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意味著什么——是責任還是利益？

權力意味著什么——是責任還是利益？

　　對同一事物，不同的價值觀具有不同的認識。

　　這里稍微對“價值觀”多說兩句。“價值觀”是主體的屬性，屬于主觀內容，這東西看起來似乎很空泛，很容易被人理解為“道德”層面的東西，顯得很不“理工科”。但事實上“價值觀”是可以用很理工科的方式來闡述的，在這里我就可以使用陳必紅先生的《觀測過程理論》來解讀“價值觀”。依照《觀測過程理論》中的概念，“價值觀”其實就是觀測主體在特定條件下的“觀測函數”的集合，而“觀測函數”是通過反復“實驗”和統計獲取的，對于人類來說，一切活動都可以看成是獲取“觀測函數”的“實驗”。人們對客觀世界的取舍，總是通過自己的“觀測函數”來進行判斷的，或者說總是按照自己的“價值觀”進行決策的。當然，佛家對價值觀的形成也有自己的理解，比如《成唯識論》中的“九緣生識”，這里就不詳述了。

　　顯然，對于沒有學過《觀測過程理論》這本書的人來說，上面這段話可能很難理解，那么我這里干脆就用一個具體的例子來分析，說明人們到底是如何進行價值選擇的。某6歲小朋友宣稱“長大了要當貪官”，她的這種價值觀是如何形成的呢？信息環境是一個人價值觀成長的土壤，一個人要將“當貪官”作為他自己的價值選向，那么一定要有大量關于“貪官”的信息輸入他的大腦，并且這些信息對于他的“價值目標”來說是正面的、積極的，只有這樣，“當貪官”才可以在人的大腦中成為一條實現價值目標的途徑。那個6歲小朋友之所以要“當貪官”，原因是“因為貪官有很多東西”，也就是說“有很多東西”是這個小朋友的價值目標，而“當貪官”是可以實現這個目標的。

　　那么，到底是怎樣的“信息環境”才可以讓這個小朋友得出“要當貪官”的價值觀來呢？對于小孩來說，家庭教育、學校教育、電視媒體、以及小朋友之間的童謠、游戲，這些都是他們最重要的信息來源，父母的一言一行，家庭成員中之間的閑談，老師們因為嫌貧愛富所體現出來的鄙夷或者熱情，小朋友之間的攀比（例如央視的煽情大作“別人和我比爸爸，我與別人比明天”），這些對小孩價值觀的形成都有重大影響。也許父母在言談之中，下意識的流露出對某某貪官的羨慕——“貪了幾千萬，判了個死緩，進去就保外就醫，坐了幾年就減刑，貪了那么多，出來還是同樣吃香的喝辣的，我要能貪我也愿意”；也許是某老師喜歡某某小朋友，經常鼓勵他、表揚他，原因是某小朋友的爸爸是大官，或者是他爸爸很有錢，“有很多東西”，能給老師送大禮；..........。總之，“有很多東西”這個信息不斷的在小朋友腦袋中被強化，逐漸成為一種“好的”價值選向，于是要“有很多東西”就成了小朋友心中的價值目標，而從父母、老師、小伙伴那里不斷的獲取“當貪官”就會“有很多東西”這樣的信息，于是“當貪官”也就成了小朋友心中實現目標的手段。而“當貪官”的風險信息被成人世界屏蔽掉了，所以在小朋友的信息世界里，“當貪官”是一種很有前途的職業。再說，現在當貪官確實沒有太大的風險，有幾個貪官是丟了命的？君不見法律專家們還在繼續努力的修改刑法，不為貪官奸商們塑造一個“良好”的法律環境，他們誓不罷休，所以小孩子“長大之后當貪官”的理想還是很靠譜的。而老僧這類“極左”之所以還感到有些詫異，那也是因為思想還不夠“解放”所致。——這群王八蛋！

　　事實上不是小朋友的言行可笑，而是我們的社會可笑，是我們成人世界的價值觀可笑。當大多數人都恨自己當不成貪官的時候，小孩子們要當貪官的理想有何可笑？當“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貪婪被包裝為“敢為天下先”的“改開精神”時，“貪婪”又有何可笑？既然“貪”幾乎成了全民共識，那么“貪官”不過是一種職業，雖然這種職業需要披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外衣，但這與號稱要“共.產”的那個群體卻堅定不移的要帶頭“先富”一樣，又有什么可笑的？孩子們的直覺是敏銳的，他們口無遮攔的描述他們眼中的世界，將大人們的偽裝扒得一干二凈。如果我是電視節目制作人，我一定會策劃一臺由兒童擔任點評的新聞聯播，那必將是赤裸裸的社會真相。

　　既然“信息環境”是培育價值觀的土壤，而俗話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因此不同的“信息土壤”也會養出不同“價值觀”的人來。而信息環境實際上是從屬于生活環境的，因此對于很多人來說價值觀也是隨著生活環境的變化而改變，孟子所謂的“居移氣、養移體”，反映的就是這個道理。“生活環境”是一個很大的概念，至少包含了三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經濟環境，其二是政治環境，其三是文化環境，每一種“環境”都會向主體輸送信息資源以飼養其“價值觀”。因此，環境是形成價值觀的決定因素，如果我們在“環境”這個詞前面再加上“階級”兩個字，那么結論將會顯得更準確——“階級環境是形成價值觀的決定因素”。當然，如果有人嫌“階級”兩個字太僵化、不夠與時俱進，我們也可以換其他的時髦詞，比如“階層環境”、“生存環境”等等。從成長環境之中去尋找問題的答案，這其實就是大名鼎鼎的“階級分析法”，這種分析問題的方法非常鋒利，但要真正使用這種方法卻并不簡單，習慣將視覺集中在“我”、“個人”上面的人是使用不好這件武器的。另外，佛家的“緣起論”其實就是另類的“階級分析法”，只不過“緣起論”的分析范圍更廣，將環境本身的改變也納入了分析范圍。

　　在形成穩定的價值觀之前，人往往受環境左右，將自己改造得與環境相融；而在價值觀形成之后，人們就會主動的去改造環境，用自己心中的價值藍圖去重構環境。網絡上的左右之爭、路線之爭，本質都是價值觀之爭。大體上可以將社會中的價值觀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剝削者的價值觀，一類是被剝削者的價值觀。剝削者總是居于優勢地位的，所以他們多強調個人作用，以自我為中心構建客觀世界；而被剝削者從個體競爭的角度來說基本上都處于劣勢地位，所以他們只能抱團取暖強調群體的作用，以集體為中心來改造客觀世界。這兩種價值觀最大也是最本質的區別就在于對“公”和“私”的態度——在剝削者眼里，天下無公，所謂的“公”不過是尚未被占據的“私”罷了；而被剝削者本來就沒有什么東西可“私”，所以一切皆“公”，有大公才有大私。當然，接受剝削階級思想的被剝削者另論。那么，回到標題上來，對于“權力”這種具體的東西，不同的價值觀會導致怎樣的認識差異呢？

　　以前我一直很奇怪，為什么一些右邊朋友那么在意誰在當官？一會兒是嘶聲力竭的要“一人一票”、要“大選”，一會兒又是要“將權力關進籠子”，不就是一種職業嗎？而且是比較麻煩的一種職業，為什么就有那么多人對“當官”趨之若鶩呢？我上學的時候學校還算正派，干的是教書育人的活，那時候老師幫學生補課是不收錢的，往往還管飯；那時候當班干部也是不需要家長送禮的，通常是班主任將幾個成績稍好點的擰出來就了事。老僧一直是一個不求上進的人，不喜歡受約束，所以每次老師想讓我當班干部的時候都很不樂意的，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實在不行也挑清閑的活干，反正就是覺得那是個麻煩。所以，我對那些不怕麻煩削尖了腦袋向上爬的人充滿了好奇，感覺與他們完全是兩個世界的人。現在我算是明白了，之所以怕“麻煩”是因為將權力看成了“責任”，而那些信奉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人則將權力看成了獲取利益的途徑，所以他們不辭辛苦追求權力。如同那個小女兒所說的：“當貪官，就可以有很多東西”，這就是大多數右邊朋友的權力觀。當然，我還是錯了，如果是真正的左派，那么必須勇于承擔責任，逍遙派從根本上來說還是自私的，為了自身的清閑而拋棄集體的責任。就好比是佛家的小乘，只求自度而不度人。必須有“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覺悟，要有“我是準備摔得粉身碎骨的”的思想準備，只有這樣的人才算是我心目中的真正左派。

　　現在的問題是，一群將權力看成利益的人通過這幾十年的投機，占據了權力體系中的主流，那些將權力看成責任的人，根本就沒有機會去實施權力。以資產階級的思想體系，去驅動社會主義的硬件系統，這怎能不是偉人預測的“最壞的資本主義”？現在資產階級價值觀就好比是電腦病毒，占據了整臺電腦的內存，而有些人拿病毒沒有辦法，干脆想將電腦的硬件系統全部砸碎，我認為這種方式是不可取的。正確的方式是殺掉病毒進程，安裝殺毒軟件。什么是殺毒軟件？就是那個“七八年再來一次”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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