的事，在毛澤東必須高呼蔣委員長萬歲的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人深入敵后，含辛茹苦，默默奮斗，最終感動了上帝，贏得了新中國。今天又到了國家前進的關鍵關頭，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都應該埋頭苦干，實實在在的在每一件關系人民利益的事情上盡量做到最好，即使做不到最好也應該坦誠的向人民說清楚，我相信人民可以辨別是非。西方的那些個伎倆瞞不住人民的眼睛。
社會主義人民民主的中國一定會走向勝利，中國大發于世界的時代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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