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干部無疑是我們龐大干部隊伍中的精英，由于是按照德才兼備的標準選拔出來的，理論上可以認為，官越大，能力越強，道德越高尚。因為這個邏輯，一些領導干部自命不凡，與下屬的阿諛逢迎形成了良性互動。領導誤認為自己是神，下屬則不斷地神化領導，一些領導干部忘乎所以，走上了神壇。這股風氣值得我們警惕。它的可怕之處在于，我們整個社會的價值觀也在迷失，一個富翁或高官出現在大家面前，大家就認為他能力超強甚至是道德楷模，他的一言一行都會引起大家的崇拜。當金錢（權力）站起來說話的時候，所有的真理都沉默了。這種笑貧不笑娼式的邏輯后果，已經不是一個毒瘤，而是滲透到血液里的一種毒素，危及到了整個社會的神經系統，諸多病癥皆由此而來或受此影響。
病癥之一是脫離群眾。走上神壇的領導們高高在上，即便是偶爾下下基層，也是前呼后擁，警車開道，去哪幾個點，見哪些人，去了說哪些話都事先已安排好。下基層聽民意只不過是做做樣子。但為人民服務更不是演電影，領導干部更不是演員。這與關系黨血肉命脈的群眾路線已相去甚遠。病癥之二是損害民主。領導把自己當神實際上是個人英雄主義，下屬神化領導是搞個人崇拜。這是一種缺乏團隊意識和集體觀念的表現，這在政治生活中必然導致民主集中制集體領導制度的名存實亡。因為領導是道德楷模和能力超人，領導所說的一切都是對的，就不需要集體智慧了。病癥之三踐踏法治。中國知識分子有著因義憤和惻隱而做官的夙愿，常自詡是苦難大眾的拯救者和公平正義的化身。為取得自己良心上的慰藉和子民的稱頌，他們不講原則和不尊重規則，甚至不惜踐踏法治。殊不知，口子一開，諸多下屬多年的努力皆付諸東流。典型的例子是現在被廣為稱頌的領導包案。在這種清官思想驅使下對法治的破壞遠超過十個百個貪官污吏帶來的危害。
領導干部之所以走上神壇，有著其歷史的因素。儒家思想在國人心目中根深蒂固，道德教化是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董仲舒引經斷案至今是國人津津樂道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中的經典。我們對干部的日常要求與儒家思想就有很大的相似之處。比如，我們要求干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而儒家思想要求士大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德服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我們不難看出，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吸收了儒家思想，或者說非常依賴于儒家學說中的道德觀念。但是，社會主義是一種科學，與儒家思想有著本質上的不同。雖然都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但社會主義堅持法治，儒家思想堅持人治。我國市民社會尚處于萌發狀態，在這種背景下，我們更需警惕道德教化成為人治的借口和建設法治國家的桎梏。
依照馬克思主義學說，道德屬于上層建筑，是與經濟基礎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人類的道德水平越高，亦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我們的經濟發展水平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應地，我們的干部隊伍的道德水平整體依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如果我們不從這個實際出發，過高地要求干部們都能像雷鋒、焦裕祿等少數干部一樣成為道德模范，實則是脫離實際、好高騖遠。如果我們的干部不能像我們的媒體所宣傳的那樣清正廉潔、勤政為民，勢必會引起民眾的普遍失望。
領導干部之所以走上神壇，還有著其現實的因素。首先，跟我們的干部選任體制有關系。我們的各級領導干部無論是選舉產生還是直接任命，基本上都是組織意圖的體現。河南漯河市市長全票當選后僅49天即落馬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很多人大代表在投出莊嚴的一票的時候對這位市長候選人一無所知。毋庸諱言，我們的干部選任水平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干部的晉升更多地取決于上級組織對你的看法，更多地取決于更大領導的個人好惡。在這樣一個體制下，上級領導儼然掌握了下級干部仕途的生殺大權，對上負責比對下負責要重要得多。這也是各級領導干部在下級和民眾面前敢于走上神壇主要原因。
其次，體制內公民意識的缺失是領導干部走上神壇的另一誘因。近些年中國學者愈來愈關注公民意識的培育，但多忽視了對干部公民意識的培育。從領導干部到一般干部，在上級面前，都對自身權利缺乏足夠的尊重。甚至從未想到自己的角色不只是下屬，還是一個公民。這也是很多干部在領導面前腳跟發軟的原因，一些人為了追求進步更是不惜對領導曲意逢迎。在我們一貫地用高標準來要求干部時，下級干部就會再用高標準要求更低一級的干部，當下級干部仰視上級的時候，無疑領導就是道德模范的化身。下屬的懦弱成為了領導自我優越的重要誘因，加上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奉領導為神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第三，監督乏力是領導干部走上神壇另一個現實原因。我們目前的監督渠道不可謂不多，有紀委、人大、監察局、檢察院、政協，還有大大小小的各種媒體。但實效卻難以令民眾滿意。為何？因為我們的監督機構過于軟弱，監督只是在走過場。缺乏獨立性的葉公好龍式的監督機構的監督不過是閑扯淡而已。
如何讓領導干部走下神壇？顯然，僅僅有道德說教是不夠的，畢竟我們大部分領導干部的思想覺悟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方面著手，一是對干部管理體制進行改革，讓組織意圖有更為科學的實現方式。這是改變使領導干部走下神壇的關鍵所在。如果老百姓能決定干部的前途，領導干部自然不再敢上神壇；二是強化體制內的公民意識。在政府主導型的社會模式中，在體制內倡導公民意識對于全社會公民意識的培育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但這必須要有實質性的舉措做支撐，如果你的一切一切還是攥在領導手里，跟領導講你的公民意識都是不切實際的。國外政務官與事務官分設的模式值得我們借鑒。三是保證監督機構的獨立性，切實加強對領導干部的監督。香港廉政公署之所以成功，關鍵在于其獨立性。同時，適當放開媒體對干部的輿論監督也很有必要。
讓領導干部走下神壇需要決策層更大的膽識和魄力。適應形勢調整意識形態策略是大勢所趨。改革開放30多年來，隨著大環境的變化公眾的思想觀念也在改變，包括我們的廣大干部。我們現在已經不再用又紅又專來教育干部了。意識形態的僵化只會帶來更大的危險，或許百花齊放中的一枝獨秀比壓倒式的鴉雀無聲更有生命力。我們必須立足于干部隊伍的道德水平依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的實際出發來教育和引導干部，提前消費共產主義階段下的公仆意識只是揠苗助長。很多同志從國外考察回來，感慨國外的政府不講那么多空話套話，不講多高尚的奉獻，只是要求把本職工作做好。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寒酸抵京履新大大震撼了國人，實際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干部不需多么高尚，做到兩點足矣：一是做好本職工作，對得起你拿的那份薪水；二是講真話，做一個誠實的人。走下“神壇”才能走入民心，扔掉皇帝的新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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