侃為人民服務

                      道德思想的發(fā)展　　

我認為我國在改革開放后，最成功的是教育。我國培養(yǎng)了大量的大學生、高技術人才、并且使廣大人民脫離文盲，整體提高了人民的素質，這是政府的豐功偉績。　　

  但在另一方面，我國在改革開放后做得最不成功的也是教育。我國在人的精神方面的教育一下子迷失了方向。　　

  為什么說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才出了問題？因為在這之前我國的思想教育是很有特色的。在建國以后，首先在思想上提出的口號是“為人民服務”。這個口號太大，所以具體的又給出了三個學習方向。一個是鐵人王進喜，代表工人的學習方向；一個是焦裕祿，代表干部的學習方向；一個是雷鋒，代表群眾的學習方向。這就具體了，既有宗旨，又有具體的方向，這一整套理念很完善，在當時也很先進。因為西方早就提出了“人民公仆”這個概念。1311年意大利的文藝復興之父但丁，在其政治名著《世界帝國》一書中，明確提出“人民公仆”這個概念。但是真正被西方政治認可卻是在二戰(zhàn)以后。而且“人民公仆‘要比”為人民服務“的內涵要狹隘的多。　　

所以我說“為人民服務”在當時是先進的，這里也有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這三個具體的思想學習人物里面沒有一個是代表農民的。沒有農民代表。我想這正是體現了當時領導者的智慧嚴謹的工作作風，具有向導作用。農民是一個不先進的階級，所以不能有代表。農民的學習方向就是雷鋒和王進喜。當然，當他們有了文化，成了干部，學習的方向又成了焦裕祿，有趣吧。當然介于當時的農村人口眾多提出來“農業(yè)學大寨”|。　　

到了八十年代，人民的素質又有了提高，在我們思想宗旨不變的情況下，具體的表現又有了新的闡述。三個代表人物顯得簡單而又庸俗化了，就像“帶著問題讀毛選”一樣。這樣又宣揚 “五講四美，三熱愛”。講文明、講禮貌、講衛(wèi)生、講秩序、講道德，心里美、語言美、行為美、環(huán)境美，內容是豐富的，思想性很強很具體。這是對“為人民服務”思想的進一步發(fā)展。　　

進入九十年代以后，隨著改革開放深入，使人民過上了好日子，人們要過更好的日子，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想，這就不可避免的使人們的思想“向錢看”，思想進入迷茫期。在這里我要說：“社會的總體思路是對的，政府要使人們過好日子，人們自己要過更好的日子，政府要不斷改善和提高人們的物質文化需求，人們也有進一步提高物質文化水平的必要，太必要了。所以在新的形勢下，我們在高舉“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下，內容要有所突破，表現形式要有所變化，先進人物要與時代更融洽。這使我想起了重慶的“唱紅打黑”，我認為外面怪話連篇，表面上是指向“打黑”，而實際上對“唱紅”的擔心。少數人不敢針對“唱紅”，只好在“打黑”中找茬。其實“打黑”早就是眾望所歸的。我敢說連黑社會的人也有擁護“打黑”的。因為大黑要不了他們的命，而后進的黑社會有可能要他們的命。而對“唱紅”，我用了“擔心”一詞。就是說人民并不反對“唱紅”的精神，“唱紅”的精神就是發(fā)揚“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發(fā)揚老一輩的革命精神。“革命精神”我認為就是“拋頭顱灑熱血”的“為人民服務”，這是為人民服務的最高表現形式。但是人們一想到“唱紅”，往往先想到七十年代。　　

所以我們要有所突破，既然學王進喜簡單化了，講禮貌太空洞了，那么，我們的靈感從那里來？我想還是從我們這個社會中找。看我們的道德觀念那一項缺失的最多，缺失的最快。一直以來，我很反感坐公交車，因為坐公交車偶爾會看到小偷在工作。我本人二百多斤，并不害怕他來偷我，但是我一看到在偷別人，我心里就特別煩躁。上去制止？不敢！選擇沉默？心中卻受到鞭撻！不是愧對受害者，而是愧對自己的良心。所以遇到這種事，我會生氣半天。不氣小偷，不起沉默者，而是氣自己沒有勇氣。后來我要坐公交車的時候，常選擇走路或打車。　　

我想我們一直以來都在養(yǎng)惡。說得難聽一些，就是在姑息養(yǎng)奸。在這里我要說，我們的道德觀念缺失的最多一環(huán)，就是跟反道德的東西作斗爭的勇氣。再比如說，某局的局長貪污受賄，光是與他有直接工作關系的副局長就有十人之多。加上工作關系密切的普通職工，如司機、秘書、會計人員，又有十多人。他還有十多個親密的朋友、親屬吧。難道說這三十多個人都沒發(fā)嗎？我想不好說吧。難道說這三十多個人都是壞人嗎？肯定不是，最少一開始不是。一開始這些人只是缺少對反道德的事物（或人）作斗爭的勇氣，時間長了副局長們開始效仿，工作人員都麻木了，親朋好友甚至以此為榮了。由此看，道德思想中最缺乏的就是與反道德的事物作斗爭的勇氣。　　

所以我要提出的第一個道德關鍵詞是“義”。它的表現形式是“見義勇為”。我們這個社會太缺乏的就是這一個字“義”。“義”的繁體字是“義”，“羊”代表犧牲，“我”代表自己。犧牲自我太沉重了，那么我們犧牲自己的一小部分，可不可以呢？俗話說，有得必有失。我犧牲的是自己的百分之一，而得到的是數萬萬人的百分之一。這樣看，就是在現在講利益的原則下，我們先作犧牲也是應該的。我們在公交車上本應有一個快樂的旅途，我們在職場本應有一個清新的環(huán)境，多么可笑，我們現在是對利益看的太重，而得不到本屬于自己的利益。　　

讀到這里，可能還會有更多的人在笑，無非笑兩點。第一，你講的“義”，是封建社會早就有的，這是拾人牙慧。這是封建？，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沒關系。第二，你講的大家都要認可，可是怎么實行呢？使人人講“義”，談何容易。　　

這里我要先說？對第二個觀點的看法。因為解答第一個觀點，關系到本文對“義”的基本的核心的闡述，是本文的重中之重。需要在后面組織的展開。寫到這里我有了很大的感慨。在這之前我在網上也寫過一些豆腐塊的文篇，在某些觀點后面我直接打上括號，（本觀點需要更多的論據）。因為真得沒心情寫大部頭。文筆水平也不好，但這次我準備把它寫完。準備用一生的閑暇時間來寫。這一生也許就作了這一點點有意義的事，也許這一點點也沒有，那也沒什么，只當自娛自樂。　　

我認為我講的這個“義”，之所以表現形式？到見義勇為上，一個原因就是讓它實行。打比方，只是打比方，從市一級政府開始，到省到中央，第一級政府設立一個“見義勇為獎”，每個獎獎勵個人。中國有地級市300多個，三十余個省。每年獎勵的人和事可達3000多，地市一級的沒有獎金，可以獎幾萬完，評能力而為。省一級的可獎幾十萬，而國家級的“見義勇為”大獎，倒不需要講多少錢，這是一個無上的榮譽，可以面向全球。瑞典有“諾貝爾”大獎，中國有“見義勇為”大獎。這時有人會笑，這怎么可以和“諾貝爾獎”比呢？貽笑大方了。我要講“見義勇為”獎可以比它強。諾貝爾獎有兩點不足。第一，諾貝爾的個人動機不純，哥們兒，它研究的是炸藥，按現在流行的說法，他就是個軍火商，他的錢全是殺人的錢。愛迪生掙的錢跟他沒法比。給世界帶來光明的人，沒殺人的來錢多。在這一點上諾貝爾獎有瑕疵。順便說一下他還沒有兒女。當然諾貝爾是偉大的，我們重點為講的是他第二點的不足。諾貝爾于當今世界有些偏差，做為一個獎的定義，應更是鼓勵先進，令人仿效，最終改造社會，令人進步（還是以人為本）。　　

應該說諾貝爾獎的成功，主要還是它符合當時社會的需求。當時歐洲人想要發(fā)展，往往是去殖民地淘金，通過掠奪和冒險來完成財富的累積。試想，當時英國人口那么點，都理？超過俄羅斯、加拿大、中國總和的領土，是個人出去就是個小官。而科技工作者往往并不富裕，影響了社會的進步。這就是什么的重心，從英國移向德國，因為德國沒啥殖民地，歐洲各國就是看到了這個問題，所以？對科技人員的很多獎項便孕育而生。不光諾貝爾獎，只是他最出名，獎最大。當然要培養(yǎng)一種社會風氣不光靠獎，還有很多措施，如專利權等。所以諾貝爾獎符合當時需求的價值觀，哲學觀。那就是鼓勵人民通過自己的努力在正當的，令人尊重的事業(yè)取得成功，獲得財富。所以諾貝爾獎成功了。它也將在很長時間成功下去。但是獎勵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諾貝爾獎所代表的價值觀在當今世界以被完全認可，普通科技工作者待遇就不低，高級科技工作者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前，早以功成名就，甚至享譽天下。再退一百年的獲獎者，它們往往是獲獎后生活和工作才有了明顯改善。　　

諾貝爾獎所體現出來的哲學觀以深入人心，可以說現在把這個獎取消了，對社會價值觀不會有太大影響。人們還是要讓自己的孩子上大學，讀博士，只是看他有沒有這個出息。所以諾貝爾獎對社會的啟示作用大減弱了。對于“獎”的定義，令人仿效，改造社會，令人進步，已經沒有人，它可以壽終正寢了。當然它完成了它偉大的使命，讓它去死吧。可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它還不能去死，它還有一點含義，那就是讓最有錢最有才的人獲是更高的榮譽和更高的財富。這和社會主義的道德觀念是格格不入的，最有錢和最有才的人其實他們得到的關懷和服務也是最多的，他們更應為人民服務多一點。這里恐怕要拍磚了，就是被拍的頭破血流，也還是要說，其實西方方發(fā)達國家在精神道德方面比中國還迷茫，社會問題也不少，他們的哲學觀我看就一個，再進一步提高物質水平。在精神方面他們還抱著宗教和上帝的大腿。至今，新當選擇的美國總統，還要手按圣經向上帝宣誓。有人說哲學這個詞可是從西方傳來的，他們不有康德，還有黑格爾，是的，他們很偉大，他們是人類的啟蒙老師，但是，你看看他們的著作，不管是《三個批判》，還是《矛盾論》，他們側重于講事物的原理，他們的哲學更多的是為了解決工作，解析事物本身原理，精神道德的東西少，多一點兒的就是尼采。但是，西方在這之前成功的只有上帝，他們沒有借鑒，所以他瘋了，又主動找上帝吵架去了，只能是吵架，而不能是辯論，因為他沒有帶走更我的東西，只有一本反“基督徒”。弗洛伊德研究精神是成功的，最后他變成了一個神經病學家。當然并不是說西方哲學不行，他們有太多的東西需要我們學習、理解，只是他們在精神道德方面更迷茫。一個美國媽媽對小孩說，你不要干壞事，不然就不能去天堂見上帝了。孩子嚇了一跳說，我可不想見他，永遠。而一千年前，我們的小孩兒進私塾的第一天，就被告知不用信如來佛，要信仁、義、禮、智、信；要做到溫、良、恭、儉、讓。在這里我想初步解答前面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義”和封建的“義”的不同，這們我們還要從頭說起，孔子推行的道德思想中心是仁和禮，孔子生活在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型期，周帝國失去了對社會秩序的統治權，社會在重新洗牌，戰(zhàn)爭成為生產力上升的捷徑，戰(zhàn)爭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就是殘暴性，整個社會充滿了殺氣，道德最缺失的是人，其實封建社會比奴隸社會的進步，主要也體現在這個人上。在奴隸社會戰(zhàn)敗國的人們大多去做奴隸，而在封建社會里，農民不是農民，地主還是地主，賦稅也沒有增加，只是給了戰(zhàn)勝者。孔子推行的核心是仁，表現形式是禮，就是心里想著“仁”，行動要在“禮”，所謂“國軍好仁，天下無敵焉”（孟子語）。當然孔子也提到過“義”，論語言，“見義不為無勇也”，而真正把義提成行為準則的是孟子。孟子提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妻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即“仁、義、禮、智、信”五常。在這里的“義”指君臣之義，可是孔子在多種意義上運用“義”的概念，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一所在”這反映了孟子學說，在理論上還不夠完善和嚴謹。正因此，孟子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地位不高，至到五代十國時，城頭變換大王旗，在五十年里出現了五個朝代，還衍生出許多個小國（被史學家認可的就是十個）。這時君臣之義缺乏到極點，《孟子》才被重視，稱為《經書》，宋元時期將孟子的義規(guī)范成‘忠義’，孟子才被官方稱為“亞圣”。就是這樣孟子中的“君為輕，民為重”等，還是被多次刪掉。其中最著名的是朱元璋刪減孟子，還提到“這個老頭要是活到今天，我得修理他”“是此老在今日寧得免焉”。我說這么多無非是想說，封建的義無非是想說封建的義其主指忠義，表現形式就是關帝爺，要學關羽，學他君為重，要學岳飛，學他忠義到愚忠的地步。皇帝再壞，讓你干什么，就得干，包括去死。孟子是一直反對的，這個愚忠思想，順便說一句，孟子是反對這個愚忠思想的，孟子里有“問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只是殺了一個叫紂的人，沒有殺皇帝）。　　

在這里，我們大力宣揚的“義”又有了根本的演變，和封建的“義”完全不同，可以說有了質的升華，我們的“義”心里表現為正氣，而行為表現方式為見義勇為的“為”字。有人說你這不是把五常加為六常了？我說，我們不僅加了一個字，其更重要的是更改了一個字，就是我們的“義”不是封建中的“義”，我們的宗旨是“義”，表現形式是“為”，表現人物是見義勇為的普通人，到這里真是寫不下去了，因為到這里，我們在提的理學名詞，都被前人提過。比如，正氣的“氣”，是朱熹提出的，而且在1996年，我國政府在三講里也提到過講“正氣”，在“為”字上“有為青年”、“敢為天下先”也早有相近的意思，這時我才真的明白，孔子的“述而不作”原則，孔子說自己只是敘述和闡明前人的學說，不是自己創(chuàng)作的，“信而好古”嗎？就是我這些思想上古早就有，只是現在缺失了。　　

孔子的“述而不作”一方面講的是孔子的謙虛，另一面是依托古人，使人們從心里上好接受。比如你反對這個“仁”字，你不要攻擊我，你去罵堯舜去。其實孔子是做了偉大的創(chuàng)作，在漫長的二十年中已儒家思想為中心的中國是德育思想也在不斷推陳出新，從孔子到孟子，到董仲舒，到朱熹，到王陽明再到王夫之，儒家的思想一直在改進中（順便說一下。兩年前我讀王夫之的《讀通鑒論》）。在這里我忽然感嘆，現在的現代的儒家，他們要想復辟儒學以前的輝煌，不也應該使儒學思想，進一步發(fā)展使他更符合當代，更貼切于時代，而不應像宗教人士一樣，抱著幾本《經書》滿街跑。縱觀整個儒學歷史，從來沒有一個“述而不作”的大儒，每一個在歷史留下名望的大儒，都對儒學發(fā)展有新的貢獻，自身都是有東西的，我想這才是真的“儒家的困境”，即不符合當代，不貼切時代，自身沒有發(fā)展。　　

有人問你講見義勇為怎么光講儒家，我要說中國的道德思想在兩千年中一直是以儒家學說為核心，以儒學的進步為提高，我們講“道德”，不能不從儒家講起。包括我們講的“人為民服務”、“義”、“為”，他們也是道德思想中早就有的，《孟子》的“民為重，社稷為輕”也就是為人民服務的原始形態(tài)，是量變形成質變，而決不是我們憑空想的。我在這里不想多講“為人民服務”這個概念，因為，前人已經講的很透徹。其二，和“仁”一樣，“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也早就深入人心，只是他們的表現形式跟不上時代了，表現人物也與時代脫節(jié)，宣揚方法也有一些問題。　　

               道德與政府的關系  　　

關于道德思想的建設，有一個古代的觀點，就是“術”觀點。如漢代，“罷黜石家，獨尊儒術”，他們把儒家道德思想當成術，“術”指方法和策略，就是他們把道德思想的建設當成統治的一種手段。他們推動道德思想的建設，從思想上是不純的。但是卻對道德思想的建設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這是毋庸置疑的。所以道德思想的建設不僅是只對人民思想產生進步作用，同時對一個政府的長治久安產生巨大作用。我們接著講政府對道德思想的影響和推動，我們回過頭再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八個字，“罷”指“中止”，如罷工；“黜”指廢除、取消，如《尚書》湯既黜夏命。可見政府對百家是非常嚴厲的。不是讓你靠邊站，是叫你完蛋。再看這個“尊”字，他不是遵守的“遵”，而是尊重的“尊”，如“令尊”，這就是你爹。可見道德思想的地位，比統治階級還高，這就是說對于‘道德’。統治階級要像對待親爹一樣尊重他，而不是對待法律一樣去遵守他，你要五體投地地敬服，而不是被動的去畏懼他。關于法和道德的異同，也是我后面要重點講的。這里就不多說了，不過宗旨可以先闡明，我認為以道德為主體的理學和西方的所謂哲學，加上法律是社會進步的三要素，后面主要研究，先不說了，還是接著講政府與道德的問題，上面說到的就是把道德排第一位，甚至高于統治階級本身。后面做的就是大力宣揚。　　

這里最重要的就是古代的科舉制度，科舉制度是在宋代完善、定形的，試內容只考《經書》。宣揚對社會的仁愛和對帝王的忠義。這個科舉制度，我認為首先就是一個大獎，例如你考上了秀才，南水北調經過你們縣的時候，你就不用去拉土了；地主則不行，地主得拿錢贖自己；稅也不用上了。你若中了舉人，那就是老爺了，國家每月發(fā)放糧食和銀兩，不僅不上交稅了，國家的稅還是給咱們收的。所以范進中舉后興瘋了。進士就不用說了，大家都知道，這分明就是獎勵制度，可比諾貝爾獎大，受益人群也更多。只考經書是對的，當時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道德的肯定，和大力宣揚。當然考上進士的人也不一定都是道德高尚的，但是他們玩了一輩子“仁、義、禮、智、信”，也不好明著當壞人，只能作個虛偽的人，其只考四書五經九本書，這就是說你對政府規(guī)定的道德教化非常了解的人才能被獎勵重用，這首先是對社會道德的教化和大力宣揚。受益人群之多，也前無古人，后啟來者。所以西方人將中國的科舉制度稱為中國第五大發(fā)明，我在這里只是想說，自古以來，政府對他所認定的道德是不予余力的大力宣揚肯定，那政府又得到了什么呢？我們回頭看看宋元明清，自宋以來就再也沒有出現長時期的軍閥混戰(zhàn)時期，沒有了篡權成功者，其實帝王最恨篡位者，被外國打敗了，還可以說是國家貧弱，被篡位者陰謀搞下臺，只能說明自己不行。多說了，我再這里抄一段《百度百科—-進士》上的一段話。　　

科舉制度對于祖國的統一社會的穩(wěn)定，各民族的團結和融合，對于華夏文明的傳播和建設，特別是對儒家文化和古代教育的促進和發(fā)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我想進一步說中國的封建國體走向高峰，出現明清兩個世界第一大國，我們特有的道德思想建設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政府得到了豐厚的回報，當時我國的特色是，對貧民以上用儒家思想，老苦大眾也用儒家思想，附之以宗教（以佛教為主）。儒家禮學是主流，宗教在我國一直是從屬地位，這和西方不一樣，在西方一直就是宗教，在很長的時期宗教的權力甚至高于皇權，這一點大多數中國人認識上不清晰。舉一個例子，在我國宋初的時候，神圣羅馬帝國年輕的皇帝亨利四世（20歲整），有一次可能唱高了，對教皇發(fā)泄不滿“我是奉天承運的皇帝，你滾吧！”結果教皇撤了小皇帝的皇位，開除出教，這一下麻煩了，諸侯們也不承認他是皇帝了，嚇得亨利敢緊跑到教皇那兒，光著頭，赤著腳，穿著悔過的麻布片在門外的雪地里站了三天，見到教皇長跪不起，最后得到教皇的憐憫。可見在西方宗教地位之高，后來亨利發(fā)達了，跑到羅馬干起了挾天子令諸侯的事，這是后話。　　

所以我說中國特有的道德思想在二千年里發(fā)揮了巨大作用，政府在對他的宣揚與肯定下，得到巨大利益。當然道德思想境界在政府的宣揚與肯定下，也大大提高了，比如在只考“經書”的環(huán)境下，不出幾十年，就出了朱熹、王明陽等好幾位大儒。理學的“理”，和正氣的“氣”被著重提出。　　

這樣政府和道德的關系就明確了。就是政府在宣揚和肯定的時候受益很大，而道德這實也會有新的高度。　　

我把政府和道德思想建設的關系排在第一步事說，就是在道德思想建設的路上，沒有政府的參與，政府不給大力宣揚和肯定，道德思想建設就會停滯不前，甚至倒退。這也是當下的現實。當然政府只注意道德思想的建設是不夠的，當然道德思想的建設不能解決國家所有問題，朝代的更替就像人的生老病死一樣，是自然規(guī)律。這是一個“philosophy”問題。（稱在提到“哲學”這個詞的時候為什么老寫英文，是因為“philosophy”被中國人翻譯成“哲學”一詞。其實有被濫用的嫌疑，這個我們后面有需要的時候要細講）但是不注重道德思想建設是萬萬不行的。　　

這里有人要說，西方人不重視道德思想的建設為什么西方社會也去的了成功。　　

下面就簡單說說西方政府對道德思想的建設，西方在一開始完全依賴宗教，不用說他們是落后的。這使他們常期落后與東方（中國、日本、韓國等，這些國家都有長期繁榮與和平）。試想一個社會在宗教的全面籠罩下，身心會受到多大的限制和傷害。男人要禁欲（基督），女人要蒙臉（穆斯林），連雞翅膀都不能吃（佛）。在如此高壓和限制之下，社會最缺失的是什么呢？你說對了就是‘自由’，所以西方人創(chuàng)建了“自由”這個理學概念。他是理學概念，這是本人首先提出的。“自由”這個概念的產生是偉大的創(chuàng)舉，我把它歸納到理學里和“仁義禮智信”為同輝。但是我要說“自由”這個理學理念和西方想強加給我們的這個“自由”是不一樣的。看看西方人自己對“自由”的定義。　　

1789年《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指出-----“自由”即所有人皆有的，做一切不傷害他人的自主權，除了保障社會上其他人享受同樣權利外，此天賦的權利不應在任何限制。　　

看看“做一切不傷害其它人的自主權”，“除了保障社會上其他人享受同樣的權利外”可見西方所創(chuàng)建的自由也是一個有限的自由。也就是你自由逃課了，老師就沒有了自由上課的權力了，所以你要上課。這那里是一種自由，分明是一種限制嘛，我們把這句話反過來寫一下。　　

自由即做一切不傷害其他人的，所有人皆擁有的自主權，此天賦的權利的限制是保障社會上其他人享受同樣權利。　　

所以我說西方人的“自由”也是一種道德限制。因為“自由”是西方的創(chuàng)舉，所以我在這必需做到孔子的“述而不作”。我沒有更改他，只是把它抄下來。大家就明白了“自由”的定義。這和西方人向中國呱噪的“自由”是完全不一樣的，他說的天花亂墜的是，你把你國家所有的法律全推反，你就完全自由了，推反不了，你就生活在可憐的不自由之中。這不是胡說八道嗎？西方在西亞打了這么多的勝仗，他也不去撕下一塊女人的蒙面巾。他所推反的全是在西亞國家中與宗教最不緊要的國家。如埃及，所以他對中國宣傳的所謂“自由”只是一種政治欺騙。因為“自由”這個詞很敏感，所以我多說了兩句。　　

回到主題，為什么我說自由是個理學概念哪。西方要進入更新的資本主義社會，首要的任務是打倒當時的統治階層。這個階層里以教皇為代表人物，以宗教思想為核心的。必需要在思想動搖他。當時社會最缺的是自由，次之是平等（到法國大革命，平民連初夜權都沒有，這是法律規(guī)定的，談和平等）。再次是博受，西歐在那時期很像孔子生活的春秋后期，全是個打。　　

這樣西方最新的理學指引就呼之欲出了，這就是自由、平等、博愛。他在思想上打敗了宗教。自由是西方偉大創(chuàng)舉。因為中國從來未被宗教統治過，宗教在中國起補充、從屬地位，所以中國未能先出現“自由”這個理學概念。當然這不遺憾，要想先擁有它，要負出多少輩人的不自由啊。穿越時空隧道，漢朝的人聽到“初夜權”這個詞時恐怕都非常詫異，即因為“初夜權”不講“禮”，中國那時五經是講“禮”的社會啦。西方直到現今，道德思想建設也就到這個高度。今天發(fā)行的歐元上就是這三個詞。　　

我以為“自由”是西方對理學（道德思想建設）的巨大貢獻。　　

平等是對中國理學中‘義’的改良，不平等意味著不義，如“替天行道（義）”。博愛干脆就是直接對孔子“仁”的抄襲。“仁”在辭海里指“親”。拆開是一個人，一個二字，指人與人的關系就是“親”。西方對‘博愛’的解釋就直截了當的照抄孔子的原說“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之所欲，施之于人”我認為西方的道德品質建設有三分二是對中國儒學的借鑒和抄襲。有人說你說的不對，自由是目地，平等和博愛是方法，社會平等了，人民博受了，才有自由，所以西方是全抄的中國的“仁義”思想。　　

我認為自由、平等、博愛是平等的三個詞，自由是理學偉大的創(chuàng)舉。　　

可笑的是，前幾年美國出了一本書，叫《儒學的困境》，它的大概意思說儒學是為統治者服務的，長期迷茫在人民與封建統治者之間。而且沒有宗教賦于他的“奉天承運”，既所謂孔子推廣的思想不是老天賦予的。　　

我說這里好解釋，分兩個方面。一方面統治者尊重儒學，但并不是全盤接收，一直在淡化一些觀念，有時還公然刪改一些觀念。朱元璋刪改“民為重，君為輕”等好幾處；康熙為了維護他的祖宗，對南宋投降派說了一些好說，也是從儒家學說中斷章取義來的。統治者宣揚和肯定的都是對他有用的，這樣看起來儒家的理學就像為封建統治者量身定做的。其實不然。而另一面，儒家自己也在淡化，規(guī)避一些觀念。使其更好被社會所接納，為了阻力小一些而已。總體來講儒家思想是一種“為民”的思想，他首先教化了上層的統治階級，使統治階級先接受“仁、禮”的教化，所以“初夜權”在漢化的士族看來，也是荒謬的。而宗教則向反，他先教化社會底層-----你要任勞任怨的干活，下輩子能當地主；不要仇視地主，人家上輩子吃過大苦。　　

其實儒家一直有一個鮮明觀點，這就是“為民伐罪”、“有道伐無道”的觀點。也就是說儒學主體觀點是為民的，甚至到了不完全否定戰(zhàn)爭的地步。孔子快死的時候，還跑到魯國君那里，強烈要求討伐強齊。縱觀“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首先針對的是上層社會，是上層社會接人待物唯一的標準。對社會底層則要求不嚴格。所謂半部《孝經》治天下，對底層則主要要求以“孝”為表現形式的“仁”，這也客觀的給了佛教在低層社會中的發(fā)展空間。　　

我要說《儒學的困境》正對現代西方自己的困境，西方在道德思想的建設中，只運用“自由”、“平等”、“博愛”這三個理學概念，是非常不完善的，所以他還是不能撇開宗教的大腿。　　

這是講少了太簡單，說多了又跑題，只簡單說幾句，西方世界是物欲橫飛的世界，西方的哲學的核心是“物質”，既研究物質運動的基本規(guī)律，即使西方的唯心主義哲學也是研究思想客觀存在的基本規(guī)律。馬克思做過一個簡單的歸納，即物質第一，思想第二，唯物，反之則是唯心，像早期的畢達哥拉斯說“物質是由數組成的”。這里憑空想（悟）是唯心的，晚期唯心泰斗式人物康德研究的是《感性與知性世界的形式與根據》，一看名字就知道是對科學的研究。這和中國自己的唯一心主義理念是兩個根本不同的概念。如王陽明的我心既宇宙（大地萬物，本吾一體）。“心外無理，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即典型的樹未動，風未動，是心動。所以，我提到西方哲學的時候常用英文。　　

我對道德的一下定義是：道德是社會發(fā)展過程中對人性的要求和規(guī)范。他是講人性的精神，而不講人性本身，以前講的”仁、義、禮“，他們也不是客觀存在的，他們是對人性的主觀要求。就是說的要作有仁，有義，有禮的人，不能做不仁，不義，不禮的事。如“人心之行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這里明顯講得是道德對人心的規(guī)范。是去惡存善的，這是西方以科學為核心的哲學所不能解釋的（哲學是門科學）。　　

西方在道德思想建設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社會廣泛性不足，只能拿宗教來填充。所以美國的老師還只能給孩子講，做了壞事，到不了天堂，見不到上帝。由于對“自由、平等、博愛”的哲學研究不足，有時候這三個詞也不好拿出手，比如用西方的哲學解釋這三個詞，就是自由得獲得物質，平等的享有物質，你不能騙走我的物質（你要對我博愛嘛）。“人民公仆”概念深入人心，因為那是競選時最好的口號。　　

總體來說西方社會在道德思想建設中發(fā)展出了“自由、平等、博愛”，這使他們擺脫了宗教對社會的全面籠罩，從這之后西方本就有的哲學對社會才發(fā)揮了巨大作用。哲學對如何研究科學，給了原則性的答案。　　

以上寫到的所有都只有一個意思，就是政府應全力宣揚和肯定我們的社會主義道德，將來的受益也是巨大的。　　

見義勇為的本質　　

前面我們講得都是外圍的東西，后面我只講道德建設的本身。我們都知道，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核心是“為人民服務”，但是我們還要更深刻挖掘，發(fā)展他的內容，明確他的含意。如毛主席提出的內容形式是“我們?yōu)槿嗣竦睦鎴猿质呛玫模瑸槿嗣竦睦娓恼e的”。其的含義就是“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就算犧牲了，還比泰山重，為一切反動派工作，就是獻身了，還比鴻毛輕”，這是講的人生的意義。所以共產黨得到了民意，打敗了一切反動派。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提出“人民滿意不滿意，人民高興不高興，應當成為檢驗我們一切工作的標準”。這是對“為人民服務”思想的進一步民展。　　

因為我們社會主義中國的統治階層就是人民，所以我們的道德思想就本應該是為人民服務的。但是我們不能整天高唱“為人民服務”。這樣太空洞。就像中國的封建統治階級一樣，他沒有整天叫“為我服務吧”，他推行是“仁義禮”，“你要仁慈，不要動亂；你要忠義，向岳飛一樣；你要對我有禮，三叩九拜”。他規(guī)范和要求了道德思想的表現形式。　　

其實我們社會主義道德思想也有自己鮮明的表現形式。如學雷鋒，學王進喜和后來的五講四美，這些表現形式在特有時期對社會風氣起到巨大的凈化作用，也是我們對那一些年代的美好回憶。就是現在也是深入人心的。但是還是要發(fā)展社會主義的道德形式，進一步使他更符合當代，更貼切與時代。在這里我忽然感嘆，現在的現代的儒家，他們要想復辟儒學以前的輝煌，不也應該使儒學思想，進一步發(fā)展使他更符合當代，更貼切于時代，而不應像宗教人士一樣，抱著幾本《經書》滿街跑。縱觀整個儒學歷史，從來沒有一個“述而不作”的大儒，每一個在歷史留下名望的大儒，都對儒學發(fā)展有新的貢獻，自身都是有東西的，我想這才是真的“儒家的困境”，即不符合當代，不貼切時代，自身沒有發(fā)展。但是我一直認為儒學是有前途的，所以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并管有幾千年。至到現代，“仁、義”一直是道德表現的最高形式。西方的“博愛，公平”是“仁、義”。社會主義的“為人民服務”也能被“仁、義”所解釋，“仁”是要有為人民服務的心，“義”是要有為人民服務的動作。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為人民服務的好事，你所是個講正氣做的來的人。　　

我認為儒學的“仁、義、禮”應發(fā)展為以下的理解。　　

“仁”是指從應互相關心，互相愛護。　　

“義”是指正義的行動，說白點就是見義勇為　　

。“禮”是指以誠相待，公平對待與人的禮。　　

有人要說你都寫了一萬字了，你的核心思想到底說了個啥？其實我一直圍繞著自己的核心思想在寫，只是看起來很散。因為我一直沒敢明確寫出核心思想，怕人笑。我的核心思想就是“在現在天下大同的時代下，而不是革命的時代下，社會主義“為人民服務”的道德理念應溶進我國傳統的道德思想。但這個前提是我國傳統的道德思想，要與時共進的，以“人民”為本。　　

這是我的核心思想，但不是本書的核心思想。本書的核心思想是在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中怎樣從新規(guī)范和要求這個“義”字。使他更符合當代，貼切于時代，最終使他能為我國的道德建設添磚加瓦，使社會風氣為之一新。就像我前面說到的，我認為我們當今社會最缺乏的是行為的正義。一切行為的標準應是不違反正義的。比如“吃飯”這個行動，本是無所謂正義的，但是你吃得是熊掌，恐怕這個行為就不正義。就算你吃的是饅頭，你吃一口扔一個，吃一口扔一個，這個行為就一定是反正義的。所以我說，人的一切行為要在“義”中。“義”的最高表現形式應是“見義勇為”　　

                   未完待續(xù)　　

×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