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仁厚不是“南京無屠殺”的證

中國人的仁厚不是“南京無屠殺”的證據(jù)

     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20日接待南京訪日代表團時，竟稱“南京大屠殺是不存在的”。他說其父曾作為一名日本兵駐扎南京8年，“深受南京人民尊敬”，倘真有南京大屠殺，“南京人不會對日本軍人這么親善”。河村表示“不會收回自己的言論，也不打算道歉”，還要以他的“社會責任和政治使命”，來“糾正（南京大屠殺）這一錯誤的歷史認識”。

        歷史事實表明，當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后，日軍戰(zhàn)俘確實受到了中國人普遍的寬厚待遇，但“不報復就是沒作惡”的河村式邏輯不能不說是極其荒謬的。大約在他看來，惟有虐待、殺戮、報復才是中國人對待作惡多端的日軍應采取的“正確態(tài)度”。然而，中國人竟對昔日仇敵施以同情和幫助，顯然這遠遠超出河村之輩的想象，因此他才有“南京無屠殺”的荒謬推理。

       事實上，就在日本投降的1945年8月15日，當時的中國戰(zhàn)區(qū)最高統(tǒng)帥蔣介石就公開廣播，號召廣大同胞須“特別注意”，要以“不念舊惡”和“與人為善”的“民族傳統(tǒng)中至高至貴的德性”，“不要企圖報復”，“更不要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污辱”。當時，中國人完全有報復的條件，也完全有某種程度上多少可以被理解的報復之心，更有報復的理由，這恐怕正是河村之輩所認同的，但中國人以德報怨，這顯然超出了河村之輩的理解力。

        歷史的細節(jié)更能凸顯中國人的仁厚。據(jù)戰(zhàn)敗前擔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的岡村寧次回憶，在日軍投降后的南京，一個小女孩看到日本兵在清掃某電影院前的場地，立即向看完電影正要離去的觀眾稱，“盡管我們戰(zhàn)勝日本，但是看到日本兵這樣從事雜役，還是覺得怪可憐的！”于是當場募捐，并將募款買了香煙及其他物品贈與日本兵。（岡村寧次：《徒手官兵》，何應欽：《八年抗戰(zhàn)與臺灣光復》，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174~175頁）南京小女孩對日本兵的同情，正是當年中國人對投降后的日本人的普遍心理的一個折射：不是河村想當然的凌辱，而是同情；不是河村想當然的報復，而是施恩。

        “作惡必得報復”，這是河村的邏輯，它并沒有錯，事實上出于對日軍所犯下暴行的仇恨，戰(zhàn)后對日本人施以報復也不是不被理解的，這施諸中國人卻錯了，當年的日軍也擔心會受到中國人的報復，但事實證明，這種擔心完全多余。

        日本徹底戰(zhàn)敗，在得知中國軍隊將赴越南接受北緯十六度以北日軍投降的消息后，他們一面“畏懼其在中國大肆屠殺，中國軍隊會尋仇報復”，另一方面把越北的飛機、大炮、部隊及重要物資，先行轉移到北緯十六度以南，企圖以此博得英國受降方的“同情”和“開恩”，結果并未得逞。

        當年入越受降的第一方面軍參謀長馬瑛說：“孰知，在越南接收的情況卻與日本軍國主義者想象相反。第一方面軍入越后，一本陸軍總部的電令，悉依規(guī)定手續(xù)辦理，并無報復殘殺事情發(fā)生。而在越南北緯十六度以南地區(qū)，英國首先裝備由日軍集中營釋放出的法軍，準其協(xié)同接收。法軍因1945年3月被日軍繳械驅(qū)出越南，懷恨在心，濫殺和虐待日俘。因此在中國接收范圍內(nèi)的日軍莫不感到僥幸，而在北緯十六度以南的日軍則悔恨不可名狀?！保R瑛：《第一方面軍入越接受日軍投降紀實》，王楚英、陳遠湘等：《受降內(nèi)幕》，中國文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頁）戰(zhàn)敗日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結果是弄巧成拙、自取其侮。

        在戰(zhàn)后日俘日僑的遣返中，中國也同樣格外寬厚。無論日俘或僑民，除準許攜帶被蓋之外，還可攜帶三十公斤行李，“軍人”每人可帶500元現(xiàn)款，僑民可帶1000元現(xiàn)款?！斑@和從其他國家遣返的人相比，可以說，實在是寬大的處置?！?951年1月16日，岡村寧次在何應欽訪日的歡迎會上這樣說，“往常想到在旅外五百萬軍民中，占著二百萬在中國的日本同胞，所以能于短短的一年間，差不多平安的，甚至允準攜帶私人物品及鋪蓋返國，是多虧了誰？再想到南洋各區(qū)的遣返狀況，及現(xiàn)在依然被羈留在西伯利亞……的數(shù)十萬同胞。我們?nèi)毡緡?，從當時的中國領袖——尤其是何將軍，獲得極深刻的印象?！保▽鍖幋危骸逗螒獨J將軍感謝會致詞》，何應欽：《八年抗戰(zhàn)與臺灣光復》，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176~177頁）中國人對待投降后的日本軍隊和僑民的寬厚和善意，豈是虛言？

        那依照河村的邏輯，中國人的善意是否意味著日本從未發(fā)動過侵略戰(zhàn)爭呢？抱有“河村邏輯”的日本人并不少，否定“南京大屠殺”的也不在少數(shù)。1986年5月27日，日本文部省通過高中歷史教科書《新編日本史》的審查，該教科書故意掩飾日本軍國主義的丑惡罪行，枉稱南京大屠殺“仍在調(diào)查當中”，其包藏禍心昭然若揭。（《日本政府竄改史實，掩飾“南京大屠殺”罪行》，《中華雜志》第276期1986年7月，第25頁）

        可同時也要看到，并非每個日本人都同河村一般忘恩負義、信口雌黃，也有不少日本人對中國人當年的仁厚和善待銘記在心、感念不已，“河村邏輯”注定是沒有市場和出路的。

         “不報復”正體現(xiàn)了中國人的善良和仁厚，這是日本人最值得慶幸和感念的地方，今年正值中日建交四十周年，河村之輩竟將“不報復”視為“沒作惡”的證據(jù)，豈不荒唐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