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類告別了帝王封建制，進入到今天的社會民主制后。由于社會管理者對自由民主、社會管理的錯誤理解，所有人類社會的問題都在近年展現出來。在這個時期里，其實是封建帝王制向社會民主制過渡的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里，所有的社會學家、社會管理者、社會被管理者都需要充份的重新認識理解社會形成的本質與社會形成的結構，然后找到最好的社會管理模式。
我們知道了社會是由死去的人、活者的人、未生的人所組成。也知道了活著的人是為了對死去的人之尊重、繼承死去的人之智慧，并對未生之人的負責。這一點許多人士做的很好，推進了社會的發展與和平。
但我們還需知道社會還是由農民、工人、軍人、學者、商人所組成。如果說社會就是一個十字架的話，那死去的人、活著的人和未生的人就是這條十字架當中豎著的一橫，農民、工人、軍人、學者、商人卻是這條十字架當中——活者的人當中橫著的一橫。如何處理好這個由死去的人、活者的人、未生的人、農民、工人、軍人、學者、商人所組成的人類社會關系，讓他們得到真正的平衡，這是當前社會學者所要探討研究的問題，也是當前社會管理者所面臨的考驗。
人是一個復雜體，都具有別的物種所沒有的智慧、理想與訴求。社會管理就是要平衡被管理者之間的各種訴求。總而結之有三，不外乎社會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問題、社會財富分配的問題、社會道德與社會責任的問題。
一、社會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問題。
當人類告別了帝王封建制進入到社會民主制后，社會管理者再也不是靠借上天來忽悠被管理者的獨裁者。在這里，社會也逐步認清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社會管理者作為被社會委托管理的管理人，擺正自己的位子是必須的。否則，都將被社會所淘汰，就如薩達姆與卡扎菲一樣被社會無情的拋棄。現代的社會管理者接受社會的監督是必然的選擇。一如中國的腐敗，就是社會管理者不能接受被管理者的監督所導制。當一個被社會委托管理的社會管理系統自身不能有效地清理垢病，又不肯接受社會的監督與指正時，那社會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更替也是必然的。在這里，什么樣的信仰，什么樣的主義都將是一句空頭口號。
當社會管理者在行使社會管理權時，往往忘記了自己手里的權力是社會的所托。在把公權化私之后，除了以權謀私之外，在管理社會的時侯，所采用的手段態度往往偏向于專制霸道。在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權益思維不能做到正常的溝通時，那么仇官現象、群體事件也因此而展開。
所以，消減官民對立有效的方法那就是社會管理者要曉的自己對社會的管理權是社會的賦于，而不是某個黨派某個領導的恩賜。同樣，作為社會被管理的群體，也應曉的自己有那些權益，該如何保護好自己的權益。也應曉的社會管理者無論是總統首相手里的管理權，都不是天賜，而是受這些被管理的群眾所委托進行對社會的管理。社會所有的群眾包括乞丐都有權對社會管理者進行監督指質。當社會走完這一步時，那這個社會才能實現真正的公平公正。
二、社會財富分配的問題。一個社會能否做到公平公正，除了個人在管理權上的訴求之外，最大的公平公正只取決于社會財富分配上的是否均衡。因為社會管理者也許只占到社會群體的百分之一，而被管理者卻占到社會群體的百分之九十九。社會財富分配傾向于百分之一的群體是可能的，而傾向于百分之九十九卻是萬分不可能。如何找到這百分之一與百分之九十九對于社會財富的平衡點，這不是經濟學家該做的事，而是社會學家與社會管理層該思考的問題。
在歷史上，過去的農民起義往往不是因為對社會管理權的爭奪，包括2011年席卷全球的“占領華爾街”也不是。這些社會的暴動事件的發生，全都是因為百分之一與百分之九十九對于社會財富分配不平衡所造成。什么是社會財富？很多人都以為社會財富僅僅是個人勞動財富，其實不然。社會財富由下4點所構成。
1、社會資源財富：它包含礦產土地資源、通訊水電交通因為這些資源屬于整個社會，所以它所產生的效益財富就是社會資源財富。它的歸屬權絕對不是某個人或某個單位，而是屬于這個社會的每一個人。
2、社會公共財富：它包含所有的國家稅收行業收入。因為它來自于整體社會每個人的付出，它的作用也只能服務于社會的每一個人。
3、個人勞動財富：個人勞動財富就是整體社會的所有群體，包含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個人所創造出來的財富，個人的勞動所得歸個人這是無可非議的。
4、勞動剩余財富：隨著工業機械的發展，資本者與勞動者共同合作所創造出來的財富。在除去資本者資本的效益與勞動者薪酬之后所剩余的財富叫勞動剩余財富，對于這樣的剩余財富如何分配？這是資本者與勞動者應該思考的問題，對于世界上所有國家的罷行罷市事件的發生，都來自于勞動剩余財富分配的失衡。
三、社會道德與社會責任的問題。社會道德來自于對死去之人智慧的繼承，如果沒有好人我們將不知道什么是壞人，沒有壞人我們也不知道什么是好人，所以死去的人或好或壞都值的我們去尊重。這是社會對死去之人智慧與創造的總結。
社 會責任是對未生的后代所負責，因為我們活著的人都將成為死去的人，接替我們的將是未生的人。我們的智慧與創造能否得于未生之人所繼承，這都取決于我們對社會道德的遵守及發揚。面對現前我們社會道德的淪喪，雖然來自于利益主義掛帥導制社會私欲的膨脹，但它更多是來自于社會管理者對于社會文明產生的無知。橫向他們沒能找到工、農、兵、學、商以及社會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對于社會財富分配平衡的支撐點，豎著也沒繼承死去之人的智慧，更沒能做到對未生之人的責任。
所以說，對于現前社會道德的問題，它完全來自于社會管理者對社會文明無知的使然。
社會管理學除了社會管理者明白自己的管理權是受社會所托之外，最重要的是社會的立法。一個國家的法規是什么？其實就是一個社會整體共同約定的公德。法規由社會整體約定，由社會管理者來執行。社會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都要遵受這部公約，誰都不能超越它，這是一個文明社會的基礎。
那么，法規由誰來定，又由誰來監督管理者對于法規制定與奉行？西方有國會參議二院，中國有人大政協，這看起來似乎萬美。但問題就在于社會群體里的每位個體能否真正地代表自己，而不被其他的人所代表。這是社會法規制定與執行是否公正的根本。
一個好的社會管理者對社會進行管理時，首先是對死去之人智慧與精神的繼承與發揚，這是一個文明社會的基石，這是任何物質文明都代替不了的社會源泉。
次之，是找到社會管理者與被管理者整體對社會財富分配均衡點。社會財富分配是否均衡都體現在平民的衣、食、住、行、醫、教、養上面。這一點上，中國政府似乎已經找到了切入點。在住房上，用商品房、經濟適用房、廉租房構成了中國的住房體系。在教育方面，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可以并舉。醫療上，公立醫院也可以與私立醫院同時存在。其實在養老的基金上，也是可以用這樣的方式的，那就是在全民養老保障金的基礎上可以另增養老基金。
其實這是因為社會群體當中不可能實現絕對的公平，因為個體能力有差異，十個手指也有長短。過渡的追求平等只能得到消極的社會效益，因為人人都是有那么點私心，有多少的付出就想有多少的得到，這是人性的使然。
所以，社會管理者在平衡社會財富時，首先是做好社會財富里的社會資源財富、社會公共財富、勞動剩余財富對全民合理的分配。這里面除去國防基金、社會管理金外，全部投于全民的基本住房、醫療、教育與養老。
至于個人的勞動財富，不管是商是民，都歸個人所有。有錢可以去買商品房、去私立醫院、私立學校、增加養老基金。甚至還可以去月亮上定居去，這無可非議。因為這是個人能力的差異，有能力就該過超越平常人的生活。
一個文明的社會，弱者不應該只受到慈善的捐顧。攜幼扶老，是所有動物界生存的法則。而顧病眷弱更是人類社會文明的體現。如果一個整體的人類社會不能照顧老、幼、病、弱時，當他們只能靠社會單個體的慈善來維系生命與救助時，這簡直是人類社會的恥辱。這樣的社會還談何文明？
但一個社會不能保障一個社會群體的基本所需時，那動亂、管理體系更替是免不了的后果。但一個社會連老、幼、病、弱都不能照顧時，那這個社會還有什么道義可言，文明可立？
所以，現代的社會管理體系，就是繼承過去之人的精神智慧，這是人性的使然，社會道德的根本。合理地分配社會的財富，這是社會穩定的基石，國家強盛的基礎。分清定位好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權益，這是社會清平風氣的源頭，社會和諧的基本。
一個社會有了公德，每個人才會有道德。一個國家對每個人都擔起了責任，每個人才具有了對國家奉獻的責任。這樣才能對的起死去的人，也對的起未生的人。
李凌 20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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