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為什么呢?
王實味是延安馬列著作翻譯家,原任中央研究院特別研究員。曾就讀于北京大學,后因寫了《政治家,藝術家》和《野百合花》兩篇文章被康生下令逮捕;1947年“在戰爭環境中被錯誤地處決”。最近。CCTV的歷史報告《記憶》在回顧馬列主義著作翻譯這段歷史時說他是當時的主力骨干之一。其他主要是學英法德語的。
1942年3月,他在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上,發表一篇雜文《野百合花》,文章尖銳地指出,延安存在著“歌轉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升平現象”,“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干部有“小廚房”而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兩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湯”。看過《野百合花》,毛澤東托胡喬木轉告王實味,指出文章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就是絕對平均主義的觀點,和冷嘲暗箭的方法。其實在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興起,在中央研究院的壁報《矢與的》最初三期上,王實味就連發文章,觀點十分犀利,毛澤東曾深夜提著馬燈去看《矢與的》的壁報。
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不但在延安造成轟動,甚至被國民黨方面文章編成小冊子四處散發。小冊子的按語這樣寫道:中共歌頌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陜北貪污、腐化、首長路線、派系之爭,使為了抗日號召跑向陜北的青年大失所望。《野百合花》發表之后,王實味的人生發生了逆轉。1943年4月,他被中央社會部批準逮捕,并被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反黨五人集團成員”,以及“暗藏的國民黨特務”。研究的學者指出,導致王實味悲劇的并非是一兩篇文章,而是他所堅持的“人性論”的態度。比方說王實味的托派問題,起因是他有兩個托派的朋友,盡管他并不贊同他們另起爐灶,他也從未參加過托派,但是在批判會上,王實味仍然坦言,“覺得他們的‘人性’是好的”。這也讓對他批判升級的原因。。。
1941年,延安開始整風運動。當時丁玲、蕭軍、王實味、艾青等人提出關于“暴露黑暗”的問題。1942年3月王實味連續發表《政治家 藝術家》、《野百合花》兩篇文章暴露“黑暗面”。毛澤東是交胡喬木向王實味轉達他的批評意見:《野百合花》是從不準確的立場出發的。并沒有要對王實味怎么樣的意思。1942年5月,毛澤東非常及時的做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報告,對“服務對象”“暴露黑暗”“人性論”“評價文學藝術的標準”等重要問題從理論和實踐二個方面作了深刻而明確的闡述論證,使中國的整個文藝戰線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培養了一大批革命的、有出息的文學家藝術家,為新中國的文學藝術事業奠定了強大的人才基礎!
王實味對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是有貢獻的,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即使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但罪不當誅,這是毛澤東發怒質問的原因!
30年后的1978年,劉瑩才從廣播中得知丈夫微生物的死訊。1979年,劉瑩與兒女不斷給中央寫信申訴,多次到北京上訪。1981年,李維漢向中央組織部提出復查王實味的建議。此后,壓在王實味頭上的三頂“黑帽子”先后被取消。1982年2月,中組部否定“五人反黨集團”的存在。 1991年春,公安部派人到劉瑩家送達平反決定,時年85歲的劉瑩看到復查決定中對王實味恢復了“同志”的稱呼,激動得熱淚盈眶。當公安部來人將一萬元慰問金送給她時她堅決不要,決定把慰問金全部捐獻給當地文聯作為“青年文學獎勵基金”。
王實味應當算是黨內第一件因“文字獄”而死的受害者。
1997年,我國修改《刑法》時,廢除了“反革命罪”,換言之,也就是從國家法律的最高層面結束了“因言論獲罪”的歷史。正是:
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王實味可以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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