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辛子陵瘟疫”小議50題 第一篇 辛子陵瘟疫簡析 5 辛子陵的超級極端主義
一個人如果力求使科學去適應不是從科學本身（不管這種科學如何錯誤），而是從外部引出的、與科學無關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觀點，我就說這種人“卑鄙”。（馬克思：《對所謂李嘉圖地租規律的發現史的評論》（《資本論》第四卷第二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Ⅱ（R72）P126）
如果用“自由意志”這個抽象概念來頂替有著行為的現實動機和受著各種社會條件影響的一定的人，如果只用人的許多特性的一個特性來頂替人本身，難道這不是荒謬的嗎？（馬克思：《死刑。——科布頓先生的小冊子。——英格蘭銀行的措施》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J27）P579）
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隱藏在——自覺地或不自覺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覺地——歷史人物的動機背后并且構成歷史的真正的最后動力的動力，那末應當注意的，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間又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偉大歷史變遷的行動。探討那些作為自覺的動機明顯地或不明顯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動著的群眾及其領袖即所謂偉大人物的頭腦中的動因，——這是可以引導我們去探索那些在整個歷史中以及個別時期和個別國家的歷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規律的唯一途徑。使人們行動起來的一切，都必然要經過他們的頭腦；但是這一切在人們的頭腦中采取什么形式，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種情況決定的。自從工人不再像１８４８年在萊茵河流域那樣簡單地搗毀機器以來，工人已經絲毫不能容忍按照資本主義方式應用機器了。（P343）（恩格斯：《路德維希· 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寫于１８８６年初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P343）
一個人如果力求使歷史去適應不是從歷史本身（不管這種歷史如何錯誤），而是從外部引出的、與歷史無關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觀點，我就說這種人“卑鄙”。（——筆者套用馬克思論卑鄙的語錄談歷史評價中的卑鄙）
反“辛子陵瘟疫”小議 第一篇 辛子陵瘟疫簡析 5
辛子陵的超級極端主義
辛子陵的“歷史評價”的“邏輯”和批判“手法”是超級極端主義的。
這是辛子陵的唯心主義世界觀和假“正統”的內在本質的必然結果和外在表現之一。
比如，辛子陵在“深入評價”對私改造、“三面紅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在“深入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時候，除了最充分地暴露了他的假“正統”之外，同時也最充分地暴露了他的“邏輯”和批判“手法”上的超級極端主義。辛子陵的慣用手法就是：
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甚至是只見樹木的疤痕，而不見樹木；更有甚者，那就是無中生有地在沒有疤痕的地方找出“疤痕”，造出“疤痕”……（比如，前已指出的關于困難時期“餓死人”的數量問題，關于文化大革命“整人”和“整死人”的數量問題以及關于文化大革命是所謂十年“動亂”的問題，等等）。
在辛子陵的“邏輯”中，有錯誤，進而就等于全是錯誤，進而就等于全是罪惡。于是，辛子陵進而就更是充分發揮唯心主義者的看家本領，根本不顧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和歷史事實本身的內部聯系和本質聯系，去大肆“挖掘”和“評論”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罪惡”的“根源”，等等，肆無忌憚地把他所主觀編造的一套外部聯系強加給歷史；并且一概無限放大，無限上綱，無限妖魔化。等等，等等。
比如，把所謂困難時期“餓死人”的數量無限夸大為甚至超過了同期全部死亡人口總數；比如，把文革中的“整”人數由辛子陵自己在大作中確認的胡耀邦平反的大約頂多250萬左右，無限夸大為1億人，幾乎就是全國成年人（包括全部老弱病殘孕）總數的1/4；把文革中的“整死”人數由辛子陵自己在大作中確認的大約頂多10多萬人，無限夸大為2000萬人；比如，把大躍進時共產黨的干部污蔑為見死不救到連腐敗的清朝官員都不如，等等；比如，把文革整個妖魔化為就是十年“動亂”，就是一場左禍，一場罪惡……等等。
辛子陵的超級極端主義手法比起當年反右，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最極端分子的做法，超過幾千倍、幾萬倍。他憑著狂妄和“四無”（無知、無恥、無賴、無聊），憑著主觀、武斷，憑著造謠、污蔑和強加于人，憑著無中生有，無限放大，無限妖魔化的超級極端主義手法，把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徹底虛無化和妖魔化；并進而又把這個徹底虛無化和妖魔化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的行為本身，精心包裝為執行鄧小平的“遺囑”，是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正名，是為只有行動權而沒有話語權的“改革派”爭取“話語權”，奪回“話語權”；又進一步把由此挑起的爭論，倒打一耙，栽贓于左派，虛張聲勢地把這一切上升為就是兩個階級、兩個主義、兩條路線、兩種命運在“歷史機遇期”的生死大決戰。……
辛子陵就是這樣，定下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的決戰高調，擺開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的決戰架勢，一邊批毛澤東的階級斗爭和文化大革命，一邊搞他自己的階級斗爭和文化大革命。……所不同的只是：
毛澤東當年總是先召開黨的會議，下發黨的文件，公開和反復亮明政策，發動全黨和全國人民光明正大地搞群眾運動，搞陽謀。——恰恰正是因為毛澤東的這種光明正大的行為方式，才讓很多當年的經歷者今天很容易識破那些企圖妖魔化毛澤東的人對毛澤東所進行的污蔑。而辛子陵卻躲在陰暗的角落里，不宣而戰，鬼鬼祟祟搞陰謀；或者鬼鬼祟祟搞“打左燈向右轉”，裝“正統”騙人，等等，等等。
毛澤東搞的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是批右。而辛子陵搞的是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和資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在批左的名義下大搞反馬克思主義和反社會主義，大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和資產階級妖魔化，以及大搞資產階級妖魔化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為黨、為國家、為人民的根本大計搞；辛子陵為一小撮“打左燈向右轉”的“改革派”搞。
毛澤東給出路，辛子陵趕盡殺絕……
從根本上說，辛子陵的超級極端主義，集中體現在他始終徹底否定和妖魔化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理論上；集中體現在他始終徹底否定和妖魔化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上；以及集中體現在他始終極端美化和甚至終極肯定資本主義上。而這些恰恰是完全違背事物的矛盾法則和認識論常識的，也是完全違背社會歷史事實的。
無論如何，迄今為止的事實和邏輯是，人類無論是對資本主義的認識（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還是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都還是遠遠沒有完成的……
而辛子陵卻在他的大作中以其德國式的傲慢宣布，似乎他已經發現了終極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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