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國在文章中說：“2009年3月，有人坦言由世界銀行參與設計的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拉丁美洲私有化計劃完全失敗了，因為任何經濟活動，最重要是要有效率以及使社會效益最大化，而不是是否私有化。說這番話不是別人，正是世界銀行負責拉美加勒比地區的首席經濟學家奧古斯托-德-拉托雷(Augusto de la Torre)。可是今天，世界銀行發布的《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報告，卻依舊要把這套陳詞濫調當作靈丹妙藥推銷給中國。
“報告開出的第一個藥方是要求國有銀行進行私有化，理由是建立起更強大、更獨立、更靈活的私有銀行體系后，就能夠促進企業創新。這純粹是胡說八道。美國的銀行以私有化為主，但是這些銀行并沒有去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與創新，反而去進行投機和詐騙，結果最后將美國以至于全世界拖入進危機泥潭。請問世界銀行及曾擔任高盛集團國際副總裁、高盛投資銀行副董事長的佐利克，你們想讓中國的銀行業華爾街化嗎？你們想讓中國的銀行靠榨光中國人民來自肥嗎？你們也想讓中國出現占領華爾街那樣的運動嗎？
“第二個藥方是將國有企業私有化。中國的國有企業現在運轉得很好，而且主要靠的是自身的努力和競爭優勢，而不是政府的優惠和壟斷地位，同時，中國國有企業員工的待遇也要稍好于私有企業。因此，沒有理由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國有企業私有化，一方面將打斷中國整體經濟迅速壯大的勢頭，一方面將讓少數人一夜暴富，把原本屬于全體人民的財產據為己有，同時還將導致大量工人失業下崗。國有企業一旦私有化后，就會變成像日本東京電力公司那樣的私人企業，即使面對核事故面也會無所事事；或者變成美國的五大投資銀行和底特律三大汽車企業那樣的私人企業，他們由一群無能的奸商控制，把經濟搞得一團糟，最后卻要靠政府救助來擺脫困境。
“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絕不是私有化，而只能是加強監管，讓利潤在最大程度上惠及全民，同時提高基層員工的收入，縮小企業內部的收入差距。
“報告開出的第三個藥方是降低私營企業的準入壁壘，同時要求國有企業上繳更多的稅金和利潤，以減少私有企業在社會支出方面的負擔。這純粹是在刻意挑撥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之間的矛盾。中國經濟的絕大多數領域，并不存在所謂的“壁壘”，私有企業也并不敵視國有企業。有些領域國有企業占據優勢，那純粹是因為國有企業表現優異，而不是不許私有企業進入。像航空領域和高速列車領域，私人企業表現平平，那主要是他們缺乏技術積累的緣故。中國的私有企業長期以來就享有事實上的稅收優惠，這一點對比一下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各自繳納的稅收金額，就可以一清二楚。偏袒私企、減免稅收，一方面會破壞市場平等競爭的原則，危害企業創新精神，另一方面會像美國那樣造成兩極分化。世界銀行這是在讓中國重蹈美國的覆轍。
“世界銀行以及佐利克，你們把在西方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已經試驗失敗的毒藥拿來中國推銷，你們這是誠心在破壞中國的經濟，是企圖假借深化改革的名義讓少數中國人和華爾街來掠奪中國人民。”
從2008年下半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到歐美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頻發，進一步暴露出“華盛頓共識”即“美國模式”面臨的巨大風險。國際輿論轉而關注“北京共識”即“中國模式”，把中國模式和美國模式的優劣比較，展示在世人的面前。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模式，使美國模式成為全球頂禮膜拜的發展模式。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俄羅斯的“休克療法”，還是拉美國家進行的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經濟改革，都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經典之作”。1989年，正當拉美國家處于債務危機之時，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邀請了拉美國家代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美洲開發銀行和美國財政部的研究人員，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以拉美國家經濟調整和改革為主題的研討會。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約翰·威廉姆森對拉美國家的改革提出了10條政策措施，并聲稱已與上述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國際機構和美國財政部達成一致，因此命名為“華盛頓共識”。包括：(1)加強財政紀律；(2)把政府支出的重點轉向經濟回報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如基本醫療保健、基礎教育和基礎設施；(3)改革稅收，降低邊際稅率和擴大稅基；(4)利率自由化；(5)采用一種具有競爭性的匯率制度；(6)貿易自由化；(7)資本進入、特別是FDI進入自由化；(8)私有化；(9)放松政府管制，消除進入和退出障礙；(10)保護產權。
但俄羅斯的“休克療法”卻不像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推崇者所標榜的那么理想。俄羅斯按照“休克療法”實行經濟轉軌的十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會經濟危機，政治混亂，經濟大幅下滑，少數人暴富，廣大民眾普遍貧困化。據俄羅斯內部材料稱，全國出現了8000多個有組織的大型犯罪團伙，俄羅斯成為國際社會最大的黑手黨王國。國內生產總值比1990年下降了52%，同期工業生產減少60. 4%，物價飛漲5000多倍，農業總產值下降了50%，基本建設投資下降了75%，職工平均工資減少了50%，失業率更是高達30%。到2000年底俄羅斯人的貨幣收入總量不足美國人的10%。
新自由主義繼承了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并走向極端，大力宣揚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和全球化。其基本特征是：1、私有化的所有制改革觀，主張應迅速把公有資產低價賣給或送給私人。2、多要素創造價值的分配觀，否定活勞動創造新價值和私有制具有經濟剝削性質，認為貧富兩極分化是高效率的前提和正常現象。3、反對任何形式的國家干預，把國家的作用僅限于“守夜人”，反對馬克思主義和新老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政策。4、主張一切產業都無須保護，實行外向型的出口導向戰略。
當以“美國模式”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發展方式走入經濟危機的死胡同后，“中國模式”脫穎而出，逐步成為國際輿論關注的焦點。西方學者從肆意批評和貶低“中國模式”中發現，迄今為止中國沒有出現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休克之苦，也沒有像美歐國家、日本、俄羅斯、阿根廷那樣爆發嚴重的金融危機。這些客觀事實促使國際輿論和西方學者反思：“中國模式”是否存在著某些制度上的特點和優勢？
“中國模式”的出現有多種解釋，最具代表性的有兩種。一是“國內倡導者”之說：“中國模式在于中國獨特的經濟和政治體制：它有一個強勢政府和有著強大控制力的國有經濟，因此能夠正確制定和成功執行符合國家利益的戰略，集中力量辦大事，從而創造了北京奧運、高鐵建設、搶險救災等種種奇跡，并且能夠在全球金融危機的狂潮中屹立不倒，繼續保持超過9%的GDP年增長率”。
二是“國外追隨者”之說：“中國模式具有極強的靈活性和適應能力。一方面，中國是一場壯觀的經濟革命和偉大的發展以及改善民生進程的主角，并在吸引外資等許多具體領域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中國總體上保證了政治和社會穩定。中國模式的吸引力在經濟危機中得到強化，使西方世界，尤其是國際組織宣揚的正統經濟政策飽受質疑。中國模式有許多可以借鑒的地方：循序漸進和謹慎的經濟和政治改革政策；自由和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明確依靠市場和私有化，參與國際競爭，遵守國際規則；保持強勢政府，通過多種渠道積極管理國內事務”。
新加坡學者鄭永年撰文指出，波及全球的金融和經濟危機考驗了中國的發展模式，而中國應付這次危機中的表現又提高了中國模式的影響力。他認為中國模式的具有以下突出的特點：西方國家在拯救經濟危機過程中往往只有金融杠桿，而缺少經濟杠桿。因為存在著龐大的國有經濟體，中國政府具有金融和經濟兩種杠桿來實施其危機拯救計劃（1）。西班牙駐華使館前商務參贊恩里克·凡胡爾撰文指出，“當前全球金融危機的可能結果之一是‘中國模式’的浮現。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北京共識’可能會最終替代聲名狼藉的‘華盛頓共識’”。一方面，中國是一場壯觀的經濟革命和偉大的發展以及改善民生進程的主角，并在吸引外資等許多具體領域取得了成功。另一方面，中國總體上保證了政治和社會穩定。中國模式的吸引力在經濟危機中得到強化，使西方世界，尤其是國際組織宣揚的正統經濟政策飽受質疑。中國經驗有許多可以借鑒的地方：1、循序漸進和謹慎的經濟和政治改革政策；2、自由和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明確依靠市場和私有化，參與國際競爭，遵守國際規則；3、保持強勢政府，通過多種渠道積極管理國內事務( 2 )。美國霍普金斯大學著名學者福山曾提出“歷史終結論”，但是他對金融危機暴露的美國模式弊端進行了反思，他提出了今后更多發展中國家將鐘情于中國模式的觀點（3）。
國際輿論熱議的“中國模式”不是中國自我炫耀和宣傳的功效，而是由于金融危機和風起云涌的抗議浪潮暴露出“美國模式”存在的嚴重弊端。如果這次危機后美國經濟實現了良好的經濟復蘇，國際輿論關于“中國模式”的熱議就難以持續并不斷升溫。盡管美國政府自金融危機以來不斷宣揚經濟復蘇，卻未獲得美國社會各界的認同，反而引起了爭議。美國70%的民眾不同意政府政策改善了危機的說法，對于他們的實際生活狀況來說危機形勢并未好轉。據美國權威機構的多項民意調查顯示，60%的人稱受危機沖擊仍在縮衣節食，50%的人回答危機導致財務狀況顯著惡化，40%的人稱動用了養老、儲蓄賬戶以維持日常開支，25%的人稱受危機沖擊被迫向親友借錢維持生計（4）。
西方國家普遍承認這次危機是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稱其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特別是“美國模式”偏袒金融財團利益而不顧公眾利益，促使人們反思金融風暴頻發并非偶然而是有深層原因，法國總統薩科奇也抨擊美國式資本主義是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2011年2月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訪時，坦率承認當前美國經濟社會都面臨著深刻危機，他稱今天人們看到的美國社會正日益變得非常扭曲，“已經不再是一個整體而是兩個基本上分裂的部分，兩者之間的差距日趨擴大而且漸行漸遠，大銀行和高收入的富人們已享受到‘經濟復蘇’，而實體經濟的眾多中小企業和相當大一部分勞動力，卻無法擺脫經濟困境并且仍然在艱難掙扎”。美國《大西洋月刊》的記者費利曼寫道，“格林斯潘身為自由主義的堅定信徒，自由市場的顯赫捍衛者，資本主義的高級傳教士，居然也承認美國不平等的日益嚴重已成為國家危機，這表明美國社會確實出了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5）。
如果不是美國經濟長期陷入并無法擺脫嚴重的困境，無論西方學者發表多少關于“中國模式”的見解，也很難成為受到國際輿論廣泛關注、議論的熱點。中國經濟的出色表現向全世界提供了一種寶貴啟示，促使人們思考為何在全球經濟普遍陷入衰退之時，中國究竟具有那些獨特優勢使其能夠保持強勁的增長態勢，特別是美國經濟復蘇疲軟乏力，繼續推行量化寬松政策，希臘、愛爾蘭、西班牙、意大利等歐洲國家紛紛陷入了主權債務危機，促使國際輿論和西方學者愈加關注中國經濟保持活力的制度原因。
與此同時，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自2011年5月以來連續發表言論攻擊“中國模式”，甚至威脅要向中國輸出政治動蕩和“顏色革命”。希拉里訪問非洲時攻擊中國搞新殖民主義，稱“中國模式”從短期、中期和長期來看都不可取。希拉里說中國懼怕發生類似中東的政權更迭并感到非常緊張，中國試圖阻止發生政治動蕩是“阻擋歷史”和“做蠢事”。美國一反常態如此大膽、放肆地攻擊中國，是迫于轉嫁危機、維護霸權和奧巴馬政府連任的巨大壓力。由于美國濫發美元造成的全球經濟的劇烈動蕩，為美國向全球輸出政治動蕩提供了特殊籌碼和機遇。美國通過輸出通貨膨脹成功誘發了中東政局動蕩，希拉里深知美國通過濫發美元和爆炒國際糧食、能源價格，將會對發展中國家民眾生活產生巨大的沖擊，她期待中國將難以阻擋、適應美國操縱的極端貨幣、價格變化，期待美國濫發貨幣誘發的全球嚴重通貨膨脹也激起中國的社會動蕩。
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模式也曾經成為國際輿論和西方學者熱議的話題。當時美國難以應對日本的強大競爭壓力，許多學者主張美國借鑒日本模式的優點以增強競爭力。但是，美國政客為維護金融壟斷資本的利益卻采取了相反做法，一方面逼迫日本推行新自由主義放棄自身模式的長處，一方面施加強大壓力向日本輸出美國模式的短處。美國提議兩國定期就經濟金融問題進行高層戰略會談（類似于中美戰略對話），不斷施壓日本允許金融自由化和日元迅速升值，吸引大量國際投機資本涌入日本刺激泡沫經濟膨脹，逼迫日本放棄限制房地產、股市投機的產業政策。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股市和房地產泡沫破裂導致了嚴重金融危機，日本從此陷入長達二十多年的經濟停滯。美國通過輸出美國模式缺陷并誘迫日本放棄自身模式的優勢，消除了日本經濟崛起和日本模式對美國全球霸權的威脅（6）。
可以預料，隨著美國的金融、國債泡沫趨于破裂并引發更大的全球性經濟危機，美國經濟衰落同中國經濟崛起將形成更為強烈的反差，國際輿論對“中國模式”的議論將進一步升溫。美國為維護霸權將會發動更猛烈的攻勢打壓“中國模式”，這是由國際形勢客觀變化而不是中國主觀意愿決定的。國際輿論和西方學者對“中國模式”的贊揚和熱議，有利于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有利于中國客觀認識自身制度長處和美國制度的短處，總結經驗、發揚優點、糾正缺點以更好抵御金融危機。中國應堅持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支持幫助公正、客觀的西方學者更好地了解中國，廣泛傳播他們的觀點以抗衡美國打壓“中國模式”的攻勢，讓美國妖魔化中國的企圖在客觀事實面前變得蒼白無力。如果中國一味懼怕退縮，委曲求全，不僅不能讓美國絲毫減弱打壓中國的攻勢，反而會讓贊揚中國的國際輿論和西方學者感到失望，甚至招致美國發動更加猛烈的打壓攻勢。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不會因別國示弱、退讓而發惻隱之心，反而會抓住別國的軟弱無能發動更猛烈的攻擊。
中國應吸取日本和歐洲國家在美國施壓下妥協讓步，結果落入泡沫經濟和有毒資產陷阱的教訓。20世紀80年代日本在美國反復施加的強大壓力下，被迫放棄自身模式長處并接受了美國模式的短處，結果被拖入泡沫經濟破裂泥潭至今無法自拔。法國、德國曾強烈抵制美國的單邊政策和經濟政策，因而受2001年美國網絡泡沫破裂危機的沖擊較小。美國后來在法國、德國大選中進行了大量公關活動，成功扶植親美政客薩科奇、默克爾等人上臺執政，放棄了以前歐洲模式的長處轉而推行新自由主義，放棄了嚴格的政府監管轉而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美國趁機向歐洲輸出有毒資產轉嫁即將爆發的次貸危機，結果歐洲購買的次貸衍生有毒資產數量甚至超過了美國。據英國媒體披露歐盟區銀行的有毒資產遠遠超過了國內生產總值，政府注入巨資挽救銀行破產后又陷入了主權債務危機。中國應清醒看到美國發動強大反華攻勢背后的真實動機，絕不是因為美國感到經濟形勢樂觀和自身模式的優越，急于向中國輸出美國模式的長處讓中國也強大起來，而是因為當前美國正處于爆發更大的金融危機的邊緣，急于輸出美國模式的短處將中國拖入危機，阻擋中國經濟崛起對美國全球霸權構成的威脅。美國目前采取種種手段對中國施加壓力和進行誤導，包括威嚇中國不敢堅持并放棄自身制度模式的長處，向中國宣揚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并輸出美國模式的短處，逼迫中國放棄社會主義制度并實行西方的“普世價值”，放棄政府宏觀調控、計劃調節和強大的國有經濟，誤導中國實行自由浮動匯率和資本賬戶開放，散布虛假統計數據和樂觀情緒掩護大金融財團提前撤資、出貨，誘惑中國的銀行和企業購買有毒資產和金融衍生品，等等，都是服務于這一戰略目的。
中國要對美國培育、支持社會動亂和分裂勢力表現出高度警惕和堅決反擊。美國善于運用軟實力持續威脅中國的核心利益，特別是配合美國在華代理人宣揚的“普世價值”，趁輸出通貨膨脹和政治動蕩之機制造軟弱混亂局面，美國就可能通過分裂中國占有新疆、西藏的豐富資源，中國就會永遠喪失經濟崛起并超越美國的歷史機遇。中國必須進行堅決有效的反擊，包括政治、軍事和運用制衡美國跨國公司、金融財團利益的經濟籌碼，迫使美國徹底放棄對中國核心利益的攻擊。2011年9月6日，中國政府發表的《中國和平發展》白皮書，已將維護基本政治制度和社會經濟的穩定，像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一樣正式地列為國家核心利益。這一政策舉措是非常正確和必要的，因為，政治經濟動蕩對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構成了嚴重威脅。中國可以放松輿論管制，容忍持不同政見者和各種社會思潮，甚至是“異質思維”，但有條紅線不能碰，這就是絕不容忍出賣國家和民族利益。對膽敢踐踏紅線的人，即使亡命天涯也要動用國家力量嚴懲不貸。政府的輿論宣傳、外交、經濟、金融和國有資產監管部門，要積極運用各自掌握的政策資源制訂有效對策，反擊美國運用各種軟手腕實施的“巧實力”攻擊，堅決捍衛國家的核心利益。
參考文獻：
1、鄭永年“中國模式的機遇與挑戰”，新加坡《聯合早報》，2009年9月1日。
2、恩里克·凡胡爾 “北京共識：發展中國家的新樣板？”，《參考消息》，2009年8月15日。
3、福山 “日本要面對中國世紀”，《日本中央公論》，2009年9月。
4、S. Hirschhorn：“The US Economy is Stuck in Misery”，July 2, 2010，（http://www.globalresearch.ca/index.php?context=va&aid=20001）。
5、Chrystia Freeland：“The Rise of the New Global Elite”，“Atlantic”，January/February 2011。
6、[美] 凱塞·沃爾夫《美英如何誘導了日本的泡沫經濟和銀行危機》，王忻譯，《當代經濟科學》，1998年2期。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