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美的改革一旦走上邪路就是徹底的罪惡

為什么老百姓一聽到改革就恐懼？

改革的年代，聽到最多的語言就是打倒既得利益集團。可是，三十多年過去了，這個既得利益集團不僅沒有被打到，反而像惡性腫瘤一樣急速膨脹。

改革前有沒有既得利益集團？本人說，這個可以有。近幾年，網上有關改革前歷史反思的文章不少。本人通過閱讀這些文章，知道了那時可能得確有既得利益集團。

據說，那時有個中央高級領導，喜歡喝茅臺酒，可是，他的工資不允許他經常去喝茅臺酒。當時，國賓館在招待外賓后，把喝剩的茅臺酒一點點地積攢起來，每積夠一瓶，就把它以較便宜的價格出售出去。可是，這個價格比較便宜的的茅臺酒普通的老百姓是買不到的，可這個家伙，竟然利用特權，經常去買那些便宜的茅臺酒。

后來，這家伙倒臺了，最后老死在監獄中。這家伙倒臺后，他的這點不光彩的舊事就被抖了出來。人們終于明白，那個時代也是有既得利益集團的！

那個家伙倒后不久，改革就開始了，改革喊得最響亮的口號就是打到既得利益集團。于是，咱老百姓被歡欣鼓舞了，打到了既得利益集團，今后那比較便宜的茅臺酒，咱老百姓也該能夠買到一瓶了？

改革了，那便宜的茅臺酒還是沒有賣到。不過，頂天立地的工人階級倒是真正體會到“頂天立地”的滋味了。當時，還是計劃經濟，工人的住房是單位分配的。當時，民間流行這樣一段諺語：二層、三層，親戚關系，四層、五層，干部領導，工人階級，頂天立地。好的樓層，都被領導和關系戶搞走了，那普通的工人，也就只能“頂天立地”了！

后來，市場經濟了，也要房改了，這下，咱老百姓又被歡欣鼓舞了！市場經濟不分官與民，有錢就可買到好樓層。那些利用特權搞好樓層的既得利益集團，這下看你還咋牛逼？

后來的結果，相信大家都很清楚。咱老百姓真呀真的很苦惱，再也不會有自己的房。既得利益集團真呀真的很高興，家有幾百套房子無人住。

就這樣，咱老百姓以后一聽到改革，總有一種恐懼的感覺。不過呀，媒體總說既得利益集團反對改革。于是，老百姓都很郁悶：難道這既得利益集團是些傻逼？（午夜星辰1968/應縣章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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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吳敬璉：中國需要的是文化革命而不是政治改革

靈臺山隱

批判不是為了否定，而是為了更全面地認識問題。

最近，吳敬璉就如何深化改革等問題接受了記者采訪，我老人家對其很多觀點不能認同，甚至堅決反對。如：

1、吳敬璉說：

“中國人的仇富心理是來自于‘仇腐’。這樣就很容易自發地產生‘凡是有錢人就是壞人’的想法。有的人是靠權力致富的，有的人是靠勤勞致富的，你把它混為一談就不對了，就有轉移目標的嫌疑”。

翻開中國極少數富人的致富史，請吳敬璉先生逐一述說：哪一個富人屬于你所講的“靠勤勞致富”？

我老人家不敢保證所有的富人都非“靠勤勞致富”，但我老人家相信，“靠勤勞致富”的富人是個別現象。

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貧富分化如此極端的中國，吳老先生告訴人們富人是“靠勤勞致富”的，真以為別人都是傻子？

2、在講到民營企業家灰溜溜的時，吳敬璉說：

“目前移民的是兩類人，一類是知識精英、專業人員，另一類就是企業家”。

吳敬璉在這里講“知識精英、專業人員”，其目的不過是為了增加他講話的“正義性”，有故弄玄虛、存心不良之嫌，我們且不管它。

與農民工比起來，與廣大的下崗工人比起來，與廣大的工人農民教師解放軍等比起來，誰是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受益者？

當然是企業家階級。

被改革的廣大人民為什么不移民？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階級為什么要移民？

顯然是這三十年中，肯定有些什么東西錯了，需要改！

但我老人家相信，正確的改革方向一定不是吳先生說的那樣！

好了，不再對吳先生進行過多的指責，他的很多觀點，不過還是老一套，什么好的市場經濟啦，什么壞的市場經濟啦等等。你這個市場經濟的教師爺，面對在自己指導下搞出來的怪胎，也好意思在人前說。

而且，市場經濟到底如何，人民感受之苦、之深、之血淚斑斑，吳老先生完全可以到人民大眾中去訪一訪，問一問。

自1840年以來，仁人志士們變法圖強的一次次努力，最終都失敗了。一開始，人們以為中國的落后不過是洋槍洋炮問題以及制造洋槍洋炮的經濟問題，可是當北洋水師全軍覆滅后，人們一下看清楚了，中國的根本問題是政治問題。可是，從康有為的變法到孫中山的革命，直到推翻了清王朝，中國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這時候，人們又看明白了，中國的問題出在文化這個總根子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解決不了中國的問題，必須對中國文化進行總的清算，用中國的新文化來引領中國重新崛起。

在“新文化”運動以后的中國，仍有人在實業救國，仍有人在政治救國。最后，中國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后，按照砸碎一個舊世界，重建一個新世界的思路，通過領導人民進行完全的自身解放來重建新中國。

在新中國的建設的探索過程中，中國共產黨最終還是發現，中國發現的根本問題是文化問題，不對資本主義的文化進行徹底的否定，就不能建設一個新的中國。

近三十年來，中國完全否定了文化革命這個思路。三十年后，面對種種社會問題，特別是十七屆六中全會，明確了向文化革命這個思路回歸。

一個沒有偏見的人，面對今天中國的政治、經濟現實，除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外，三十年來什么體制沒改得面目全非？

翻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看看那上面寫的，與現實的差別是不是太大了？

吳先生在這時候，叫囂的政治改革，到底是個什么東西，人們不需要深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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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我們就不能對改革評頭論足呢？

----因為我們是改革的當事人呀，難道我們就不能對改革的得失進行評說嗎？

汪華斌

        這幾天我的郵箱里經常收到網友的指責，說我不應該對改革評頭論足；說全國人民都對改革唱贊歌，就只有我總說改革的不是；說這是阻礙改革的行為。我就不明白了，我們社會能對文化大革命評頭論足；咋就不能對改革評頭論足呢？我們社會既然敢對毛澤東幾幾開，為何就不能對改革幾幾開呢？文化大革命中的利益失去者可以對文化大革命說三道四，

為何我們這些改革的利益失去者就不能對改革說三道四呢？

我這次在美國才知道，世界上任何國家或社會都在改革；只是我們社會在高唱改革，而人家的改革是一種日常行為。如美國的官員就說，‘改革的目的就是兩個，一是使社會更加公平；如美國對富人加稅和對低收入者退稅；二是使社會生產力增加，如美國的新移民政策實際就是要吸引中國和印度的高素質人才；這些人才到美國是提高了美國社會的生產率’。這就是說改革并不是中國的專利，所有國家和社會都在改革。只是我們的改革在口中唱，而人家的改革卻是在悄無聲息地進行著。

其實任何改革肯定會有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失去者，正因為如此就應該允許這些利益失去者發表意見；這樣的改革才能更加公平。如美國的對富人加稅，就允許富人發表意見并公開討論；所以美國也有很多人反對這項改革，但反對不等于就是正確的；因為社會公平需要這項改革。從這里我們看到改革有阻力才正常，而沒有阻力也就不是什么改革了。

然而我們社會的改革是沒有阻力的改革，如我們的國有企業改制；因為它損失的是我們的國有資產，而國有資產并不等于具體人的財產；所以我們社會的人對改革沒有阻力，這就是中國特色。因為改革使部分人得到好處，而大部分人又沒有失去什么。因為我們社會的人并沒有從國有資產中得到好處，所以大家對國有資產流失也就無所謂。這也是我們社會隨著改革的進行，最后國有資產是大面積流失；可我們社會竟然沒有不同的聲音，這就是我們社會的改革。

由于我們是‘摸石頭過河’的改革，當國有資產流失使部分權力者暴富后；從而刺激全社會的權力者‘以權謀私’。由于絕大部分的‘以權謀私’所侵犯的是集體或國家財產，所以‘以權謀私’同樣也沒有在我們社會引起爭議；只是部分‘以權謀私’行為涉及到了具體人，如拆遷等，這樣我們社會的侵犯權利的行為才引起轟動。但我們并沒有對‘以權謀私’的行為痛恨，反而認為這應該是改革的一種結果；所以我們社會直到今天還對它很寬容，因為大家其實都想‘以權謀私’；誰叫我們是一個全民所有制的社會呢。

我不是改革的阻力，因為我是一個管理者；管理者追求的改進實際就是改革行為。正因為如此，改革初期我還是改革的積極分子；因為我幻想通過改革得到公平，誰知我們的改革卻向不公平的方向邁進；于是我被改革拋棄了，從而也就成為我看到的改革總是陰影；這也是我總產生灰色見解的原因。因為既得利益者沐浴在改革的陽光里，所以他們看到的改革當然是陽光明媚；而我卻是在改革陽光照不到的角落，結果在改革陰暗面的我自然看到的改革結果不同。這也是為何我們社會官員與老百姓的觀點對立的原因，因為每個人所站的角度不同而看到的結果自然也就大相徑庭。我們的官員看到的改革是社會面貌日新月異，而老百姓看到的卻是官員的腐敗和社會道德的沉淪；我們官員看到的‘三公消費’帶來的是社會GDP的快速增加，而老百姓看到的‘三公消費’帶來的是全社會的假冒偽劣。這就是我們的改革，一個官員與老百姓認識完全對立的新生事物。

既然我們是‘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社會，我們又為何害怕對改革的不同聲音呢？難道我們‘摸石頭過河’的改革全部都是正確的嗎？既然是正確的，我們又何必禁止對改革的不同聲音呢？因為這改革的不同聲音，它能使改革更加完善呀。更何況我們今天的改革并不完善，難道就不應該對它撥亂反正嗎？

其實我不是改革的救世主，我也不想評論改革；因為評論改革的人很孤獨，最起碼是沒有組織的呵護。我只是一個平凡而又倔強的管理者，我也想有一個溫暖的組織懷抱讓我抵擋人生的寒冬，我也想有個堅實的單位臂膀讓我靜靜休息停留；多少次，我是一個人面對人生的煩瑣；那種迷茫和無助，無法用語言來訴說；多少次，回頭看著自己孤獨的腳印；一種澀澀的酸苦，讓我的淚水涌上心頭！可是它卻不是我自己競爭的結果，而是由改革強加于我的；正因為如此我這暴露在改革風雨里頭的人吶喊與呻吟幾聲，難道它就能影響到我們社會的改革嗎？

改革，難道我們這當事人都不能對你評頭論足嗎？還需要把你留給后人評價嗎？既然如此，那我們又如何校正改革的方向呢？我迷惘，我疑惑；我真心地希望十八大能對改革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因為改革還關系著我們今后的命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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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搞運動式改革

清風飄絮   

      運動在歷史上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無一例外地走了回頭路，運動式大躍進、運動式國企改革、運動式對外開放、運動式城市化建設等等，都不同程度地破壞了正常的社會發展，也不斷的破壞了社會共識，加劇了社會矛盾，這個信號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否則國家將一輪又一輪地走向苦難和深淵。

      對于改革本身來說，運動式改革同樣會不可避免地走向回頭路，“改革的頂層設計”蘊含著著運動式改革的巨大危險。因為“頂層設計”沒有明確的目標和原則，主流精英影響下的“頂層設計”又極有可能成為最終方案，而主流精英一貫的反人民立場不斷地破壞者改革的共識，讓大多數人對改革失去了信任，新的對立和社會矛盾不斷加劇，這樣下去是極其危險的。

      “改革的頂層設計”必須有被套上緊箍咒，必須在全民共識基礎上達成一致，必須有明確的目標和基本原則，必須有某種明確的價值取向和基本底線，決不能籠統地就占人口極少數的主流精英的價值觀強加于絕大多數人民的頭上，決不能讓占人口極少數主流精英的特殊利益凌駕于絕大多數人民的頭上，決不能讓新一輪改革成為占人口極少數主流精英剝奪絕大多數人民財富的借口，決不能讓新一輪改革成為新一輪社會矛盾和對立的導火索。

      “改革的頂層設計”很有必要，但脫離占人口絕大多數的人民的“反人民頂層設計”是萬萬要不得的，也是行不通的。“改革的頂層設計”必須尊重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必須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呼聲為出發點，必須以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為落腳點。如果“頂層設計”更多的是按照占人口極少數的主流精英的一廂情愿和特殊利益而設計，那這樣的“頂層設計”就是不得民心和反人民的，就是沒有社會共識的，最廣大人民群眾就不會去擁護甚至是抵制和反對這種“頂層設計”，這種“頂層設計”也就只能以運動式得方法強行推動，這樣的效果顯然是最差的，并且是最反動的。

      “改革的頂層設計”應該是這樣的：首先，必須以尊重最廣大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實現共同富裕，維護公有制經濟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和主導地位，維護國家經濟、政治、文化安全和獨立為底線，這是“頂層設計”的方向，也是最根本的，含糊不得，不能有任何干擾和懷疑，否則就會走向邪路和萬復不劫的深淵。其次，“頂層設計”必須搞好充分的調研，到最基層去聽取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呼聲，在設計上必須首要體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核心利益。到最基層調研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不是一次調研就能了解全部情況的，必須充分考慮到底層調研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同時要注重基礎調研的科學性，暢通人民群眾對頂層設計的反映渠道，聽取最廣大人民群眾最真切的呼聲和要求，全面、準確反映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呼聲和正當利益訴求，排除占人口極少數的主流精英的蒙蔽和干擾。再次，“頂層設計”不能搞一刀切，必須考慮不同地區、不同階段的特殊性，要允許并鼓勵各地區、各部門在框架內先行先試，不斷探索，這要具體到每一個省、市、縣、鄉鎮、村，甚至是每一個村民小組。

      只有這樣，“頂層設計”才不至于走過場，才不至于被強行搞運動式推動，才能更加凝聚改革共識，推動改革向正確方向前進。總之，改革的運動式推動不利于社會共識的形成，不利于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不利于國家的穩定和發展，只能葬送中國的改革開放，“重慶經驗”深得絕大多數人民的擁護和支持的原因就在于此，這也是“重慶經驗”給改革開放帶來的最可貴的一筆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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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熱切期盼的“新改革36條”（第3版）

開坦克過海2

（E政廣場綜合提案中為第1版，現為第3版。改版主要增加有關個稅改革等新增內容，以及房產稅等方面的修改內容）

0、改革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各級人大代表的構成中，按各階層人口數量占總人口的比重，確定其相應的人大代表人數；例如，全國農民人口占總人口約60%，則人大代表中農民代表人數不得低于60%；影視娛樂圈人口占總人口的不到0.1%，則其影視娛樂圈歌星影星代表人數不得高于0.1%；地方人大代表的產生，縣級及以下全部無記名海選產生，并逐步過渡到市級人大代表也由海選產生，全國人大代表在各級地方人大代表中產生；所有人大代表的個人及家族財產、親屬子女就業等所有信息必須全部公開；所有在任官員不得參選和被選為人大代表，但應參加人代會，接受人大代表對其工作的監督、質詢等；

1，全國人大切實履行對“一府兩院”日常行政工作的嚴格監督和審查；尤其強化對國務院近年來頻密的“非公XX條”及整個政府系統“招商引資，引進外資”等涉及國家經濟安全的政策和部分法規進行系統全面審查；尤其強化對政府系統機構設置及公職人員編制的監管，堅決要求政府裁汰機構，精簡人員，建設高效精悍的政府系統；

2，公布官員個人及家族財產，公布官員直系親屬財產及就業信息；公布全國裸官信息，尤其要公布裸官用以親屬移民的資金來源，并逐步將所有裸官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場；對貪官污吏實行“連坐”制度，即提拔任用貪官污吏的上級領導和組織機構領導須同步接受調查和問責，貪官污吏家族成員如有因其貪腐而住豪宅或移民或留學或就業等享受了貪腐好處的，一律至少以“包庇罪”或“共謀”接受法律嚴懲；

3、公布目前所有國企尤其是大型央企高管層所有人員的個人簡歷信息及家庭情況，因為國企央企是全民全國共有財產，其掌門人及管理層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比政府公務員還要重要，必須等同甚至更加嚴格于對官員公務員的監督，因此國企央企高管必須參照官員實行財產公開公示，接受全社會監督；而且，國企央企高官薪酬標準必須提交人大審議表決后執行，而沒有把國企央企經營管理好的必須滾蛋；

4、立即建立全國統一的由中央多部門聯合監管監督的反腐敗網絡平臺如論壇等，不設限制地接受全國民眾的舉報投訴，并且除涉及國家國防領土主權等國家安全可能是機密的除外以外，其他所有涉及經濟腐敗行政腐敗司法腐敗黑惡保護傘等舉報投訴哪怕是懷疑等帖子，必須全過程公開，并卻全過程公開調查及處理結果；

5、立即停止目前所有的“三公消費”撥款和財務報銷，各級政府財政撥款經費只限于辦公設備及人員工資薪酬發放，即等同于公司企業的經營管理成本支出；而且僅按目前各級政府“公車”配備情況，十年不增加新購車輛，都足夠用了的；出國“考察”一律提交省級及國務院備案批準方可；“公款吃喝招待”全部取消，僅限于中央部委和省級外事接待保留并統一標準和費用標準；

6、全面清理清查歷次改革以來的國資“流失”情況，追查相關責任人和犯罪分子，必須將借改革之名侵吞國資的國賊們悉數捉拿歸案，接受人民的公開審判。

7、放寬民眾對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員的輿論監督自由，尤其要充分利用互聯網技術平臺；對發生群體性事件、討薪事件、黃賭毒黑惡事件等典型地方治理不力、社會矛盾突出的地區，實行“一票否決”制，先立即就地撤銷該地區負責官員職務，經第三方調查后如果涉嫌充當保護傘等犯罪行為的追究刑責，如果是個人能力問題的讓其下崗自謀生路；

8、改革官員及公務員招錄制度。非選舉程序產生的官員干部招錄，不能設置學歷、年齡（也可規定70歲之前）和性別等歧視性規定，招錄競聘過程必須全過程公開透明，被錄用人員必須在完全公開個人及家族財產子女親屬就業等所有信息的前提下，才能上崗；普通公務員招錄與此類似，所有最后被錄用人員必須公開個人全部信息包括自己直系親屬的財產、工作就業等所有信息，接受全社會監督；鼓勵普通港澳臺居民參加大陸公務員考錄招聘，考錄，錄取和監督機制與對內地考錄人員一視同仁;

9、改革問題官員再上崗制度。所有經過問責、去職、撤職等查處以及自動辭職下臺的官員，原則上永遠不得再進入政府系統，而且自其下臺的同時必須立即停止其一切薪資待遇發放，并將此財務狀況完全公開；該類問題官員的重新啟用，必須進行事先公告、公式和民意調查，在獲得資格后還必須參與相關崗位的社會公開競聘程序，如果其競聘成功了，方可入職；所有未經過該程序而暗箱操作異地或異崗重新上崗任職的，除了該任職無效外，相關決策領導一律撤職查辦。

10、立即著手修改個人所得稅征收制度，力爭三年內將目前針對個人收入征收所得稅的做法，全部改為按居民家庭年總收入征稅；或月度按個人收入征稅，年終按家庭總收入實施退稅或補繳稅；

11，改革政府工作方針。實行“群眾路線”的政府工作制度，各級政府所有政務及財務，只要不涉及機密類的必須在政策措施設計、制定、實施和績效評估等方面，全程透明公開，接受群眾的監督、批評和建議；凡是沒有經過此程序公開的政府行政內容，一律無效，相關領導和責任人須受公開的處分直至下臺；

12、立即取締城管，所有城市管理工作，全部交由公安警察部分負責；各地區公安派出所和交警隊伍，每天要有不少于三分之二的警力全部走出辦公室辦公大樓，在所轄區的城市和農村進行巡查；城管取締后，城市小商販的經營管理采取“劃定地段、嚴格衛生管理、嚴查缺斤少兩、提供專用地段”等更加人性化的引導式管理，且全部由巡邏警察和交警來負責；

13、各級政府宣傳部及公檢法部門工作人員，每年必須要有不低于三分之一的工作時間深入城市社區和農村，積極主動地開展民主、法制、法律等宣傳活動，讓所有城鄉居民深入系統全面地了解現代民主與法律常識，培養其自覺主動的現代民主法律意識、參政議政意識和自覺主動監督政府的意識；

14、在法律法規及各項政策措施方面，立即實行“實名負責制”制度，所有政府出臺的法律法規和政府規章條例等，必須向全社會公開參與擬定的專家人員名單和決策者名單；以往重要法律法規的擬定人員名單也要補充公開，例如《強制拆遷條例》、《城管條例》以及“嫖幼罪”等法律法規的擬定人員名單和決策者名單必須公開；

15、統一全民退休養老保險制度，立即將官員公務員退休養老統一納入目前已經運行多年的社會保險系統，與目前參保市民一樣，由官員公務員及其所在單位自繳保費參保，而且由政府替公務員繳交的部分保費必須全部明細公開，繳交費率及金額必須提交人大審議表決通過后再執行；

16、改革政府獨享的計劃體制福利。政府機關單位從中央部委機關到地方各級，目前獨享的機關單位免費“大食堂”自助餐大鍋飯及機關免費“幼兒園”等“計劃體制”福利，必須立即一刀切地全部廢除，尤其要取消政府食品“特供”制度，所有政府工作人員用餐及子女入托入學與市民一致；

17、立即實行全國12年全免費義務教育，政府統一均衡配置城鄉教育資源，尤其農村校舍、師資配備及待遇不得低于當地城市教育資源配置，針對農村特殊情況，大幅度提高農村教師待遇以引導優秀師資到農村工作；

18、立即降低高校教育收費，逐步實現財政經費支持的公辦高校全部免費；“上不起學”是之前教育改革的惡果，必須立即糾正過來，而直接第一步學費減半，第二步全免費，是立即改變“上不起學”改革惡果的直接有效也是最簡單的新改革措施；

19、國家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必須從目前全球倒數末尾的狀況，提升到當前的世界平均水平即4%，并逐步改革過渡和國際接軌到與歐美國家持平即超過5%；我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富國，根本不存在沒錢的理由，教育支出必須跟上；

20、立即廢除全民學英語的錯誤英語教學制度和職稱評定制度，僅將英語作為高等教育階段的普通外語選修課之一，引導學生將大量精力和時間用于專業知識學習與個人科研興趣愛好發展；職稱評定中取消英語考試；

21、改革國家科研資助制度。在逐年加大目前國家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基金財政資金總量的基礎上，將目前國家各部委財政支持的科研資金納入統一監管；對所有科研項目的資助實行“寬進嚴出”的標準，即重在最終科研成果的考核和成果公開公示，而不是目前重在申報方面的數量限制，以此鼓勵更多科研人員和科研愛好者獲得資助，對科研成果弄虛作假的追回資助資金并嚴厲處罰；

22、改革海外人才引進制度。對海外人才的引進，大幅縮減對經濟學、人文、外語等領域海外人才的引進，而過渡到主要引進自然科學、理工、工程、醫藥醫學等科學技術領域的尖端人才和有發展潛力的青年才俊；與此同時，要拋棄“重洋人輕本土”的崇洋媚外洋奴哲學思想，一視同仁和待遇平等地對待本土人才；

23、立即全面徹底降低醫藥費，醫療設備診治費等；主要通過深入系統調查醫藥制造企業生產成本尤其是目前其出廠價，然后強制實行遠低于目前價格的微利醫藥醫療設備診療費用，并全部公開，接受民眾的監督和舉報；所有公立醫院醫護人員個人待遇與藥品設備診療費用等脫鉤；大力鼓勵但有效監管民間平價藥店發展；解放軍駐各地軍隊醫院，一律回歸原“為人民服務”宗旨廉價優質服務地方百姓的福利型“愛民”醫院本質，加大軍隊醫護人員培養并均衡配置優質醫護人員到全國各駐地醫院；

24、立即對全國城鎮二套及以上住房實行高額累進級差房產稅，或者超過一定面積如人平超過60平米且擁有第二套及以上房征稅，比如第二套房每年征收房屋市價15%的房產稅，第三套征收30%，高檔豪宅別墅征收稅率不低于50%；如此方可立即降低房價到合理水平，解除高房價對經濟和民生福利的綁架與劫掠；

25、全面評估國家生態環境安全，所有稀有戰略礦產資源立即大幅減量出口，并大幅提高出口價格，在三年內過渡到稀有戰略礦產資源零出口，并同時建立各種戰略資源儲備，積極從國外進口戰略資源；全面系統審查所有大江大河水電開發的生態環境影響評估，切實保護流域生態安全和生物多樣性；統一食品安全的國內和出口標準，并逐步提高和統一到當前“特供”食品標準；嚴格監管轉基因農產品的研發和商業推廣，禁止主糧品種的轉基因品種銷售和商業化種植，全面系統和前瞻性地評估轉基因農產品的生態危害；

26、立即徹底廢除吸引外資引狼入室式的主動讓外資控制我國各產業的舊政策，將國民經濟發展壯大的主力轉到依靠國內14億人民的力量，而不是依靠洋人，以此將大量產業利潤留在國內藏富于民，如此則內需不用拉就會自然興旺起來；尤其要理直氣壯地做大做強國有企業并協助參與國際競爭，夯實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使其惠及于全民；

27、立即行政命令各級政府部分，全面搜尋和救援流浪乞討兒童，并全部安排入學就讀；立即行政命令各級政府，全面系統深入清理清查血汗工廠，對拖欠薪資、勞工條件不符合規定的、非法用工的血汗工廠全部關停并轉、限期整改出成效；處理不力的地方政府及官員接受調查問責和處分；

28、全國煤礦立即全部重新國有化，并將所有臨時挖煤民工納入煤礦系統永久性國企職工體系，組織科技力量和相關產業攻克煤礦垮塌瓦斯爆炸等礦難不止的根源，煤礦下井職工必須實行休假調養制度；

29、從今后，將政府公共財政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的重心放到農村去，科學合理規劃農村道路、水網、商業店、山林水庫等的布局和建設，主要為農村免費建設道路、文體設施等便民場所、綠化山林、農村生活垃圾回收處理以及提供農村生態與環境景觀設計規劃等；為每個人口超過百人的村莊建公立幼兒園至少一所；

30、加強農田水利工程維護與建設管理；立即匯總各地區已經開工的農田水利建設項目，然后進行統一公開公示，公開內容包括所建造農田水利涉及的農村、工程類型如是溝渠還是山塘水庫、長度或面積、工程造價、工程標準、撥款情況、施工承擔方、政府負責人、財務明細等等，并要求農田水利的建設和維護維修必須要有本地村民參與，尤其設計規劃要有利于農業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工程完成后根據當地農民對工程設計規劃和質量的評估結果作為結項依據，對涉及腐敗和豆腐渣工程的一律嚴懲；

31、立即取消全國各地已經收費三年以上的所有公路包括高速公路收費站，逐步過渡到全國90%以上的高速公路免費通行，全國100%的國道和省道免費通行；僅僅完全私人投資建造的公路可以收費，但該類道路在當地道路系統中所占比重不得超過1%，且收費標準和收費年限必須經當地人大審議表決通過后方可執行；

32、改革彩票制度。取締足彩、體育彩票等這類事實上已經與大眾體育事業發展完全無關的彩票發行及其他類似的彩票種類；嚴格規范福利彩票的監管，主要是每期彩票大獎獲獎人信息必須完全公開，接受社會監督；開設教育彩票，所集資金全部用于老少邊窮地區和落后農村地區教育事業發展；

33、改革股市制度。強制規定上市公司每年將公司盈利的不低于30%用于現金分紅，嚴格禁止盈利型公司進行增發再融資；股票交易印花稅及傭金征收，僅對個股清倉交易后的盈利帳戶征收；對股票交易獲利帳戶征收資本利得稅，也是僅對個股清倉交易后的盈利帳戶征收，并按累進稅率進行征收，例如對個股清倉后在該股交易上盈利超過200萬元以上的征收10%的資本利得稅，盈利超過2000萬元的征稅20%等；

34、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保護國家領土領海主權不受侵犯的外交斗爭原則，以斗爭求團結求和平；放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主權爭議處理原則，旗幟鮮明和針鋒相對地回應日、印、菲、越等周邊國家對我國領土領海的侵犯；與印度加快展開收復藏南失地的外交談判和軍事準備，以充分的軍事斗爭準備促和談，盡早收復藏南失地；釣魚島及南海被侵占領海的收復，與此類同；

35、對支持資助藏獨疆獨和臺獨的歐美政府工作人員和公司企業，建立黑名單并進行一切可能的制裁；對出售武器裝備給臺灣的美國公司實行貿易制裁，禁止其相關產品出口中國、禁止其母/子公司來華開展業務、禁止其公司決策層人員進入中國、中止中國已經與其簽訂的經貿合同、凍結其在華資產和金融賬戶；例如，波音公司或其子公司出售武器給臺灣，則大陸立即中止購買波音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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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勝選后將清算改革與私有化

我們看到普京最近接連發表文章，比如在兩周之前，他發表了一篇可以稱之為“治國綱領的民主與國家素質”中，他嚴厲的斥責了上世紀90年代初始實行的私有化改革。

一撥名為休克療法的改革，使得很多的國有資產落入了私人手中，造就了一批富可敵國的寡頭，確使普通國民更加貧困，現在俄羅斯的一些兩極貧富分化，也造就了一些人成為普京的反對者(?)。普京就是要繼續的來解決這樣的問題，普京在他的治國綱領中許諾說，要建立新的民主體制，廣泛啟動基層的選舉，要把財富按照民主原則分配大眾。

普京沒有為他自己在綱領提出任何主義的概念，那我們權且稱之為民主公平制，而在大選從邊緣地區開始啟動的今天，我們看到了又一個重要的信息。俄羅斯國家統計局的局長叫斯捷帕申，他宣布準備重新評估上世紀90年代末的那一撥私有化的浪潮，是由私有化國策引起的。

說到這位謝爾蓋·斯捷帕申，他曾經在葉利欽擔任總統的最后一年，就是1999年在5月和8月擔任過俄羅斯的政府總理，當時正是葉利欽對于自己的私有化政策后果是感覺到積重難返。他走馬燈似的更換了總理，企圖扭轉國家經濟形勢的危機，后來斯捷帕申當時看了也無力回天，所以他的任期很短只有3個月。

再后來就是普京當了一段總理，在當年的1999年12月31日，行為果斷的葉利欽終于決定把總統大權交給了普京，普京上臺之后，在延續了葉利欽不少政策的同時，也開始糾正全面私有化時期造成的后果。后來在2003年俄羅斯統計局就作出了90年代私有化的數字統計，今年普京提出要徹底的終結不公平的私有化，于是國家統計局就計算出當時國企的實際價值和拍賣之間的那種差距，準備通過法律程序一次性的從寡頭手中索回這些差價，可相信俄羅斯的國家統計局在這個時候宣布清算，并向寡頭們回收部分財產重新進行分配，這也是普京爭取民意的重要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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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關于“改革爭論”的三篇帖子

毛牧青/文

從“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到“改革不可動搖”

　　乍看標題，你或許認為這兩個口號風馬牛不相及，一竿子卟拉不在一塊。不過，我倒想分析一下這兩個口號的來龍去脈，或許從中得咂摸出一點滋味。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是1975年后出現的口號。它的全稱應該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與其配套的還有那首同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曲。同一口號歌曲當年喊的唱的漫天價響。直喊唱到1976年10月份“四人幫”的倒臺方罷甘休。這個口號和這首歌曲的出籠是針對當年“批鄧痛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當時社會上已經出現對全面內亂和無休止的運動感到厭煩，急需安定團結一心一意搞建設的強烈傾向。特別小平同志主持國務院工作后全力糾正文革偏頗抓建設和生產后，一股強大的質疑文化大革命的思潮涌動。于是，那些文革既得利益集團和“精英”吹鼓手便創作這個口號和歌曲。呵呵～～我就感到奇怪：在中國你越是上面高喊這個東西很好，下面就越感覺你這個東西不行了。因此，“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口號和歌曲便實際成了文化大革命即將完蛋的“回光返照”的“折壽”讖語。“文革”一結束，這個口號和歌曲也就壽終正寢了。

單看“文化大革命”這個名詞，對應“革命”這個“屬”，顯然是帶有“文化”范疇的“種”性革命，是個褒義詞，實際“文革”已經淪為貶義的否定事物。因此，單憑自己的感覺去貶或褒一個事物，肯定是“一千個人有一千個哈姆雷特”般的五花八門。

　　如何看待“文革”，中央已經定論。但對“文革”的時段劃分我是有看法的。一般官方和人們普遍認為：“文革”是從1966年5月中央頒發《五·一六通知》到1976年10月粉碎“王張江姚”這十年，即稱謂“十年浩劫”。實際略微了解當年歷史事實的話，“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局限在文化范圍。起因應該從1960年代初期哲學、經濟、歷史、文學等學術界內批判楊獻珍、孫冶方、翦伯贊、邵荃麟、趙樹理等人開始算起。開始時屬于學術爭論，后來與“階級斗爭”掛鉤扣帽子打棍子，發展成當時稱謂的“文化革命”（當時還沒有那個“大”字）。而1965年底姚文元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上綱上線，拉開“文革”的序幕。1966年上半年的對《三家村》的批判和文化上“破四舊立四新”，形式基本上還囿于文化教育和傳統習俗上。只是后來聶元梓所謂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被毛 澤東肯定，矛頭直指北京市委和少奇、小平等同志的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并于8月頒布《十六條》，最終把目標定在“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才突破“文化”走向全面的“大革命”上。后來的學生“造反”停課鬧革命導致“六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聯和大批判）盛行。再后來工人介入，導致1967年的“一月風暴”奪權“三結合”成立革命委員會實現所謂“全國山河一片紅”。1967年后，各派發生分裂而派性盛起，最終導致武斗“全面內戰”，國家真正淪為“大浩劫”。1969年的“九大”召開，實際上執政黨上層想結束“文革”，即第一次文化大革命，準備“每隔七、八年再搞一次”（毛澤東語），開始恢復生產學習等。只是1970年到1971年發生林彪事件，便開始了“批陳（伯達）批林（彪）運動”。1974年又開始了“批林批孔（丘）批周公”運動，其隱晦矛頭指向周恩來總理。1975年到1976年，又以“痛擊右傾翻案妖風”矛頭直指剛剛主持國務院工作全力恢復生產的鄧小平同志。1976年十月“四人幫”被粉碎，一般都認為是“文革”的結束。其實那一階段仍是“文革”時期。因為當時從上到下從媒體到宣傳，仍把粉碎 “四人幫”定調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黨內第十一次路線斗爭”。“英明領袖”主持中央工作的1977年到1978 年，仍舊洋溢在“文化大革命”的余威中堅持“兩個凡是”而肯定“文化大革命”（李九蓮、鐘海源就是此時期被槍殺的）。只是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和中央主要領導易人，才宣布“文化大革命”終止。真正從理論上否定“文革”，應該是1981年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的《關于建國后黨內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公布。

　　所以客觀的、科學的、尊重歷史的劃分文革時期，應該基本上是從1965年底批《海瑞罷官》到1978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段時間確定。粉碎“四人幫”應該是文革時期內的一場權力較量，實質上，遠非是場真正否定和消除極“左”思潮影響的汲取運動。粉碎“四人幫”只是組織上消除極“左”勢力，而思想上其影響遠遠沒有消除（今天仍舊），并以不同形式表現的更為隱秘罷了。“壞事可以變成好事”嘛。從這種意義上講，有人忌諱深層次探討“文化大革命”很有道理。呵呵~~~俺調侃羅里羅嗦地扯遠了

　　“改革不可動搖”口號是最近出現在一個權威筆名的文章中。顯然，這個權威筆名之所以提出這個口號是有來頭的，是針對現在社會上一個質疑甚至否定改革思潮的。不過這次它的露頭不是第一次得到鼓掌響應，而是得到群起而攻之的“磚頭”狂拍。“改革不可動搖”這個口號的提出與當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提出很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只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是應對質疑甚至否定“文革”的文革既得利益集團的語言，而“改革不可動搖”實質上是針對質疑甚至否定改革的“改革”既得利益集團的語言而已。

　　近來關于如何看待27年以來的改革成果和趨向上，質疑改革的傾向呼聲增高。這種質疑顯然是有事實根據的反饋。與1990年代前對改革的達成基本共識，到如今形成兩種截然觀點的分道揚鑣爭論，特別是改革趨向導致兩極嚴重分化和利益集團的形成，直接導致越來越多的人擔心我們的某些改革是否在制造“火藥桶”？這種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

　　坦率講，改革應該是一個中性詞，單從詞義上講它沒有貶褒含義。因為改革是人類歷史進步的趨勢，任何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國家都會改革——哪怕是小補小改。因此“改革不可動搖”是個偽問題。顯然，這里提的“改革”，是特指我國的改革。那么誰在動搖改革呢？單從廣義的屬性的改革看，無論是上層，還是下層，都有贊成的共識。但對“種”的改革，如國有企業改革、醫療改革、教育改革、房產改革、機構改革等等，不同利益集團卻不能得到共識。許多種的改革“基本不成功”或失敗是人們有目共睹的。如果把對這些改革的質疑統稱為“屬”的改革，用一頂“反對改革”和“動搖改革”的帽子壓人，是不是有點霸道？真正動搖改革的是工農大眾么？不是！是那些下崗失業人員么？不是！他們恰恰是希望改革給他們帶來好處的擁躉。一些改革使他們中的大多數淪為弱勢群體，許多起碼的利益保障和人權尊嚴被剝奪，難道容不得他們質疑么？

　　其實動搖改革的恰恰是那些通過權勢通過不正當手段通過“潛規則”獲得非法利益者——那些貪污腐敗、揮霍公共資源和權力、對人民濫發淫威的既得利益集團。正是他們敗壞黨和政府的威信，損害人民群眾利益和改革宏偉藍圖，把人們心中美好的改革愿望帶向深淵的作為，把改革行動變成私利的工具，而直接導致人們對現今改革的質疑乃至反對上。

　　我自然是贊成改革的，對改革一些方面取得的顯著成果是肯定的。但對一些改革的失誤質疑和反思并不等于全面反對改革。試問：如果連這樣的“問題改革”都不允許質疑，是不是在重犯了“文革”后期不容質疑“文革”的伎倆？

　　請不要把善意的質疑某些“不成功的改革”的擔心和反思看成“敵對”思潮！那種把“改革”當作褒義詞來迎擊所謂的“質疑、否定改革”人們的做派，無論是從語言邏輯上還是從良心道德上還是從意識形態上，都是匪夷所思的卑鄙的“強奸”行為。

　　有意思的是，在分析“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和“改革不可動搖”這兩個不同時期不同運動的含義不同的兩個口號時，有一點是他們共同的——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改革開始都是得到人民擁護的，最終都得到質疑。

　　為什么同是中國這一些人贊成，又為什么后來出爾反爾翻悔呢——呵呵，確是個發人深省是有意思問題！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人為的庸人自擾的逆潮流而動（盡管發動者可能出發點是善意的）。它的發動和初期很轟轟烈烈，有毛澤東的崇高威望和絕對權威作祟，但更與全國人民高漲的政治熱情和參與分不開的（盡管有極少數人反對）。這是文革一開始得到人民堅決擁護和積極投入的思想基礎和狂熱動力。這是個客觀。凡是經歷過當年這場運動的人不會否認。文革的折騰最終“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而覺醒。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和“四人幫”被粉碎的喜悅心情可以作證——盡管他們違心的空喊高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口號，還是用這個鏗鏘的口號和雄壯的歌曲埋葬了“文革”。

　　改革顯然與文革不同，是一個歷史的必然趨勢。它的初期給人們帶來的好處和希望說明大家都是贊成的（盡管也有極少數反對）。它一開始得到人民的擁護和積極參與，是與進入小康的幾代夢想和追求分不開的。這也是事實。但隨著改革的“深入”使許多領域的改革走向歧途，此刻的前后比較也會使“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而對這種改革感到失望和恐懼——盡管有利益集團的“精英”和精神太監在鼓噪“改革不可動搖”口號。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喊著唱著最終成了文革的葬歌。“改革不可動搖”喊著叫著能否成為現今的所謂“改革”的喪歌，我不敢枉下結論。但真正的改革肯定會給人民帶來實惠帶來幸福、給國家帶來尊嚴和強大，相信這樣的改革不會夭折，更不會受到人們質疑甚至否定的。

　　　　　　　　　　　2006年2月14日晚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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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新的“兩個凡是”思潮

　　近來，關于改革的爭論風起云涌，大大激活了人們反思和探討改革的趨勢的氣氛。這是一件好事。大家對于某些改革存在的問題提出異議和解決方法，說明人們關心改革，贊同改革。這無疑對進一步深化改革有著積極和深遠的意義。

　　但是，一種頑固的文革遺風呈現在人們面前。那就是有人借人們反思和質疑一些改革成敗問題扣帽子打棍子，斥之為“否定改革”和“別有用心”，并聲稱“改革不可動搖”。更有甚著，把小平同志當年提出的“不爭論”當作教條來否定和斥責這場民間的爭論。在他們眼里，似乎人們爭論問題就是違背小平同志的理論，是大逆不道的行為，盡力處置于對方于死地而后快，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警覺和關注。

　　1990年代初期小平同志提出“不爭論”指示，是特指1980年代末期極“左”的勢力猖獗而引起的關于改革某些機制“姓資姓社”的問題爭論。小平同志還專門提出社會主義發展和鑒別的“三個有利于”理論。這些都是正確的，無庸置疑的。

　　但是，歷史的看，對“不爭論”口號，并非對所有問題都實用，更不能拿著偉人的指示和手中的權力到處唬人。如果真是那樣，簡直是對小平同志理論的嚴重歪曲和糟踐！

　　爭論者，問題探討商榷之辯論也。人類是在各種是非、各種流派、各種理論的爭論和實踐中明辨真謬前進的。執政黨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就是同各種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爭論和實踐中進一步與時俱進、發展壯大的。這一點無論是從共產主義運動史看，還是從我黨黨內斗爭歷史看（暫且用傳統的課本知識引證），都證明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因此，爭論如同其他矛盾一樣，始終貫穿人類歷史全過程。

　　改革可不可以探討？出現的問題可不可以反思、爭論甚至否定（這是最壞的現象）？當然可以！問題是必須通過事實的證據、實踐的鑒別來取舍。因此，出現爭論和不和諧的氣氛實屬正常，沒有什么大驚小怪的。把質疑、反思改革的問題上綱上線到“反對改革”，無疑是重蹈“文革”時期階級斗爭路線斗爭老路上的卑劣伎倆，是與21世紀開放、法治、民主趨勢格格不入的。

　　其實，人類的發展歷史就是一個不斷變革的歷史。這個“變革”縮小到每個領域，就是“改革”。我曾在一篇帖子內談到“改革不可動搖”是個偽問題。（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984245）因為改革是任何社會制度下都存在的事實。例如先秦時期秦國的商鞅變法（按傳統說法那時是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度時期），北宋的王安石變法和清末的戊戌變法（封建社會）等等。世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家改革例子更是舉不勝舉。

　　“改革不可動搖”這句話本身也不抗推敲。“改革”本身是動感的，它本身也在不斷完善和彷徨中曲折前進，那算不算“動搖”？顯然，提出“改革不可動搖”口號的人并非不明白這個道理。實際上，他所說的“改革不可動搖”特指改革趨勢和成果不可否定和質疑。問題來了，對于改革前進中出現的失誤乃至問題的反思和質疑，難道可以扣上否定和“動搖”的大帽子能解決的么？顯然不是！

　　有的專家（如孫立平教授）說：改革初期人們對改革達成共識，后來出現問題發生分歧。這話很對。這里提出的“共識”太專業化，容易發生歧義。其實，“共識”化成大眾化語言就是贊成的意思。為什么當初大家都贊成改革，現在又出現異議和反思？只能說明一個問題：我們的改革確實在某些領域出現偏差。因此有異議有爭論甚至是激烈的爭論是很正常的現象。無須大驚小怪庸人自擾故做“高人一等”的貴人狀。

　　扯遠了。話歸正題。“不爭論”猶如小平的另一句話“摸石頭過河”，都是特定時期有針對性的話語，在特定事物面前是真理，在發展的事物或另外事物面前就不一定適用。“摸石頭過河”在改革初期探索面前是適用的，但到了改革實質的攻堅階段即“深水區”時，“摸石頭過河”就不適用了。如果繼續盲目的“摸”，勢必早就“人或為魚鱉”了。同樣，“不爭論”口號，在探討真正是非和利害關系時，就顯得力不從心的蒼白無力。這個禿頭虱子明擺的道理難道還須用更深的理論去證實么？最近看到一位專家提出“大辯論對改革幫不了忙，反而有負作用”見解我很納悶。——難道我們需要這種誤導專家去繼續為某些改革失誤辯解而搞聳人聽聞的“打棍子”做派嗎？

　　記得“文革”后期的1977到1978年初期（我始終認為這段時間仍然“文革”時期），“英明領袖”針對社會上質疑和否定“文革”的思潮，提出了“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并頑固堅守。“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大討論（呵呵~也是爭論吭）最終導致“兩個凡是”破產。陳云同志當時提出的“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指示，就是針對教條僵化引用馬列經典現象的。今天回味他的話更顯得有現實意義。

　　馬列毛鄧理論是指導思想，是發展的理論。片言只語不合時機不合適宜引用經典，去論證某些問題某些事物是正確的做法，只能把自己引向歧途；如果是掌握公共權力資源的某些人也這樣做，既不符合“與時俱進”趨勢，更不符合“科學發展觀”，其誤導后果將是嚴重的。

　　對小平同志的理論，我們應該深刻的理解，用發展的眼光去接受，用針對性的探索去實踐。而不應該用它來別有用心搞新的“兩個凡是”去壓制人們探討和爭論。這樣不好！

　　記住！“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這才是真諦！

　　　　　　　　　　2006年2月28日上午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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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共識”話“改革”

　看了趙牧先生的《兩會旁白：從“夫妻共識”看“體制改革”》的帖子，覺得很好玩，便主動上來也湊個熱鬧。

　　說起“共識”和“決裂”，不是孫立平先生的專利。我早在幾十年前就有“共識”和“決裂”的意識了。當然，這種意識趨勢是隨著上級領導的變化而變化的。

　　譬如“文革”（“四清”、“大躍進”“反右”等運動太遠就算了）運動一開張，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核心就達成“共識”。只是由于某種原因后來形成另一個所謂的“司令部”，于是“文革”的“共識”也就“決裂”了。同樣，全國人民開始也“共識”的狂熱，只是后來“窩里斗”折騰的“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才與“文革”決裂了。不過我們的這種由“共識”到“決裂”的軌跡，是伴隨著始終與執政核心“團結、勝利”“保持一致”的一次次反復折騰的變化而變化：同是這些上面的領導喊“文化大革命好”，我們百姓自然“共識”跟著唱“文革棒”；還是這些上級領導大喊“文革是內亂”，那同樣也是這些百姓也跟著“共識”大罵“十年浩劫”——草根平頭百姓，怎懂內宮秘史？要自保生存，就必須跟風——中國有些事情就是這樣神奇。

　　其實老百姓才不管你什么“共識”“破裂”的冠冕堂皇詞兒，他們只知道風調雨順給他們帶來實惠的事就是好；電閃雷鳴給他們帶來損害就不好或壞。別光看上下一致的喊統一的動聽口號——如今誰不會喊啊！喊喊口號只是履行公事或則自我保護自我隱蔽的違心假象而已。畢竟如今人們在覺醒，怎能不明辨口號下的虛弱？如果還停留在30年前的愚民手段，豈不叫與時俱進的科學發展觀貽笑大方？

　　要知道——動聽的口號和賊一樣是靠不住的。

　　不過由改革談到“夫妻共識”，我倒是有幾遭，不妨說出來：

　　第一個“共識”，那就是我們夫妻必須省吃簡用，勒緊褲腰帶過艱苦生活。1993年太太所在企業效益不好人員大批下崗，太太不幸就在其中。當時她廠三年換了兩個廠長，他們離任時買了裝修的新房腆著肚子到另外“寺廟”任“方丈”去了。失業落魄、生活拮據和更年期癥折磨的她大病不愈，最終皈依基督去追求解脫了。我仗著有點“才氣”由企業“跳槽”到政府部門。本想企業機構改革能放我一把，結果所在企業全然不顧我20年的功勞苦勞和疲勞，狠兜兜地宰了我東借西湊的才“買身”的八千元所謂“培訓費”才放“檔案”。當我和太太都是四十多歲的人時遭此大難，老來積攢無幾，怎能不達成“共識”而感慨國企業機制改革、勞動人事制度改革的“偉大成果”呢？

　　第二個“共識”，那就是從1993年起，我倆必須拼命攢錢供女兒上大學和買下舊住房。1999年正值教育改革高唱“教育產業化”的顛峰時期，女兒考上北京某藝術類學院。每年純學費就是八千（還不包括學雜、書本、交通和生活等近萬元的費用）。四年本科下來七八萬，再加上購買舊房費用，把我家自己使盡所有力氣的十萬積蓄全部填上。這不！女兒工作和收入的不穩定性、最低社會養老保險繳納和將來婚姻部分陪嫁，還讓我們掛心掛肚操勞費心。所以現在的“共識”就是為了孩子未卜未來險境生活必須節省、大疾小病能將就咬住牙堅決不進醫院。

　　第三個“共識”，那就是“計劃生育好”。呵呵，計劃生育大約應該算“生育改革”吧。這個政策好哇，幸虧讓我們“只生一個好”，才使我們生活提高。試想一下：雙職工養活一個孩，生活焉能不提高？如果像毛澤東時代一個職工養活老婆和一大群孩子（還有老人），現在恐怕喝涼水吃地瓜干、“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也養不起全家。這就是我們的“共識”。但“一個孩”的獨生子女政策引發的社會弊端現已初顯端倪，也是我們夫妻未來憂慮的“共識”。

　　雖然我家的“共識”只是個例，并不代表所有家庭。但相信類似我家情況和類似我們“共識”的家庭絕不在少數！

　　不過，我倒比較贊成孫立平先生關于改革共識到破裂的論斷。我的理解可能與專家的不一樣。我認為80年代初期改革達成共識的原因文革剛結束，實踐證明極“左”的路子行不通了，必須改弦更張獨辟蹊徑，于是不改變體制的縫縫補補的改革就能自然達成共識，這主要體現在決策層方面（我這點倒與趙牧先生的觀點相似）。而近些年來，由于許多領域的重大失誤和兩極分化嚴重，形成了一種形右實“左”的跛足改革的進退維谷境地，于是“共識”導致“破裂”觀點體現在上層和“精英”中并不很明顯（這從皇甫平《改革不可動搖》文章中可以管窺），真正認為破裂的主要體現在下層特別是受到不公平對待的弱勢群體層面上。

坦率講，６年過去了，真正的改革早已失落，只剩下不公和掠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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