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偉東：雷鋒、程朱理學與時代的尷尬

雷鋒、程朱理學與時代的尷尬

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總裁

雷鋒，一個卓越時代的代表，一個偉大時代的象征。他是人類精神文明的巨大社會回應，是平凡中見偉大，社會主義時期期間閃耀著共產主義光芒的前進方向和時代坐標。

雷鋒是當代中國的享譽全球的國家形象，是中國贏得世界贊美和尊敬的普世價值的真正代言。雷鋒出生于1940年，同現代的政壇領袖屬于同一輩份。他以短暫的二十二個春華秋月，詮釋了“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的世界、世間、宇宙的偉大真理格言。

雷鋒雖死猶生。他的宇宙生命、歷史生命將永垂不朽。反之，誠如臧克家名詩所言，有些人依舊活著，但在人民心目中，卻早已死亡恒久，蕩然無存。

雷鋒誕生于中國，誕生于毛澤東時代，是毛澤東思想直接哺育的結果，是中國社會主義偉大進軍、共產主義時代挺進，狂飆突進造就的結果。

雷鋒并沒有誕生于美利堅合眾國，沒有誕生于發達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雷鋒絕不可能誕生于任何的資本主義文明國度。我旅居美國二十二年，比不得老華僑，算是新一代的旅美者相當長久的華人，在美國與歐洲，看慣了、看見了、看到了諸多人性關愛與社會互助的事情，但至今沒有見到一位真正的雷鋒。這同項觀奇先生對德國的觀察和深刻總結的是一致的。

那么，人類文明與文化邏輯，為什么沒有驗證管仲近三千年前提出的似乎帶有樸素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所謂“倉廩實知榮辱，衣食足知禮節”？原來，還是毛主席的人的主觀能動性學說，毛主席的走上馬列主義道路后的新的《心之力》——老三篇，即《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更加科學、完備、合理，更具有人類文明的真正普世價值。原來馬克思以降的，基于階級社會、階級斗爭、階級專政主線基礎上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社會發展觀、歷史演進觀，比之孔孟之道、老莊哲學、魏晉玄學、程朱理學、陸王心學、明清漢學等等，比之康德的先驗論之二律背反、黑格爾的主觀唯心主義之三段論和絕對精神、尼采的權力意志哲學、海德格爾-薩特的存在主義、哈貝馬斯的社會交往理論、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西方經濟學的經濟人理性假說，哈耶克、波普爾的“三個世界”和開放社會理論等等，都更加深刻、全面和科學。

歷史并沒有在黑格爾、湯因比、福山的一相情愿的終結下終結，反倒更加洶涌澎湃，絢麗多彩。哲學沒有在海德格爾的終結啟示中下走向終結。

《環球視野》雜志發文，《雷鋒，時代的燈塔》，具有相當的深度。《人民日報》和中宣部、教育部都在大力推進雷鋒回歸。這是值得祝賀的和值得稱道的。

企業家精神和企業家示范已經被醉生夢死，貪得無厭的資本人格化和知本家精神及其作用所徹底埋葬。歷史似乎開了玩笑，改革開放作為其正面敘述和合理化啟動的社會情緒與社會風氣之先，恰恰是“雷鋒叔叔不見”了的上層政治說法。改革開放的原點驅動，還不是直接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是以社會失序、失德，混亂不堪為由，因此要整頓，要回到一五計劃期間這樣的間接歸罪與批判文革而開始的。

然而，雷鋒叔叔不見了，絲毫沒有因為改革開放的所謂新長征而再度大規模涌現。而是開始以雷鋒的著皮夾克裝、駕摩托車和天門前留影，來塑造所謂時尚化的新雷鋒，繼而，通過一切手段和形式，瘋狂解構雷鋒的共產主義精神。后來，干脆就是自私的遺傳基因，經濟人理性、黑后學，甚至赤裸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叢林法則等等赤膊上陣，從而大體上完全徹底的告別，甚至埋葬了雷鋒精神。如果一個社會有一個郭明義，卻同時存在著千萬個藥家鑫，如果一個社會有一個焦裕祿，卻同時存在著千萬個陳良宇，那么，這個社會與時代無論如何只能以后者而不是前者加以界定。

薄熙來、黃啟帆，把整個雷鋒班幾代人，統統請到重慶。這使得重慶模式的紅色基調與紅色色調更加鮮明。這是大政治家的手筆。從紅巖精神、紅旗渠勞模、鐵人精神到五大書記雕像，重慶大政治家們風生水起，在引領精神崛起，率先精神崛起，正在重走毛主席當年的張思德、劉胡蘭、白求恩、“愚公”、雷鋒、王杰、焦裕祿、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之光輝典范和精神先導制度的“金光大道”。

這樣，重慶模式的無論是三一四部署，還是幾大重慶，唱紅打黑等等，都不但有了堅實明確的價值取向，也就是明確而堅定的政治方向，而且有了改革的示范標桿和尊崇榜樣。打黑英雄王立軍的事件之前，他是在為重慶創造社會學雷鋒的法制文化和社會建構環境，其作為與重慶警民顯示的重慶模式的一切，同時也就是在續寫雷鋒的故事。

美國產生不了雷鋒，盡管美國世界首富，物質、文化、教育資源遠遠高于世界其他國家。這取決于連美國哈佛社會學家、教授丹尼爾·貝爾都深刻認識到的經濟與文化的資本主義內在矛盾。資本主義不可能成為文化、文明與精神高峰。這是在其無盡的資本貪婪和大眾化的小市民社會趣味基本社會格調與結構中，早已死定了的東西。這是引起、糾結于后現代化資產階級學者內心深處，對西方文明、歐美文化的虛無主義的心神不安和根本不滿的原因之一。

歐洲中心主義的現代化、現代性解讀，完全是偽造歷史，是在虛構人類文明?，F代化的人類世界文明征程一萬年左右。工業文明的所有文明要件和元素，都毫無疑問地建立在更偉大的農業文明、畜牧業文明的有機可持續人類元文明的基礎之上，也同時建立在有機手工業文明基礎之上。換言之，離開農業革命、畜牧業革命和有機手工業的革命的文明奠基，人類一刻都無法生存。而離開現代工業文明，則人類文明不但能夠繼續長久存續，而且可能生活得更加美好。至于韋伯主義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及其其去魅化的所謂現代合理性，同中國的道治文化、禮治文化的源遠流長，就更不是一個量級的東西。在人類一萬年的現代化文明史進程中，除了近兩、三百年時間里，東方，中國與印度，中東肥沃月地，甚至埃及、美洲幾個文明古國，始終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主導和源泉。西方拜東方所賜，受東方恩惠，遠遠大于東方受西方之影響。

當歷史合理的地緣格局，重新得以建構，回到合理的歷史方位之后，西方現代人對其包括知識產權、無形資產的貪得無厭和軟實力、均衡安全、絕對優勢的小兒科，會不是簡單的汗顏，而是會絕對得無地自容，除非他們根本就不是人。

除了“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中國遠古輝煌，自進入“據亂世”的三代以降，特別是商，尤其是周以來，中國漸次進入了梁漱溟一定意義上的是對頭的所謂倫理本位社會。為破解階級對抗，戰閥動蕩不安，政治權力交接轉移，社會財富與身份地位的合法性、合理性、合道性背后的階級沖突，中國統治階級在中國人民大眾的全世界超一流的反抗、暴動及革命卻壓力下，發明了禮道文治。漢武帝、董仲舒懂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更加強化了漢高祖劉邦以降的先秦倫理道德本位，甚至本體性地位。后代學者，則更是將其演繹為天人合一、天理大道的玄妙地步。

到了宋明程朱理學時代，則為了矯正魏晉玄學和隋唐釋佛及其大規模世俗化的世俗文化污染，由程氏二兄弟到最后朱熹變更為絕對的兩分法，即所謂“存天理，滅人欲”。由此一直演化成“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的鐵律，其就變成了封建專制的四大繩索的權利與“法”德合流的既至高無上，又牢不可破。

然而，社會在大私之下，忠孝和禮儀廉恥，不是演變成、產生了橫空出世的一大批精忠報國的岳飛、文天祥、關公，而是滋生了多如牛毛的貪贓枉法、居心叵測、寡廉鮮恥的秦檜、魏忠賢、李鴻章、慈禧太后等袞袞諸公，形成世界上罕見的既當婊子，又立牌坊的漢奸橫流，奸賊遍地。

市場經濟，當然不可能演變成張維迎般地把斯密的無形之手，推向徹底機械論世界圖景的經濟動物原子式驅動。張維迎門，除了極端，象牙塔里閉門造車，就是孤芳自賞的意淫和對人類文明的絕對無知，但又把無知、固執當學問，當洞見和良知。他早期同林毅夫就中國經濟企業改革的辯論時，曾經有過一些閃光的屬于學者型的東西，而自他“發明”的博弈論以后的企業家的單項解讀，就已經完全墮落成了除了為資本資本辯護而外，就是為自己的無知與自負做注釋。中國當下“引導”社會走向的所謂海龜和經濟學家們，對西方國家基本上除了無知還是無知，再有就是他們指責別人，但最適合他們自己的無恥了。因為他們多半僅僅在西方國家走馬觀花地做過短暫的防問學者，或充其量拿過學位，而后就直接進入高校。在西方社會，根本沒有進入到企業運作、管理、生產、經營的核心和真正社會結構層面。觀察的原本就是一個表象、表皮，又因馬列毛主義功底，人文歷史功底的極度欠缺，甚至就是數學計量功底，也大體上統統不足，剩下的唯一可能就是人云亦云，加上寫語不驚人誓不休的包裝，成為西方主流教科書，后來干脆索性就是大眾傳媒流行快餐的二道販子了。這同嚴復、魯迅、陳寅恪、錢鐘書等老一輩的當代中國的學貫中西的大學者完全不同。

當然，如果但只是市場獨自發力，情場、官場、戰場等甚至等其它多重場并不跟進，中國不會形成如此巨大的道德低估和道德滑坡。然而頂層設計師在告誡社會要有理想，講紀律，樹立社會信仰，批評右傾要顛覆、搞亂中國的同時，卻始終把社會政治、經濟的尚方寶劍，完全任由極右翼集團操縱，一方面從否定項，拋出所謂“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并借助于子虛烏有的閉關鎖國，耽誤二十年，整人斗爭哲學的把莊嚴、神圣的階級斗爭庸俗化，從而客觀上推翻了雷鋒時代的整個社會基礎和制度存在；另一方面，又以人均GDP三步走，小康溫飽與先富起來的“正面”敘述，完全逆轉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國富民強的歷史方向。

這是一個比之林彪、林立果的《571工程紀要》更加可怕的，更加干凈徹底的社會顛覆與逆轉。不但思想搞亂了，人心搞散了，道德搞歪了，而且假大空、虛偽欺詐，成了座右銘。

文藝復興時期的社會精神動蕩不安不比現在差，但整個社會的狂熱、浮躁追富，遠非如此不理性。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直接的血淋林的殘酷跋扈比現在有過之而無不及，但社會輿論的正義和人類的良知良心都基本尚在。否則，怎么會有《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的問世呢？唐宋時期的開放，性資源不平等，社會昏昏赫赫、醉生夢死不比現在遜色，但社會總體總下的精神品位和境界追求，決不是當下這樣的淺薄、無知。

人民本當歡迎雷鋒時代的回歸，但民間同官方形成鮮明的對照，同當年毛澤東時代的雷鋒式的英雄輩出的光景截然相反。雷鋒精神是社會主義時期的共產主義精神。這是平凡公民生境里的時代最高峰的精神境界。但當下人民為何心灰意冷，應者寥寥呢？教育部規定的大陸學生考核加上雷鋒錯了嗎？

沒錯，完全正確，但前提應改為管民共學雷鋒，教學真正相長。

只要中國的腐敗不從制度與文化根源上得到根治，只要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和社會基本經濟生態以金錢、市場經濟為導向，只要升學、求職、事業、為官的淺規則暢行無阻，學雷鋒只能變成當年老子的小國寡民似的愚民政策。貪官大款學喬布斯，人民會歡天喜地學雷鋒嗎？

只有大規模地推廣重慶模式、華西村模式、南街村模式，使得王紅斌、吳仁寶式解體經濟中流砥柱式的社會主義干部成批涌現，并堅決地節制資本，調節中小企業政策，大規模培育國有與公有資產群，把基尼系數重新打回到0.2左右甚至以下，才能形成雷鋒精神的社會時代基礎。

劉云山的主抓學雷鋒是對頭的。但關鍵在制度設計和核心文化導向。大款、富豪、官僚買辦國際化，追尋財大氣粗，一諾千金，在天馬行空的天理里游蕩，讓老百姓格守“滅人欲”的做人基調，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海市蜃樓。從上做起，才有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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