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1963年3月5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報紙同時刊登了毛澤東主席的題詞手跡:“向雷鋒同志學習”。此后,西歷3月5日便成為了一個曾感動和激勵人們的獨特紀念日:學雷鋒紀念日。
現(xiàn)在,當我在這個陰冷潮濕的早春之日坐在電腦前打出這些文字時,內心氤氳著某種難于名狀的溫暖——這溫暖藏在記憶之中,它或許來自于少年時代以那位助人為樂的矮個子解放軍戰(zhàn)士為榜樣的陽光心態(tài),亦或是來自于那曾經的崇尚“雷鋒精神”的社會主流價值氛圍。
這幾天在網(wǎng)上讀到不少呼吁重新提倡“雷鋒精神”的文章,也讀了一些“解構”雷鋒的帖子。這些“解構”雷鋒的言論與“改革開放”以來時不時可見的貶斥“雷鋒精神”的言論相比并沒有什么“獨到”之處,仍然是“揭露”雷鋒的“高大全”形象的“不真實”并以西方式“自由、民主”教條來否定“雷鋒精神”的意義。應該說,這些言論中并非完全不存在有道理的成份,但由于為批判而批判的偏執(zhí)心態(tài)和逆向種族主義的“西奴”思維的作祟,其最終還是歸于狹陋和怨毒。
的確,“雷鋒精神”是借助媒體的大力宣傳而建立起來的,這是很正常和很必要的。試想,不借助媒體的宣傳灌輸,現(xiàn)在某些人津津樂道的所謂西式“普世價值”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甚囂塵上嗎?問題的關鍵在于,“雷鋒精神”是不是為我們的國家和社會所需要?!袄卒h精神”的重要內涵之一是助人為樂,這對我們社會的和諧益莫大焉。去年“小悅悅事件”發(fā)生后人們紛紛抨擊道德淪喪、自私冷漠的社會現(xiàn)實,但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大發(fā)言論的人中頗有一些就是曾經放言貶斥“雷鋒精神”者,這些人不能不令人聯(lián)想到那種蠻不講理、慣出惡言的怨男怨女。我以為,法律規(guī)范下的“文明禮貌”與“上帝宗教信仰”下的“行善作慈”都是低層次的被動的虛假的,“雷鋒精神”感召出的才是實實在在的人類道德情感。
的確,毛澤東時代建構“雷鋒精神”是有政治考慮的成份,就像“改革開放”以后直至現(xiàn)在某些勢力“解構”雷鋒同樣是出于某種政治目的一樣。政治本身并沒有什么不好,關鍵要看是什么樣的政治——是好的政治,還是惡的政治。我以為,建構“雷鋒精神”的政治目的除了提升道德情操、形成友愛互助社會風氣之外,還有一個方面是為中華復興創(chuàng)造條件。當年周恩來為雷鋒的題詞是:“向雷鋒同志學習:憎愛分明的階級立場,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產主義風格,奮不顧身的無產階級斗志。”“雷鋒精神”的闡述中也有“熱愛黨,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內容。在這些政治化的言詞后面,明顯有著團結一心、奮發(fā)圖強的指向,這在當年與現(xiàn)在西方資本主義弱肉強食意識操控下的人類世界,是中華復興乃至人類正義的實現(xiàn)所必需的。
重新提倡“雷鋒精神”,并不是媒體集中報道一番好人好事就萬事大吉了,它需要許多政策乃至制度方面的調整、回歸和建立,也需要國人站在中華民族立場上的共識。中國人應該自信、自尊,摒棄形形色色的逆向種族主義,思考如何發(fā)揚與發(fā)展中國特色的文明——“雷鋒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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