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天前在這里發了一篇名為《關于文革的一點哲學思考》的文章，雖然被人以“臆想”冠名，但心中仍感欣慰。因為實在是沒想到在當今這樣的年代里，仍然會有人耐著性子看完這樣一篇兩萬多字的拙文，而且還肯花上半天的功夫去寫一篇這樣的讀后感。看了作者的番號之后，此種情形不禁讓筆者想起了鄭板橋的那句“難得糊涂”。
既然有人對這個話題感興趣，筆者就在此多說兩句，以供大家參考。
對歷史的研究，筆者認為有這樣幾個層次。一是對于研究之后形成的結論，有人習慣以大量的史實堆積來證明。二是有人習慣以探究、搜尋并公開“秘檔”的方式，來證明或者是還原歷史真實。三是對史實點到即止，注重于解釋事情為什么會發生或者為什么沒發生。但筆者一無在大量史料中去思索與探尋真實的勤奮，二無一看到什么“秘檔”或者什么“秘聞”的字眼就亢奮的毛病，所以只能在第三個層次上做點自己喜歡做的事情，寫點自己想寫的文字。
筆者一向認為，對于歷史上發生過的某些事情，如果不前后各推幾十年、幾百年，甚或上千年，是看不清它的本來面目的，就是說我們不會知道它為什么會發生。就如薩拉熱窩的刺殺事件，如果不向前推一百年，了解了寄宿在歐洲普、奧、法之間的爭霸情懷，我們是看不清那顆子彈，其實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埋下了要射向費迪南的基因的。這正是歷史學人常說的“偶然性中的必然性”。而對于毛澤東這樣一個歷史人物（筆者觀點他本身就是一位十分杰出偉大的歷史學家），要想說清楚他和他的思想以及他的活動，不向前推兩千年，向后推幾百年，甚至是上千年，我們是說不清楚的。
中國歷史的軌跡，就像是兩條相互平行，之間的關系卻是相互對立的軌道，而歷史的重心就在這兩條平行的軌道上來回擺動。比如秦“焚書坑儒”之后，漢就開始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秦和隋“不惜民力”的暴政之后，就有了漢和唐初的休養生息。而大的分裂戰亂之后，就會產生一個長期穩定的朝代。比如春秋戰國之后，就有了秦漢四百多年的穩定。五胡亂華和十六國之后，就有隋唐三百多年持續的統一。而孫和蔣的國民政府、毛澤東及其后的鄧小平時代，也沒有逃出這個規律的映射。比如孫和蔣組建國民政府實質上是一個唯官僚化的政府。不說別的，就看孫和蔣照片，就可看出一二。照片中，在孫和蔣的周圍從來都是各種身份的官僚、企業主或者是什么組織的頭目，什么時候看見孫和蔣與農民或者生產第一線的工人照過相？而毛澤東正相反，在延安的時候他可以和農民在地頭聊天說笑。進城以后，還能夠與鋼鐵工人握手，與石油工人碰杯。毛時代的歷史重心顯然是在群眾一邊。當毛試圖保持這個歷史重心而采取了過分注重群眾力量的方式之后，就有了鄧小平的只重視物質文明而忽視了精神建設的反思。筆者認為鄧的反思中，有相當的向毛認錯的成分。但是，當鄧想把重心搬回到另一條軌道上的時候，世界局勢的突變卻打亂了鄧的戰略部署。形勢逼迫鄧不得不“九二南巡”，讓那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步子再大些。這在筆者的拙作《中國與狼共舞》中的《“九二南巡”的隨想》中有專門的講述（雖有廣告植入的嫌疑，但此處不便多說，以免跑題）。
但是，現今國內對毛澤東的研究，采取的卻是孤立的斷代研究。只著眼于那一段歷史，或者某一個事件，有些研究人員看完公開的檔案，又看秘密的檔案，卻對整個中國歷史的大邏輯表現出不可思議的遲鈍與麻木。對于任何一個中國農民都會明白的“只要你能讓我有地種，秋后交完公糧之后，自己還有余糧可以過冬，我就跟你走”這樣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解釋的面目全非，五花八門，有的甚至已經背離了最基本的情理常識。
也許就是因為這些“五花八門”的解釋使中國人這個世界上最龐大的擁有統一文字（雖有簡繁之分，但都同屬中華文字）的群體，對毛澤東這個歷史命題，產生了“崇毛”“擁毛”“非毛”“去毛”等等不同的流派或者是思潮。現今，“毛澤東”這三個字已經成了試金石，通過對他的態度，就可以看出這個人在我們這個大群體中究竟是屬于哪一類，他的心究竟在哪。
有的人可能認為歷史是偉人的歷史，但是偉人再英明，也需要群眾的力量來支持。因此，歷史的主人歸根到底還是人民。中國在痛苦中尋找出路的年代里，人民選擇了毛澤東。而毛澤東亦憑借著自己超前的思想與異乎尋常的謀略，將中國引領到了一個嶄新的世界。他的思想與功績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定會更加為人民所理解和重視。至于那些“反毛”者的饒舌鼓噪，非但不會有損毛澤東的歷史功績，反而更加彰顯毛澤東的偉大。因為我們都看到了，逝去的毛澤東躺在那里一言不發，而那些活著的“反毛”者卻已經拼出了吃奶的力氣。這成了現今中國最為有趣的一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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