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文革與改革（二）

 我眼中的文革與改革（二）　　

二兩 　2012-3-8　　　

今天是三八婦女節，祝所有的母親和姐妹們節日愉快！　　

說到女性的權益、地位和人格，就不得不談到兩個重要的階段：文革和改革。　　

文革的過來人都有出奇一致的記憶，即那個時代的女性無論是就學還是就業，都真正獲得了與男性完全平等的權益和地位；毛澤東題寫的“婦女能頂半邊天”、“中華兒女多奇志，不愛紅妝愛武裝”更對女性的人格進行了升華。他知道，教育好一個女性，就教育好了一家人，一家人都好了，這個社會不可能壞——實際上，無數的中國男人就是從文革開始自覺自愿地走進了廚房，并將這一傳統保持到現在——不要小看了這點，在當今中國以外的其它地方，人們都看不到這一幕。（舊中國更看不到）　　

然而今天，不談女性的權益和地位，單說最起碼的人身安全就已到了如履薄冰的程度——女工可能被老板霸占，女白領可能被上級調戲，女公務員可能被領導“灌醉”。不愿承擔險情的女性只有兩條路可走，要么辭職，要么像“洗腳妹”鄧玉嬌那樣一刀解決企圖侮辱她的淫棍；而辭職的女性要么回家閑著，要么走進“天上人間”，只要就業就會再次進入如履薄冰的循環——這就是我們的妻兒、姐妹、甚至年輕母親在改革30多年后面臨的現實！ 西方的對華戰略很清楚，毀掉一個中國女性，就毀掉了一家人，一家人都毀了，這個社會不可能好——實際上，無數的中國男人就是從改革以后遮遮掩掩地走進了桑拿房，并將這一嗜好保持到現在。　　

婦女的命運即國家的命運。　　

從美歐對中國的盤剝，到日本實際強占釣魚島，到韓國在渤海拘捕中國漁民，到菲律賓宣示南海主權，西方的淫棍及其嘍啰們算定，中國只剩下兩條路，要么做“洗腳妹”，要么進“天上人間”——其實這是一條路，因為他們一直在盼著、誘著、逼著“洗腳妹”變成“失足婦女”。　　

一個14億人口的核大國，改革改成了這幅慫樣，究竟發生了什么？　　

二、我眼中的改革　　

改革從哪一年算起，官方和民間有著不同的版本。　　

官方認定是1978年,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確立鄧小平為黨的核心為標志。民間的認定則更為生動活潑，“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在香港的對岸，畫個圈，搞資本主義，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具體舉措。　　

鄧把這個圈稱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是在舉國社會主義的體制下，劃出一塊自留地，種上資本主義的種子。鄧決心撇開毛周路線，為自己構想的藍圖打開缺口，當時有人形容為“殺出一條血路”。　　

不管改革從哪一年算起，都存在一個真空時段，即從1976年往后的兩三年。按官方的說法，這兩三年既不是文革，也不是改革——算過渡時段，屬于華國鋒的過渡時段。然而，華國鋒并沒有正式宣布過文革結束，華說的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華以后也沒有任何人正式宣布過文革結束。那么文革是怎樣被結束的呢？　　

我們還得回到1976年。龍年，天塌地陷，朱毛仙去。　　

毛走前，把船長的位置留給了華國鋒，并幫他分清了左派和右派。注意，是分清，不是分開，因為毛從來就沒有把左和右分開過。斯大林倒是斷然分開過左右，他把槍斃右派當做簡單有效的方法，由于涉及人命，所有人都在偽裝左派，甄別右派反而成了復雜繁瑣的事情——這對后來蘇聯的解體有著難以估量的影響。　　

左派右派是一種形象說法，源遠流長，不管人們喜不喜歡，它確實存在于現實語言中，便于分別；一如共產黨之于國民黨，新中國之于西方。至于共產黨與新中國的內部，說得更多的是左或右的傾向，在毛的眼里，無論左和右都構成一個統一的整體，區分左右是便于統一。　　

毛在《為人民服務》中講得很清楚，“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五湖四海”即是分別，“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即是統一，“走到一起來了”就是在分別中統一。毛發動文革，同樣確立了一個更偉大的目標，即在全國乃至全球推動社會主義革命。他希望他的接班人能像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樣，在分別中尋求統一，在統一中認清分別，所謂動中求靜，靜中求動。　　

在關乎大局的問題上，毛澤東對鄧小平顯然是不滿意的，不滿意他的右傾思想，而非其他。毛澤東對張春橋也不滿意，不滿意他的左傾思想，而非其他。左傾或右傾，都可能翻船。所以毛最終選了表現相對中立的華國鋒，并幫他分清了左和右。　　

然而，人性的弱點與優點一樣多。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的華以為毛幫他分開了左和右，就像上朝的文武大臣，那自己當然就是臨朝的孤家；他既沒心思去彌合雙方的分歧，也沒心思提出統一的目標理念，而是急切等待左右對他的效忠。因此，當左派完全沒理會他的意思（他們不可能效忠華），而右派迅速接近他時，悲劇發生了——他把左派代表王張江姚集中到一起，一竿子打落水中！——從那一刻起，文革已經從組織上結束，因“華主席的英明決定”戛然而止。　　

這一方面說明，高手過招，容不得一絲雜念；為國珍重，裝不下半點私心。另一方面說明，中共領導機構的權力交接存在重大的缺陷，一旦有意外因素介入期間，極易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所以，當華信心滿滿地高舉“兩個凡是”要繼續毛的偉大事業，甚至繼續批判鄧的右傾路線時，實際上，船只能向右傾斜著航行了。　　

華忙了兩年多，顯得滑稽而多余。　　

鄧又回到了曾經熟悉的權力舞臺。這是上上下下都能理解的事情，因為，當年毛處理鄧的時候，留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氣眼——保留黨籍，以觀后效。這八個字既肯定小平同志“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志”，也肯定了他的能力，為他今后的復出打下伏筆——當然，復出的前提是糾正右傾錯誤。現在，這個前提被華主席去掉，鄧當然就沒什么可糾正的了。與以往不同的是，鄧這次站在了毛原來的位置，高處不勝寒。　　

弟兄們都問他，往哪兒走？他以前也這樣問過毛，更早以前還問過周。　　

在法國勤工儉學的時候，他一面為資本主義的工業成就所震撼，一面為祖國的赤貧落后而困惑，他問周，往哪兒走？周堅決，回國。在井岡山，他一面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局面所鼓舞，一面被王明的國際教條路線所打壓，他問毛，往哪兒走？毛干脆，往敵人薄弱的地方走。后來不管他與劉伯承搭檔統軍，還是受命進京獨當一面，毛周都時時給他指引方向，他心里一直是踏實的。現在，弟兄們都問他，往哪兒走？　　

不管鄧愿不愿意回答、想沒想好答案，他都必須回答，否則船就停下了。他說，向前走。大家理解就是按毛的路線走的意思。一些人說他從這時開始處心積慮反毛，這是不可能的，且不說他一直堅定地跟著毛周從井岡山走來，就說他現在站在毛的位置上俯覽全局，哪一個基礎性的成就他沒有協助毛周一起夯實過？但是，至少他內心已經不認同毛的文革路線，他不認為自己是右傾，他曾想利用一下資本主義經驗種塊試驗田，結果被文革打斷。現在他還想試試。　　

要在社會主義中國試驗資本主義，沒有最充分的理由是不行的。有兩件事必須做，一是，解除資本主義的緊箍咒，這就必須否定文革。二是，討論社會主義革命的最佳時機，這就必須重新評價毛。鄧定的原則是，全面否定文革，對毛三七開。可文革就是毛發動的社會主義革命，所以這是一件事，全面否定文革，就很容易全面否定毛。　　

事實上，胡耀邦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帶有雙否定的性質。這句話翻譯成鄧的意思是：資本主義還沒搞你就說不行，不見得吧？但翻譯成胡的意思就變了味：文革打砸搶，迫害老干部知識分子，壞透了，所以發動者也壞透了，一鍋燴，都否定，豎起鄧的大旗。這是兩個不同層面的思考。鄧從自己的大局出發，默認了胡。　　

另外，曾經以“浮夸風”席卷廣東，后又以“包產風”聞名四川的趙紫陽，被鄧當作農業政策的突破人物提進中央。這樣，鄧為自己的資本主義實驗加了內政雙保險——胡負責意識形態，趙負責具體實踐。現在，還必須爭取外部的寬松環境。　　

我們看看1979年發生了些什么事？　　

　1月29日　，鄧訪美，與白宮達成了政治共識。在休斯頓期間，鄧還撥冗會見了81歲的美國石油大王、“紅色資本家”亞蒙·哈默，與華爾街建立了溝通渠道。　　

　2月17日　至　3月16日　，中國對越進行自衛反擊戰，教訓了美國的宿敵越南。　　

5月，亞蒙·哈默應鄧邀請成為第一個乘私人飛機訪問中國的西方企業家。他的西方石油公司與中國政府簽訂了一系列經濟合作協議，包括建立當時中國最大的中外合資企業，年產1533萬噸原煤的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礦。　　

　8月26日　，第五次全國人大決定批準在深圳市境內劃出327．5平方公里地域設置經濟特區。直到這時，鄧這位老人才算“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　　

鄧不愧為毛周的學生，政治、經濟、外交都是大手筆，思路縝密，落點精確。　　

香港是毛周留下的中國與西方溝通的氣眼，而深圳特區設在香港對岸，因此它就成了西方透過香港進軍內地的橋頭堡。鄧自信可以與狼共舞，有毛周留給他的基礎工業體系和核大棒打底，在一個小小的深圳搞點實驗，“翻不了天”。單純看鄧的實驗，無可厚非；單純看鄧的手法，精彩紛呈。問題是，毛周早已經打開與西方交流的大門，他們為何不去種這塊試驗田？　　

如果把舞臺背景擴大到全球，或許可以找到答案。當時是美蘇爭霸格局，中國雖自成體系，但實力最弱。在毛周眼里，蘇聯已經墮落成了修正主義代表，對中國邊境構成直接威脅，它滑向資本主義是遲早的事情，只能將其當成準資本主義對待；而美國是頭號資本主義帝國，長期統領西方列強及其嘍啰對中國進行圍堵和訛詐。因此，中國實際上已經被資本主義團團包圍，在此情形下，再打開資本主義缺口是不可想象的。（蘇聯解體分裂成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事實證明，毛周料事如神）　　

鄧從1966年文革下臺到1973年復出，有七年時間遠離中央，遠離世界舞臺。而恰恰在這七年文革期間，中國與美國、與西方的關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其引發的全球經濟變化更加波譎云詭——1971年，中國加入聯合國，美元退出布雷頓森林體系，金本位宣告破產，美元搖搖欲墜；1972年，尼克松訪華求和，美開始越南撤軍；1973年，基辛格挑起中東戰爭并展開穿梭，脅迫原油國同意與美元捆綁，美元豪賭世界貨幣，美國政府豪賭地球政府。（我在[中國革命埋葬了金本位]和[人民幣是革命的力量]二文中有詳細描述）　　

凡此種種，毛周在這期間的判斷、運籌和斗爭手段，鄧是無法體會的。或許在復出交接時有人向他匯報，但那只是概括性的匯報，他無法分享毛周承受的壓力和收獲的經驗。當他執意要撕開一個缺口補補資本主義的課時，當他謀劃一個借力資本起航的大局時，他恰恰陷入了西方一個更大的賭局——史無前例的全球超級賭局，其賭注之重，意味著美元和美國的命運，全部抵押在全球帝國的夢想上，根本沒有退路可尋——要么成功，要么滅亡。其賭面之廣，意味著任何只被局部利益誘惑的領袖，任何只為局部利益抗爭的國家，任何只在局部利益中陶醉的團體和個人，隨時都將被“梭哈”出局。　　

鄧在改革初期引入的兩個最重要的外資代表——美國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長亞蒙·哈默和香港“世界船王”包玉剛——確實對西方和港臺的外資引進起了垂范作用，中國用原材料和人力換來了購買石油等戰略物資的外匯。然而，鄧及其追隨者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們覺得憑借強大的組織和監察力量能操控哈默和包玉剛于掌股之間，他們太小看了這二人及其背后的神秘力量。　　

哈默是移民美國的俄裔猶太人后代，憑借這層因緣他與列寧建立了“長期友誼”，是可以在蘇聯自由出入的“紅色資本家”；而包玉剛作為“世界船王”和第一個進入英資匯豐銀行的華人董事，1976年被英國女王封為爵士。這二人都是共濟會高級會員，他們進入中國可不是盯著賬面上的那點利潤，而是替老板們花錢、謀篇、布局，在輕松愜意的氛圍中，和中國高層共同建立資本與權力相結合的平臺——這是共濟會玩了幾百年的老套路，從未失手。可以說，不管鄧在1979年撕開資本缺口處于什么樣的考慮，一個官僚資本階層誕生的結局已經注定了。　　

十年后的1989年，穿西裝、吃西餐、打高爾夫的趙紫陽在其幕僚的慫恿下，在海外“民主呼聲”的鼓舞下，以學生為背書向鄧攤牌，要么徹底右轉，要么翻船。回想兩年前，胡耀邦以總書記身份鼓吹美式生活方式而下臺的場景還歷歷在目，現在趙又逼宮，跟文革一樣，改革整十年，鄧再一次站到了歷史的決斷處。鄧到底是長征過來人，聯手“中顧委”在關鍵時刻點了趙的死穴，并奮力向左打了滿舵。船沒翻，只可憐一些無辜的生命被摔進了大海——這絕不是鄧想要的結局，但偏偏就是這個結局。　　

改革至此已經可以畫上一個句號了。　　

因為，改革本身就是改造、革新兩個動詞的疊加，既沒告知目標，也沒指明方向，只有一些鼓動人心的狀態描述，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摸著石頭過河”，“小康生活”，實際起到了放大個人私欲的效果。所以，改革只可能讓一群人為了錢臨時湊到一起，也就是做生意；而不可能像毛澤東說的那樣“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 這點，毛周的許多老兄弟們看得尤為真切。　　

不過，改革若畫上句號就意味著回歸毛的道路，意味著鄧走了十年的錯路，加上文革前的錯誤，這是鄧不愿接受的。另一方面，他自己“培養”的官僚資本階層日益坐大，對他也構成多方威脅。1992年，兩大因素攜裹著他起身南巡并解散“中顧委”，船再次向右航行。形格勢禁。鄧尚如此，何況后者。　　

鄧身后的改革已經沒什么新鮮內容了，本質上是中國官僚資本階層不斷壯大、膨脹，并與西方資本全方位加速對接的過程。最后，這個階層必然要求政治權力，即通過政治改革形成官僚資產階級，進而形成金融資本寡頭，完成所謂頂層設計。由于資本和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里，他們可以從組織、法律和專政機器層面把社會變成鐵幕，形成內奸與外患合污之勢，沖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國底線。他們已經不可能回頭，“改革攻堅戰”打到白熱化的時候，一定會有人要求將天安門上的毛澤東像摘下，否則在毛的注視之下，他們不可能像葉利欽肢解蘇聯那樣肢解中國。　　

世界已經兩極分化，中國現在站到了鄧玉嬌的行列里，西方列強仍不會滿足，他們還會做最后一撲。中國社會已經兩極分化，人民現在站到了鄧玉嬌的行列里，官僚資本階層也不會滿足，他們也要做最后一撲，“殺出一條血路”。這一天必將到來，而且比人們想象的更加猛烈，更加殘酷。　　

來吧。晚來不如早來。我，我們，一直在這里。　　

鄧玉嬌之所以叫鄧玉嬌，不是因為她只能洗腳，而是因為她把修腳刀插進了淫棍的脖子里；我們身上流著毛澤東思想的血液，流著中華文化的血液，怎會在乎幾個宵小的危脅，無非粉身碎骨罷了。毛澤東思想既是億萬人民革命意愿和實踐的結晶，它又返照著中國人民尋求真理的前程，人民一定會在斗爭中團結起來，成長起來，直到把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把一切欺壓奴役群眾的反動派送進真正的天上人間。　　

別再扯什么GDP、政治改革、頂層設計的鬼話了，鬼再狠，也躲不開鐘馗。改革無論怎么改，終歸是繞不過毛澤東的。　　

中國的大道不是新民主主義，不是有特色的社會主義，更不是資本主義，它就是堂堂正正的社會主義；它必將以人民幣承載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希望，解放一切被美元及其偽幣壓榨和剝削的經濟體，實現全人類的大同。人定，故勝于天。　　

社會主義大道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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