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圭 武
目錄
一、干部考核與民意測評
二、完善“巡視制度”的幾點建議
三、領導干部應具備五種意識
四、謹防黨內生活“三化”
五、不宜提倡領導干部上講臺
六、黨的建設貴在求真
七、提拔干部，要更注重成熟，而不是年輕
八、領導無道德 越有權力越可怕
九、正義是共產黨追求的最高價值
論 黨 的 建 設
宋 圭 武
茲將本人近些年關于黨的建設的文章整理到一塊，供大家參考批評。
一、干部考核與民意測評
考核干部既要重視民意測評，也要防止民意測評的負作用。
民意測評的積極作用是明顯的。一是民意測評有利于提高民眾的效用水平和滿意度。民意測評本身是對民眾權利尊重的一種表現。二是在民意測評過程中也會透露一些被考核干部的有關信息，這有助于提高干部選拔和考核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三是民意測評有利于干部與群眾保持密切聯系。因為民意測評有助于改變一些干部的不良作風，如只唯上不唯下等。
但在民意測評過程中也會產生許多扭曲。一是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所產生的扭曲。在社會經濟生活領域，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全現象是客觀存在的。測評表發下來，測評人對被測評人的相關信息并非都能真正了解，這樣，測評人的意思表達就會產生扭曲。二是既使信息是對稱和充分的，一些人也會不顧事實扭曲表達意見。測評結果的有效性與測評人的人格素質是密切相關的。一方面，我們要相信群眾，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防止一些不好情況的發生，要防止一些眼睛有病的人的搗亂。在面子人格下，匿名測評就有可能為一些具有陰暗心理的人提供一個發泄的渠道。在血緣文化和熟人文化中，測評結果將更多有利于血緣共同體和熟人。另外，在平均主義心態泛濫的前提下，一些人的嫉妒心較重，在這種情況下，對一些拔尖人才的測評結果并非就一定好。一些人看見人家比自己強，發展速度快，心里不舒服，借測評也可發泄一些不滿情緒。三是由于民意測評過程往往是政府主導，所以，在測評過程中難免會加進一些政府官員的人為因素，這也不利于測評結果的有效性和公正性。
如何提高民意測評的有效性和公正性，這里提幾條對策與措施。一是要僅可能讓大家對被測評人有更多了解。在測評前，有關部門要盡可能提供一些被測評人的相關信息。二是要更加重視實際業績的考核，要盡可能用事實說話。群眾滿意的干部未必就是為群眾辦事的干部，因為為群眾辦實事的干部未必就是群眾了解的干部。事實勝于雄辯。尊重事實是考核干部的最基本原則。三是要大力建設公民的誠信和理性精神。測評結果的有效性最終與測評人的誠信精神和理性精神有關。理性精神要求科學；誠信精神要求秩序。誠信精神和理性精神的核心都是求“真”，而求“真”是保證測評結果有效性和公正性的可靠和基本前提。四是應將民意測評的主導權從政府轉移到民眾。政府是民意測評的利益相關者。因為政府官員本身就是被測評的主要對象，所以，政府在民意測評中起主導作用不利于提高測評的公正性和有效性。這里筆者建議可否將民意測評的主導權轉移到民間自愿組織或第三部門手中，這對提高民意測評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大有好處。
二、完善“巡視制度”的幾點建議
巡視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會堯、舜、禹時期的天子巡狩制，即天子對各地進行自上而下的巡察。如堯命舜攝行天子之政，舜即開始巡視東南西北四方，確立了“五歲一巡狩”制度。巡守制不失為后世巡察制度的淵源。奴隸社會時期，夏、商、周三代均循此制，但天子巡狩的時間各不相同。到了封建社會的戰國時期，又有了“巡行”、巡縣制度，國君、相國、郡守都可以巡視地方。秦始皇統一六國后，也十分重視對地方進行視察，先后五次“巡行”，以加強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統治。
概括起來，古代巡視制度有如下特點：(1)出巡官員具有很大的權威性。漢代刺史的秩位只有六百石，卻能監察二千石的地方長官。他們代表皇帝行使監察權，能夠“以小監大”、“以卑督尊”。(2)出巡時間有充分保證。漢武帝時的刺史，每年8月下去巡察，年底結束，有 4個月的工作時間。唐代監察御史出巡時間可達半年之久。明代巡按御史有大半年的時間在各自的巡視區工作。從發展的趨勢看，愈到后來，出巡的時間愈長。(3)長期流動，不長駐一地。無論是漢代，還是唐、明，巡視官員都沒有固定的辦公場所，不是地方一級的行政機構。 (4)出巡官員職責明確，有較完備的監察法規。例如，漢代的《刺史六條問事》、隋代的《刺史巡察六條》，兩個六條成為自漢以來歷代刺史和中央派到地方進行巡察的監察官員必須遵循的原則。唐代《巡察六條》比漢六條、隋六條的范圍還要廣泛。明代則進一步完善了出巡法規，先后制定有《出巡相見禮儀》、《奏請差點》、《巡歷事例》和御史回道考察法規，劃定了監察范圍。這些做法既是對出巡官員職責的明確也是對出巡官員的約束。另外，職掌巡察的監察機構通常實行自上而下的垂直領導，只對皇帝一人負責，不受其他部門干擾，便于獨立行使職權。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作出了“改革和完善黨的紀律檢查體制，建立和完善巡視制度”的重大決策。2003年12月，中共中央頒發了《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以黨內法規的形式對巡視工作作出了明確的規定。 把巡視制度確定為黨內監督的十項制度之一。規定巡視工作的主要任務是： （一）了解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決議、決定和工作部署的情況，執行民主集中制的情況，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和廉政勤政的情況，領導干部選拔任用的情況，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情況，中央要求巡視的其他事項；（二）向派出巡視組的黨組織報告巡視工作中了解到的情況，提出意見和建議。2003年7月，中紀委、中組部正式組建中央巡視辦公室和５個巡視組，到遼寧、云南進行巡視試點，以后又逐步擴大到湖南、廣西、河北等幾個省市。
巡視制度的主要內容如下：巡視制度在中央和省（區、市）兩級黨委建立。組織機構是巡視辦公室和派出巡視組，屬于正式機構，有正式編制。組建巡視辦公室和派出巡視組的具體工作由紀委和黨委組織部門共同承擔。巡視組對上級黨委負責，職責是“對下級黨組織領導班子及其成員進行監督”。監督工作的具體方式是到一個地方巡視一定時間，中央巡視組到一個省（區、市）巡視的時間大致是3到5個月。巡視組可以“列席所巡視地方的黨組織的有關會議， 查閱有關文件、資料，召開座談會，與有關人員談話，了解和研究群眾來信來訪中反映的有關領導干部的重要問題。”“巡視組不處理所巡視地方的具體問題。”巡視結束后要向派出黨委報告工作。巡視監督中發現的問題將由上級黨委決定是否進行調查和處理。
巡視制度的建立，其積極意義也是十分明顯的。一是加強了對“一把手”的監督。二是確實發現和督促解決了一些地方和單位存在的問題。但巡視制度也存在一些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如：如何有效保證巡視組成員的工作積極性？如何有效防止巡視組成員本身的腐敗？如何保證巡視工作的長期有效性，而不是短期有效性？等等。對此，筆者認為，巡視制度建設應堅持以下原則。
一是不固定原則。這里不固定包括：人員不固定，任務不固定，時間不固定。這里要求巡視組的機構、成員、編制都不應固定，都應是臨時和變化的。反腐敗猶如貓捉老鼠，而固定化的弊端是短期可能有效，但在長期內，老鼠就有可能掌握貓的活動規律，導致反腐敗效率降低。因為固定化后，人員就會熟悉化，工作手段就容易被老鼠掌握。而不固定，可有效增大腐敗分子的預防成本，降低腐敗分子的應對能力。人員不固定，可使腐敗分子失去提前進行預防工作的對象。任務不固定，可使腐敗分子得對每一個工作方面都得有所準備。時間不固定，可使腐敗分子處處留心預防。
二是解決突出問題原則。在社會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有一些矛盾的焦點，都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由于社會經濟結構總是變革的，所以，每一個歷史階段的重點問題也有所不同。發展總是要抓主要矛盾，巡視工作也應體現這一要求。譬如，針對學校亂收費問題、形象工程問題、農民工拖欠工資問題，等等問題，巡視工作可根據需要和問題的突出程度，對一些重點問題進行重點巡視。抓重點問題也就是抓綱，綱舉目張，通過解決重點問題，也可帶動其它問題的有效解決，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三是隱蔽性原則。貓抓老鼠，一方面，要公開和大張旗鼓；另一方面，也要隱蔽進行。巡視組要到某一地方進行巡視，不應提前打招呼，而是應悄悄地去，要有突然性。這里巡視組成員的住宿和吃飯都應是獨立的，當地官員不應作陪。巡視組成員開座談會、叫人調查等，都應盡可能體現秘密性。隱蔽性能增大腐敗分子的心理壓力，也客觀增大腐敗分子的預防成本，這對提高反腐效率是有好處的。
四是利益相關原則。一方面，巡視組成員要求應是不固定的，每次巡視，成員都應不同。另一方面，在每次巡視確定巡視組成員時，應堅持利益相關原則。所謂利益相關原則，就是巡視組成員應由利益相關者擔任。由于利益相關，所以其監督的積極性和效率就高。如要檢查教育亂收費問題，巡視組組成人員就應由學生家長組成或以學生家長為主。要檢查某單位“一把手”的問題，可抽調一些與此單位相似單位的職工參加，這樣也有利于發現問題，因為由于單位相似，所以巡視成員對情況也就熟悉和不陌生。這里本單位的職工最好不要參與對本單位領導的檢查和巡視，這里也要考慮到對職工本人以后工作的影響問題，但可抽調類似單位的職工參加。這里一但某人被抽調到巡視組參加巡視工作，有關單位應積極配合，優先保證，不應阻攔。另外，由于巡視工作主要是針對主要領導，所以，巡視組成員最好來自基層，而不是上級部門。這里巡視組的權力體現應與巡視組成員本人的職務脫鉤，科級干部也可監督地級干部。而上級監督上級，結果有可能導致“官官相護”，并且積極性也未必高，而下級監督上級，既有利于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也有利于提高上級領導對群眾工作負責的態度。
五是公開性原則。對巡視組檢查的結果要不要公開，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筆者認為，應堅持公開原則，或至少應部分公開。不公開，就大大降低了巡視的效率，這也為暗箱操作提供了通道。由于腐敗本身就是一種陰性和隱性行為，難以見人，所以，公開本身就是一種對腐敗的制約。好東西應經常拿出來讓太陽曬曬，這有利于保護和消毒，也可以防患于未然。當然，由于檢查結果未必就一定符合實際情況，所以，有關方面要對巡視組的檢查結果進行進一步核實，凡經核實確定的，就應予以公開。對其中有一些涉及重要事項或國家機密或有關情況需要進一步確定的，可暫不公開，這時可對巡視結果只進行部分公開。
六是人民權力原則。領導就是為人民服務，人民也有權監督領導的工作。領導工作的好壞，最終取決于人民的評價。如何體現這一要求，在具體層面，筆者建議巡視工作具體的組織應由人大進行。人大可根據社會經濟發展中存在問題的需要，可有針對性的組織進行，尤其對人民群眾反映突出的問題，應進行重點巡視。巡視工作由人大來操作也有助于權力的制衡和相互制約，對推進我國的民主化進程也有積極作用。
中國著名的歷史學家錢穆在分析中國歷史時指出，中國政治制度演繹的傳統是，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再定一個制度來防止它，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于是有些卻變成了病上加病。越來越繁密的制度積累，往往造成前后互相矛盾。巡視制度作為反腐敗的一項重要舉措，應體現自身的制度特色，不能與其它反腐敗的舉措混同。否則，反腐敗制度的演繹也會掉入到“錢穆制度陷阱”中去
三、領導干部應具備五種意識
意識是行動的先導，要有正確的行動，就需要有正確的意識。目前，面對國際國內復雜的形勢和艱巨的任務，對領導干部而言，筆者認為至少應具備五種基本意識。
一是憂患意識。憂患就是居安思危。憂患意識是保證黨和國家事業存在和發展的有效前提。對于憂患意識的重要性，古人早就有清醒認識。《孟子·告子下》里說：“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左傳》中也說：“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唐朝著名政治家魏征明確指出:“自古失國之主,皆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所以不能長久。”(唐·吳兢《貞觀政要·政體》)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領導人對憂患意識一直給予了高度重視。1944年，毛澤東同志就向全黨發出學習《甲申三百年祭》的號召，要求同志們“千萬不可沖昏頭腦，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轍”。鄧小平也說道：發展是硬道理，因而要緊緊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如果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就談不上什么優越性。如果得不到應有的發展，中國就有被開除“球籍”的危險。江澤民同志明確指出：“要向全黨同志十分明確地強調,務必增強憂患意識,務必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我們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清醒地看到我們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國際競爭給我們帶來的巨大壓力,繼續謙虛謹慎、艱苦奮斗,同心同德地把黨和國家的事業不斷推向前進。”(《江澤民文選》第三卷第517頁)胡錦濤同志2005年1月在新時期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專題報告會上鄭重指出：“一個政黨過去先進，不等于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于永遠先進。面向未來，我們黨任重道遠，擔子更重，責任更大。我們必須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同時，歷史發展的實踐也證明，在憂患意識喪失之時，往往也就是危險和死亡來臨之時，如“闖王”李自成就是典型。當然，這方面的事例是很多的。所以，沒有憂患意識，成功就是不牢靠的，成功的來臨，也就往往意味著危險的到來。
二是忠誠意識。忠誠意識包括“忠”的意識和“誠”的意識兩個方面。“忠”就是忠于黨的宗旨，忠于國家的發展，忠于人民的幸福。其中人民的幸福是“忠”的最終目的。“誠”就是誠信。這里“誠”與“信”本質是統一的。《禮記·中庸》中寫到：“誠，自誠也。”信就是講究信譽，信守承諾，不欺人。一個人要想做到不欺人，首先必須不自欺。只有忠于自己的本質，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才能使自己的行為具有穩定性和一貫性，才能最終取得他人的信任。相反，一個不忠于自己的本性、表里不一的人，就不可能忠實于他人，也就不可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古人云：“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孟子》也說：“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所以，與人交往，不自欺，以誠為本，才能最終做到人不欺，信于人。另為，由于信的基本要求是誠實不欺，忠于他人。所以，有信的人，必然言行一致；而言行一致的人，也就是一個誠實的人。在《說文》里，對“誠”與“信”的解釋是：“誠，信也。”“信，誠也。”這里用信解釋誠，用誠解釋信，表明誠與信實質也是不可分離的。誠信對社會發展的意義是深遠的。首先，有誠信的社會就是一個有道德的社會。誠信是道德的土壤，所以，沒有誠信，就很難產生良好的道德。其次，誠信是實現法治社會的基礎。有誠信就意味著守承諾，從而契約就是有效的，從而法律制度就能得到有效執行。目前，對領導干部而言，樹立誠信意識，意義就更加突出。領導干部是社會的表率，在社會誠信嚴重缺乏的情況下，領導干部帶頭講誠信，對社會的促進作用將是巨大的。反之，若領導干部不講誠信，對社會的破壞作用也將是巨大的。
三是敬畏意識。所謂“敬畏”，就是既敬重又畏懼。對于“敬畏”，東西方的許多賢哲都有深刻的論述。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朱熹特別強調“君子之心”應“常存敬畏”；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認為有兩樣東西最值得人類敬畏，那就是“頭上的燦爛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 法國當代哲學家保羅·里克爾在《惡的象征》中指出：“經由害怕而不是經由愛，人類才進入倫理世界”；德國現當代哲學家海德格爾敬畏的是“世界本身”：“畏之所畏就是世界本身”。目前，要求干部樹立敬畏意識，也是黨和國家對干部素質的一項基本要求。在09年4月，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寧夏考察時也強調，領導干部應干干凈凈干事，要培養和樹立六種意識：信仰意識、公仆意識、自省意識、敬畏意識（常思貪欲之害）、程序意識和民主意識。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在中國浦東、井岡山、延安干部學院舉行的2008年秋季開學典禮中也強調，當干部要有敬畏之心，一要敬畏歷史，使自己的工作能經得起實踐和歷史的檢驗；二要敬畏百姓，讓自己做的事情對得起養育我們的人民；三要敬畏人生，將來回首往事的時候不會感到后悔。對于領導干部而言，樹立敬畏意識，意義是深遠的。首先，有利于更好堅持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要求以人為本，而以人為本其核心和靈魂就是要敬畏生命。所以，提倡領導干部要有敬畏生命的意識是與黨的要求不矛盾的。其次，有利于更好堅持唯物主義。共產黨員是唯物主義者，而唯物主義與有敬畏意識也是不矛盾的。唯物主義堅持存在第一，意識第二。而存在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確定性的存在；一種是不確定性的存在。對于確定性的存在，我們堅持的原則是科學利用，尊重規律。對于不確定性的存在，我們應堅持敬畏的態度，這也是一種理性精神的體現。第三，提倡敬畏意識也有利于黨和政府化解社會矛盾，推動構建和諧社會。例如，目前，我國社會不斷出現的一些自殺和他殺的現象，雖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與缺乏敬畏生命意識和缺乏敬畏不確定性的意識也是有深層關聯的。而敬畏生命和不確定性可以對現世人生的存在本能和毀滅本能產生一種約束。由于對人生有了約束，所以，社會就增加了穩定性和秩序性，從而社會經濟也就提高了效率。另外，敬畏生命和敬畏不確定性，也可有效減緩人在確定性空間所產生的欲望張力，人可以把在確定性世界中所積聚的本能能量和欲望轉移和釋放到不確定性的空間，從而也就有利于社會和諧和穩定。
四是淡泊意識。所謂淡泊，就是恬淡寡欲，保持一種寧靜自然的狀態，不追逐虛妄之事，修養品行。領導干部樹立淡泊意識，對個人，對社會，都有很大好處。對個人而言，樹立淡泊意識，一是有助于心態平衡，身體健康。淡泊可以使人“致虛極，守凈篤”，從而有利于心態放松和身體平衡。古人云：“欲多則心散，心散則志衰，志衰則思不達也”。人們也說：“心底無私，喜氣洋洋；追逐名利，終日惶惶”。唐代名醫孫思邈就極注重修心養性，他將人體的精、氣、神喻為燈油，人的生命猶如燈光。若燈芯用大炷，油易盡，燈易滅，若燈芯用小炷，則油有余，燈難熄。生命如燈，精、氣、神是“生命之油”，只要注重修心養性，淡泊處世，順其自然，“生命之油”便消耗得慢，生命自可延長。另外，人在旅途，不可能總是一帆風順，既會有順境，也會有逆境，而淡泊之心可以使人在順境和逆境時都能保持一顆平常心。在行動上，我們要以入世的心態積極認真拼搏，但在心態上，我們要把一切都放下，讓心境處于一種淡泊自然狀態。據調查，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工作都相當艱苦，但他們的壽命都很長，這與他們有恬淡虛無的心態也是有密切關系的。二是也有助于事業得到更進一步發展。諸葛亮在《誡子書》中說：“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清代學者胡達源說：“簡默沉靜者，大用有余；輕薄浮躁者，小用不足。”俗話也說：“高飛之鳥，死于美食；深水之魚，亡于誘餌。”由于領導干部比一般群眾面臨更多的燈紅酒綠的誘惑，所以領導干部就更需要保持一種淡泊之心。對社會而言，樹立淡泊意識，也有利于和諧社會的實現。人類社會一切問題的總根源就是欲望無限與資源有限的矛盾。這種矛盾最終導致了三方面的不和諧：一是人與自然的不和諧；二是人與人的不和諧；三是人與自身的不和諧，就是人的肉體與靈魂的不和諧。而樹立淡泊意識，可以有效緩解這種矛盾，從而也就有利于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和人與自身的和諧。由于保持淡泊意識對個人和社會都有好處，所以要求領導干部具有淡泊意識，這也是黨對干部素質的一項基本要求。胡錦濤總書記曾強調指出：“領導干部要干干凈凈為國家和人民工作，必須以淡泊之心對待名利”。對于領導干部而言，應是個人名利淡如水，人民事業重如山，人民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君子志在澤天下，小人志在容其身”，領導干部應帶頭做社會的君子，而不是小人。人們常說“廣廈千間，夜眠八尺；良田萬畝，日食三餐”，“朝中官大做不盡，世上錢多賺不完”。作為一名稱職的領導干部，就應當有戰略眼光和寬廣境界，而不應當只看到眼前和局部。否則，對個人和社會，都沒有好處，也不符合黨對干部素質的基本要求。
五是學習意識。對每一個黨員和領導干部而言，學習既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義務。領導干部搞好學習，這不是個人的小事，而是事關全局的大事。陳云同志指出：“革命事業是一種偉大的艱巨的工作，特別是中國革命的環境和革命運動更是萬分復雜，變化多端，而領導革命的共產黨員，它之所以能在變化的、復雜的環境中把握一切偉大的革命運動，并且指導各個運動使之走向勝利，是因為有革命理論的指導。共產黨員有了革命的理論，才能從復雜萬分的事情中弄出一個頭緒，從不斷變化的運動中找出一個方向來，才能把革命的工作做好。不然，就會在復雜的、不斷變化的革命環境中，迷失道路，找不到方向，不能獨立工作，也不能正確地實現黨的任務和決定。所以每個共產黨員要隨時隨地在工作中學習理論和文化，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增進革命知識，培養政治遠見。”(《陳云文選(1926—1949)》第77頁)對于黨的高級干部，陳云同志認為更應成為學習的模范。他指出：“學習理論既然是每個黨員的責任，那末，黨內的老干部、高級干部首先要努力學習，成為學習的模范。因為你是老干部，因為你常常擔負獨當一面的領導工作，你就更有責任而且更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高級干部要思索一下，看看一下兩種情形，哪一種對黨更有利？一種是，一天到晚地埋頭工作，不去找時間讀書；另外一種，就是一天抽兩小時來讀書。我認為，后一種無疑對黨員更有利。因為你是老干部，有斗爭經驗，學習理論更容易把書本上的東西消化成為自己的，這樣，領導工作的水平就可以大大提高。同時，黨要培養大批理論聯系實際的干部，也首先寄托在老干部和高級干部身上，老干部要擔負起這個責任。只要大家認識清楚學習的重要性，就應該想法擠時間來讀書。現在你無論怎樣忙，為了把握偉大而又變化多端的中國革命運動，必須增加一點革命的理論，增加一點歷史的知識。”(《陳云文選(1926—1949)》第123頁)江澤民同志也在有關場合多次指出：在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中，要強調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目前，我們正處在一個學習型時代，我們要建設學習型社會、學習型政黨，就必須要求領導干部樹立學習意識。因為倘若我們的領導干部不抓緊學習、不堅持學習、不刻苦學習、不結合實際學習、不帶領組織群眾一起學習，就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難以完成時代賦予的歷史重任。清代王豫說過：“才不稱不可居其位，職不稱不可食其祿。”面對復雜的環境和艱巨的任務，領導干部只有不斷加強學習，才能更好應對歷史和現實的艱巨挑戰，把人民的工作做好。領導干部樹立學習意識，貴在行動。要減少應酬，多讀一些好書，不能因為工作忙就忘記讀書。據人民論壇雜志社在全國范圍內所做的“萬名黨政干部閱讀狀況調查”結果顯示，62.7%的受訪者表示因工作太忙、應酬太多抽不出時間讀書，33.4%的受訪干部每周的讀書時間為0-3小時。這種情況若長期下去，領導干部的素質就很難得到有效提高，干部解決問題的能力也就會不斷下降，最終為人民謀幸福就會成為一句空話。
四、謹防黨內生活“三化”
目前，隨著中國改革的不斷深化，黨內生活一方面向好的方向不斷轉化，如言論更加自由，制度不斷規范，也更加人性化等。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好的現象，其中黨內生活市場化、特權化和投機化就是最突出的表現。
一是市場化。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對黨的建設既有促進作用，也給黨的建設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市場經濟有利于推動黨的建設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但市場原則畢竟是市場進行交易的原則，不是政府和執政黨自身從事政治活動的原則，所以，市場經濟對執政黨建設也提出了考驗和挑戰。在實際中，一些領導干部將等價交換原則引入黨內生活，將黨的活動看成是市場活動，利用公權互相辦事，為個人謀福利，這是一種嚴重違背社會正義原則的行為。領導干部相互交換權力的使用，符合義氣原則，但義氣不是正義。義氣是建立在私人關系基礎上的，是私人交往的利益平衡，而正義是一種社會平衡。社會發展，若只有義氣，而沒有正義，社會發展就是無規則的，社會秩序就是紊亂的。尤其是作為執政黨，更應做好表率，否則，社會就會更加潛規則化。
二是特權化。一些領導干部處處講排場，講特殊，總是注重與同級別的干部比房子、比車子、比票子，等等，總希望自己的待遇要比別人好，若在待遇享受方面不如人家，心里就不平衡，就有失落感。特權化的文化根源是面子文化；特權化的人性根源是個人利益的無限膨脹；特權化的制度根源是官本位等級制。特權化實質是自我對自我價值實現的異化肯定，就是希望通過特權這種形式來肯定自我優越于他人的價值。但特權總是以權力的過度利用為基礎，所以，特權造成的結果是個人利益得到了過度滿足，但社會和群眾以及別人的利益卻受到了不合理損失。特權化必然伴隨腐敗化，也最終會導致一些干部走向墮落和犯罪。
三是投機化。目前，一些黨員領導干部不注重好好干工作，成天注重的是鉆空子、見風使舵、溜須拍馬等，這些行為實質就是一種投機行為或機會主義行為。產生黨內投機行為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一些黨員注重追求個人利益，這是產生投機行為的人性因素。改革總是伴隨秩序的稀缺，而秩序的稀缺就有可能導致機會主義泛濫，這是產生投機行為的社會因素。另外，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權力不規范，這也加劇了投機行為的泛濫。投機行為的本質是動物性和聰明性的混合。一方面，投機是黨內生活制度不健全的一種結果；另一方面，投機泛濫，會進一步導致黨內生活更加無規則化和混亂化。
市場化、特權化、投機化，三種力量合在一起，對黨的建設提出了嚴重考驗。對此，筆者認為，應通過黨內生活的公開化、公平化、實績化等建設措施，反對黨內生活的市場化、特權化、投機化。
一是決策要注重公開化。公開是實現公正的有效途徑。黨的有關決策和各項活動，能公開的要盡量公開。同時，要提倡公開討論和公開協商，要反復公開征求群眾意見。道理越辯越明，在公開和反復協商以及討論中，才能使決策更符合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才能有助于更加實現社會公正。所以，在黨的建設和各項具體的制度設計中，一定要充分注重公開化方面的制度建設。
二是待遇要注重公平化。各單位在制定福利標準時，要立足于個人對社會貢獻的大小，而不是權力的大小。如在給領導配車等方面，要盡可能一個車型，不要分檔次，不要高級別的領導就配高檔次的車，一般級別的領導就配一般檔次的車，等等，而是要根據工作需要配車。另外，如在會場的布局等方面，也要改革，要多一些圓桌，少一些臺階，也不要突出個別領導位置等等。
三是考核要注重實績化。這里主要是考察干部一定要注重實際業績的考核。一方面，我們要注重民意測評，因為民意測評也是對民意的尊重；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民意測評的副作用，因為民意測評有時也會導致拉關系等不好現象的發生。所以，更重要的是，在提拔干部和考察干部上，要用事實說話，要盡可能將那些為人民做了重大貢獻的人提拔到領導崗位上來，而不是叫一些會投機鉆營和注重拉關系的人占便宜。
五、不宜提倡領導干部上講臺
推行領導干部上講臺制度，有好處，也有不足，總體來看，應不宜提倡。
首先，領導干部最重要的工作是管理，這是本職工作，做好本職工作就是最好的，這也符合社會大分工的要求。
其次，要多強調領導干部下基層，而不是上講臺。現在一些領導干部，眼睛盯的主要是上面，而不是下面，要多到下面調研，研究些問題，然后探討如何解決，這是最主要的。
再次，要強調領導干部多進教室，但不是去當老師，而是去當學生。現在是知識型社會，領導必需是學習型的，而不是以吏為師的時代。領導干部要多聽一些專家的意見，要多學習一些國外治理的先進經驗，要多學法律知識和科技知識，而不是相反。這些年，政治局每年都要請一些專家來授課，就是非常好的做法，所以，下面的各級單位，也要向中央政治局學習，要把請專家做報告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來抓。
第四，請領導上講臺，背后總會產生各種利益關系，所以，盡量回避較好。
第五，領導干部不是不可以上講臺，但要盡可能少上。領導干部可以就一些重大問題進行通報，針對一些問題進行探討，從這個方面看，領導干部是可以到講臺上講一講的。
六、黨的建設貴在求真
黨的建設是一個大文章。如何建設一個光榮、正確、偉大的黨，這不只是關系黨自身發展的問題，更重要是關系建設強大中國和維護國家穩定和統一的大事。
要抓好黨的建設，不能只做表面文章，不能形式化，不能靠灌輸，而是貴在求真。求真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要有真誠的心態。二是要有堅持真理的勇氣。
要有真誠的態度，就是要對黨忠誠。每一個黨員在入黨的第一天，就對黨宣誓忠誠，所以，忠于黨是每一個黨員的天然義務。我們不能因為個別黨員或一部分黨員有問題就認為黨有問題，黨與黨員是有區別的。黨正確與否，取決于黨的綱領和目標以及政策手段。但黨員在執行黨的綱領和黨的政策時，未必就是全心全意的，未必就是不打折扣的，未必就不弄虛作假。而對黨忠誠，就不是對這種不符合黨的要求的個別黨員忠誠，而是要對黨的綱領和實現目標忠誠。
要有堅持真理的勇氣，就是要敢于堅持真理，不在權力和金錢面前低頭。真理是黨的生命。堅持真理是一個好黨員的基本要求。若一個黨不堅持真理，這個黨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一個黨員敢于堅持真理，就是要努力把黨建設好的一種表現，也是對黨忠誠的具體要求。因為黨員若不堅持真理，對黨忠誠就是一句空話，就是對黨的本質叛變，也可以說就是黨的另一種形式的叛徒。
真誠、真理，這是搞好黨的建設的兩個重要支點。每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都應對黨抱有真誠的態度，對社會和人民有堅持真理的勇氣，這是黨興旺發達的基礎，也是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基礎。
如何讓一個黨員對黨忠誠，且敢于堅持真理？
其一，要健全和完善黨內民主，讓每一個黨員在黨內都有一個主人翁的地位和感覺。這樣，黨員就有了責任意識，也就有了奉獻意識，忠誠黨也就有了基礎。
其二，黨內對一些重大問題要提倡辯論和討論。黨要敢于對自身綱領及政策進行廣泛的討論和辯論。理越辯越明，真理是在辯論中誕生的。一言堂反映的是權力，而不是產生真理的基礎。
其三，要提倡決策的公開化。公開化有利于監督，有利于更好貫徹黨的政策和方針，同時也有利于黨員更好堅持真理和鼓勵黨員對黨忠誠。
其四，要以法治黨。治黨入治軍，沒有嚴格的紀律，就沒有黨的戰斗力，黨就沒有領導人民進行長征的能力。所以，對黨員中的敗類，要堅決給予清除，不能姑息遷就。黨的建設不在數量，而在質量；否則，就是一個老鼠害了一鍋湯。
其五，要嚴格入黨程序。要真正吸收一些有道德、有理想的人入黨，而不是一些投機分子。對于黨員的預備期，可以延長，若不符合條件，組織就不要急于同意入黨。
其六，要鼓勵黨外監督。對黨的監督，應當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黨內監督，一個是黨外監督。加強對黨的監督，就是要加強這兩個方面的監督，而不是只注重一個方面。要鼓勵新聞媒體和社會各界對黨的監督，同時，也要考慮建立和完善這方面的獎勵機制。沒有好的機制，監督就很難落到實處。對打擊報復者，要給予嚴厲懲處。
七、提拔干部，要更注重成熟，而不是年輕
現在一些地方，提拔干部，貼出公告，動輒要多少后多少后的，如70后的，80后的，甚至90后的，其實，仔細考慮，完全沒有這個必要。
首先，干部應是成熟一個，提拔一個，不要人為將一些后面不成熟的提前提拔，這樣對前面的人不公平。這里講的成熟，主要是指一些有工作經驗、生活閱歷和突出業績以及德才兼備的人。如一些地方提拔干部，60后有成熟的，而偏偏提拔70后的，這就不好，這樣對60后的就不公平。并且若一直這樣思路進行下去，80后有成熟的，而偏偏提拔90后的，這樣就不斷衍生出一代又一代的不公平，這對社會而言，就嚴重不符合正義原則。
其次，人為將一些缺乏經驗的提前提拔，對社會健康發展也不好。一方面，有成熟的人不用；另一方面，卻用一些不成熟的人干重要的工作，這也是人才資源配置的誤區。這樣做，對社會不好，因為社會資源的配置權沒有掌握在最有經驗的人手里面，這樣就容易導致資源配置的低效率；同時，對提前提拔的個人也未必就真好，因為沒有工作經驗，工作也干不好，也不利于個人下一步的發展。
再次，現在是和平年代，不能用戰爭年代的思維來推理和平年代的事。在戰爭年代，由于情況特殊，可以在提拔干部時將年輕因素考慮的重一些，可以考慮提前培養；但在和平年代，就沒有這個必要。因為在和平年代，秩序是穩定和規范的，而在戰爭年代，到處都是跳躍和間斷，沒有穩定和規范的秩序，兩者外在環境是完全不同的，所以，關于提拔干部的工作思路也就必然不同。
第四，若沒有成熟的提拔干部標準，論資排輩也是有好處的。目前，提拔干部有一個最大的困難就是考核標準的建設，由于難以對一些公務員的工作進行量化考核，這就增加了考核建設的難度。在這種情況下，適當的論資排輩也不失為是一種較合理的選擇。當然，論資排輩是有許多缺陷的，但當沒有最優的選拔標準時，就只能選擇次優的標準。若不論資排輩，往往一些領導干部就會以年輕為理由或借口提拔一些自己的關系戶，而將真正需要提拔的人排斥在外。
第五，有些地方領導在提拔干部時將年輕考慮的很重要，其實也有個別領導在人才問題上作秀的因素，而非真的是考慮工作方面的需要。現在一些地方領導，在考慮人才工作時，由于考慮到政績的需要，往往就突出一些特點，如年輕、文憑等因素，好像真的是領導重視人才的年輕化和知識化，其實背后編織的故事，往往是為領導個人的提拔提前修路或制造業績，而非其它。
第六，重視年輕干部提拔，并不能保證這些人上臺后就真正為人民服務，關鍵還是制度的合理化建設。重視年輕干部提拔，落腳點是工作，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以及提高工作的效率和水平。但若沒有健全的制度，提拔誰最終結果都一樣，不管是年齡大的，還是年齡小的，都有可能變得不好，成為人民的對立面和坑害人民的人。
所以，提拔干部，筆者認為，應當遵從自然原則，就像摘果子一樣，成熟一個，就摘取一個，然后讓果子服務于人民的需要，這樣人民吃起來口感也好，而不要在果子還在青澀的階段，就提前摘取，結果讓吃的人也難受，對社會發展也不好。而作為領導，要抓好人才，關鍵是要從培育好生長人才的大樹方面著想，要讓大樹根深葉茂，能不斷為社會提供優良的人才果實。有了枝繁葉茂的人才大樹，社會發展也就充滿了綠意，人民也就安居樂業，百業也就興旺發達。
八、領導無道德 越有權力越可怕
黃葦町先生在《北京日報》（2011年11月14日）撰文指出：領導無知識，越有權力越可怕。筆者認為，這樣的判斷本質上是無錯的，在一定情況下也是符合實際的，是有一定正確性；但另外存在的一個事實是，領導無道德，也會越有權力越可怕，而且后一種可怕比前一種可怕更可怕。
首先，領導無知識，但若領導有道德，這樣的領導至少可以在道德上起到一個榜樣作用，這也是對社會有益處的。對社會道德建設而言，上梁不正下梁歪，領導的以身作則是很重要的。
其次，領導無知識，但若領導有道德，這樣的領導至少也是尊重人才的。這樣，也就可以利用別人的才能和知識彌補領導者自身知識的不足。當今社會，不需要領導樣樣都通，關鍵是領導要虛心利用好各種人才。
再次，道德規定知識的方向，領導無道德，知識就成為害人的利器。知識和道德相比，道德的價值要始終高于知識的價值。培根說，知識就是力量。但知識只有建立在道德的基礎上，知識才是造福于社會的力量，否則，知識就是禍害社會的力量。
第四，從實踐上看，有知識的官員多的是，但有知識并沒有讓官員不腐敗。中國歷朝歷代，許多官員大多應是有知識的，至少普遍應比民間知識水平要高，因為中國古代社會是學而優則仕。但這知識并沒有減少中國歷朝歷代嚴重的腐敗，科舉狀元有時比一般人腐敗的更厲害、更嚴重。反多來，一些有大德之人，知識水平雖一般，但知識欠缺并沒有阻止這些人成為杰出的領導者和國家領導人，如曼德拉就是一個例證。
第五，對專業技術人員而言，重要的是知識，對領導而言，道德就更重要。因為領導要統領這些專業技術人員。領導若沒有道德，就既管不好自身，也管不好別人，這對社會危害更大。兵歪歪一個，將歪歪一窩。
在現實中，我們希望最好是領導既有道德，也有知識，因為有知識，也有利于提高決策的科學性。但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要更多注重提拔有道德的干部。德才兼備，以德為先，這是一個正確的方針。
我們提倡領導干部要“咬定青山不放松”，但這“青山”，應是為人民服務的道德之“山”。領導干部只有“咬定”為人民服務的道德之“山”不放松，知識之樹才會常青，知識之樹才會最終成為國家的棟梁和有用之才，國家也就會越來越發達，民族也就會越來越強大。
九、正義是共產黨追求的最高價值
共產黨從誕生的那一天起，最高目標就是正義，就是為了建設一個有正義的社會。共產黨奮斗的共產主義社會實質就是一個充滿正義的社會，若共產主義社會不體現正義原則，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就根本不是共產黨人追求的目標。
共產黨也是為改造舊社會而來。而以往的社會，最大的不合理就是不正義，其中不正義主要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等三個方面。在政治上的不正義，就是特權，權力主要掌握在少數人手里，權力是為少數人服務的。在經濟上的不正義，就是雖然財富的生產是大多數人，但財富的占有主要是少數人，剩余價值大多歸于少數人。在文化上的不正義，就是文化的主導權掌握在少數人手里，并且文化的核心價值是為少數人服務的，是為少數人占有權力和財富提供合法解釋的。當然，以往的社會并不缺乏效率，有時，在集權體制下，一些項目的效率可以說是驚人。但以往社會的效率是沒有正義基礎的。
共產黨追求的社會，就是既要有正義，又要有效率的社會，其中正義是最高的目標。因為社會有正義，就肯定有效率，而且有了正義，效率就才是真正的效率，效率就是全局的效率和長期的效率，而不是短期的效率或是局部的效率。若沒有正義，效率就只是為少數人服務的效率，而不是為社會和為大眾服務的效率。
共產黨追求的正義，就是要建立政治、經濟、文化三個層面的正義。
在政治層面，所謂正義，就是社會應盡可能實現個人之間具有相同的選擇權利，而不是少數人具有特權。就是在選擇的自由和權利方面，要更多強調機會均等，而不是一些人多，一些人少。首先，自由和權利并不是無限度的。個人的自由和權利總是要受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同時，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也必須要考慮到自己在行使自由和權利時對別人的自由和權利的限制，所以，自由和權利是有限度的。其次，對于有限度的自由和權利而言，公正的分配原則就是大家均等，不能有些人有較多自由和權利，而另一些人有較少自由或權利。
在經濟層面，所謂正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是社會應盡可能實現個人之間嚴格的按勞分配。勞動代表了一種貢獻，按勞分配就是按貢獻分配。這既符合公平原則，也符合效率原則。因為社會若不實行按勞分配，一些真正為社會做貢獻的人，就沒有做貢獻的激勵，社會發展就缺少了動力。同時，不實行按勞分配，也使少數人坐享其成，社會就是奴役性的，這也是以往不合理社會的典型特征。二是社會應盡可能保證先天資源收益的平均分享。對于人類而言，先天資源，就像一個沒有失主的黃金，其公平的分配原則就是收益平均分享。比如土地，就是先天資源。馬克思指出：從一個較高級的經濟的社會形態的角度來看，個別人對土地的私有權，和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私有權一樣，是十分荒謬的。甚至整個社會，一個民族，以至一切同時存在的社會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們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們應當做為好家長把經過改良的土地傳給后代。這里筆者認為，對于先天資源收益，關鍵不在所有權，關鍵是要實現收益的平均分享。但由于在收益分配中，所有權具有強勢地位，所以，國家要對所有權進行限制，要通過稅收等多種手段，實現全民在先天資源收益方面的平均分享。三是人道原則。有些人由于遺傳等原因，在勞動能力等方面具有先天的不足，但這種不足不能歸結為個人的原因。所以，按勞分配也是有缺陷的。為了彌補先天資源收益平均分配和后天按勞分配的不足，就需要有人道原則做補充，其中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就是對這種不足的一種必要補充。
在文化層面，所謂正義，就是要有正義精神，就在要在人文價值中要體現平等、對他人的尊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并且要滲透到大多數公民的意識深處。
共產黨如何實現正義？第一，要建立更加民主的體制。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資本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沒有人民的當家作主，社會主義就是一句徹底的空話。同時，讓人民當家作主，也是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資本主義的第一個步驟。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1918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羅莎·盧森堡在德國共產黨成立宣言《斯巴達克同盟想要什么？》一文中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在于大多數勞動群眾不再是被統治的群眾，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經濟生活的主人，并且是在有意識的、自由的自決中領導著這全部生活。但民主建設應考慮不同的人文背景。國情不同，民主的道路就不同，否則，民主就不能很好體現正義原則，民主就與民主的本質相悖。在中國，如何建設民主，筆者認為，由于面子文化和血緣關系文化濃厚，所以，在中國，應考慮要建設更多具有公開性和協商性特點的民主制度。第二，要大力發展經濟，但財富的分配目標是要讓大多數人富起來，而不是僅僅讓少數人富起來。第三，建設具有平等精神的文化，反對官本位。
共產黨要實現自己的最高目標，具體責任人就是共產黨員。但共產黨員的素質是有差別的，這就決定了共產黨在實現自己目標的過程中，道路是曲折的，也是充滿斗爭環節的。一方面，高素質的共產黨員要與低素質的共產黨員進行斗爭；另一方面，共產黨員也要與自身的缺點不斷進行斗爭。
共產黨員的素質總是與特定的國情基礎相聯系。在中國，共產黨員改造自身素質，重點就是農民性的改造。
而中國的農民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自私與浪漫。自私，就是沒有國家意識和公共意識，就是個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只看到自家一畝三分地的收益，而看不到合作和規模的收益，看不到國家的收益。浪漫，就是富有幻想情結，幻想有朝一日當上皇帝，或有朝一日被皇帝所提拔，來實現平天下的夢想。由于自私，就缺乏了德性的基礎；由于浪漫，就缺乏了理性的基礎。所以，自私與浪漫，是建設正義社會的大敵。
為了實現黨的最高目標，要求共產黨員既要改造客觀世界，也要改造主觀世界，所以，對一個具體的共產黨員而言，任務是雙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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