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鋒精神的社會基礎是公有制
司馬平邦
雷鋒精神，并不出于雷鋒在世那二十二年的某一個時間，而源于雷鋒死后，雖然雷鋒的好事都是生前做的。
我們這代人是在雷鋒精神熏陶下長大的，其實何止我們這一代，我們的上一代亦如此，共產黨文化強大的傳播能力讓雷鋒精神成了我們和他們頭腦中的一個幾乎與生俱來的價值模塊，最有意思的是即使是現在那些反對雷鋒精神，或者認為雷鋒是由共產黨文化造假而成的人們，他們骨子里依然將雷鋒精神里的那種善良、樂觀和互助的意義作為崇高看待，所以，今天有人反雷鋒，多是出于人性――那種糾結扭曲的人性在明目張膽地作祟罷了。
他們想糾結扭曲，就讓他們糾結扭曲吧。
馬上就到毛澤東為雷鋒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五十周年紀念日，轉眼五十年，兩代人，毛澤東和雷鋒都已做了古，但雷鋒精神在今天已經沉淀成一種傳統經典的中國文化，正如雷鋒當年所做的那些好人好事，你回頭看看，穿補丁衣襪、扶老大娘過馬路、給災區人寄錢，是多大的事？但你再回頭看看《論語》里記載的孔子的那些話，什么三個人同行一定有我的老師、有朋友遠道來看望我我會樂掉大牙之類的，又是多大的事？
文化傳統的養成是件很微妙的事，但中間有一個規律不可忽視，即越是不起眼越是微小越是簡單的，就越是容易在傳播管道里成長，我說雷鋒精神今天在成為傳統文化正基于此。
看到許多人又在向雷鋒精神大放臭屁，許多人也同時在給雷鋒精神洗地――這兩種現象正是雷鋒精神一定會成長為我們這個時代留給后代的一種傳統文化的原因。
毛澤東作為一個二十世紀頂尖的書法大家，留給后世，可以與《蘭亭》《伯遠》及《祭侄》這樣的傳世作品并提的，其實也就那么一兩件，一件是“向雷鋒同志學習”，另一件是“為人民服務”，或可以說，毛澤東的書法也是成就雷鋒精神為中國人傳統文化的一個原因。
說雷鋒精神正在成長為中國人的傳統文化，這是五十年前誕生的雷鋒精神向“后”的延伸。
在此之外，雷鋒精神還有另一種向“前”的延伸，其實是它將影響、需要和制造一個什么樣的社會制度和文明土壤。
有人說雷鋒是政治道德的符號，這話沒錯，任何政治以及道德都需要有個符號來傳達，那個時代，沒有雷鋒還有歐陽海和王杰。
雷鋒精神，往俗了說其實就是一種人與人的關系，是先利他人而后利自己，或者只要利他人必會利自己的人生哲學，它描述了人生于此時代此社會，個人與社會用什么樣的方式方法相處。
但支撐社會中人――無論是五十年前的一九六零年代，還是五十年后的二零一零年代中的人們，培育和發揚雷鋒精神的土壤，是公有制的現代社會制度和天下為公的文明文化精神，即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即使是那一塊法律上屬于你的私有空間，其實也只是天下為公中的一部分，在這個定義下，私有與私有權都是從屬于天下為公這個大概念的，也只是對其片面部分的描述而已。
正因為天下一家，所以，天下人之間以雷鋒精神為生活宗旨相處，才合乎最基本的物質和精神資源分配的原則，否則，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你的和我的根本沒有交集，我憑什么給你當雷鋒，再者，我即使不當雷鋒，你又憑什么對我的道德說三道四。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中國社會的公有制基礎其實產生了相當大的動搖，天下為公的觀念就更別談了，這才是人們越來越不想當、不自覺和不相信雷鋒和雷鋒精神存在的根本原因，但也是因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后，中國社會出現了人人都可以道之又人人摻乎其中的所謂“道德危機”，人們才發現，哦，原來這個社會沒有雷鋒精神還真不行，即使我本人懷疑、否定雷鋒和雷鋒精神的存在，也根本不想當這個雷鋒，我也一樣希望別人是雷鋒，希望自己能生活在一個雷鋒精神包圍的氛圍里。
這就是我們今天面臨的二難：一方面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什么公有制、什么天下為公，都是他媽的臭狗屎，另一方面，當下人又難以承擔“道德危機”的風險，換句話說，誰都不想當陳阿婆（陳賢妹），同時又誰都怕自己成為那個可憐的小悅悅。
兩天前，一個叫杜建國的中國學者，在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幫助中國政府所做的一份關于國有企業市場化改制（國企私有化）的報告的發布會上，極力聲言反對此項“國有企業私有化”，這或者揭開了整個中國社會原來的公有制資源未來到底是向公有制還是向私有制轉化的序幕，所以，在這大背景下，重提雷鋒精神，并試圖用雷鋒精神解決中國人道德危機的困境，倒是給這個更大的中國社會提出了一個兩難選擇：你們是想建立一個雷鋒精神至上，人人道德水平及格的社會，還是想建一個公有制廢止而私有化泛濫的社會。
且，誰都知道以上兩點又是如此格格不入。
我堅定地相信、向往和贊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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