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批判“文革”災難的謬論

必須批判“文革”災難的謬論　　

在《炎黃春秋》2012年第一期讀到《紅衛兵留在我身上的印記》，作者彭古說；“我年逾古稀，肩背上的斑斑鞭痕，時常勾起我痛苦的回憶。40年前，那恐怖的1968年，即‘文革’第3年，那場噩夢，使我心驚肉跳！我差一點被學生活活打死！”　　

最后一段描述：“我身上的斑斑鞭痕，是紅衛兵運動刻下的印記。紅衛兵摧殘的何止一個小小的我，有多少達官貴人被沖擊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我能留下一條小命，算是不幸中的萬幸！我們怎能去責怪那些不懂事的孩子呢，但愿當年紅衛兵都能醒悟，永遠記住我們國家民族的那頁災難史！”　　

彭古此文的目的，是要“永遠記住我們國家民族的那頁災難史”！那頁，即是文革歷史。在彭古的眼里，文革是一頁災難史，但他沒有分析這個災難如何而來，誰該負責。　　

我年紀與彭古相近，年到古稀，文革開始時，我上大二，經歷了整過文革十年，我認為文革是三年。　　

彭古說：謝仲光是高二年級學生，我教他語文，和我同村，他家是貧農，我家是地主。在當時“紅五類”、“黑五類”階級對立的社會氣氛中，他視我為仇敵；加之因他學習懶散，我曾對他有過勸告和批評，他對我更加懷恨在心。　　

彭古沒具體說是1968年哪月，我查到1968年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成立革委會之前，許多地方已實行軍管或工宣隊進駐，紅衛兵組織早已不起作用，學生的活動，都由軍宣隊，工宣隊指揮安排。　　

湖南革委會成立后，彭古把自己被斗被打的責任推到紅衛兵頭上，不是他思想糊涂就是別有用心。另外，彭古沒說當時自己是哪一派，是造反派還是保皇派。我推測，彭古是中學老師，對當時的領導，可能有些不滿，大概是造反派或者觀點是造反派的一類人，那就免不了在運動后期被秋后算賬。　　

1966年文革運動開始，一些學生貼了學校領導的大字報，工作組進校后，把這些學生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把這些學生當成右派。《十六條》登報后，工作組撤走，但并沒承認把這些貼學校領導大字報的學生當右派是錯誤的。相反，各級領導人認為自己是打下江山的老革命，這些造反的學生是右派分子，發動工人，貧下中農保護自己。使整個運動形成了造反派與保皇派的對立，　　

后來，許多省軍區，軍分區還發槍給貧下中農，動員農民攻打城里造反派，武斗大規模發生。　　

2009年，我上了《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等非主流網站后，才看到許多主流媒體不講的事情，對文革所發生的許多事有了較全面的了解。　　

武斗，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了保護自己，挑動群眾斗群眾搞起來的。我記得，最早是青海省軍區的趙永夫下令向群眾開槍。毛主席1966年12月給周總理的信證明了這點。下面是毛主席的信；　　

恩來同志：　　　　 　　

最近，不少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游街是否算武斗？　　　　 　　

我認為：這種作法應該算是武斗的一種形式。這種作法不好。這種作法達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這里我強調一下，在斗爭中一定要堅持文斗，不用武斗，因為武斗只能觸及人的身體，不能觸及人的靈魂。只有堅持文斗，不用武斗，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應該分析，武斗絕大多數是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　　
    凡是動手打人的，應該依法處之。　　　　
    請轉告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去年9月9日，我參加《烏有之鄉》發起的到韶山紀念毛主席逝世35周年活動，在長沙，聽到湖南的一些老同志說，文革時期，中南地區的武斗，是黃永勝一伙制造的。他們說，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的黃永勝何時何地召開各省軍區會議，動員農民保衛革命政權。我說，你們最好把知道的情況寫出來，發表出來，讓大家知道。我相信，這些事情，總會有讓大家知道真相的一天。　　

我經歷了“文革”，今天又能看到主流媒體與非主流媒體關于文革的資料和意見，才看清了一些當權派怎樣運用自己手中的權力，打著紅旗反紅旗。　　

毛主席發動紅衛兵，人民群眾揭露，打倒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由于大多數干部馬列主義沒學好，認識不到毛主席發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義，對文化的革命很不理解，有的甚至有抵觸情緒，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運動群眾，挑動群眾斗群眾。　　

在武斗中，死了不少農民，武斗以后，這些當權派就利用手中的權力，挑動保他們這一派群眾把斗過他們的造反派群眾抓起來，關押，毒打，甚至殺害，有的是被亂棍打死，非常殘忍。我的一個弟弟，兩個中學同班同學，在廣西河池地區，是在1968年七·三布告公布后，廣西革命委員會成立后，他們看到報紙說工人應回廠抓革命，促生產，老師要回校復課鬧革命，他們從外地回原單位，被與他們觀點不同的另一派群眾亂棍打死，其中一個還是原縣委副書記的兒子。　　

文革期間的武斗，武斗后刮起的所謂“紅色恐怖”，運動一派亂殺另一派的群眾，都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運用手中掌握的實權制造的。　　

現在，這些事件的真相，大家可以在非主流網站，《烏有之鄉》，《毛澤東旗幟網》等網站上讀到。　　

彭古不說文革他是哪一派，被哪一派抓，打，把文革的所謂災難統統推到毛主席和紅衛兵身上，他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30年后，我們回過頭來再看文革，感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發動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是出于私心，而是為了反修防修，很有必要。　　

上海市市委書記俞正聲講到文革時，他公開提到自己家族的歷史。他母親范瑾是《北京日報》報業集團奠基人，范瑾兄長是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范瑾在文革時被打倒坐牢，出來以后從此精神不大正常，妹妹在文革時期是高中生，在學校被批斗，后來也得精神病自殺，親屬中有六，七個人在文革中死去。
他說文革是一場災難，是毛澤東和共產黨的錯誤，但是他仍表示對毛澤東持正面的肯定態度，對他“非常尊敬”，并且相信毛澤東搞文革“動機是無可厚非的”，就是要防止新生資產階級的出現和防止工農重新淪為社會底層。看30年后今天的社會現實，毛主席的預見何等英明正確！　　

我認為，文革的災難，主要是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極少數極端個人主義者及無政府主義者，為了自己的私利，打著毛主席的旗號，擾亂或者破壞毛主席的正確部署造成的。　　

另一方面，我們許多老干部，馬列主義學得不夠好，正如毛主席所說，沒幾個高級干部真懂馬列，不知道修正主義者在黨內，不理解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不能正確對待人民群眾對自己的批評，不能很好地對“左”的或右的機會主義錯誤進行說理斗爭，跟不上毛主席的革命步伐，使毛主席的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文斗不要武斗，抓革命促生產，斗私批修，各自多做自我批評等正確指示無法落實，使文革演變成了一場“全面內戰，打倒一切”的混戰，一小撮壞人運動群眾，制造武斗，成了災難。　　

李銳，辛子陵。茅于軾，袁騰飛，郭道暉等黨內外要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的老少爺們，把建國以來黨犯的錯誤，特別是文革中的錯誤，統統推到毛主席一個人身上，妄圖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澤東思想，否定黨的歷史，以達到否定黨的領導，好讓他們在中國全面復辟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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