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之初,由一個叫李昌平農村基層鄉黨委書記慨然上書朱镕基總理,反映湖北農村的突出問題《給朱镕基總理的一封信“我向總理說實話”》,痛心疾首地告訴總理 “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曾一度引起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關注。之后他因揭露了當地的農村真實情況而不得不辭職遠走深圳,但一直在呼吁“給農民平等國民待遇”。是啊,中國的農民一直都處于二等公民的地位,什么時間才能讓我們的農民弟兄真正享受到平等的國民待遇,什么時間才能讓他們真正擺脫位居中國經濟生活最底層的二等公民悲慘的際遇,這應該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人們都要關注的問題,更應該是執政當局時不我待著手加快解決的問題。不然,我們的各級干部就不配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我們就愧對自己的父老鄉親(現在上至中央下到鄉鎮的各級干部,上查三代,祖輩幾乎都是農民,因此都應該是農民的子弟和子孫)。
中國“三農”問題,是一個歷史陳舊問題。新中國建立之初,我們就是一個完完全全的農業社會,國家百廢待興,要發展現代工業,我們白手起家,沒有資金和技術,我們只能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的政策,讓農業為工業積累資本。直白的說,就是有意識地通過國家政策,讓工業剝削農業,為工業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農業實質成了我國工業的奶媽。從1950年到1980年的30年,通過價格剪刀差農民為國家提供了約3800多億資金,這一時期工業基礎設施固定資產投資也正好與這個數目不相上下。可見,中國的工業基礎幾乎完全是農民的貢獻。我們都知道,50年代60年代,我國一斤小麥的國家收購價是8分錢,一個農民一年可以種3畝地,那時候全國平均每畝小麥只有350斤,那么一個農民一年的勞動成果就是1050斤小麥,一年的勞動價值84元;而一個生產上海牌手表的個人,平均勞動生產率是每天可以生產10塊手表,每塊價值180元,一天的勞動價值1800元。換句話說,就是一個工人一天的勞動價值相比一個農民21年的勞動價值還要高。就這樣,中國農民創造的價值源源不斷地流向工業領域,流向城市。從經濟上看,中國農民是無私奉獻的二等公民。當然,那個時候國家采取這樣的政策,有其歷史局限性,農民作出了巨大貢獻,工人雖然創造了較高的價值,但是獲取的工資報酬并不高,同樣是為國家積累建設發展資金作出了較大貢獻。因為國家要發展,西方反華勢力又對我們實行嚴厲的經濟技術封鎖政策,我們必須全國人民都勒緊褲帶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家一起為國家的繁榮富強而努力奮斗。這是一個國家成長發展必須走的道路,對農民實行價格剪刀差實在是一種無奈之舉。
按道理,通過30年的哺育,中國的工業(包括商業流通)已經可以走上獨立良性發展的道路,就像子女成人之后應該承擔起養護父母的責任一樣,工業、商業已經應該感恩逐步反哺農業了。然而,現實情況卻令人非常痛心,農民含辛茹苦、用血淚汗水養大養壯了是一群白眼狼,他們不但不思反哺農業這個父母,反而成了變本加厲的啃老族。近年來,農民的糧食只要稍微漲價,接著便是引發農機、農藥等一系列農資產品和糧食的加工產品大幅度漲價,農產品的漲價不但被沖銷,城鄉的收入差距、貧富差距被進一步拉大。有人戲稱,中國城市人生活在歐洲,中國農民生活在非洲。這些年來,農民種植的果蔬如:白菜、蘿卜、洋蔥、芹菜、花菜、土豆、蘋果等由于一斤只有幾分幾毛,不但收不回種植成本,大大虧本,甚至連運輸成本都不夠,只好任其腐爛的地里或者白白送人。讓農民欲哭無淚。然而我們在市場上哪一個人吃到過幾分錢一斤的蔬菜,幾毛錢一斤的水果?城市人因蔬菜水果價格太貴,吃不起的人大有人在。簡單考察一下市場上的蔬菜價格就會發現,它們比農民賣出的價格少則貴幾倍十幾倍,多的可以高達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前日新華網報道,在黑龍江五常市糧食加工企業和銷售企業,當年收購農民的一種抗氧化有機稻每斤只有1.9元,然而他們加工后推向市場,賣給市民的價格卻是每斤199元的天價,價格漲了105倍!記者走訪發現,市場上四五十元一斤的大米比比皆是。精包裝大都超過一斤百元。稻農反映,許多加工企業低價把水稻收去,“一扒皮”就賣十元甚至幾十元一斤。國家為什么允許這種極端不合理的現象存在?為什么允許這些不良企業任意榨取農民的血汗?為什么允許它們隨意坑害我們的農民兄弟?為什么又過30多年了,我們農民二等公民的地位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愈來愈進一步加深?
還有一個城市農民工問題,城市建筑工地上的苦力,幾乎百分之百是農民工,這些年我們城市的高樓大廈,如雨后春筍,它們幾乎都是由農民工兄弟的臂膀托起,大批工廠的工人,目前也幾乎由農民工替代,可以這樣說,現在城市各行各業之中,幾乎都有農民工的身影,他們為我們的國家經濟建設、城市發展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他們干著最臟最苦最累的工作,拿著最低廉的工資,甚至被拖欠逃廢工資,他們沒有人身安全,甚至沒有起碼的人格尊嚴,沒有起碼的勞動保障和社會保障......中國的農民工歷史,簡直就是一本屈辱史、血淚史!國家為什么允許這種現象存在?社會主義制度為什么允許這種現象存在?共產黨領導為什么允許這種現象存在?
中央對“三農”問題不可謂不重視,“三農”問題年年喊,每年都是第一號文件。可實際上,“三農”問題卻越來越嚴重。問題在哪里?我們不能一味嚴厲譴責那些無良的黑心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逐利的,如果沒有國家行政法規的制約和規范,企業可以冒著喪失良心和被殺頭的危險去追逐利潤,一百多年前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吧這個問題已經說得清清楚楚了。根子不在企業,根子是國家相關部門和地方各級政府行政不作為。讓中央的政策精神停留在紅頭文件上,流行與口號上。一些行政不作為的腐敗官員,借口現在是市場經濟,政府不能干預市場行為,為自己推脫責任。然而他們忘記了我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忘記了市場經濟不是萬能的,市場經濟也有很多失靈的領域;忘記了自由市場經濟早就被西方拋棄,建立完善的政府干預調控的市場經濟。
這么大一個國家,讓占人口總數一大半的數億農民始終處于二等公民的地位,不能享受正常的國民待遇,這個國家是野蠻的國家!這是中國的恥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恥辱是這個國家的恥辱!
中國農民:二等公民還要當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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