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廩實是否知榮辱 衣食足未必知禮節

    管仲的“倉廩實則知榮辱，衣食足則知禮節。”（管子《牧民》）與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把“則”改為“而”的一字之別，反映了不同的時代背景和文化基礎（思想道德意識形態等）的差別。看下文（百度貼文）所述，令老夫頗有感悟：  　　

  【兩千六百多年前，輔佐齊桓公成為春秋第一霸主的大政治家管仲說過這樣一段話：“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在管仲的治理下，當時的齊國經濟得到了傲視其它各路諸候的飛快發展，為齊桓霸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民以食為天”也成為了一句流傳千古的名言，特別是在饑荒的年代，這句名言有很強的現實意義。而在改革開放幾十年之后，饑餓與窮困逐漸離我們遠去，“民以食為天”的現實意義也隨之減弱。
  漢朝司馬遷在寫《史記—貨殖列傳》時引用了管仲的另一段話：“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在如今的形勢之下，管仲這段有關經濟發展與精神文明建設的論述再次受到關注。有人面對社會上出現的許多怪現象與不良風氣發出了“倉廩實未必知禮節，衣食足未必知榮辱”的感嘆。
在《管子—牧民》的原文里，這句話是“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史記》在引用的過程中改動了一個字：“則”改成了“而”。古人惜墨如金，用詞審慎，我們不要小看這個改動，這里面大有文章。
  在管仲所處的時代，周王室建立起的政治秩序仍然存在，但正在走向衰微，而諸候蠢蠢欲動。當時仍然是一個井然有序的社會，社會公約仍然能夠對各諸候國的民眾形成有效的約束。當時全民的倫理觀、道德觀尚未受到有效的挑戰，對各諸候國而言，“天下”的大環境是相似的，不同的是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所以管仲用了“則”字闡述了“倉廩實、衣食足”與“知禮節、知榮辱”之間的聯系。管仲敏銳的政治觸覺使得齊國占得了稱霸諸候的先機。
  而在司馬遷所處的西漢武帝時代，環境則大相徑庭。經歷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景之治，漢武帝時期的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漢武帝元朔五年有個特別的詔書，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面貌。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為天下先。”
  在西漢早期，有“一朝兩制”的政體結構：即周朝“封國土，建諸候”的傳統封建體制與秦朝開創的中央集權制并存于漢。而到漢景帝時期，社會高層逐漸認可了中央集權制，著手改革并引發了諸如“七王之亂”的社會動蕩。漢武帝時期盡管經濟的發展已經達到了空前繁榮的程度，但舊的社會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還沒建立起來，社會矛盾仍然是突出的。
  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劉徹自己也覺得當時仍然是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我們不難體會漢武帝時期社會發展遇到的困惑：經濟發展的勢頭樂觀可喜，但整個社會看起來卻總是很不和諧，橫豎不對勁。
  從這個詔書我們可以知道：漢武帝已經意識到“倉廩實、衣食足”與“知禮節、知榮辱”之間的聯系并不是必然的。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倉廩實、衣食足”是“知禮節、知榮辱”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份條件。也就是說“倉廩實、衣食足”只是個前提。
  司馬遷在寫史記時改動了管仲的原話，用“而”字闡述了“倉廩實、衣食足”與“知禮節、知榮辱”之間的聯系。從上至下，最高統治者與史官之間的默契反映了當時的高層形成的一種難得的共識，打造了一個至今仍然被人稱道輝煌的時代。】　　

  對照現在中國大陸的現實來看，小平同志也就只學到了管仲治國理念的表皮，還不懂其中奧妙就提出了“貓論”，在自己情緒的影響下，還有意或無意的打破甚至否定已有的“禮樂”基礎（毛澤東思想），雖也達到了民眾衣食保暖不餓肚子的目標，卻丟失了人們已有的道德規范。靠私欲泛濫、無序競爭發展生產，必然出現分配不公、兩極分化、禮崩樂壞、道德滑坡的亂象；盡管老鄧晚年對“貓論”有所頓悟，一再強調共同富裕的目標，想對已進行的改革開放政策進行調整以改邪歸正，但時間及壽命有限只能抑郁而去，就像毛偉人晚年發動文化大革命卻無幾人真正理解其要義一樣，毛、鄧晚年的憂慮其后任又有幾人真正知曉？　　

  老夫期盼新一代領導人要學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膽識，才有可能打造和諧社會。即回歸毛澤東思想路線，除私興公、斗私批修、繼續革命，大興人民民主，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法治，改惡性競爭為良性競賽，改百姓奢靡消費觀為合理消費觀；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創新為主、借鑒為輔，以我為主、引進為輔，學人精華去粗取精揚長避短，真正做到“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目的，重整中華雄風。　　

  作為東方文明古國，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要弘揚中國智慧海納百川風骨不變的大氣和優勢；堅持“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的理念，做人文進化的先師、推科學發展的精髓；要看清西方資本主義的強盜文化、禽獸（叢林）法則和縱欲消費、破壞自然不尊天道的奇技淫巧，勢必走向先害人后害己遭天譴的毀滅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