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談國家和憲法如何理順政府與公民和社會組織的關系？

 注意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里有句話叫——“理順政府與公民和社會組織的關系 建設服務、責任、法治、廉潔政府.”然而不談國家和憲法如何理順政府與公民和社會組織的關系？所以說要理順政府與公民和社會組織的關系必須還得從國家和憲法說起。政府是國家的行政機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在我國憲法序言中是這么寫的——

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中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 一八四０年以后，封建的中國逐漸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人民為國家獨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進行了前仆后繼的英勇奮斗。二十世紀，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偉大歷史變革。

一九一一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廢除了封建帝制，創立了中華民國。但是，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歷史任務還沒有完成。

一九四九年，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經歷了長期的艱難曲折的武裝斗爭和其他形式的斗爭以后，終于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

由此看見在“理順政府與公民和社會組織的關系 建設服務、責任、法治、廉潔政府”這一論述里了漏掉了一個至關重要的關系沒有理順——政府和國家主人.人民的關系。

我曾批評右翼“精英”思想開始背叛人民共和之路。學習雷鋒，對私有化“精英”進行共和思想的啟蒙和教育。辛亥革命僅是打倒了帝王的私有與私有繼承世襲制。現在***的右翼思想“精英們”還缺少與他人共有共和之心。他們在辛亥革命后就開始背叛革命的初衷，背叛人民共和之路。打倒了封建帝王世襲制和私天下，但是右翼思想“精英們”想做私有占有與私有繼承，富可敵國的無冕帝王。中華論壇鼎爾網友說的相當透徹——“私有化的終極目標——資產世襲制度”。 所以“精英們”嘴里的民主就是自做主，私做主。而不是人民做主。當不能和他們私做主，自做主，進而撈取私利的時候，他們就會倒打一耙，高喊我要民主！因為精英們缺少和人民共和之心，所以信奉私有產權理論的張維迎胡說什么人民共有財產無主論。而其實正因為人民共有財產不能被任何個人占據為私有，才是人民共有的。所以說公有如道，共有公用，為個人所用。

公有如道。對西方鸚鵡學舌者來說，只懂一個私有產權理論。在此我要教給你們一個共有產權理論。如以私有產權理論現在我們的住房是私有的。而現在我們住的樓房是不是共有土地呢？能說一棟樓房的土地使用權僅規一樓所有嗎？如有的私有產權迷信者說：“任何有價值的資源都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公有。不要相信公有制的寓言。”那么我問你：“你天天上樓做的電梯是歸你個人私有呢？還是你住的這個單元樓住戶共有呢？再如一個生活小區的道路.綠地.花草等等公共設施，是歸這個小區的業主共有.公有呢？還是歸你個人私有呢？說來說去你根本就不懂公和私的辨證關系。公有.共有的公用.共用原則。”國家，國家，國和家。就是大家在一個共有的空間.地域（國）內建家。國的作用就是保護這一地域內的家。為了這個，大家把自己的一部分權利.利益交給國來行使。國就是一個家的集合，一個“大家庭”。所以人民共和制的國家需要人民的共有產權理論來指導建設。對那些高叫要私有化的人，我問你：你把國有的財產，人民共有的財產都私分了，拿什么來實現人民共和？

私有化精英們他們現在是貴而無權。所以他們說：“公有制實質乃是官有制。”用這個他們來反“權貴”如此看來你也沒搞懂你說的官有制也是一種私有制。一種私有制的表現形式。一如他們過去反皇帝是為了自己做自由占有欲私有繼承，富可敵國的無冕帝王一樣。反權貴是為了自己做權貴。沒有和人民的共和之心，你還能指望他能為人民服務？

人類社會存在和利用的自然資源.社會資源和社會管理權應該建立人類共同擁有與共同繼承的制度，而是以私有占有和私有繼承的方式延續，天下之亂皆因私爭而起，自然資源社會資源和社會管理權的爭奪由此造成了人類的災難。然而任何私有占有和私有繼承都是不可持久延續的。提醒今天的中國主張私有化的“精英們”不要太自私了，要學會和人民共和，要有和人民共和之心。

現在也要提醒人民公仆要堅持人民共和的國家理念才能理順政府和國家主人.人民的關系。如今有個挺詭異的說法叫——“分配不公致官民矛盾激化。”為什么說他詭異呢？因為在人民共和制的國家理念里已經沒有了過去的官老爺概念。官老爺出自什么年代？我們常說它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在過去的皇權統治社會里，皇帝貴為天子，普天之下的人都是他的臣民。官老爺的權力是帝王權力的延展，受帝王之命而管理一方。那時人民的唯一期盼就是——天高皇帝遠，有個能為民做主的青天大老爺。

同時也要批評現在的一些人民公仆，國家干部。你們應該丟掉過去的封建思想，不要總為官自居。而正因為總是還有封建思想，有官老爺情節，覺得高人民群眾一等，如此才有所謂的官民矛盾。所以說，所謂官民矛盾是那些自以為“官”者制造出來的。當人民公仆要為人民服務，領導人民搞國家建設，不能總想著“賣”，要搞醫療文教衛生等事業，而不是總想著甩包袱，把醫療文教衛生等事業交給社會去辦。

現在許多貨幣（紙幣）是信用貨幣，都由國家發行。為什么？因為權力本身就是義務。所以有權力發行貨幣的國家必須要進國家義務。如發展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事業等。在一個獨立的貨幣體系內，錢就是一個貨幣符號而矣。它是商品流通目的是實現價值交換，商品交換，滿足人民需求的工具。根本上來說還是進行的勞動價值交換。而單純的引進外資而不是伴隨著物品的實物購入，沒有任何意義。錢可以代表資本，但不是資本本身。錢就是印出來的紙幣而矣。以國家放行貨幣的目的就是為國家經濟循環服務。人民共和的國家管理者不是依靠稅收而坐收漁利。有些人掌著國家宏觀經濟大權者卻掉在錢眼里，說改革其實就是國家甩包袱。把醫療教育衛生等事業市場化。

現在回視毛澤東時代的國家建設，毛澤東主席就是把國家當成一個大家庭來建設的。當時宣傳的也是社會主義的大家庭。大家共同利益一致。號召人們學雷鋒，把社會主義的大家庭建設好。比如教育問題，國家教育目的是培養自己國家的建設者，所以教育不收費。上大學還給工資。共產黨領導要領導人民搞國家建設。搞國營企業等等。目的就是體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人民共同富裕。過去搞國營企業常說黨的“領導”，什么叫黨的領導？就是黨領著大伙干企業。現在國有企業常說的叫“管理”，什么叫管理呢？就是一少部分人管著大伙干。一個合格的領導者必要的條件就是有德，有不得的精神。不為私利，不貪圖個人享受。為所在的集體.國家.大家謀公利。正因為如此一個領導者才可能有領導者的威信，領導者后面才有跟從者。在新中國的建設中不乏象鐵人王進喜.陳永貴等這樣的領導者。而一個名義上的管理者就可能比領導者的德行上差遠了。因為他如果在一個集體.國家以管理者自居，那么他就想的僅是管著別人如何干。不會和這個集體有難同當，更不會和所在的集體有福同享。

三十多年前的中國由于歷史原因很落后，也很貧窮。當時整個中國人都有一種急切的盼望擺脫貧窮.落后的局面。當新中國建立時中國的工業可以說一片空白，什么也不能造。經過毛澤東領導的近三十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國家工農業等可以說有了一個雛形。建成羅馬非一日之功。參天大樹也不可一日而就。但當時對于整個民族急于求成的心理，擺脫貧窮落后面貌的期盼還是有很大差距。面對相對貧窮.落后怎樣實現共同富裕？所以當時人們就像變一個搞法。這個搞法怎么搞當時也很盲目。但是搞改革是國家大事怎么搞不能背離為國以義為利而不以利為利的原則，為政以德，若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改革只能是“舉直錯諸枉 則民服 舉枉錯諸直 則民不服”。改革只能是把壞的改掉，而不是把好的改掉。缺少雷鋒精神的改革者必是損人利己的改革者。

    人民共和制國家的政府不同于以往任何舊形態的的統治者依靠稅收漁利的政府。政府的責任是領導人民搞國家經濟建設。而不是管著人民的經濟活動。中國的為政者被灌了三十年的自由市場經濟迷魂湯。 自由經濟學家們天天口里市場呀，政府呀，如何如何的胡鼓搗一番。他都沒搞明白 市場是誰？政府又是誰？不明白市場也好政府也好都是人在其中活動。而一個以利益為驅動的市場必須要一個以義為利的政府才能穩定。正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一個市場的運動名以上是供求關系，本質上是利益關系，利益驅動。而少了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的政府國家天下就會亂了套。如農業是基礎產業。可農業生產利潤少，如果依任市場的所謂調節，放縱市場的趨利，就是土地撂荒。沒人去生產糧食。真輪到物以稀為貴的糧食少了，出現了糧荒，糧價上漲再去種糧就來不及了。那是會出饑荒的.

國家以義為利而不以利為利是存國之道。計劃和市場都是人們為達到經濟目的而采取的手段。而市場調節手段本質上是利益調節機制而不是表面上供求關系調節。也就是說沒了利益也就沒了供求。如現在的樓市來說，房子是用來住的。如果僅限于這個功能上的供求關系，那么根本就沒有那么多真正需求即所說的剛需。因為房子的功能變了，用來炒作牟利，而房子的使用年限又幾十年，不像蘿卜青菜放不住。現在的供求關系大都體現炒作的需求而矣。所謂的供需關系就是利益需求關系。現在炒作者不是需求房子，而是需求房子帶來的利益。

為國以義為利。所以中國思想家們始終沒有放縱趨利的市場。為了維護國家穩定大多采取重農抑商的政策。重農抑商就是國家計劃。“《管子》一書在經濟思想方面，還體現出宏觀經濟管理理論的輕重論。輕重論是管仲首創的，后來的管商學派又豐富和發展了這一宏觀經濟管理理論。他們主張國家積極干預社會經濟，把握左右經濟形勢的主動權。主張實行重征商、官山海和禁榷制度等，使封建國家直接掌握大量資財，以散斂方式控制物價和調節經濟，并實行利出一孔，使每個人都根據其為國家所作貢獻大小而得到利益。西漢武帝時桑弘羊等人所推行的各項經濟政策基本上是輕重理論的具體體現。此后歷史上許多著名的理財家如劉晏、王安石等人所提出和推行的經濟政策也都受了輕重理論的影響。因此，輕重論學派是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理論方面最重要的思想派別之一。”（來源網絡） 

    而現代新中國建立為了發展工業又采取了工農業剪刀差的政策。中國的國家發展不是依靠對外掠奪，也只能采取以農補公的工農業剪刀差。通過國家計劃讓利益流向工業而發展工業。

    有句話叫在其位謀其政。如果在其位不謀其政，當著和尚不去念經，我們就可說其是不干正事，不務正業。而現在就是有一種人，拿著人民發的工資，卻不想著為人民服務。他們在想什么呢？他們在想——“政府購買服務，權力讓步，逐步分解和轉移到社會組織中去。有兩個問題，一方面我們長期按照萬能政府的格局，政府無所不包、無所不管，沒有很好地扶持和支持社會組織。另外是社會組織還有個發展的過程，放低登記門檻，鼓勵社會組織自己管理、自己監督，自己成長，政府給予扶持。通過工、青、婦發揮應有的作用，鼓勵大量的民間組織應運而生。突出的亮點和特點：全省對社會組織的要求，到十二五末，達到每萬人有5個社會組織。要達到這么個水平，社會工作者要達到常住人口的10%，廣東就得有上千萬人。給他們提供廣闊平臺和空間，在法律、法規方面提供安全、規范、充分發揮作用。出臺7個配套政策，對社會組織要有個寬松的管理方式。”　　

其實就政府的存在意義而言，我們就是需要它為我們服務。而不是要一個政府再購買服務，來為我們服務。人民難道不如你聰明嗎？花錢養一群人，而這些人不去為人民服務，而是要這一群人替人民花錢購買服務嗎？所以說，對人民而言我們不管它政府是不是萬能政府。判斷政府的好與壞已不是依據政府萬能不完能。判斷一個政府好與壞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是否在為人民服務。

人民需要一個人民的政府為人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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