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二外的 唐曉敏 教授最近在鳳凰網從文化的角度抨擊“專制”，說“專制與文化為敵”。 唐 教授的邏輯是：專制與自由為敵，獲取自由的手段是文化，因此，專制與文化為敵，或文化與專制為敵。但筆者發現， 唐 教授的邏輯里有錯。
事實上，獲取自由的手段不一定是文化，也可能是暴力。羅馬時代的斯巴達克起義就是奴隸用暴力獲取短暫自由的。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也都是用暴力獲取自由的。宋江領導的梁山伯起義，開始用暴力也是自由的，后來放棄暴力和被朝廷招安，就不自由了，雖然招安本身很文化。
既然獲得自由的手段不一定是文化，自由和文化之間就不存在確定的必然的聯系。有自由，不一定有文化。白毛女反抗黃世仁的欺壓，孤身逃到荒山野洞和獲得了“自由”，但同時也失去了社會“文化”。反之亦然，有文化，也不一定有自由。古代文化人司馬遷寫《史記》，是在被處刑和軟禁的條件下寫的，現代文化人瞿秋白寫《多余的話》，也是在蔣介石軍隊的死牢里寫的。宋朝皇帝重文輕武，文化修養高于唐朝，但自由程度不如唐朝。比如宋徽宗的書畫藝術在中國皇帝中首屈一指，但他執政時，內有宋江、方臘造反，外有遼金侵擾，江山社稷和皇帝當得很不自由，而且最終是被金俘虜，在不自由中死去。所以，光有文化并不意味著自由，也并不能保障自由。
唐 教授說得對：“專制與自由為敵”。既然自由不一定意味著有文化，有文化也不一定意味著自由，那么，專制就不一定意味著沒文化，有文化也不一定意味著不專制。中國的皇帝是專制的，但中國皇帝不等于沒文化。在中國的皇帝中，文化修養很高的有的是。如上所述，包括宋徽宗在內的北宋五帝就都是文化水平很高的皇帝。宋朝皇帝不僅自己文化水平高，而且把“揚文抑武”定為國策。所以，專制者并非都是沒文化或反文化的 暴 君。即使秦始皇焚書坑儒，是反文化的專制 暴 君，但也給后人留下最偉大的世界文化遺產——萬里長城。可見，即使 暴 君秦始皇也不是徹底的反文化，對人類文化還是有貢獻的。更不要說三皇五帝以來一般的專制者對中國文化的貢獻了。
專制不一定反文化，而文化也不一定不專制。曹操不僅有武略，也有文韜，會寫詩，文化水平很高，但他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為相風格是夠專制的。北宋的蔡京、南宋的秦檜和明朝的嚴嵩都是才高八斗的文化人，但又都是大權獨攬的專制者。古今中外文化專制的存在，更直接證明文化也會專制。漢代董仲舒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明代朱元璋的尊崇道教而摧殘其他宗教和民間教會組織，西方教會勢力對哥白尼、伽利略和達爾文的迫害，乃至美國上世紀50年代麥卡錫主義對共產主義和民主進步意識（包括對馬克·吐溫）的迫害，都是文化專制的例子。
專制，既可以與文化對立，也可以與文化相容。現代企業管理的實際也證明了這一點。現代企業管理的體制，無論怎么改革，其核心始終是“專制”的即集權的。越是現代化的跨國界的大企業，這種以集權為主的管理體制就越是明顯。為什么這樣呢？因為集權是現代大工業的需要。恩格斯說得好：“想消滅大工業中的權威，就等于想消滅工業本身。”現代化大工業是建立在科學技術之上的，現代化企業的分工和管理需要服從科學技術的權威。現代化企業不僅需要行政上的專制權威，而且需要思想上的專制權威，就是需要建立企業文化和從思想文化上維護行政上的基于科學技術的權威。我們可以看到，越是現代化的大企業，就越是重視自己的企業文化建設。像微軟或蘋果這樣的大企業，比爾·蓋茨或史蒂夫·喬布斯都十分重視建立一套公司文化來加強自己的專制權威。所以，企業文化對現代化企業管理的專制性或權威性的維護作用，有力地證明了“專制”和“文化”之間是可以相容的和相互促進的，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關系。
由此可見， 唐 教授把“專制”和“文化”完全對立起來的觀點是錯誤的，有很大的誤導性。按 唐 教授“專制以文化為敵”和“文化以專制為敵”的觀點，凡文化人或知識分子，就應該反專制，而且應該無條件地反一切專制。不反專制的人，就不配做文化人，就不配做知識分子，就只配做愚昧的沒文化的“屁民”或“賤民”。也就是說， 唐 教授的觀點，在客觀上起到了“號召”知識分子起來反對所謂“專制政權”的作用。可惜，只有沒知識的非理性的和盲目相信西方普世價值的“知識分子”才會上當和響應這個號召，而且一個建立和鞏固了60年之久的“人民民主專制（政）”，是幾個缺乏底層民眾支持的文化精英或知識精英說反就反得了的嗎？做夢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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