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雷鋒,做一個幸福的人

學習雷鋒，做一個幸福的人　　

    　3月5日　又到了，大街小巷包括地鐵里面又充滿了雷鋒的肖像。每次我看著雷鋒憨厚的笑臉，我想到的，不是雷鋒有多么吃苦耐勞，多么助人為樂，多么地“高、大、全”，而是雷鋒是多么地幸福。我覺得他的微笑是發自內心的，是毫不摻假的，是非常真實的。雷鋒所做的一切其實是最有利于自己的幸福的。所以，雷鋒是充滿智慧的。不論他是因善良而智慧，還是因智慧而善良，反正他是非常幸福的，而且非常理性。　　

    一些學者告訴我們真實的雷鋒是什么樣的:雷鋒喜歡穿“沖鋒隊員”樣式的皮夾克，愛“耍酷”；雷鋒喜歡騎摩托車，愛“飆車”；雷鋒喜歡照相，愛“臭美”；雷鋒還搞“姐弟戀”，情書里滿紙都是同志情誼，可是里面的情感卻“濃得化不開”，骨子里的革命浪漫主義已經比小資們深刻多了，可是他同時又是我們所知道的那個雷鋒。雷鋒所做的事情其實都是“為長者折枝”以及“扶起小悅悅”一類的小事，都是我們能做到的。只是他天天做，月月做，年年做，曠日持久地做，歡天喜地地做，遂成就了一個我們都能模仿卻都很難達到的“賢者”。　　

    雷鋒精神是什么？他其實是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傳人。孟子說人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丟失了這四心的人就叫做“失其本心”。這樣的人，連人都不能算，孟子認為是“禽獸”。雷鋒所做的事情，完全是基于這四心，其實是為人的基本道理，再普通不過了。雷鋒不僅這樣做，而且還象曾國藩、蔣介石這樣每天自我反省的人一樣，每天記日記，“日三省乎己：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只不過前兩個家伙每天寫的都是“今天看到一個美貌小娘子，又無法克制自己的邪念”之類，而雷鋒寫的，確都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心得體會。所以雷鋒的行為是有理論依據的，這個依據就是毛澤東思想。而毛澤東思想，不僅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中國化，而且也是中國古代優秀的“儒釋道”思想的現代化，毛主席心目中的那個“黃金世界”，與其說是共產主義社會，不如說是“六億神州盡舜堯”的古代圣王心目中的“大同世界”，和康長素的理想有很多共同點。毛主席可以說是一個文治武功達到很高境界的“哲學王”；毛主席雖然表面上繼承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的做法，本質上卻繼承了孔子公羊學的革命精神，把儒家思想的合理內核保存下來了，是中國傳統文化道統的另類傳人。（正如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才最好地發揚了基督精神那樣）那么如果把毛主席比作孔子，雷鋒就是踏踏實實甘做螺絲釘、極其注重個人修養的曾參。雷鋒，是毛主席最好的學生之一。　　

    雷鋒精神不僅和墨家的“兼愛”以及“摩頂放踵，以利天下”非常吻和，還是佛教精神的傳人。佛教認為，一切的痛苦源于欲望，欲望越少越快樂，如果要得到幸福，消除所有無法滿足的欲望就可以了。大乘佛教更認為要超拔一切眾生的痛苦，才能得到極致的幸福。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就是“六波羅蜜”（六度 —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和智慧）。雷鋒顯然是在行六度，重點就在布施上面，也就是“舍己為人”，佛教認為，把一切都布施出去，就等于布施掉了一切煩惱，這時人不再自私自利，沒有“我執”（“無我”）是最幸福的。雷鋒的路徑也可以說是“菩薩”行的初步。　　

    雷鋒精神和西方文化中的最優秀成分是兼容的。例如，雷鋒對于階級兄弟的熾熱感情和為階級兄弟服務的熱忱可以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意識來解釋。又如，雷鋒的行為還可以用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說”來解釋。馬斯洛認為，人的需要有層次之分，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感需要、社會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的需要，在高層次的需要充分出現之前，低層次的需要必須得到適當的滿足。雷鋒的需要達到了最高的層次，他的主要需求已經成為通過實踐“為人民服務”來自我實現。一個普通的汽車兵都達到如此境界，還能說社會主義中國沒有人權嗎？恰恰相反，毛主席當年就經常給美國上人權課，時不時地發出一篇“支持黑人抗暴斗爭”的聲明，鼓舞了美國的民權運動和校園民主運動，很多人打出了“　3M　—馬克思、毛澤東和馬爾庫塞”的旗號，在民權運動的不懈斗爭下，美國政府被迫出臺了很多有助于緩解不同階級、種族、性別和性取向矛盾的政策，無產階級、有色人種、女性和同性戀者等弱勢群體的人權才有了極大的改善，四十年后黑人總統奧巴馬才得以入主白宮。雷鋒是中國人權和道義制高點的絕佳例證。　　

哲學家趙汀陽認為，和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改造的生產關系的變化，會有上層建筑的變化與其相適應。而毛主席的設想之一，就是要塑造千千萬萬個象雷鋒這樣的普通人/偉人，主要特點是“為人民服務”和“一輩子做好事”，這種思想體現在毛主席的老三篇《為人民服》《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等文章里。他們就是人們可以模仿同時也永遠需要模仿的（因為非常難達到）的社會主義文化“新人”。筆者個人認為，這種人實際上已經具備了馬克思所說的“解放的人”的雛形，尼采所說的“超人”和這種人有些共同點，而他最反對的“末人”（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則稱為“植物人”），則是那些為了一個IPHONE去援交的女高中生，還有那些在喬布斯去世時如喪考妣的“果粉”們，他們其實都是消費主義和“符號拜物教”的奴隸。　　

雷鋒這樣的文化新人和國家棟梁必須在合適的土壤里才能長成。在舊社會里產生的“善人”，只能象武訓這樣乞討辦學，或者象梁漱溟、晏陽初那樣去搞鄉村教育，他們是不可能達到雷鋒的高度的。只有當人民掌握政權，精英和大眾接近平等以后，才可能有“為人民服務”這樣的先進文化。而當貧富兩級分化擴大的時候，陳光標、曹德旺已經難能可貴了。在文化的鹽堿地上，先種種泡桐樹吧。重申鄧小平“共同富裕”理想的“重慶模式”正是這樣的努力，它是由另一位毛主席的好學生薄熙來推行的。在重慶的實踐中，“打黑”代表了穩定秩序和安全的努力，使百姓免于恐怖，相當于佛教講的“無畏施”；“唱紅”代表了中華禮樂文明的延續，屬于“法施”，要害則在于“民生”，則屬于“財施”，這才是產生先進的群眾文化的土壤。　　

當今世界的競爭是綜合國力的競爭，文化實力也就是所謂“軟實力”至為關鍵。與孔子學院滿足于教幾個漢字相比，輸出價值觀才是當務之急。雷鋒精神（也就是“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繼承了中國古代儒、墨、佛三家的菁華，同時和西方的大思想家馬克思、尼采、馬斯洛、齊澤克兼容，與造成1%壓迫99%的“經濟人”假設相反，是真正的“普適價值”，我們應該輸出這樣的價值觀，才能代表先進文化，取得文化競爭中的道義優勢。　　

雷鋒精神的根本保證，是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主的社會主義所有制，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只有部分地變成雷鋒，才能品嘗到一些他的幸福。讓我們學習雷鋒，做一個幸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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