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這個給中國人民帶來豐厚物質生活的名詞，現在已經變成了1978年的之前的“社會主義”，放之四海皆準，無論它帶來的是什么樣的結果，只要冠以“改革”的頭銜，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招搖過市，光環四射；也變成了讓華國鋒下臺的兩“凡是”；凡是改革的都是正確的，凡是改革的都是得進步的；我們不反對開放初期的改革，但后來的改革變了樣，用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話說：如果改革出現了兩極分化，如果改革出現了新的剝削，那我們的改革就失敗了。當下，我們如何理解這句話？
無論解釋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語言多么悅耳，但現實總是冷酷的：既得利益者會用發展思維強制改革，社會大眾會用自己的眼光審視改革，主流媒體會用華麗辭藻粉飾太平，但每平米萬元的房價、挺家庭之力支撐的學費、一病回到解放前的現實和改革取得的成績一樣是不容抹殺的，對于改革者來說，尊重民意，順勢而為，要目光遠大，有高超智慧、更要有承擔歷史的勇氣。
1978年，鄧小平先生以他那深邃的目光，高超的智慧和膽略，成為承擔歷史的巨人，沖破了“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思想藩籬，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經過一系列驚人的舉措，讓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至今，他的偉大理論仍然在神州大地“飛舟”。
發展重要還是民生和公平重要，這是個問題。民生不重要，發展的目的又是什么？不能公平，發展的成果就會被搶劫、被掠奪。我們不能埋怨在改革中白手起家的富豪有移民想法，政策給了，就看誰的潛能發揮得好，發揮的充分。我們不反對改革，我們憤恨那些以改革的名義掠奪國家財產的蛀蟲，我們憤恨那些以市場的名義操縱物價、股價、土豆、大蒜、生姜的投機者，我們更憤恨對這些視而不見的有關部部門，我們還憤恨那些沖破道德底線讓世風日下的助紂為虐者。一些人在埋怨富豪移民的同時，我們的有關部門為什么不想想這些人為什么移民，我們的自然環境，我們的社會環境，甚至我們的政治環境都不能讓那些人安全、舒適、安心地生活，他們能出去為什么不呢？干壞事的無罪，說別人干壞事的搞不好要被請喝咖啡，說假話平安無事，說真話要很大的勇氣，還要冒風險！這到底是怎么了？
修正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就會招惹是非，就是奪權，就是引起上頭注意，既然改革很難十全十美，我們為什么不容對改革提出異議呢？這也不是實事求是的作風，不知從什么時候起我們的改革被打上了大大的引號，已經偏離了鄧小平同志所倡導的改革軌道，現在需要的是對改革的改革，不是抱著改革的圣經做維持會，放任自流就是不作為，就是無能，就是千古罪人。
在真正正常的改革進程中，可怕的不是改革出現一些偏差，而是不容許指出偏差，改革成了紅線，成了雷區，誰都不能碰、不能質疑、不能提出修正，否則就是阻礙的發展，就是回到過去，就是烏托邦，凡是改革的都是正確的，凡是改革的都是進步的，哪怕他偏離航向、哪怕他與民爭利，哪怕他和社會主義一樣變了味，哪怕他在一些領域酸、腐、臭，因為他的名字叫“改革”。寧要改革的草，不要糾正的苗。只要改革的，就是偉大光榮而且正確的，他的光環超過了黨，超過了人民福祉，超過了國家主權，超過了民族統一和民族復興大業。只改革別人，不改革自己。
有觀察家認為，越南的改革遲于中國，但他的成就超過了中國。其實并非越南船小好調頭，而是他在充分觀察中國改革的利弊，興利避弊。前車之鑒，后車之師，蘇聯不要解體，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能這樣蝸牛般前進？改革失敗不起！必須成功！那就必須有勇氣、有信心面對改革中帶來的問題，有魄力動刀，有智慧動好刀。這樣“黨”才不會出現危險，包膿養瘡，出問題是遲早的！這就需要有勇于承擔歷史的人，如同1978年的鄧小平一樣，敢于撥亂反正，敢于向腫瘤動刀。
縱觀中國大地，人人痛恨腐敗官員，為什么以腐敗問題被抓的官員自己都不服氣，都覺得不平，那是因為無官不貪，根據自己的需要來查貪官，這怎么能不危險呢？更何況，一個包公解決不了大宋朝的所有問題，勇于向政治制度發出改革，那才是真正的、貨真價實的改革，大學在黨的領導下，工會在黨的領導下，企業在黨的領導下，省委書記兼任人大主任等等等等，學術討論不能沖撞黨的權威，維護員工權益不能影響企業生產，提拔生產主任要看是不是黨員，人大主任自己監督自己做的省委書記，說真話就是影響大局，破壞改革？說假話空話就是有大局意識，到底誰在維護黨的事業，誰在懈怠和破壞甚至斷送黨的事業？私人財產公開，直系親屬從事什么行業和什么職位是不是先從9人小組開始，不要動不動就代表誰誰誰，這樣，才是真正的改革，才會受到人們的擁護，才會一帆風順。黨的事業和生命才會永葆青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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