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的警示

“非典”的警示

2003年4月29日

論證事物的“是”與“不是”無非有兩種論證方式：之一、給事物下一個“是”的結論，然后去尋找證據來支持“是”的結論的正確性。之二、給事物下一個“不是”的結論，然后去尋找支持“不是”結論的證據。在我看來，無論當前有無證據認定此次“非典”是或不是國際反華勢力所為，此事只要一日沒有徹底澄清，中國就應寧可信其“是”，不可信其“不是”，就不可一日不為證實之而不懈地調查下去。信其“是”或者懷疑其“是”，可以使中國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可為防范境外反華勢力對中國可能采取的任何形式的惡性破壞行動提供保持持久警覺的思想基礎。誰能保證在WHO來華考察中國防治“非典”情況的人員中沒有敵對國家的生物戰間諜？我們毫無保留地將相關資料提供給這些人的做法合適嗎？我們提供的資料會不會成為病毒制造部門進一步改進之的依據，我說不清楚，反正我是非常擔心的。

萬惡的“非典型性肺炎”最初引起人們的注意是在2002年7月間，但它實際出現的時間可能會更早一些。香港《新報》2003年5月7日報道，2002年初就曾有一名美國女子“閃電死亡”，其癥狀近似“非典”病癥。“非典”自2002年11月在我國廣東省爆發流行，2003年3、4月份又在北京爆發流行，至今日已經影響到了我國多一半省份和地區，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黨正面臨著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的第一個重大挑戰。由于對這一新烈性傳染性疾病缺乏足夠的認識和應對失當，使之一時呈瘋狂蔓延之勢，最終衛生部張文康部長和北京市孟學農市長的官職被新的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拿來祭了對“非典”開戰的大旗。表面上中國新一屆黨中央領導集體的這種出人意料的強硬手段是為了體現一定要戰勝“非典”的決心，其實這是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宣言，是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所進行的從嚴治黨、從嚴治國、從嚴執政的第一大戰役，是對中國全體黨政官員的一次警示和教育。明確告訴中國的官員們，不應僅以自己是某學科出色的專門家而沾沾自喜，身居高位首先應該懂得什么是政治，不懂國家政治的高官，和平時期碌碌無為，當國家面臨危機時則會禍國殃民，禍國者必誅之。

“非典”事件出現之后，我對其進行了詳細分析后發現，“非典”在中國爆發的背后隱藏著許多值得我們用心去思考的東西。種種跡象表明，“非典”的某些特征并不完全像是一般的流行性傳染病，它更像是境外反華勢力對中國發動的一場“生物戰”。

理由有九：

之一、“非典”爆發、流行的地區過于集中在廣東和北京兩地。

此一現象的嚴重性再次說明，“非典”始作蛹者是何等的煞費苦心。除廣東是“非典”的中國內地的首次原發地之外，北京也有大量的原發病例出現，其他各省市和地區的病例則是由上述兩地輸入所至，這不符合傳染病的傳染規律，在相隔數千公里的兩個地方爆發一種傳染病舉世罕見。從行政區劃的因素來分析，廣東和北京為中國南北兩地最重要區域之一，廣東省與香港、澳門、臺灣緊密相鄰，又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國民生產總值由過去的國內中游偏上，一躍為國內前幾位。北京對于中國的重要性就更不用說了，她是我國的中樞神經，誰都知道，一旦將一個健康人的中樞神經切斷將意味著什么。假如這兩地都因此而同時癱瘓，對于我們中國來說又將意味著什么。

之二、“非典”是美國為打勝侵伊戰爭而上的一道保險。

“非典”向中國襲來的時侯，恰好是美國準備對伊拉克發動侵略戰爭的時期。美國人最大的擔心莫過于在對伊拉克發動軍事侵略的關鍵時刻，中國趁美國無暇顧及臺灣海峽之時，突然發起解放臺灣的國家統一戰爭，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美國的全球戰略的推進定將遭到空前的嚴重打擊。這或許就是“非典”之所以首先發生在廣東和北京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之三、“非典”致病病毒的產生令人生疑。

WHO（世界衛生組織）認定：“非典”的致病病毒是冠狀病毒的一個變種。應該引起嚴重注意的是，冠狀病毒是一種存活于某些動物體內的病毒，此前從未在人體內發現它的蹤跡。此次冠狀病毒以一個變種的形式對黃種人造成如此之大的危害是令人恐懼的第一次。那么這個變種是如何演變而來的？這其中有無人為因素？“非典”的源頭究竟在那里？這些未解之謎都值得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嚴重關注。

之四、美國手中的“解藥”從何而來。

正當中國人民在與“非典”頑強斗爭的時候，美國人突然急不可耐地宣稱：即將研制出“非典”疫苗。令我迷惑不解的是，在缺乏實際病例和在如此短的時間里根本不可能完成研制一種防病疫苗所應必須完成的動物及人類臨床試驗的情況下，防“非典”的疫苗又從何而來？我怎么覺著這有點象是武俠小說里先給人下了毒，然后拿著解藥要挾被害者那樣的情節。

之五、多次發生于亞洲的災難相互間是有內在聯系的。

要將這次“非典”的爆發與蔓延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聯系起來思考。毋庸置疑，能夠給整個亞洲一個平穩、良好的發展環境，二十一世紀就必將屬于亞洲，尤其是中國的不斷強大必將對未來國際戰略趨勢產生深遠影響，亞洲的崛起是以中國的崛起為主要特征的，超級大國的霸權圖謀將因中國的崛起而遭到堅決的阻擊。我認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非典”的先后惡性發作，正是國際反華勢力妄圖阻止亞洲主導力量的前進，搞垮紅色中國的兇險行徑。

六、以惡性傳染病的廣泛傳播來阻止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

惡性傳染病的廣泛傳播不但會給中國經濟造成嚴重打擊，同時還會在人們的心靈中留下長久揮之不去的陰霾。這不但使希望來我國投資的國外廠商望中國而卻步，并客觀上給中國更多地申請主辦重大國際盛事造成妨礙，還極有可能給中國能否成功舉辦2008年北京奧運會帶來我們目前尚難預料的變數，進而給中國以國內建設投資拉動內需的戰略意圖造成嚴重干擾和破壞。有一點現在就可以肯定，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至少要因“非典”的影響降低一個百分點。

七、日本和韓國何以能置身“非典”之事外。

“非典”自2002年11月開始爆發至今已有半年之久，距我國咫尺之遙且交流甚廣的日本和韓國卻鮮有“非典”病例的報道，而這兩個國家恰恰正是美國大量駐軍的國家。我絕無希望日、韓兩國與我國“共赴國難”的想法，但這一現象足以構成一個大大的疑問。

八、此次“非典”所導致的死亡人員中，華人居多。

至今，全世界共有數十個國家有“非典”發生，近萬患者中華人占了絕大多數。大家可能都知道，在今天的科學技術面前，人類的基因密碼已不再是什么秘密了，找到某一人種的基因弱點攻擊之，可稱之為輕而易舉。“非典”給中國人和生活在世界各國的華人所造成的特殊危害是一個偶然現象嗎？

九、被“非典”所感染的人員中，青壯年占了七成以上。

我們先來試想一下，僅剩下兒童和老人的國家會是一個什么樣子。在老、中、少三個年齡段的人群中，應以青壯年人的免疫力最強。預防“非典”病毒的最有效手段除了其他一些已知行之有效的辦法之外，增強自身免疫力至關重要。雖說青壯年人群由于活動范圍較之兒童和老人大，因此感染“非典”的可能性大大超過兒童和老人被“非典”感染的可能性。但是，百分七十的感染率仍然使人感到不可理解，此一現象值得關注。

有一點我也承認，以上九條“非典”是由境外反華勢力對中國發動的“生物戰”的論據并不嚴密，其中還存在某些漏洞和一定的感情色彩。盡管如此，中國人必須提高警惕，我們的敵人才無可乘之機。

我個人認為，當前抵抗“非典”問題的根本不在于誰應被懷疑為“疑似非典

型肺炎”；誰就是“疑似非典型肺炎”病例；誰是真正的“非典型肺炎”；誰是“SARS”。而是在于今天的中國人，尤其是官員和軍人到底應以怎樣的態度來看待這個問題。我們萬不可僅將“非典”的發生由一個醫療衛生事件上升為一個政治問題來處理，其實“非典”問題的發生本來就是一個純粹的政治問題。“非典”的單純醫學問題的觀點，某些官員遲緩的反應和麻木不仁的冷漠態度以及某些官員、衛生工作者、軍人畏縮不前且的不到應有的懲罰等惡劣表演，徹底暴露出了當今中國所普遍存在的危險思潮和腐敗的惡果在國家危難時期所顯現出來的恐怖的破壞性。我們似乎已經喪失了一個人所應具備的最起碼的警惕性和最起碼的政治覺悟，有的人幾乎是在拿著民族的生存當兒戲，這也再次反映出了近幾十年來中國對國際事務的錯誤認識以及自我麻痹的愚蠢宣傳所帶來的必然效應，這一點才是全體中國人真正應感到恐慌的，它比“非典型性肺炎”和“SARS”可怕何止大上千百萬倍。

未來，無論我們是否愿意，中國都必須面對基因武器和生物武器的攻擊。我的一位朋友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境外敵對勢力對中國發動的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正如要想制止敵對國家向我們發動核戰爭，我們自己就一定要擁有核武器一樣，中國必須為應對未來的基因戰和生物戰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事實也將證明，基因戰和生物戰的惡魔正在一步步向我們走來。中國要以擁有基因戰、生物戰的實戰能力來制止敵對國家可能針對我國發動的生物戰爭和基因戰爭，中國是當今世界上的生物技術大國，我們正在準備著。中國假如不能盡快擁有這種特殊的戰爭能力，未來中國就必將被境外反華勢力發動生物戰、基因戰所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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