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官員們，制定政策的權貴們，先富起來的亨亨們，全國的老百姓，請你們看看這個帖子，請你們捫心的問一問，我們應該如何對待軍隊和軍人以及還鄉的曾經軍人！
或許自己的這個帖子在有些網站會被封被鎖被刪，這是預料中必然發生的事情，但我相信不可能所有的網站都會不讓我說出真話。 在這里首先進行一下自我介紹。我叫王紅剛，字法橋，原名王洪剛，是河北省大名縣人，1995年12月參軍入伍，在被譽為鐵軍的解放軍駐豫某部服役，歷任戰士、衛生員、班長，被評為優秀士兵并加入中國共產黨，1998年12月以中士軍銜退出現役。退伍后在天津保安服務總公司某分公司干保安，歷任隊員、班長、教導班長，同時，一邊打工一邊利用業余時間學習，2003年取得高自考法律專業大專文憑，現在本科在學。后來也在其他企業打工（都是民營企業）。2008年汶川地震期間主動繳納特殊黨費并成為紅十字會志愿者，在天津地區為搶險救災貢獻自己最大力量。如今在最普通而平凡的崗位上努力實踐著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在為個人幸福、建設祖國以及實現共產主義而堅定地奮斗著。
公民有向國家如實反映情況和意見的權利，這是憲法規定并保障的公民的權利，黨員有權向黨的任何一級組織如實反映情況和問題，這是黨章規定并保障的黨員的一項基本權利，況且，作為一個退役老兵，是有資格有權利就退役老兵問題向中央軍委提出自己想法的，在這里我就要合法運用法律和黨章賦予的這項權利，我想現實中我是能夠行使這項權利的。所以，這里我就獻丑了。從我的簡歷不難看出，相比之下，我對退役軍人和外出打工的農民工的情況較為了解，在這里不談其他，就從這些方面入手。
“如果祖國遭受到侵犯，熱血男兒當自強，喝干這杯家鄉的酒，壯士一去不復返，滾滾黃河滔滔長江，給我生命給我力量，就讓鮮血染紅最美的花，灑在我的胸膛上”，當祖國需要的時候，我們的熱血兒郎依然應征入伍，以高度的歷史責任和民族使命感，用自己的血肉之軀為保衛祖國參加反侵略戰斗而時刻準備著，以腳踏實地的實際行動履行了革命軍人的神圣職責。他們無悔于青春和軍營，無悔于自己的付出和最可愛的人的稱號。當我們的戰友們退出現役轉服預備役以后，就又從革命軍人變回了老百姓。經過部隊教育的他們，把軍旗軍徽和入伍誓詞藏在心里，時刻銘記人民和部隊的教育；對于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戰友而言，他們無疑就象是一個終身沒有生育過的女子一樣，成為終生最大的遺憾，同時他們也是退伍不退色，為保衛祖國參加戰爭而時刻準備著。經過幾年的地方磨練，他們中能夠堅定地保持人民軍隊本色的優秀分子，有的在地方黨組織和政府系統中擔任重要職務，有的成為社會上的成功人士，都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發揮了先鋒隊和主力軍的作用。這些退出現役的戰友，除了軍隊干部和按照國家政策復員后給以工作安排的士兵戰友外，其他戰友則不得不自食其力自謀生路，而這些自謀生路的出身農村的退役軍人大多數則不得不外出打工成為農民工的一員。事實上可以這樣說，無論是絕大多數退出現役的戰友還是廣大農民群眾，都無不深刻的熱愛著我們偉大的祖國，熱愛著我們英雄勤勞文明正義的民族和人民，熱愛著我們可愛的人民軍隊，無不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無不發自內心的擁護毛澤東思想，無不發自內心的支持我們的社會主義方向的、全心全意為最普通勞動群眾服務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
誠然，我們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也并不是盡善盡美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和閱歷的增加，他們也在現實的生活和打工實踐中認識到了在改革開放中的一些不足、過失和急待解決的問題。相對而言，對于各地存在的農村發展落后、城鄉貧富分化加大、肆意危害農民農村利益、迫害歧視壓迫農民工等一系列渉農問題和現象最為普遍關注，回到農村的退役軍人同時還十分關心著退役軍人的政策制度以及合法權益的保護問題。對于這些現象和問題他們是無能為力，經過和耳聞目睹的在地方上上訪和信訪的經歷和遭遇，使他們喪失了對地方政府解決問題的基本信心和信任，只好求助于中央領導的出面解決，也非常迫切的盼望這些現象和問題的早日徹底至少是對他們而言是有效的解決。
經過一段時間對農民工特別是退役軍人農民工的調查和了解，發現有以下現象急需中央親自出面解決。
1.關于農村的落后問題。在以農業為基礎并在國民經濟結構中占很大比例的我國，我們的革命和建設很大程度上說是農民革命和建設。我們的農民群眾是人民大眾的主體，是中國軍隊的最主要的來源，由于與工人群眾同是社會最底層的群體（在很大程度上比工人還要底層），所以與工人群眾有著天然的聯系，有著極強的革命性，是革命和建設的堅定擁護者和主力軍。或許他們有著這樣那樣的缺點、不足乃至劣根性，特別是在陌生環境或遇到陌生對象時表現得更加明顯，而且由于生產方式、地理與社會環境限制和階級意識的局限性，他們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但誰也不能否認的是，他們普遍的吃苦耐勞，象土地一樣敦厚淳樸，象蒼松翠柏那樣堅韌不拔，他們用自己的財產、鮮血、生命乃至一切以最實際的行動為我國的革命和建設乃至改革開放作出了不容忽視不容抹殺不可磨滅的貢獻，這一點是任何一個階級所不能比肩的。雖說解放60多年就是改革開放也有30多年了，但目前，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剪刀差是指工農業產品交換時，工業品價格高于價值，農產品價格低于價值所出現的差額。因用圖表表示呈剪刀張開形態而得名。它表明工農業產品價值的不等價交換。如果價格背離價值的差額越來越大，叫擴大剪刀差；反之，叫縮小剪刀差。在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品和農產品之間的這種價格差距有日益擴大的趨勢，它的具體表現是：當一般物價上漲時，雖然農產品價格也同時上漲，但它上漲的幅度往往低于工業品價格上漲的幅度。而當一般物價下跌時，雖然工業品的價格也同時下跌，但它下跌的幅度往往低于農產品價格下跌的幅度。如果把一定時期(比如一年)內工農業產品價格變動的情況用統計圖表表示出來，那么，工業品價格呈上升趨勢，而農產品價格呈下降趨勢，二者猶如張開的剪刀的形狀一樣，因此稱為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剪刀差一詞源于20世紀20年代的蘇維埃俄國，這個詞首見于俄共八大上（1919）的發言。 剪刀差是發達國家在國際貿易中的一種重要交換手段之一。）”，人均公共資源稟賦的重城輕鄉差別，承擔改革成本的不同（重鄉輕城），長期的財政政策的“非農化”偏好以及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和人均稅費承擔的輕城重鄉差異，農村的發展還相當貧窮落后前景仍不容樂觀。農村的教育、文化、農田水利等農村農業基礎設施很薄弱很脆弱，在有的地方甚至是名有實無。整體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小農生產模式決定了對農民來說僅依靠農業走上富裕道路已經沒有出路，而且這種小農生產模式已經越來越不適應農業的發展要求，更不利于實現農業機械化和農業現代化，因此，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集體農場或集體農莊）將農民變成農業工人走農業合作化道路已成值得考慮的發展模式。與城市同期發展相比，農民群眾整體的科學文化素質和思想道德素質的提高也頗為緩慢，長此以往，必將影響和阻礙中華民族整體素質的提高。可以這樣說，與毛澤東時代我國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以及農村和農民在國家整體里的地位相比，與毛澤東時代國家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生產生活的關注相比，現在是實質的下降了。廣大農村僅僅剛剛解決溫飽問題正在向小康生活邁進，有不少地方在溫飽線上掙扎，有的甚至連最基本的溫飽問題都沒有解決，就是剛解決了溫飽問題的地方因天災、假農藥、假化肥、疾病、上級部門層層加碼的各種稅費等返貧的現象屢見不鮮，特別是那些遠離城市中心區域和遠離沿海沿江的革命老區、少數民族聚集區、邊疆地區的廣大農村。這些地方的農民連生存都成問題，很多人被迫背井離鄉外出打工以謀求生路，不少人無力成家立業，更別提農民的發家致富，長此以往必將影響農村的穩定和安定團結。不難發現，在農村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任重而道遠。我國古語有云：國以農為本，民以食為天。農業為我們生存的基礎和根本，是國家穩定和諧實現良性發展的基礎，發展農業解決生存理應作為國家發展的刻不容緩的第一要務。在我國的工業、農業、國防、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中，惟獨農業現代化建設的步伐明顯落后，這種明顯的落后將不利于我國整體的進步。希望我國優先發展農業，對農業農村的建設必須高度重視并切實盡最大限度的增大資金投入與加強建設的強度和力度，切實的最大限度的提高廣大農民群眾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推進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深化農村改革，改革戶籍管理體制，加大國家對農業的保護和支持力度；加快城市化步伐和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
2.侵害農村和農民利益的問題。當前以利用職務之便和利用親友職務之便進行的貪污、受賄、索賄、索睡、嫖娼、包養女人、賭博、廣泛購置房產、涉黑等丑惡行經為代表的腐敗現象和潛規則現象嚴重侵害國家和包括農民群眾在內的廣大人民群眾的基本利益，令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發自內心的深惡痛絕，不同層次的部分干部的腐敗問題和現象已經不同程度的影響了黨和政府在廣大人民群眾當中的公正嚴明、樸素廉潔的人民公仆形象和威信，長此以往，必將引起黨和政府的執政危機和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危機。現在，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對國家的反腐敗伸張正義的工作充滿善意的期待，對陳良宇、宋平順、文強等貪官的被法辦無不爭相傳播拍手稱快，真誠期待黨和政府能夠把反腐敗工作當成人民戰爭和正義斗爭來抓，作好打持久戰的準備，時刻準備打大戰打惡戰打肉搏戰，決不姑息任何腐敗現象和腐敗分子，以殺一儆百并鋤奸務盡的態度觸及靈魂肉體的深程度廣范圍的反對腐敗和各種潛規則，依法從嚴從重的懲處腐敗分子。
在當下國內，在很多地方和單位，就業、干工作、晉升、辦事情等都要依靠各種和用人單位高層領導的過硬關系，多大的關系就有多大的發展前景，而不是靠才能、實干和質量來最終決定，雖然說才能、實干和質量是基礎。不少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社會等各種資源上占有相對和絕地優勢地位的人，最大程度的追求擁有法律、道德和政策規定之外的權利即特權，利用特權和關系為自己追求最大程度的利益，多高的社會地位就有多大的特權，多大的特權就有多大的利益。關系和特權這些都最終妨礙了公平競爭和社會正義，敗壞了社會風氣更影響了社會的良性發展，為包括農民階級在內的最普通勞動群眾所深惡痛絕，渴望引起中央足夠重視并早日徹底解決。
這里同時提個其他話題，對于某些地方某些單位存在的索睡現象，也就是利用職權或親友職權便利，以幫助或不阻礙女性目的的實現為要挾條件，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手段或明示或暗示的迫使女性就范進行性交易，滿足自己奸淫女性的根本動機。這種奸淫女性的現象在一些領域已經成為潛規則。在很大程度上令普通勞動群眾深惡痛絕。建議，在刑法上對這種丑惡現象盡快制定出相關規定，并建議把這個現象和罪行定名為“職權奸淫罪”，從刑法上要規定適用于所有領域所有人員，奸淫未遂的，比照強奸罪既遂行為懲處，奸淫既遂的，比照強奸罪中的應從重懲處的情節從重甚至加重懲處，也可以把職權奸淫這個現象列入刑法中強奸罪從重處罰情節的一部分。
別地方的村級黨組織和村委會建設中，甚至出現了強勢群體長期把持村級政權的情況，這些強勢群體首先是經濟上的優勢地位，其次與當地的黑惡勢力相互勾結，有的養黑或是黑惡勢力成員，他們通過威逼或金錢賄選的手段進入村兩委班子甚至擔任黨組織書記或村委會主任，在他們沒有出事前，上級黨委和政府也實際上對他們采取默許默認態度，在這些人把持村級政權后，廣大村民各項權利和利益的享有和保障就基本上完全取決于他們的良心發現，他們若能維護本村農民利益則是本村農民的福分和幸運，他們一旦侵害廣大農民的利益，在打典好上級的基礎上，在通過各種關系和手段成功的阻止農民上訪等進行依法維權的情況下，加上平時以黑白道并用的手段開展農村工作，農民的權利只能是任人宰割，被侵權的農民維護自己合法權基本上是只能含冤不能喊冤更別提伸冤，農民的權利只能是任人宰割。
無論所謂社會精英的專家學者如何鼓吹土地私有化的好處，包括土地在內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本制度絕對不能有絲毫動搖。否則因為農民個體的差異以及土地所有權的買賣和圈地在農村就出重新出現新的地主、富農等，大部分的農民將被迫淪為中農、貧農甚至雇農，廣大農村將真正的徹底的退回到解放以前。如此以來，對于廣大農民群眾來說，毫無疑問的是，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土地改革而實現了的千百年來我國農民斗爭所努力爭取的“耕者有其田”的夢想將重新化為泡影，廣大農民群眾將因此而失去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保障，同時也使廣大農民群眾失去現代法律賦予的最基本的人格尊嚴和人身權利，勢必會將廣大農民逼上絕路，極易引起社會的動蕩。這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成果的滅絕性的毀滅和徹底的顛覆，這無疑將是歷史的倒退。
無論所謂社會精英的專家學者如何鼓動，中國共產黨的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階級屬性不能有任何改變；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活動宗旨不能有任何動搖；我們黨“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個根本性質不能有任何改變改變；黨對人民軍隊、人民警察、民兵等中國人民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這個最基本原則不能有任何改變；我們政府機構的人民屬性不能有任何改變；我們各級干部的人民公仆（人民勤務員）的屬性不能有任何改變。包括農民階級在內的廣大勞動群眾不希望中國成為第二個1991年時的蘇聯，不希望中國共產黨成為第二個1991年時的蘇聯共產黨（特別備注：站在客觀、公正、全面、公平、善良、正義、長遠、辯證的角度來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觀點來看，人民的主體力量、基本力量、絕對力量只能是勞動群眾，而勞動群眾則是由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以真心實意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這些力量構成，對于非勞動群眾的其他社會成員，只有在全心全意為勞動群眾服務時才能是人民的一部分）。因為這和上一段同樣，勢必會將包括工人和農民在內的廣大勞動群眾逼上絕路，極易引起社會的動蕩，這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成果的滅絕性的毀滅和徹底的顛覆，這無疑將是歷史的倒退。
現在的家庭承包集體所有的耕地制度好處是農民有了自主經營權，適合改革開放剛起步時的生產力水平，也激發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由于地方規劃、房地產開發、工業開發區的建設和交通建設等種種需要占用農耕地的原因，很多情況下在農村土地經常隨著這些規劃而調整和變動。當作出調整時，農民自己保護不了自己耕種的土地，雖然國家明令規定不得占用農耕地進行開發，但在被開發的當地的政府等部門收到一定好處后，自然就大開綠燈，所以，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些被開發地的農民就可能因此成為失地失業的游民，他們雖然竭力想保護賴以生存的命根子，但因為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只好眼睜睜的被人從土地上趕出來。對因地方建設、房地產開發以及“黑戶口”、等原因失去土地的無地農民需要用完整的惠民政策和完善的惠民制度來調整和保障。這些開發和規劃建設都會給予一定的補償，但經過各級部門的層層扒皮，真正到農民手中已經所剩無幾；但也有一些根基（關系）較硬實的開發商（以非公營的開發商居多）頭頂著當地的優秀企業家、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等光環，仰仗著堅厚的背景在和當地疏通好關系后，有時候也會不惜動用警力甚至直接動用黑惡勢力對這些農民強行拆遷暴力拆遷，此刻也會發生一些流血傷亡的肢體沖突，在這樣情況給的補償甚至更少，在失地農民上訪后，就是上訪到中央也收效甚微，畢竟有當地政府部門對這些開發商的鼎力支持。對于被開發商占去的土地，有相當一部分并非馬上建設而是閑置不用炒做地皮然后高價售出，這到這些閑置不用而被任意炒做的地皮，廣大農民很心痛但也無可奈何。
建有工業開發區的農村情況也不容樂觀，由于環境保護意識的極端薄弱，由于這些企業為獲取最大經濟利益而不顧一切，也由于天高皇帝遠，相關國家機關執法力度和強度的鞭長莫及，這些企業在帶動農村經濟發展的同時更帶來了生態環境的惡化，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發展，這種經濟的發展充其量只能是暫時的發展，圖的只是一時的痛快，最終損害的將是這些有工業的農村的未來和這些村民的子孫后代。特別希望在發展工業時必須特別優先考慮環境保護問題，建議對破壞生態環境的勢力和個人依法嚴懲決不姑息。
農民身處社會的最底層，由于其中要經過多個層次，對于上級或其他群體發放給農民的好處（權利、費用、福利待遇等）是層層扒皮，對于需要農民交納的費用和稅務（所盡的義務）等等是層層加碼。
正如天津地區的某些相聲作品里這樣說到的，“老他二（根據語境和日常用法可知，老他二是在天津地區普遍流行的市民對鄉下農民和外地來津進城農民的蔑視的稱呼。）進城，腰系麻繩，喝瓶汽水，不知退瓶，沒處方便，旮旯就行。”，“老他二的屁股，繃繃的。”，如此等等，這尖酸刻薄的語言既形象生動的描述了農民初次進城的窘態，同時更說明了這樣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和現象：由于農村的落后和農民的一系列缺點、不足乃至劣根性，更由于農民社會地位最為低下是絕對的弱勢群體，相對于揭露和鞭笞其他群體而言傷害農民的風險最小，他們甚至成為一些文藝作品和文藝工作者為獲取功名利碌而嘲諷、揭露、貶斥、污蔑、愚弄與泄憤的對象，這些藝人也不能而且沒有任何理由可以這樣做，但確實就有些藝人這樣做了而且非常樂意非常坦然的這樣做了，有的是無意識（潛意識）的流露，這對廣大農民群眾的心理造成了深刻的陰影和極大的傷害。
如此等等，對于這些危害農村和農民利益的現象，僅以農民個人力量根本上難以維護自己合法權益；這些侵害農村和農民權益的現象實在不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也很容易引發一些類似甕安事件等群體沖突事件，希望中央能夠足夠重視，也真誠的期待早日解決。很多有關農民、農村和農業的政策和規定以及對于惠及三農的福利待遇，農民基本上或根本就不知道，希望最大程度的增加政策和規定的透明度，懇請盡可能的利用電視、報紙、國家法定刊物、農村播音喇叭、廣播電臺、手機短信息、電子郵件、互聯網、張貼告示和板報等多種形式并用的方式將中央以及制定政策的機關正式通過的最原始的政策文件內容全部如實的告知廣大農民群眾。并建議，建立中央直接和民眾的信息反饋和傳達追查體制。
3.城鄉差距問題。（這里部分是引用網絡資料）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告訴了我們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同時也告訴了我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人際間的相互關系是人的血親關系、經濟關系和政治關系的綜合反映和表現。除血親關系以外，人際間的關系取決于人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而人的社會地位則取決于人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綜合地位，最終取決于人在社會經濟結構和體系中的地位即經濟地位。人的經濟地位取決于人在社會經濟結構中占有經濟資源（生產資料、利潤、物質財富等）的多寡。擁有較多經濟資源的人就在經濟結構中占據優勢，同樣，他的經濟地位就高，同時他的社會地位就高。不同經濟地位的人之間構成了各種經濟關系和整體的經濟結構，也形成了人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態度，不同經濟地位之間的人的相互關系和相互態度不可能是平等的。所以，只有相同或同等經濟地位的人人之間才可能平等相待。平等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相互關系、人對人的一種相互態度，是人類追求的終極理想之一，人與人之間的平等，不是指物質上的“相等”或“平均”，而是在精神上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把對方當成和自己一樣的人來看待。平等不等于平均，平均取決于宏觀整體上的均等，平等則取決于微觀上單個單位或量的完全相同，平等承認單個個體的差別，反映在人的政治和經濟關系上就是在最微觀單位上的同工同酬同勞同得。人類歷史與社會的發展（社會現象）以及人的生理規律（自然現象）證明了一點：沒有人是天生的奴隸，生來就低他人一等，沒有人任由他人指使卻生來沒有自己的思想，同樣，也沒有人天生就是奴隸主，生來就高人一等。平等的實現有賴于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和人類英勇頑強的爭取斗爭以及從法律制度上不斷對爭取斗爭最近成功的及時確認和固定，不爭取，永遠不可能實現平等。現代社會的進步，就是人和人之間從不平等走向平等過程，是平等逐漸實現的過程。
不能視而不見并不可否認的是，在我國，當前存在的城鄉之間的差距和差別讓農民成為實質意義的下等公民，讓農村成為實質意義的下等地方，使得與城鄉相比付出多而收入少。但是，查閱各種統計數據，我國城鄉差距的巨大，對于人們心理上造成的沖擊，以及由此產生的人生際遇的不同，仍然是如此沉重。城鄉差距問題在解放前就存在。“剪刀差”的長期存在，是造成我國城鄉差距持續拉大的最直接的原因。新中國建立后，我國提出了加速實現工業化的奮斗目標。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以及西方國家的封鎖下，實現工業化的途徑和手段，基本上只能是從農業中取得資本的原始積累。政府通過政策和制度手段，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將資本從農業轉向工業。據統計，在1950－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過“剪刀差”大約取得了5100億元；在1979年－1994年的16年間，政府通過工農產品剪刀差從農民那里占有了大約15000億元的收入，同期農業稅收總額1755億元，各項支農支出3769億元，政府通過農村稅費制度提取農業剩余約12986億元，農民平均每年的總負擔高達811億元。始于1958年的以城鄉分割為特點的戶籍制度，不僅在身份上強化了城鄉的先天差別，更進一步成為加大城鄉差距的重要因素。20多年的改革在消除城鄉差別方面取得明顯成效，但城鄉二元體制尚未從根本上發生改變。造成我國城鄉差距的許多因素，至今仍然在深深地刺痛著我們，并拖累著中國這個東方大國全面進步的步伐。可以說，這是一個幾乎困擾了中國人一個世紀的難題。
城鄉收入差距近幾年呈擴大趨勢。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經歷了一個先縮小后擴大、再縮小再擴大的過程。1978－1985年，由于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收入迅速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從1978年的257倍縮小到186倍。但1984年城市經濟體制體制開始改革，城鄉收入差距又開始拉大。到1994年達到286倍。從1994年開始城鄉之間收入差距出現了下降的趨勢，但是從1997年起又逐步擴大。2004年年初，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過數年跟蹤所做出的一份全國性調查報告顯示，近年來，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在不斷拉大，如果把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世界最高。該報告指出，2001年居民的人均收入幾乎是農村居民的3倍。2002年全國的基尼系數相對于1995年上升了大概兩個百分點。然而，調查人員認為這還不能真實地反映出城鄉之間實際收入的差距。報告指出，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沒有涵蓋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實物補貼，比如城鎮居民很多享受公費醫療，而農村居民卻沒有這種待遇。城鎮的中小學能夠獲得國家大量財政補貼，而農村學校得到的補貼非常少，農民還要集資辦學。城鎮居民享受養老金保障、失業保險、最低生活救濟，這些對于農村居民來說卻可望而不可及。 從1995年到2002年，城鎮內部的基尼系數的上升幅度最大，農村的基尼系數反而有所下降，然而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卻在擴大，城鄉之間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 據調查，全國收入差距的擴大表現為高收入人群收入超高速增長。2002年全國收入最高的1％人群組獲得了全社會總收入的6．1％，比1995年提高了0．5個百分點。最高的5％人群組獲得了總收入的近20％，比1995年提高了1．1個百分點。最高的10％的人群組獲得了總收入的32％，比1995年提高了1．2個百分點。而全國高收入人群收入比例的上升主要來自城鎮，而不是農村。相對于1995年，2002年農村中的高收入人群組在全國總收入中的收入份額有所下降。 落后地區的城鄉收入差距最為明顯。從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的相對貢獻率來看，西部地區最高，高達58．3％，而東部地區最低，為37％。也就是說，越是相對落后的地區，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顯。 該報告的統計數據截止到2002年，到目前為止，2004年的統計數據我們還沒有看到，但在2003年，根據統計局測算的數字，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大概是3．23倍，也就是3．23個農民的收入相當于一個城鎮居民的收入。
教育差距同樣觸目驚心。收入上的差距，也許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一個差距。但是，我國城鄉之間的差距還不僅僅是收入上的差距。在教育方面，城鄉差距同樣觸目驚心。2006年1月8日，中央黨校首次公布了《中國農村九年義務教育的困境與出路》調查報告。該報告的一個很重要的背景是，2000年，國家宣布如期實現“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任務，特別是農村義務教育，2002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小學和初中入學率分別達到98．6％和90％。全國有2598個縣實現了“兩基”目標，占總縣數的90％。該調查報告執筆人，中央黨校潘云良教授1月11日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專訪時說，他們課題組15名成員是帶著這令人鼓舞的數字，滿懷希望地奔赴全國16個省市進行調查研究。然而，潘云良說：“我們失望了，農村的教育，尤其是落后地區的教育狀況，并不像城市的教育那樣成效顯著，更說不上繁榮，反倒可用‘凋敝’這個詞來形容，一點都不夸張，一點都不聳人聽聞。我們深深感到，目前‘普九’的成果是低標準的，并且相當脆弱。” 報告指出，一方面，所謂“基本普及”，是指85％的人口覆蓋地區實現這一要求，還有15％的人口覆蓋地區——主要在西部貧困地區——這一目標遠未實現；另一方面，即便在“普九”已經驗收的地區，輟學率出現了明顯反彈。近年來，農村學生輟學、流失率偏高，初中生輟學率上升，有的地方農村輟學率高達10％以上。就許多地方的實際觀察，農村學生的輟學率，比統計數字要高得多。 報告同時還指出，農村孩子享有九年義務教育的“待遇”遠遠低于城市孩子。在政府規定免除學費的同時，卻允許增收雜費，這一規定在實質上取消了“義務”的無條件性。在缺乏國家財政撥款支持的前提下，農村教育部門由于財政困難，不得不把增收超過學費的雜費變成最主要的經濟來源。與此相印證，國家教育科學“十五”規劃課題——“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課題組，于近期發布的研究結果更是明確指出，農村人口中低學歷人口的比例遠遠高于城市人口，城市人口中高學歷人口的比例明顯高于農村人口的比例，城鄉之間的巨大差距成為我國最主要、最顯著的教育差距。 該課題研究提供了這樣一組數據：隨著學歷的增加，城鄉之間的差距逐漸拉大。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群在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分別是：51．5％和16．3％；初中文化程度的人群在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所占的比例分別是41．5％和32．4％；高中文化程度的人群在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所占的比例分別是6％和21％；中專文化程度的人群在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所占的比例分別是0．8％和13．2％；大專文化程度的人群在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所占的比例分別是0．2％和11．1％；本科文化程度的人群在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所占的比例分別是0．02％和5．63％；初中文化程度的人群在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所占的比例分別是0．001％和0．323％。在城市，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人口的比例分別是農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國家重點高校，占有較多文化、經濟和社會資本的社會階層的子女，占了相當大的比重，農村學生和弱勢階層的子女逐漸減少。教育資源、教育質量相對較弱的地方性高等院校聚集了較多農村學生。這表明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城鄉差距從表面的、總量的、宏觀的不均衡，轉移為隱性的、更深層次的城鄉差距。綜合各方面的數據看，近年來我國的農村教育有全面惡化的危險，我國城鄉之間教育上的差距正在越來越演化成教育的不公平。而教育的不公平更加強化了城鄉的二元結構，使得農村子弟通過教育來改善自身境遇的希望變得更加渺茫。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國目前的教育投入和教育結構，不僅沒有成為彌合城鄉差別的黏合劑，反而成了加劇城鄉分化的篩選機器。
醫療負擔重使農民境況進一步變差 。在醫療衛生方面，有數據表明，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近70％，而公共衛生資源不足全國總量的30％。農村每千人口，平均擁有不到一張病床，而城市的平均數字，約為3．5張；農村每千人口，只擁有一名衛生技術人員，城市則在5名以上；農村人口醫療保險覆蓋率只有9．58％，城市則為42．09％。而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韓俊的研究結果，農村衛生事業雖然有所改善，但是醫療價格不斷攀升，農民醫療負擔重，有病看不起，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很普遍。根據最近對全國100多個村莊的典型調查，農村住院分娩率和患病就診率仍較低，有32％的嬰兒是在家出生的，有78．6％的農村人口是在家死亡的。從調查看，醫療支出已經成為農村居民一項沉重的經濟負擔。在全部調查農戶中，醫療支出占消費性支出的8．5％，大病戶家庭則占了30％左右。大病給農民的生活帶來了沉重的負擔。農民一次大病的平均花費7000多元。一次大病的醫療費就花掉了一個家庭一年多的全部收入。重大傳染病70％－80％是在農村。目前90％以上的農民屬于自費醫療群體。新型合作醫療的保障水平還很低，平均補償比例僅為30％，即使農民參加了新型合作醫療，還遠遠不能解決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問題。從總體來看，政府農村衛生投入嚴重不足。1998－2002年，政府農村衛生資金投入總量由110．34億元增長為151．16億元。但同期，政府對農村衛生機構投入占財政支出比重卻由1．02％下降為0．69％。需要看到的是，上面所羅列的各種數據，還僅是幾個與人們生活非常密切的大的領域的數據，除此之外，在精神文化生活、公用事業服務等領域，我國的城鄉差距同樣無法忽視。農村全面落后于城市，已經是我們必須要面對、要解決的緊迫課題。城鄉差距持續擴大，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突出矛盾。
令人感到寬慰的是，我國城鄉巨大差距所引發的種種問題，已經引起了最高決策者的極大重視。以工促農以城帶鄉政策導向確立、農村新型合作醫療體系的確立等一系列使農民增收初見成效 ，面對農民增收基礎尚不牢固的現實，這幾年政策力度繼續加大 ，但目前對于農村和農民的實際狀況和發展需求而言，力度顯然不夠。而且如不徹底根除造成農村落后的工農業產品“剪刀差”、人均公共資源稟賦的重城輕鄉差別、承擔改革成本的不同（重鄉輕城）、長期的財政政策的“非農化”偏好以及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和人均稅費承擔的輕城重鄉差異等這六個關鍵因素的話，城鄉差距的縮小乃至根本解決實在是難以實現。
4.農民工待遇問題。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各地掀起“民工潮”，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由農村流向城市和工業相對較集中經濟相對較發達的農村和礦區。億萬農民進入這些地方就業，不僅緩解了民工戶籍地農村就業壓力，也為打工地的現代化建設與發展以及方便打工地居民生活做出了重要貢獻。農民外出務工既為農村帶回了先進的生產生活方式、文化理念、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又為家鄉脫貧致富和實現農村城市化與農民工人化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實踐證明，億萬農民工已成為推進城鄉統籌和城市基礎建設的主力軍。而打工經濟已成為農民增加現金收入改變貧困狀態的主要途徑，是對改變中西部地區落后狀況的有力支持。再看看這些人吧，還算能夠勞動的部分65周歲以下（含65周歲）的老年農民，年輕力狀的中年、青年農民，甚至個別的因貧或其他原因輟學的14周歲以上（含14周歲）的青少年農民，為了掙錢補貼家用，為了養家糊口（生存），為了兒女上學費用，為了實現個人與家庭的幸福和夢想，他們肩扛背背自己的行李，甚至帶著自己家人，遠離家鄉和親友，來到陌生的外地打工，在城市、鄉村和礦區的企業里駐足務工，從此開始了異地求生的歷程。當前的社會給他們這樣一個名字：“農民工”，這個名字充分說明了他們的基本屬性和工作地政府和民眾對他們的態度，他們仍是農民，是個外出打工的農民而已，打工地的政府、社會、民眾以及各種保障與福利待遇等并不接受、容納或包容他們。他們中除了少數人由于種種原因走上犯罪道路和成為娼妓以外，絕大多數的農民工服從管理聽從指揮而且吃苦耐勞，在各種崗位上不辭勞苦任勞任怨，以農民的優點和階級以及自身局限性出賣著自己的體力，普遍地從事著體力要求較高的房地建筑工、城市清潔和環境保護的操作工種、綠化養護的苗木工、居民家中的鐘點工或保姆、廚師、服務員、保安等當地人所不愿或不敢從事的最亂、最臟、最累、生活與工作條件最差、工資和福利待遇最差、當地人最看不起、最危險的工作；當然其中也有不少可以稱為技工的有一定技術的農民，這一部分人在單位里發揮著骨干的作用，受到單位最高負責人的重視，有著優厚于普通農民工的待遇和工資。毫無疑問的是，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廣大農民工是中國當代標準的、真正的、實質意義的無產階級。
根據調查，由于年齡、學歷、資質、戶籍、關系等方面的人為限制，接收農民工的用人單位極少有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基層單位以及公有制（分為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和生產資料的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以下皆同此）性質或含有公有制成分的企業，在中外（這里的外商是指在中國大陸以外地區注冊經營的企業和企業和戶籍不在中國大陸范圍內的商人，含臺、港、澳地區的商人，以下同此）合資經營企業、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外商獨資企業、私營企業（民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個體勞動者）的單位里相對較多的雇傭農民工，農民工主要集中在中小型民營企業和個體勞動者（個體工商戶）的單位里。在上述的公有制單位和、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外商獨資企業里為數不少的用人單位在招收員工的條件上除規定年齡、學歷、身高、技能資質證書等條件外甚至明文作出只招收本地正式戶口的員工，所以很多農民工被排除在外。在接收農民工的用人單位里有一部分單位不接收本地人員工（以本地人懶散不服從管理等借口搪塞不知情的外人），同時也不接收文化程度較高并在城市市區工作過的外地農民工（以這些尖懶油滑難以支配為借口搪塞不知情的外人），他們的思維是外地人農民工好被隱瞞和好被擺弄，可以任由支配和任人宰割，如果用了本地人不但不好被隱瞞和擺弄，也不能任由支配和任人宰割，甚至有可能因為聘用本地人而把外地來的農民工給帶“壞”了（這里的“壞”站在這些用人單位的角度說的，意思也就是通過與本地人對比和接觸使外地人農民工明白和覺悟起來，明白和開始注重保護的的合法權益。），這些單位普遍坐落在遠離城市市區和縣級級別以上的經濟開發區、新技術產業園區和經濟特區的地方。許多農民工在外出務工經商前并沒有聯系好工作，進城后，一般經城里的親戚、朋友或已在城里定居的老鄉介紹找到工作。據國家統計局城市農民工生活質量狀況專項調查，由定居本地的親屬、朋友介紹的占，由同樣在外務工經商的同鄉、親友介紹的占，自薦到用工單位工作，占。另外，還有部分農民工是通過自主就業、招工廣告、包工頭、老板招募。極少乃至基本上不通過職業介紹所(勞動中介機構)找工作，因為，農民工在職業介紹所登記找工作時，除了交上一部分存檔費用外（是以代應聘單位收取培訓費用的名義收取，等你交完錢后才告訴你這個，而且開出的收據上明確寫到“不退”），在真正為你介紹就業單位時還要在交上多于存檔費用四五倍的信息費用（開出的收據上明確寫到“不退”），即使你交了這些費用，你到了介紹的單位去面試了和面談了，應招企業以讓你聽候通知為借口把你打發回去，顯而易見，這些應聘企業也都是這些職業介紹所的拖，他們真正招人是通過應聘會進行的。每找一次工作都要交一次錢，而且，即使按照要求繳納了費用也不給你介紹到真實的工作。所以，通過職介機構釣魚式介紹工作的一系列挫折，農民工認識到：如果找工作的話，千萬不要相信職業介紹所等中介機構。就這還是不錯的呢，有的介紹給你的是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單位，或者單位在甲地，他給你的介紹信里的地址是乙地，最好的呢，單位也有地址也對，可能該單位已經倒閉或者根本不招人。這些有正規場所和正規執照的職業介紹所對本地人還算厚道，能夠介紹到有需求的單位，對于外地人呢，除以上情況外甚至還會把人往黑工廠黑作坊里或傳銷組織里介紹。現在的職業介紹所的廣告上也不表明自己的實際身份，自己的廣告是某單位在完全遵守國家各項法律特別是勞動法律的前提下以合理的待遇招聘員工，而且這些廣告就在當地的合法的國辦的大型公共報刊甚至黨報上刊登，如果你打電話咨詢的話，他說自己是這個單位的辦事機構根本不是職業介紹所，等你過去后你發現牌子是某某人才中心，這時候他們依然不承認自己是職業介紹所。報紙上在刊登這些招聘信息時，有相當一部分同時也刊登這樣的溫馨提示：“本欄目只提供廣告信息，不作為法律糾紛的依據，請廣大讀者自行驗明相關證件及資質，如發生經濟糾紛與本報無關！”，可是對于農民工來說，如果不看報紙，怎么能知道這些招聘信息，如果都能在找工作時有能力做到自行驗明相關證件及資質的話，這些找工作的農民工又怎能上當受騙？無疑，這是媒體在刊登信息賺錢后明顯的推卸責任。農民工在城市打工大多居住在簡陋的宿舍里據調查，有的農民工居住在集體宿舍里，有的人居住在缺乏廚衛設施的房間里，有的人居住在工作地點，有的人居住在臨時搭建的工棚里，還有的農民工在城里沒有住所，只能往返于城郊之間，或回農家居住。普遍的實際每天工作時間達12小時左右甚至更長（其中不包括吃飯和中間短暫休息的時間），極少有每天工作時間為8小時的。單純出賣體力的農民工的每個月的工資一般是在打工當地政府明文規定的當地最低基本工資的70%到150%之間浮動，在這個浮動工資的基礎上，有一定技能的農民工的工資則會更高，而且這種技能對企業的發展和贏利越是重要就越高，勞動強度和危險程度越高的農民工的工資就越高，同時與單位最高負責人和高級管理層私人關系越是密切的員工的工資越高。在雇用農民工的絕大多數用人單位都是月工資即每個月發一次工資，在這些單位里有相當一部分單位（主要是中小型的民營企業）都存在扣押和拖延一個月工資的現象，到過年回家時，一次全部結清，但還有一小部分的用人單位（主要存在于遠離城市市區和縣級級別以上的經濟開發區、新技術產業園區和經濟特區的地方的小型民營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存在著每年發一次工資的現象。《勞動法》規定，任何單位都不能向員工收取押金。勞動保障部頒布的《勞動力市場管理規定》中明確規定：禁止用人單位向求職者收取招聘費用；向被錄用人員收取保證金或抵押金；扣押被錄用人員的身份證等證件；以招用人員為名牟取不正當利益或進行其他違法活動等行為。由此看來，用人單位要求就業者在簽訂合同時，繳納抵押金、風險金等以防止就業者違約的做法是不合法的。但實際上不少用人在錄用農民工職員時，存在著收取押金、培訓費等費用，對于押金說是在辭職時返還，其實真正能返還的用人單位并不多，能完全返還的用人單位幾乎沒有。在含有本地人員工的用人單位，甚至相當部分的存在著本地人和外地人同工不同酬的現象，同樣的工種、勞動強度、工作時間、產品數量和質量，外地人的薪酬比本人要少，或者與本地人相比，外地人的工種較好、勞動強度較大、工作時間較長、產品數量較多質量較好、外地人卻得到要低于本地人的薪酬。除了在公有制企事業單位和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外商獨資企業以及在全國范圍屬于大型企業的民營企業能夠根據國家法律規定比較規矩和農民簽定勞動合同（公有制單位和農民簽定的合同基本上都是臨時工勞動合同）外，其他用人單位則不和農民工簽定任何勞動合同，而且簽定的勞動合同也都比較偏重保護用人單位利益，對于員工利益的保護含糊其辭，對于工資待遇以及培訓費用等需要員工繳納的費用在簽訂合同時都是空白的，往往都是在合同簽訂以后，由用人單位自己在員工不知情的情況下自己隨意寫上。公有制單位里的農民工能夠依法享有國家法定的節假日和雙休日休息權，病假、產假、事假等假期，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外商獨資企業以及位于城市市區和縣級級別以上的經濟開發區、新技術產業園區、經濟特區的比較正規的私營企業（民營企業）的農民工能夠和城市人享有同樣的節假日等假期和或單休或雙休的雙休日的休息權，包括保安公司在內的其他單位里的農民工則普遍的不享有雙休日休息權以及明顯縮水的享有國家法定節假日的休息權，有相當一部分民營企業特別是不在市區的民營企業在農民工去找工作時如果提出哪怕是國家法定的最基本的休息權的話，只能被用人單位無情的拒絕聘用，這些其他單位里的農民工一般是在過春節時休息，他們一般是在農歷臘月十五以后至農歷正月十五回家休息，其中保安公司在內的保安行業的從業人員不享有任何法定節假日休息權。相對與比較正規的用人單位里員工在在這些休息日里繼續工作認定為加班按照國家規定享有加班費用，包括保安公司在內的其他單位里的員工在這些休息日的工作普遍不被單位認定為加班自然也就不享有加班費。就單位給員工特別是農民工員工交納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住房公積金的五險一金等社會福利待遇來講，在公有制性質的企事業單位里最為正規，按照國家法律有關規定辦事，但只對正式在編職工有效，對屬于臨時工的農民工依然除外；在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外商獨資企業和處于市區的私營企業（民營企業）里對在編員工有效，他們也接受一定數量的農民工，但相對于本地人來說享有的勞動待遇的種類和數額比較少，有的甚至明文規定只給本地戶籍的員工交納保險等社會福利待遇，讓外地人（農民工）全部自行交納；在部分保安公司和公司駐地不在城市市區和縣級級別以上的經濟開發區、新技術產業園區和經濟特區的民營企業里，基本上不給員工交納任何保險、養老金等社會福利，而且越是遠離城市市區和縣級級別以上的經濟開發區、新技術產業園區和經濟特區的單位就越是如此，農民工一旦需要住院醫治，他們往往被高昂的醫藥費用嚇怕，以他們自己的財力往往無法支付這些高昂的費用，因此，農民工的醫療條件得不到最基本的保障。甚至有些用人單位在雇傭農民工員工后，因為農民工員工在雇用期間履行工作職權身體受傷、疾病以及因此引起身體功能的衰弱而被用人單位趁機辭退。關于農民的勞動保護和工作環境的安全防護措施，公有制單位和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外商獨資企業的勞動保護最高，在城市市區里的比較正規的民營企業的勞動保障和工作環境的安全防護措施也基本上說得過去，其他單位就相對較差勁，而且越是遠離城市市區和縣級級別以上的經濟開發區、新技術產業園區和經濟特區的用人單位就越不重視對農民工的勞動保護和工作環境的安全防護措施，有的就是名有實無，所以，也會因此而接連不斷的出現生產事故和農民工傷亡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工會法》第十條規定：“企業、事業單位、機關有會員二十五人以上的，應當建立基層工會委員會；不足二十五人的，可以單獨建立基層工會委員會，也可以有兩個以上單位的會員聯合建立基層工會委員會，也可以選舉組織員一人，組織會員開展活動。女職工人數較多的，可以建立工會女職工委員會，在同級工會領導下開展工作；女職工人數較少的，可以在工會委員會中設女職工委員。”《中國工會章程》規定：“各種所有制企業、事業和機關等基層單位，應依法建立工會組織，有會員二十五人以上的，應當成立工會基層委員會；會員不足二十五人的，可以單獨建立工會基層委員會，也可以由兩個以上單位的會員聯合建立工會基層委員會，也可以選舉組織員或主席一人，主持基層工會工作。”《中國共產黨章程》第二十九條規定：“企業、農村、機關、學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區、社會組織、人民解放軍連隊和其他基層單位，凡是有正式黨員三人以上的，都應當成立黨的基層組織。”《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章程》第二十四條：“企業、農村、機關、學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區、社會團體、社會中介組織、人民解放軍連隊、人民武裝警察部隊中隊和其他基層單位，凡是有團員三人以上的，都應當建立團的基層組織。”有的地方性法規和政策規定“針對各非公企業的發展規模和女性職工基本情況，按照區域統建和單建、聯建的方式，促進有條件的非公企業全部建立婦女組織。要求非公企業女職工滿25個以上都要建立婦代會。婦代會設成員3—5名，其中主任1名。婦代會主任可以專兼職。成立婦代會時，必須推選婦代會代表，婦代會代表要注意廣泛性和代表性，代表總數控制在20—40名之間，并組織召開好婦女代表大會。”根據這一系列規定可以得知基層工會和基層黨團組織的成立條件，同時也知曉了在某些地方和單位成立婦女聯合會等婦女組織的條件。事實上，在達到法定人數和條件完全成熟的情況下，除了公有制單位和比較正規的大型的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作企業、外商獨資企業和民營企業能夠按照國家規定成立工會、黨團組織和婦女組織外，正如一位職業經理人曾經私下這樣說到“要工會干嗎？就讓他們整天鬧著給員工長工資？”，不少單位都不愿意成立這些組織是能拖就拖，其他“三資”企業以及包括保安公司在內的相當一部分民營企業都普遍沒有成立這些組織。正如有些單位在員工討要所壓或所拖欠的工資時，高級管理人員底氣十足的這樣說的“愛（上）哪兒告（就）（上）哪兒告去”， “要工會干嗎？就讓他們整天鬧著給員工長工資？”，這些話在反映出這些成功人士的囂張氣焰外，同時更刻骨的揭示出，在不成立基層工會、黨團基層組織和基層婦女組織的用人單位里，農民工的包括合理合法的討要自己合理合法的薪酬在內的最基本的人身、財產、勞動權利的保護和保障以及權利侵害的內部救濟只能依賴于用人單位最高領導者和直接管理者的良知（良心發現），一旦單位和農民工員工發生包括討要自己合理合法的薪酬在內的勞動爭議、出現傷亡事故以及農民工被用人單位侵權時，他們若能按照規定和良知及時解決的話，這無疑是農民工的幸運，如果他們不能或根本不想按照規定和良知及時解決的話，這些問題無法從單位內部得到解決。這些用人單位特別是大中型用人單位的最高負責人基本上都是單位所在地的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同樣也都有一批也是成功人士或擔任一定領導職務的老鄉、親戚、同學、戰友、上級和部下、好朋友，在單位和農民工員工發生包括討要自己合理合法的薪酬在內的勞動爭議、出現傷亡事故以及農民工被用人單位侵權時，他們不能或根本不想按照規定和良知及時解決的情況下，如果這些人利用自己的人脈資源優勢和資金資源優勢在各方面人士和各個環節打點穩妥的話，再加上各地政府部門由來已久的實際存在的“在本地人和外地人產生糾紛時偏重保護本地人利益，在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發生糾紛時偏重保護強勢群體利益”的潛規則，那么，這些相對屬于弱勢力量的被侵權的農民工自然就根本無法通過合法途徑和正常渠道提出訴求，更別提合理合法的解決問題，只能任人宰割。
在保安行業里除了以上現象外還特別存在著這些現象和問題。根據《保安服務管理條例》等有關法律和政策規定，國務院公安部門負責全國保安服務活動的監督管理工作，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機關負責本行政區域內保安服務活動的監督管理工作。事實上，由于公安機關監管的不到位甚至基本上是流于形式，由于公安身份的保安高級管理者的放任和縱容，同時也由于保安公司等保安組織完全以贏利為目的，絕對的強調公司至上、客戶至上的原則和要求，也由于保安行業實際盛行的不用人才用奴才的用人和晉升的人事機制，基本上所有的非公安身份（即由普通農工打工者晉升上去）的保安高級管理層根本不去為基層保安人員的生活問題考慮，對保安的薪水是一扣再扣，直到少到實在不能再少為止；非公安身份的中下層管理者更是普遍地以各種看似合理的理由肆意克扣保安隊員薪水，直到克扣到他們滿意為止；卻對向往革命追求學習與進步以及堅守善良公平正義理念的積極現象極力進行為所欲為、不擇手段、毫無顧忌且無須顧忌的滅絕性打擊（迫害），可是每年獲得先進被晉升并享有相關榮譽和待遇的卻絕大多數都是這些人。同時不可視而不見的是，幾乎所有的普通農工打工者晉升上去的各級保安管理者特別是中高級管理者媚上欺下帶進行并教唆、誘惑、暗示、脅迫、縱容普通保安人員進行嫖娼、賭博、盜竊、打架斗歐等違法亂紀活為，并且有的與當地黑惡勢力相互勾結，甚至有的非公安身份的保安管理者本身就是黑惡勢力的成員。由于管理者惟我獨尊絕對強調以領導至上的原則，且自身也目無法紀，遇到事情后自然也就要求按照他們的意圖和喜好去做。因此保安管理層的違法亂紀現象層出不窮，屢見不鮮。在實際生活中，當保安人員的法定基本權益遭到不法侵害時，這些中高級的保安管理者也不去為保安個人排憂解難或維護正義，任憑保安遭受冤屈和侵害（當然，警察出身的管理者除外），更有甚者，保安人員遭受的不法侵害大多數來自保安管理層，保安管理人員對保安人員打罵體罰屢見不鮮。若保安個人和所進駐客戶發生爭執，由于管理者絕對強調以單位至上、客戶之上的原則，無論究竟誰對，保安管理者都會毫不猶豫的把所有過錯歸結到保安個人身上，若遇到的客戶是國家正規單位，若這個單位實事求是，則保安人員可就是撞大運了，不過，這樣的客戶并不多見，而且能進去的保安也都是和中高層管理者有過硬關系的人。甚至客戶單位的保安主管看到這種情況后也會趁火打劫。有的保安公司甚至出現了個別保安隊長（中高級的非公安人員的保安管理者）直接扣留在他手下工作的全體至少是大部分保安隊員身份證、畢業證、士兵（義務兵或士官）退出現役證等關鍵證件原件的現象，這樣做說是為了怕保安隊員因工資待遇問題而不辭而別，同時由于這些扣留隊員證件原件的保安隊長的品性較次且法制觀念極為淡薄，這樣做的隱患也不能不看到。在扣押保安隊員工資的單位里扣押前說時在辭職時一次性全部結清，還存在在保安隊員辭職時以各種看似合理的理由扣留一部分不給全部結清的現象。在給普通員工安排工作和休假時（在能夠倒著輪流休假的地方），一切便利條件和優厚待遇都必須無條件的讓給本地人普通員工，本地人只要有休假要求隨時能休假，而沒有關系和背景的外地人普通員工極少能休假甚至根本不能休假，對于在有人性的單位工作，無論先到來的外地人干的多么優秀，都必須無條件的給后到來的本地人普通員工挪窩讓位。對于保安人員的住宿問題，本地保安人員和帶有家室的外地保安人員，則允許住在家里，下班后就自由一些，對于孤身一人的外地保安人員，則不容易辯駁的要求在上班單位內住宿，下班后還會其他額外“工作”必須完成，實行一天二十四小時的監管并同時限制人身自由以阻礙底層保安人員正當權益的發展，美其名曰是軍事化管理，實際上是集中營式的管理。為了永遠的對外地戶口的保安隊員有絕對的隨意支配權，為了不讓這些保安隊員覺醒和覺悟起來，保安公司普遍的實行這么一個潛規則，就是絕對不允許保安個人和所駐守的客戶單位走近了，越是能夠以優異的工作成績和表現獲得客戶認同的保安隊員，就越是不能在這個客戶單位干工作，除非這個客戶和保安公司臭味相投，同時也除非這個隊員和中高級非警察的保安管理者臭味相投。
大部分外地就業的農民工生活質量整體比較差，是能省則省能將就則將就，一直以最低的生活標準生活著。廣大農民工的休閑方式比較單調，下班后基本上就是喝酒、賭博、看電視、睡覺，有的青年農民工會外出打臺球或在附近的網吧上網打游戲、聊天以及上論壇。由于夫妻兩地分居或因年齡或經濟原因根本尚未婚配，他們的性需求長期被無情壓抑根本無法到任何滿足，大部分只能通過自慰來滿足，甚至也有不少目前單身的農民工會外出通過嫖妓來解決最基本的性需求。雖然也有不少有技能的農民工，但這些人的勞動技能普遍偏低，有的沒有任何技能，基本上依靠出賣體力來工作掙錢。并不是他們完全不想學習勞動技能，殘酷的現實決定了這只能是一種可望不可及的美好愿望。實際情況是，這些沒有技能的農民就是想去學習技能，除非你和單位最高管理者或高級管理者私人關系不錯，除非你有擔任領導職務的親屬，除非有老鄉能替你掩護，否則也只能以失去現有工作為代價，幾乎所有單位都根本不允許農民工外出學習勞動技能；農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較低，出少數在參加工作前或工作后在老鄉和擔任領導職務的親屬幫助下通過成人教育、高教自考、夜校、函授等途徑經過學習取得大學專科或本科文憑外，除了一部分是高中文化程度外，大部分農民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甚至有的是文盲，這些人中，文化程度越低，接受新鮮事物和學習勞動技能就越慢。同樣這也并不是他們完全不想學習文化知識，殘酷的現實決定了這只能是一種可望不可及的美好愿望。實際情況是，如果在參加工作后想繼續深造學習的話，除非你和單位最高管理者或高級管理者私人關系不錯，除非你有擔任領導職務的親屬，除非有老鄉能替你掩護，否則同樣也只能以失去工作為代價，同樣，幾乎所有用人單位都根本不允許農民工學習文化課；在加上（不包括吃飯和中間短暫休息的時間）每天12小時左右的工作時間，他們從時間上也無法作到利用業余時間充電學習文化知識和勞動技能。
同時要指出的，廣大農民的子女教育問題比較突出。現行戶籍制度與人口流動需求不相適應、不夠協調，由于打工當地的教育設施和教師素質要普遍優于自己家鄉，不少已婚農民工攜帶自己兒女外出打工，只好選擇在打工當地就近入學，除了和本地學生繳納同樣多的必要的學習費用外，不得不以支付一筆高昂的借讀費、贊助費等擇校費用，而后才能享有當地教育資源和教育機會。而且隨著這些農民工打工單位和地點的變動，他們的子女也不得不不斷的相應的調整學校。長期下來，這些農民工子女為適應新的學校和教學模式不斷的調整著，這樣也將勢必會影響這些學生的學習成績。如果這些農民工子女不愿意繳納借讀費、贊助費等擇校費用的話，就都只能選擇價格稍低的農民工子弟學校，農民工子弟學校辦學條件普遍較差，師資薄弱，教師文化素質和教育質量相對于當地普通學校而言比較差，師生流動性大，辦學合法化問題很難解決。這個問題雖然逐步引起了各級黨委、政府的重視和社會各界的關注，教育部門也做了大量工作，但對農民工子女教育的實際需求來說仍是杯水車薪收效甚微，并且沒有起到最起碼的作用。
相對于廣大農民工的實際情況來說，廣大大學生的在就業等個方面就好的不只是一點半點，可以是用天壤之別來形容。而且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加，大學生的薪酬逐步上升越來越高，而沒有技術的農民工的新酬則會隨著年齡增加和逐步年老體衰而不斷下降。大學生深造升值的空間很大，很有發展前途，未來大有希望，農民工深造升值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前途不佳，并且人農民工人口絕大多數的單純出賣體力的農民工將隨著年齡的增加越來越很難找到工作，未來將不得不為最基本的生存養老而擔憂。在同一單位里，用人單位對大學生還是比較人道的，對農民工就遠沒有對大學生人道。同樣都是外地人，一個地方和當地民眾對大學生的寬容和接納程度要遠比對農民工強的多。
另外，由于農民工的整體文化思想素質和科學技術素質低下問題和地域以及階級局限性，由于農民工低下的身份地位，打工當地的民眾相當的從內心里并不容納和接受農民工，在就業、子女上學等方面以語言等甚至排擠、歧視甚至因為一些基本上不必要的小事找茬毆打農民工。本地市民對對鄉下人特別是外地人農民工的稱呼，無論是“土八路”、“老他二”、“下里巴人”、“鄉巴佬”還是“民工蛋子”，如此等等，這些稱呼就是市民從語言上身份上歧視農民的見證。在這些身份歧視出現的同時，也出現了地域歧視現象，表現最突出的是有些地方對河南人的排擠和歧視。看過《河南人惹誰了》這本書可以知道，在我國南方某些地方的某些單位進行安全防范教育時，甚至出現了“防火防盜防河南人”的叫法，把河南人列為安全防范的對象之一，2005年深圳也曾出現過派出所懸掛的“堅決打擊河南籍敲詐勒索團伙”和“凡舉報河南籍團伙敲詐勒索犯罪、破獲案件的，獎勵500元”的橫幅標語，而且不少單位也出現了在招工時拒收河南人的現象。說實話，的確一些河南同胞在外地違法犯罪遭人痛恨，但并非所有河南人都如此，盡管也知道是一個耗子屎壞了一鍋好湯，但把個別河南人的行徑為來追加在全部河南人身上，以偏概全給河南人一棍子捫死的做法的確過于偏激。由于農民工的整體文化思想素質和科學技術素質低下問題和地域以及階級局限性，由于農民工低下的身份地位，更由于一些農民工發生的搶劫、詐騙、盜竊等違法犯罪現象，在當地人心目中造成了惡劣的印象，嚴重影響了農民工的整體形象，在有些地方基層雇傭含有地痞流氓的社會閑散人員組織成立了治安巡邏隊、治安聯防隊或民兵聯防隊等安全防衛組織，這些安防組織里的成員私下說到“只要是外地人，只要晚上出來，就都不是好東西，給我往死里打”，這也是他們對待外出的外地人的一個整體潛規則，并且也得到了本地人的廣泛認同。在當地治安案件突出時，不少外地人在下班后休息外出時被強行盤問，甚至被強行要求拿出身份證，有的沒有任何借口就要查看農民工身份證，你動作稍微慢了就遭到他們的毒打，非但如此，而且在被打后還會送交當地派出所邀功請賞，或者是被打農民工不堪忍受被打報警尋求警方救助，在公安部門了解了大致情況后，這個事情也實際上最終不了了之，你的打不但白挨，反而當地的安防組織成員還怪罪被打人員晚上外出同時警告你要吸取教訓。各地目前普遍存在的一個潛規則是，本地的菩薩不保護外地的生靈，“凡是功勞都是本地人的，凡是罪過都是外地人的”，“凡是好的都是本地人的，凡是不好的都是外地人的”，在本地人和外地人產生糾紛時偏重保護本地人利益，在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發生糾紛時偏重保護強勢群體利益，特別是在收到本地人和強勢群體的好處后更是如此。在本地人和外地前來打工的農民工之間發生爭執乃至農民工被本地人或強勢群體侵權后，政府也基本上站在本地人和強勢力量的立場看待問題和對待農民工，即使調節解決了也最后以農民工權益得不到應有之補償而告終。而且在本地人和外地人發生糾紛時，在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發生糾紛時，在可以基本上歸責于外地人和弱勢群體時，相對而言，政府對外地人和弱勢群體的懲處要比基本上可歸責于本地人和強勢群體時的力度要大程度要重。有的地方的政府在治安、城管、環保等問題上就很愜意于拿外地人特別是農民工開刀，并且當作政績向社會報道向上級請賞，現實中就曾經有農民工因為嫖娼被公安機關抓獲而因為交不出一定數額罰款被拘留達數個來月的例子。對于這個現象，廣大農民工已經見怪不怪習以為常，但這種以偏蓋全，把農民工一棍子悶死的實際不能不讓人心寒。
在強勢群體或者本地人和外來打工的農民工產生工資待遇、勞動條件以及其他爭議時，農民工往往首先尋求并寄希望于正當途徑合法合理和諧的解決，但鐵證如山的事實證明了并將繼續證明著，往往農民工用和諧方式尋求解決時，另一方往往會用不和諧的方式回應，在農民工尋求合法合理的途徑解決爭議時，另一方卻往往用不合法或不合理的途徑回應，除非因這些矛盾被激化和升級為在一定地區造成嚴重影響的群體事件而被大型公共新聞媒體和更高級國家機關的強行介入。
2003年的在廣州發生的孫志剛事件不僅應該反思我國的收容遣送制度，更應當反思的是一個政府對待外地來本地打工的同胞的基本態度。2006年北京發生的崔英杰事件同樣如此，一個部隊上的優秀士兵在地方上成為人所痛恨的殺人犯，和崔爭執的城管隊長李志強在因為崔主觀過失的保護自己財產的行為致死后被當地政府評為革命烈士，面對兩個現實生活中的優秀分子和實質好人的最后的結局，根據當時執法的全部情形，人們不僅應該反思現代城管制度中人性的缺失和對弱勢群體合法權利的漠視，更應該反思一個地方的政府和民眾對外地人特別是農民工的根本態度。2008年上海發生的楊佳襲警事件的前因后果再次表明了一個地方的政府部門對外地人苛刻要求和低程度的容納，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同樣應當引起人們特別是當地政府和民眾的深刻反思。同樣，2009年發生的民工張海超開胸驗肺事件，在形象的說明農民工維權艱難的同時，同樣說明了，某些政府部門對農民工包括生命權在內基本權益的漠視。以后還會發生多少應該讓當地政府和民眾反思對外地人特別是農民工的基本態度的事件，以后還會出現多少個孫志剛、崔英杰、楊佳、張海超，誰也說不清楚。
在用人單位和打工地政府、社會以及相當部分民眾的眼里，廣大農民工只不過是不用保養維修的簡易工具和任人榨取的掙錢工具而已。實際上，基本上沒有能決定他們命運的有實力的個人或組織從善良、公平、正義、長遠的方向對他們進行最起碼的管理、疏導、引導和教育，同樣基本上也沒有能決定他們命運的有實力的個人或組織來從善良、公平、正義、長遠的角度出發真正的關心和關愛過他們，哪怕是平等的對待過他們。 所以說，在實際生活中，包括保安在內的廣大農民工最基本的法定權利和權益毫無保障，這些人法定的權利和權益就像是煮熟的紅薯，隨便一腳就踢各稀巴爛，誰想怎樣對待他們就可以怎樣對待他們，別人可以毫無顧忌并且也無需顧忌的肆意對待他們。
對于以上問題和現象，不是這些用人單位和打工當地根本解決不了，是因為解決這些問題和現象勢必要增加資金和精力等投入，他們認為這樣做會有損于自己的既得利益，從此影響自己的經濟利益（利潤）最大化的追求目標，所以，他們根本不想解決。一時解決不了的問題和現象等時機成熟后可以解決，根本不想解決的問題和現象則永遠不可能解決。
對于這些問題和現象，希望各級政府能夠引起足夠重視，希望中央政府能夠嚴格根據憲法、勞動法等相關法律規定進行徹底調查和了解，并對不遵守法律的用人單位進行嚴懲，希望各地政府能夠從根本上改變對外地人特別是農民工的基本態度，能夠切實的解決這些問題。為了給農民工一個合法合理的待遇，這里也特此提出以下建議：一、在農村把農民組織起來成立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集體農場或集體農莊，走農業合作化農村農莊化的道路。二、改革現行區分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的兩元制的戶籍制度，應當允許群眾遷徙，把愿意進城打工的農民工中的優秀分子的戶口按照一定標準轉為打工所在地的城市戶口居民戶口并完全享有當地城市居民待遇。根據最近的報到得知，獲得“北京優秀農民工”稱號的在京農民工，他們當中，獲得全國勞動模范，或具有高級工、高級技師職稱的外地人有望落戶北京。北京對農民工作出的積極姿態，值得稱道。雖然能夠城市吸收優秀分子，但以目前實際來看這個標準依然偏高。根據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國務院發布的《退伍義務兵安置條例》可知，“第八條 退伍義務兵原是農業戶口的，由當地退伍軍人安置機構按下列規定安置：...（二）在服役期間榮立二等功（含二等功，下同）以上的，應當安排工作；”再根據現行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紀律條令》可知：第二十條“對義務兵實施獎勵的權限按照下列規定執行：（一）嘉獎由連、營批準；（二）三等功由團、旅批準；（三）二等功由旅、師批準；（四）一等功由集團軍批準；（五）榮譽稱號由軍區、中央軍事委員會批準。 對士官實施獎勵的權限按照下列規定執行： （一）初級、中級士官，嘉獎由連、營，三等功由團、旅，二等功由旅、師，一等功由集團軍，榮譽稱號由軍區、中央軍事委員會批準；（二）高級士官，嘉獎由營、團，三等功由旅、師，二等功由集團軍，一等功由軍區,榮譽稱號由軍區、中央軍事委員會批準。”從這些規定可以看出，我國對農村戶籍退役士兵的安置最低要求是二等功（含二等功）以上，而后成為農民工的退役軍人都是現役軍銜為中級士官（含中級士官）以下的退役士兵（士官和義務兵），這些軍人榮立二等功的批準機關為旅或師。部隊的條令和國務院的相關規定都是如此，一個地方政府對優秀農民工的落戶準入制度卻規定為“獲得全國勞動模范，或具有高級工、高級技師職稱的外地人”，而是還只是落戶，是擁有當地正式戶口（常住戶口）還是藍頁戶口，是否依法享有本地市民待遇，這些最根本的東西都很含糊。試問，看遍全國，符合這樣標準的農民工能有幾個？所以這個標準明顯偏高，實際上提高了城市對農民工的落戶準入門檻，不利于城市吸收優秀農民工。為此特別建議各地城市的優秀農民工落戶準入規定與解放軍紀律條令中規定的士兵的立功批準機關和國務院對退役士兵的安置條例對農村戶籍士兵的立功安置規定統一起來，將城市落戶的轉入標準統一的規定為“獲得本行政區域內的地區、地級市、地師級以上機關勞動模范，或具有高級工、高級技師職稱的外地人”，而且是正式戶籍的正式轉入，同時完全徹底的享有本地市民待遇。這樣也就能夠吸收和接納更多的優秀農民工。三、盡快制定和憲法、勞動法等基本法律的基本原則一致的反映和保障農民工具體合法權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工權益保障法》，對于在異地打工的不夠轉為當地城市居民戶口條件的農民工適用《農民工權益保障法》，至少要讓農民工可以有專門的法律可以依據。四、建議依法成立全國直到各個農村的農民協會，從法律上保障農民協會應當有和工人聯合會同等的地位，并建議在各地政府的駐外地機構中設立農民協會機構，以求從國家和組織的角度切實保障農民群眾特別是外出打工的農民工的合法權益，特別是在不承認農民工的工人身份而始終將農民工視為農民群眾的一部分的地方；畢竟在現代社會中，有工人有工人聯合會（工會）、商人有商會、學生有學生聯合會等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的群眾組織，農民群眾同樣也應該有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群眾組織，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這是現代社會的必然要求。期待各級黨委、政府、社會以及廣大民眾能夠從公平、善良、正義、全面、客觀、長遠、理性的角度出發，發自肺腑的、平等的、腳踏實地的關心并關愛廣大農民工，切實解決農民工問題，切實改善農民工生存狀態，給廣大農民工以人性的待遇、尊起碼的人格尊嚴和生存空間。
由于經營所得成為除外出打工以外廣大農民群眾的另一個主要收入來源，所以這里需要同時說明的也包括農村出來到外地謀生的商販，我們稱之為農民商販。我們的農民群眾外出打工，則是農民工，外出經營生意（做買賣），則是農民商販，他們的身份隨時可以互換，這要看相比之下哪項收入更適合他們謀生。不排除部分農民商販品行不端不誠實守信乃至作奸犯科（相對于黑工廠、黑煤窯、造假、做假廣告以及一系列的礦難等事件的責任者而言，農民商販的作奸犯科就是小巫見大巫），但毫無疑問的是絕大多數的農民商販都遵紀守法本分經營。除了少部分經營比較成功經營規模較大而成為成功人士外，大部分的農民商販在基本權利和地位等各位方面都是和農民工相差無幾的。與農民工相比，由于他們幾乎是拖家帶口來到外地營生，基本上都世自己租住房子，時間比較自由，如此等等，在工作時間、性需求、住宿等方面要強于農民工，但在子女入學、在本地的權益保障和地位等事關切身利益的最基本方面和農民工相同。除了遇到農民工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和現象外，他們也面臨很多比在外地打工的農民工更為艱難的問題和現象，比如，由于他們比較分散、力量薄弱、經營規模較小，他們的處境與農民工相比更為糟糕和艱難；由于各方面原因，受到城管等部門和執法力量的圍追堵截和制裁在相同情況下要遠比本地商販嚴厲；在有些時候即使非常遵紀守法即使證照齊全的情況也會莫名其妙的突然的遭到營生當地政府力量的“驅逐出境”；以及當地黑惡勢力的騷擾、壓榨和盤剝；如此等等，這些問題都迫切需要解決。他們也有著和農民工同樣的基本訴求，他們和農民工同樣需要社會和政府的關愛、最基本的尊重和與當地人同樣的待遇。殷切盼望中央能重視他們的訴求，一并早日解決他們的問題。
5.回歸農村的退役軍人的合法權益保障問題。這些退役軍人除以上情況外，還有自己的特殊情況。“共和國的旗幟上有我們血染的風采”，一曲《血染的風采》唱出了軍人的甘于奉獻精神同時也唱出了軍人對祖國和家人至誠的愛，能夠從軍，終生無悔，能夠參戰，終生自豪，我們絕大部分的復員軍人從沒懷疑和后悔過自己曾經的付出。可是現實中有誰能重視他們的權益保障？正如一位老鄉曾經這樣對我說：“你以為你們當兵的是什么呀，也就是胡錦濤拿你們當回事，那還是因為他是（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不加掩飾的的語言深深傷害了復員軍人的一腔熱血，尖酸刻薄的語言更是現實中各地普遍存在的對復員軍人真實態度的真實寫照。誠然，一些地方的確存在著漠視復員軍人權益和損害人員軍人權益的現象。按照《兵役法》等國家法律和有關復員軍人安置政策的規定，農村義務兵退出現役后，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在農村招收員工時，在同等條件下，應當優先錄用退伍軍人。榮獲二等功以上獎勵的，按照家居城鎮的義務兵退出現役的規定安排工作。入伍前是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職工的，允許復工、復職。義務兵退出現役后，報考國家公務員、高等院校和中等專業學校，按照有關規定予以優待。實際情況在一些地方大打折扣，有些地方不按照國家的這些法律來安置退役軍人。就是在報考國家公務員、高等院校和中等專業學校以及報考研究生等方面有的地方也實際上沒有按照兵役法的這項辦理。不少農村退役軍人實際上享有不到國家規定的這些便利。反而，和一同應聘同一工作的非復員軍人相比，因為相對年齡較大或文化程度相對較低而被拒絕錄用。在就業中，因為復員軍人的身份反而成為一些用人單位和個人隨意使喚和超負荷使用的借口。就連《兵役法》第五十七條規定的“在服現役期間患精神病的義務兵退出現役后，視病情輕重，送地方醫院收容治療或者回家休養，所需醫療和生活費用，由縣、自治縣、市、市轄區的人民政府負責。在服現役期間患過慢性病的義務兵退出現役后，舊病復發需要治療的，由當地醫療機構負責給予治療，所需醫療和生活費用，本人經濟困難的，由縣、自治縣、市、市轄區的人民政府給予補助。”有的地方和單位也敢做手腳。有個別地方或用人單位甚至以下崗、提干、子女上學、住房安排等多種條件實際的逼迫退役軍人放棄國家給予的權利，也有些退役軍人因為自己合法軍人權益受到侵害上訪而遭到單位和地方的報復。國家對于退役軍人的其他優撫和撫恤政策也同樣被有些地方和用人單位所截留，或著被附加各種條件，實際的難以實現國家對復員軍人的優撫和撫恤。這些現象是對退役軍人曾經的保衛祖國行為的否定和諷刺，是對這些廣大退役軍人的心理傷害，往最好的地方說，或許對處于和平環境中的軍人可能感覺到沒有什么，甚至可以忽略不計，但對參加過戰爭的退役軍人來說，他們曾經流血負傷過，甚至拖著因參戰而傷殘的身體一直艱難的生活，這相對于他們來說是很大的傷害。長此以往，這些現象很可能影響到正在部隊服役的戰友，也會影響到廣大青年的從軍報國的積極性和熱情，通過對這些現象的了解，他們也將不得不為自己退役后的生計擔憂，從而將會軍隊的穩定、凝聚力和戰斗力，以后一旦國家遭到侵略或遇到大型災難事件需要軍人挺身而出時，將不得不考慮是否還會有人以及還會有多少人從軍衛國。難道非要把我國變成象被美英聯軍占領下的阿富汗和伊拉克那樣，成為恐怖勢力的天堂，民眾時不時的遭受炸彈襲擊整天生活在擔憂和驚恐中，難道非要把我國變成象美國武裝侵略后的索馬里和被美國等西方思維鼓動并侵略后的南斯拉夫那樣，國家四分五裂，軍閥混戰，盜匪橫行，難民有家難回，這些漠視或侵害國家賦予的退役軍人權益的個人和單位才能心安才能罷休？所以，無論對國家和民族，無論是軍人個人，這種現象的存在都實在不是好事。不要讓退役老兵戰時流血平時流淚，不要讓退役老兵的心長期滴血，不要自毀長城。對于這些漠視、侵害退役軍人權益和其他基本合法權益的現象，希望能引起中央領導的足夠重視。希望中央能夠行動起來，切有實效的解決這些漠視或侵害復員軍人合法權益的現象，嚴查涉軍用人單位的退役軍人合法權益保障情況，嚴懲各種漠視或侵害退役軍人合法權益的行為和個人。同時也希望盡早出臺《中華人民共和國退役軍人權益保障法》，確立保障退役軍人權益的法律依據和法制保障，力圖從制度和法律上保障廣大退役軍人的各項合法權益。
王紅剛（王法橋）
軍隊是國家的骨架，軍人的與血奮斗與犧牲才保住了國家的和平和正常的生活環境，軍隊和軍人是偉大的，是最可愛的人。歷史上有不少戰場上死的是忠良將，安享榮華的是奸佞。卸磨殺驢、忘恩負義位數不少，請有良知的人們，發現自己的良心。據高位的人往往良心被G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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