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香園新筆之四：什么知識，改變誰的命運
田 松
張藝謀拍了一個系列公益短片，主題叫做“知識改變命運”。這話抽象說來應該是不錯的，我們常常引用的培根說的就是這事兒，知識就是力量，力量就可以改變命運。然而，知識怎么就改變了命運？什么知識，改變誰的命運？
自嚴復以來，進化的概念逐漸深入中國人心，在主流話語和大眾話語中會漫不經心地表現出來。在我居住的稻香園小區曾經有個修車的小伙子，每次我的車出了問題，總是直接交給他。有一次，說起我剛剛從非洲回來，他脫口而出：“那里很落后吧？”這讓我感到詫異。他自己已經處在社會底層，卻仍然用“落后”這樣的話語來描述另一個他完全陌生的世界。事實上，就連“落后”地區自身也接受了這樣的話語。2005年，在西盟佤族自治縣，當地一位領導對佤族人一走路就會跳舞，一說話就會唱歌的傳統很是自豪，他說：“我們這兒已經是和諧社會了。”這個剛剛出現的意識形態大詞使他能夠賦予自己的文化以正面的價值。但是同時，他也說：“我們這兒還很落后”。這個傳統的意識形態大詞長期以來又使得他無法為自己的文化而自豪。
落后了，該怎么辦呢？
回答是簡單而一律的。落后了，就要發展，就要進步，就要現代化。
每當城市人來到“貧困”山區，看到那里“貧困的”人民，正面的反應是要生出同情之心來，幫助他們進步、發展，而看不到那里曾經存在的乃至依然存在的文化傳統。對于為什么貧窮，當下流行、典型的解釋是，因為你落后，因為你不發達，所以窮。對策同樣簡單而一律：教育投入啊，科技投入啊，招商引資啊！教育投入，提高人民素質，就能掌握先進生產力了；科技投入，招商引資，就能開辦工廠了，就能往外賣點兒什么了，就有錢賺了，于是就進步了，發展了，富裕了！
納西族擁有上千卷東巴經，記載著納西族的傳統智慧，包括神話、歷史、傳說、習俗、祭祀儀式，以及具體的生存技能，被人類學者譽為百科全書。但是，在張藝謀的公益片中，這些是不能算作知識的。在“進步”、“落后”的話語方式中，知識天然地被定義為服務于工業文明的學校教育中所傳授的內容，傳統山村被當然地認為是知識的荒漠。于是，所謂發達地區的人們想要表達善心的時候，常見的選項就是幫助老少邊窮地區的人們辦教育，捐款，一對一助學，如此等等。一個新式的學校被看成是文明與發展的星星之火。在農村的墻上我們也常常能夠看到“再窮不能窮教育”的口號。讓農民的孩子們刻苦讀書，學習服務于工業文明的“先進”知識，被視為農民致富的終極出路，有著天然的正當性。
然而，李昌平早就說過，農民的貧困是制度性貧困，科技未必能夠幫助農民致富，反而會讓農民更加貧窮；教育也未必能夠讓農民在未來致富，卻極有可能讓農民在當下致貧。
農民為什么貧窮？讓我們退回到80年前，退回到毛澤東同志做《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時候，那時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替當時的社會底層人民提出了一個同樣的問題：“為什么我們種地的吃不上米，為什么我們的織布的穿不上衣？”在我童年看過的電影里，經常會有這樣的臺詞。窮人自己往往回答：“因為我們的命不好。”而我們的電影主角則堅定地回答：“不，不是因為你的命不好，而是因為你們被剝削了。”
回答簡潔明了，干脆果斷！你們為什么窮，因為你們被剝削了。在這種解釋之下，對策也很簡單：革命——消滅舊的剝削制度，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新世界。在毛澤東同志當時的對策之中，什么科技投入、教育投入、招商引資之類，就算是有，也只能處于從屬地位。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來于塵土，歸于塵土》，《博覽群書》2008年第3期）提到，在傳統社會中，一個地域的人們如果能夠祖祖輩輩在那里生活下來，必然掌握足夠的生存智慧，可以與這個地區的環境達成和諧的關系，并可以在這種生活中獲得生存的意義，獲得幸福。在自然的環境中，哪怕不是風調雨順，一棵樹只要活下來，也會越長越高。具有漫長歷史依據的人類的生存智慧，也應該會使農民的日子在本山本水之中，一天天地好起來。但是現在，在我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幾十年后，卻看到很多地方的農民無法以種地為生，整村整村的年輕人進城打工，有些人靠撿垃圾，甚至靠賣血為生。對此，我更愿意相信80年前中國共產主義先行者的解釋，那不是因為他們落后，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受過現代教育，沒有知識，而是因為，他們被剝削了！
去年在摩羅先生的博客上看到了《上海證券報》楊斌的一篇文章，《財富是如何從農村源源不斷流向城市的》（2007年7月23日），印證了我的推斷。楊斌指出：
農民負擔不僅僅只是納入農村稅費改革視野的農業稅、農林特產稅，三提五統，稅外稅費和攤派(可稱之為“老三重負擔”，有的專家估計這些負擔全國每年約1800億)，農民負擔的主要部分是目前尚不為多數人所認識的間接稅費負擔(每年近5000億)和“暗稅”負擔(本文稱之為“新四重”負擔)
楊斌先生的原文很長，這里只能引用其中的一部分。
這還只是“新四重”的第一項。加上其余的如工農剪刀差、征地補償不足等幾項暗稅，根據2002年的數據，農民直接或間接貢獻的稅賦近8000億元。文章讀過，觸目驚心。財富在制度的安排下源源不斷地由農村流向城市，當然就會產生李昌平所說的制度性貧困。8億農民，平均每人每年承擔的稅賦達到1000元之多。這意味著一個三代五口之家，其負擔將達到5000元。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就有農民孩子上了大學，父親因無力承擔學費乃至于自殺的消息。知識在改變命運之前，先要了人的命。
于是我們看到，所謂“知識改變命運”是一個美麗的謊言。在社會底層的某個個人因為苦心讀書，龍門一躍，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從而命運得以改變。這些故事對于某一個具體的個人，可能是成立的。但是，一個山村的整體，卻不可能通過這種方式而得到改變。正如一個打工妹，可以通過自身努力成為打工女皇，居于跨國公司副總裁的高位，但是打工妹這個階層的整體，不可能通過這種方式改變命運。又如我們某一個個人，可以通過考托考G，出國留洋，享受現代化上游的生活，但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可能通過這種方式，把自己整體變成美國。
相反，當下全國一統秉承冥尺邏輯的制度化學校教育，會對農村的傳統文化構成致命的打擊。在這種教育的價值體系中，傳統的生存智慧必然是原始的、落后的、愚昧的，于是就出現了一個奇特的教育悖論：受學校教育越多的人，越看不起自己的傳統。在這種教育中成功地被格式化，“學有所成”的，他們最好的出路是進入大城市，成為或中心或邊緣的現代人。而剩下的絕大多數，卻失去了學習本鄉本土的生存技能的大好時機，成了“浪費鋪蓋卷的廢人”（參見田松《在空投的教育中失去傳統》，中華讀書報，2004年3月24日）。
于是，一方面，當下的制度化教育把傳統文化的潛在傳承者變成了工業文明的候補勞動力，抽去了傳統文明的釜底之薪；另一方面，當傳統地區失去了傳統的知識體系，接受了冥尺邏輯之后，也會主動地從下游加入到工業文明的食物鏈中，為其上游提供自然資源及廉價勞動力。傳統的人文生態以及與之相依存的自然生態難以為繼。其結果，生態日益惡化，傳統日益消失，而農村則更加貧窮，命運更加艱難。
去年參加一個科學傳播會議，一位同行在報告中說到這樣的事件。某地，科學家下鄉給農民送科學，農民竟然不屑于聽。鄉里無奈，組織農民去聽，還要給農民每人發十元錢誤工費。在若干年前，恐怕我也會為此感到困惑和痛心。科學家把先進的科學知識送到農民家門口，農民不付錢，還倒過來要錢，真讓人哀其貧窮，怒其愚昧。不過我現在則感到這事兒有些荒謬，農民種田，還要“科學家”來教嗎？種地是一種高度地方性的知識，農民祖祖輩輩就在本鄉本土種田，哪里的土壤如何，氣候如何，什么時候種什么，怎么種，本地的農民應該是最清楚不過的。回到幾十年前，所謂科學種田，無非是告訴農民，怎么上化肥，怎么打農藥。這樣的種地方式在許多地方遭到了傳統農民的抵制，只是農民的傳統智慧完全不具備話語權，當時的抵制必然被斥為愚昧落后。然而，現在我們看到，經過這幾十年農藥化肥的大量使用，土地的肥力幾近枯竭，農業生態嚴重惡化。但是我們卻很少聽到有人批評當年的科學家愚昧無知，說當時進行抵制的農民富有遠見；相反，當年的科學家依然居高臨下地跑到鄉下要指導農民種地。
春節回東北過年，聽到來自鄉下老家的親戚們說起農村的狀況，更讓我感到焦慮。在家鄉，農民已經不能按照傳統的方式種地了。以往農業生產的全部環節都是農民獨自完成，但是現在，很多環節都被割裂開來。比如，農民自己已經無法留種育種，只能到種子公司去購買種子。有些村子專門給種子公司種植種子田，種子公司從商業利益的角度采取了嚴格的保密措施，不讓農民知道自己種的是什么種子，農民知道自己是種玉米，但是不知道是什么玉米，將要在哪兒用。農民只是按照公司的“科學家”規定的程序和步驟，按部就班地操作就行了，完全不必要甚至不能知道為什么。于是，農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了種子公司的農業工人，成了工業化農業流水線上的環節。農民喪失了自己與土地的關聯，喪失了自己傳統的生存智慧，只好徹底依附在工業文明食物鏈的末梢上，便如中了丁春秋的吸星大法。而一旦這塊土地被榨干，食物鏈必然轉移，尋找新的資源。李昌平說，《指望資本家救小農是靠不住的》（《南方周末》2008年3月6日C19版），可謂一針見血。當外來的工業文明摧毀了本土的傳統文明之后，不可能在那里留下一個同樣的工業文明，只會留下一片工業文明的殘骸。而那里曾經擁有的土地和土地上的生活，都將不復存在。
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農民的命運必然是與其山山水水關聯在一起的，守護山水，就是在守護自己的命運。那么，依靠什么來守護自己的山山水水？第一位的知識不是來自于工業文明的，空投下來的現代知識，而應該是曾經與這片山水長期共存的傳統的生存智慧。
尊重傳統智慧，是未來生態文明建設得以可能的前提。早在199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的世界科學大會上就對傳統文明的地方性知識予以了肯定：“傳統社會已孕育并完善了各自的知識體系……這些知識體系是一筆巨大的財富，它們不僅蘊藏著現代科學迄今為人所不了解的信息，而且也是世界上其他生活方式、社會與自然之間存在著的其他關系以及獲取與創造知識的其他方式之反映。”（見《怎樣當一名科學家》之附錄，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頁）
農村命運的真正改變，是讓農民掌握自己的命運，恢復其自組織的能力，獲得對自己事務的主導權。一旦農民身上的嚴重負擔得到解脫，農民的生活會逐漸好起來。這時，所謂現代科學，也可能成為這種地方性知識的有益補充。
現在，“和諧社會”和“生態文明”已經具有了極高的意識形態意義，那么，如何構建和諧社會，如何發展生態文明？我想，首先必須放慢工業文明的腳步，停止工業文明對傳統文化的侵害，讓傳統的生存智慧重新獲得話語權，這樣，構成未來社會和諧多元中的多元才有可能繼續存在，生態文明才有可能出現。
如果說農民也需要掌握現代知識，那么，農民最需要的首先不是科技種田，不是牛頓定律，而是憲法，是關于民主和權利的法律知識。
2008年2月5日
長春 西安花園
2008年2月23日
北京 密云
2008年3月6日
北京 稻香園
2008年3月9日
2008年3月13日
北京 向陽小院
（發表于《博覽群書》2008年第4期，pp77-81. 這里在文字上重新做了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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