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毛澤東主義之精髓與靈魂 --獻給人民領袖毛澤東誕辰118周年

論毛澤東主義之精髓與靈魂　　

    --獻給人民領袖毛澤東誕辰118周年　　

上善若水　　

序 言　　

毛澤東主義，乃世界人類歷史社會文明與智慧之最高境界！　　

多年來，一直在深層次地探索思考著一個命題--毛澤東主義的精神本質涵義究竟是什么？　　

對于毛澤東主義的精神本質或者說毛澤東主義精髓是什么，以前曾經有一些理論專家學者和官方政要權威做過諸多版本的解讀。譬如：最典型的是鄧小平的“實事求是”之說，還有“群眾路線”之說、“為人民服務”之說，“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之說、“階級斗爭與階級革命”之說、“人民民主專政”之說、“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之說，等等。　　

然而，這諸多版本的解釋，雖然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成分，但又都不能夠精確地、系統的、完整的解讀出毛澤東主義的精神本質涵義。尤其是“實事求是”之說，則是把毛澤東主義的基本方法論當做了實質，猶如把“程序法”當做了“實體法”，實屬誤導。　　

本人認為：“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階級斗爭與階級革命”、“人民民主專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應當是毛澤東主義理論學說結構樹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毛澤東主義精神本質內容的重要體現，但它們還不是毛澤東主義精髓的核心內容與靈魂。　　

那么，毛澤東主義的精神本質涵義究竟是什么？本人經過多年的苦苦思考與探索，從人民領袖毛澤東的經典理論著作、毛澤東的人生軌跡，毛澤東的人民情懷、毛澤東的人格魅力等各個層面中，解讀出了一個相當更為科學合理的精確答案--毛澤東主義精髓的核心內容與靈魂，就是人類社會文明發展歷史上頂天立地的六個大字：民本，民生，民主。　　

--民本宗旨--毛澤東主義的最高價值觀！　　

--民生情懷--毛澤東主義的最強源動力!　　

--民主思想--毛澤東主義的最長生命線!　　

在此需要作兩點嚴正申明：　　

第一，毛澤東主義的“民本，民生，民主”，不能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含義混同；第二，毛澤東主義的“民本，民生，民主”，更不能與政客精英權貴的調調混同。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代表新興的資產階級站在本民族和國家利益的立場角度上提出來的一種政治主張。其主體是意在推翻封建王朝帝制的新興資產階級，而不是無產階級人民大眾。　　

“以人為本”最早系中國春秋時代的政治家管仲提出，《管子•霸言》中曰：“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此后的一些朝代也曾經有許多明君賢臣提出過民本思想的政治主張，然而，他們的“以人為本”和民本思想，都是建立在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基礎上，其核心內容是“為民做主”，也就是統治階級要“為民”作“明君”、“明主”、“賢臣”、“清官”，而絕不是讓人民大眾起來“當家作主”。　　

政客精英權貴將其“以人為本”詞匯“拿來”招搖過市，則是為了掩蓋剝削階級（統治者）與被剝削階級（被統治者）的階級根本利益沖突和階級矛盾斗爭，掩蓋當今官場腐敗橫行、社會貧富懸殊、兩極分化、民眾老百姓天怒人怨的尖銳現實矛盾，進而為新生官僚買辦權貴資產階級既得利益集團的“精英政治”服務、繼續麻痹民眾老百姓。　　

而毛澤東主義的“民本，民生，民主”，則是代表占整個人類社會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勞動人民大眾共同根本利益，是穿越了民族之間、國家之間、洲區之間的普世價值觀，更是一種人類社會文明歷史發展的最高文明標志和永恒價值取向。　　

第一章 民本宗旨--毛澤東主義的最高價值觀　　

一．在毛澤東心目中，人民大眾是社會之基礎、國家之基本、江山社稷之基石　　

“人民”，作為一個社會基本群體，自古以來與朝政、官府相對應，與帝王、官僚相對立，始終是處于被統治者地位。在中國在數千年的奴隸主和封建王朝官僚主義社會里，“人”和“民”不是一個概念。“人”就是指人的生物個體和思想、文化、教育個體相結合的生命體；而“民”則是指社會的最底層的成員。與“民”相聯系的是“庶”、“黎”、“眾”等概念。是指最底層的大眾百姓。“人民”一詞，通常是指平民、庶民、百姓。　　

人民與公民、國民是不同的概念，雖然都反映了一定社會關系和人們在國家中的地位，但兩者有明顯的區別。人民是個政治概念，具有一定的階級內容和歷史內容，是相對敵人而言的，它反映了一定社會的政治關系。指對社會發展起推動作用的大多數人，“人民”屬重視被統治者的相互連帶感情而共同謀求解放壓迫的概念，具有超越國界限制的普遍性。而公民或國民是個法律概念，指具有一國國籍、并根據該國憲法和法律規定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人，它反映一定的法律關系，不以其是否起進步作用為標志。人民不包括社會主義的敵對分子和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而公民則包括具有本國國籍的所有社會成員，　　

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是一個歷史的、政治的范疇，其主體始終是從事物質資料生產的廣大勞動人民群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人民這個概念有不同的內容。在新中國社會主義社會時期，一切凡是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熱愛中華民族，擁護祖國統一的分子，都屬于人民大眾的范疇。　　

“人民”的概念，雖然在2600多年前由中國春秋時期齊國杰出政治家管仲率先提出，但在2600多年來中華民族文明社會發展歷史上，第一次賦予“人民”這個社會基本群體以國本、至上、尊嚴等實際內涵意義的，唯有新中國人民領袖毛澤東。　　

毛澤東從青年時代投身革命到成為人民共和國的開國領袖，他一生堅定不移的信念就是踐行民本、民生、民主之精神宗旨，全心全意人民大眾服務。　　

毛澤東開創建立的新中國，被他莊嚴而神圣地命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政治協商機構、政府、法院、檢察院、軍隊、警察、銀行、錢幣、郵政、國家電臺等等都在前面冠上了“人民”的稱號；他所締造的新型軍隊是“人民軍隊”，他所創立的獨特戰爭形式是“人民戰爭”…… 毛澤東最高的也是他最滿意的稱呼是“人民領袖”，當人民群眾歡呼“毛主席萬歲”時，他脫帽彎腰回敬：“人民萬歲！”　　

社會主義新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這些人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統稱為人民大眾。一切敵視、破壞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包括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地富反壞右分子），都是人民大眾的敵人范圍，這些人大約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到五，統稱為極少數階級敵人。即使是原先屬于敵人范疇的分子，只要脫離或經過教育改造脫離了他們原來的階級和集團，成為新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擁護者與建設者，同樣也可就成人民大眾中的一員，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　　

民本、民生、民主宗旨的中心內容，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就是毛澤東一以貫之、始終如一的精神內核。早在青年時代，毛澤東就和勞苦大眾已脈脈相通、心心相印。從目前所能查閱到的歷史資料看，1939年2月，毛澤東致信張聞天，首次在中國共產黨內提出“為人民服務”的思想。1944年9月8日，毛澤東在為一名普通戰士張思德召開的追悼會上作了《為人民服務》的演講，闡述共產黨“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在中國共產黨內引起強烈的共鳴和巨大的回響，撼天動地、激蕩人心，成為教育、培養、塑造一代又一代共產黨人的不朽名篇，是毛澤東主義靈魂的發展和升華。從此，為人民服務成了共產黨的代名詞，共產黨人就是人民群眾的公仆。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強調：“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人民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就此，黨的七大在確立毛澤東主義“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的同時，理所當然把為人民服務寫入黨章。在毛澤東履行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中，反復教導全黨：中國共產黨是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和實現人民意志的堅強執行者，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唯一宗旨，是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而且“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中國共產黨的這一代表、這一宗旨、這一標準在毛澤東時代具有廣泛性，贏得了中國人民大眾的無限信任和衷心愛戴。　　

毛澤東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實踐證明，人民群眾是推動歷史前進的源動力。戰爭時期戰勝敵人，必須依靠人民群眾，保護人民群眾；和平時期發展建設，同樣必須依靠人民群眾，有利于人民群眾，一切勝利都來自人民群眾的共同努力和團結奮斗，一切勝利成果又都必須由人民群眾共享。毛澤東說，領導者和人民群眾不能分開，也不能等量齊觀。人民群眾是決定的因素，領導者不應站在人民群眾之外，更不應站在人民群眾之上，必須站在人民群眾之中，是人民群眾的一部分。如果脫離人民群眾，做官當老爺，那就不是包括在人民群眾中，而是脫離、背叛了人民群眾。毛澤東的民本主義觀，不但肯定了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作用，而且在新中國國家憲法中確定了人民大眾是國家的主人這一立國的基本精神。他認為“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因此，他在革命和建設的全系統過程中始終相信人民大眾，依靠人民大眾，和人民群眾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毛澤東始終把自己植根于最廣大人民群眾之中，自覺融入中華民族的翻身得解放的偉大事業之中，領導中國人民大眾譜寫了改天換地的宏偉詩篇。許許多多的共產黨人從長期的艱苦斗爭中認識到，是人民群眾的勞動養育了自己，是人民大眾的事業造就了自己。在革命戰爭年代，正是由于人民群眾冒著危險掩護我們的干部，節衣縮食支持我們的革命，拋家舍業參加我們的斗爭，我們才能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民心不可欺，民意不可違。倘若不傾聽人民大眾的呼聲，不關注人民大眾的疾苦，不順從人民大眾的意愿，不保護人民大眾的利益，注定必然要失敗；一切自以為很聰明的政客權貴精英，玩弄陰謀詭計，制造騙局，欺騙人民大眾，推行愚民政策，將人民群眾視為不明真相的無知者，最終必然會被人民大眾揭穿，遭到人民大眾唾棄。偉大的人民養育了偉大的黨，偉大的黨領導著偉大的人民。人民群眾是共產黨人的皇天后土，民眾老百姓是共產黨人的衣食父母。對人民大眾的養育之恩要常懷回報之心、感恩之情。毛澤東堅決地說：我們共產黨人絕不能做勝利后很快陷入腐敗怪圈的農民起義草頭王李自成。　　

毛澤東認為新的國家政權是人民大眾的政權，政府是代表人民大眾來執掌政權。領導干部手中的一切權力都是人民大眾給的，一切工作都必須為了實現人民利益而開展。毛澤東指出：“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他告誡全黨：“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對人民群眾負責，受人民群眾監督”。“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熄。”　　

人民大眾，在毛澤東的心里是至高無上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他始終不渝的信仰。20世紀的中國歷史，與毛澤東的名字緊密相聯。他的精神品格，曾是時代與民族的人格化身；他的思想，曾塑造過一代乃至幾代中國人的心靈。他的一生與中國人民的切身利益連在一起。在他人格和思想的閃光之處，正是他心中裝著人民，想著人民，并為人民獻出了他畢生的精力。縱觀毛澤東畢生的革命實踐，就是相信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組織人民群眾、帶領人民群眾，集中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為人民的利益而斗爭。他說：“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每句話，每個行動，每項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我們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人民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和小集團的利益出發”。毛澤東時代，那是真正的人民群眾當家作主、揚眉吐氣、心情舒暢的民主時代；那是一個破除各種迷信，不怕神鬼，不怕霸權，不講特權，蔑視金錢拜物教，思想大解放的陽光時代；那是一個沒有剝削和壓迫、貪官污吏極少、沒有黃毒賭、沒有假冒偽劣、沒有黑社會勢力的文明時代。全社會充滿關心和幫助，到處是童叟無欺、幫弱扶困、助人為樂，人人都以無私奉獻為榮，以自私自利為恥，以艱苦樸素為榮，以鋪張浪費為恥，以服從黨和國家需要為職責，把接受艱苦任務視為光榮，“把方便讓給別人、把困難留給自己”成為各行各業、每個黨員職工對待工作和生活的一個基本態度，人民的思想道德情操得到了修煉和升華，人們普遍從心底發出由衷的感嘆：新中國的天是明朗的天!政府機構真正精簡、高效，廣大工人農民干部和知識分子的聰明才智被最充分地調動起來，人們作到了應該做到的一切，貢獻了可以貢獻的一切，完成了能夠完成的一切；　　

毛澤東載入中國歷史史冊的，不僅是加有“人民”稱號的各種機構、事物，也不僅是領袖和人民之間的一個個動人故事，更主要的是崇敬他的豐功偉績、朦朧或自覺地信奉他的“人民創造歷史”思想的人民本身。機構上的“人民”稱號可能刪掉或僅保留稱號而淡去了毛澤東所賦予或希望有的實質內容，毛澤東本人也遭受一些人的詆毀與否定，但億萬人民世世代代記得毛澤東、信奉毛澤東，毛澤東便永遠地在歷史中活生生存在，毛澤東也因此永遠能對社會、歷史發揮強大作用。毛澤東之所以改變、影響中國乃至世界歷史，根本之點就在于他把“人民大眾”這個社會主體深深地烙寫在了歷史的每一個篇章。只有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人民大眾才開天辟地的推翻了過去一代代壓在民眾老百姓身上的以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為本質特性的統治階級；只有在毛澤東時代，人民大眾才真正的從跪著、爬著的態勢下站立起來，成了人類社會和歷史發展的主人。人民心聲是毛澤東的最高豐碑，人民意愿是毛澤東的最強血脈，人民意志是毛澤東的最大能量，人民大眾是毛澤東的最固基礎，只有有人民大眾存在，毛澤東就永遠不會像他的那些詆毀者希望的那樣被一筆抹去。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后，就連英國的人民群眾都舉著書有毛澤東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的標語在倫敦冒雨游行以紀念這位改變了人類社會發展歷史的世界級偉人。　　

二. 毛澤東真正賦予給人民大眾直接或間接管理國家事務的基本權利　　

政治平等是社會主義民本宗旨的重要內容。毛澤東通過建立和建設人民民主的大眾政治制度，使中國的人民大眾真正成為國家政治的主角，賦予了人民大眾直接或間接管理國家事務的基本權利。　　

第一，通過國家憲法，賦予人民大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罷工”的五大自由權利，使人民群眾實際擁有自己民主訴求的權利。它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讓人民群眾不分種族，不分性別，不分貴賤，直接跨越政治權力，資本權力和知識權力三大門檻，擁有自由表達自己訴求的方式，擁有了反抗頂頭上司和各級，各部門官僚壓迫的政治手段，擁有了抗衡“反動學術權威”文化壓迫的手段，從而擁有了最廣泛，最真實的人民民主權利，把中國的民主事業推向了世界的最高峰。　　　　

第二，通過從人民群眾中直接推舉人民代表，推舉各級官吏，讓人民群眾直接或間接擁有了管理黨和國家事務的民主權利。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協協商會議制度和人民政府制度組成的中國政治制度，是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創造的偉大的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保證了中國政治有了堅強有力的核心，由社會各種政治力量和不同政治家組成的政治協商會議，可以保證最大限度地發揮社會的政治創造能力和政治激情，提供經過多方較量，反復斗爭和詳盡論證的最佳政治較量，反復斗爭和詳盡論證的人民代表大會進行選擇；由于人民代表絕大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他們會按照天道公理和自身利益進行選擇；選擇以后便成為法律，交由人民政府去執行；而人民政府的官員，則主要是由來自于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共產黨和普通老百姓，這樣就有了保證“人民政府愛人民，人民愛人民政府”的可能。這種權力結構既能保證由最優秀的政治家來設計制度，又能保證人民直接選擇和制定制度，是世界上迄今為上最能保證人民民主權利的政治制度，其最優最特之處，就是讓人民群眾獲得了直接或間接地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力。　　

第三，把各級黨政官員置于中央和人民群眾雙重監督約束機制之下，讓人民群眾擁有了管理國家事務的民主權利。由于歷史的限制，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還只能由各級官員作為人民勤務員代表人民掌權。如何防止新的國家官員由人民勤務員變成欺壓民眾老百姓的官僚集團，使社會主義革命再次重蹈歷史上一個剝削集團代替另一個剝削集團的悲劇，毛澤東一方面既給各級官員定位，給告誡各級官員：“我們的干部不論職務多高，權力多大，都是人民的勤務員”；另一方面，在總結中國古代吏治教訓和現代西方國家分權經驗的基礎上，創造了中國式的權力約束機制，把官員集團同時置于中央和人民群眾雙重約束之下，形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雙重約束機制。自上而下的約束方式，主要是吸取了中國古代吏治的經驗教訓，把布衣將相的格局建立在人民大眾的基礎上，直接選拔人民群眾中的優秀分子進入黨政最高領導層，通過不斷吐故納新使最高決策層具有來自人民的新鮮血液。為防止這些布衣將相再次脫離人民群眾，毛澤東還專門制定了“三三制”的工作原則，即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到基層搞調查研究。這套制度保證了中央最高層和人民群眾具有直接的血肉聯系，任何違背人民群眾利益的方案都很難通過。自下而上的約束機制，主要是借鑒了西方國家分權制衡的民主約束制度，只是民主約束制度不再是建立在資本的基礎之上。一是前面提到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罷工”的五大自由，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強大輿論壓力；二是社團民主又形成了地動山搖的強大組織壓力。可以說，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是人類歷史上社團民主發展最壯觀的時期，人民大眾第一次成了政治生活的主人，無論就單獨個體的政治權力而言，還是就人民大眾整體的政治權力來說，都達到了人類歷史上最高的實現形式。在那樣一個人民群眾充分發動起來，理想主義大火熊熊燃燒，貪污一元錢都會有數十上百個戰斗隊等著你交代的年月里，怎么可能有貪官污吏！又怎么可能會產生貪官污吏！這實際上也就是人民群眾最直接或間接管理國家事務的權力，是最廣泛，最真實的人民民主權利。毛澤東創舉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雙重約束機制，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最有效的約束方式。　　

第四，建立了權與利相分離的新型權力機制。權與利分離的機制，有效地遏制了官員的官僚和生活的特殊化，使干部無論職務高低都基本成為了人民勤務員，成為了人民群眾中的一員。毛澤東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設計出了權與利相分離的新型權力制度，切斷了升官發財之間的內在聯系。文革后期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職務變動不再和工資，待遇相聯系，無論是工廠廠長，大學校長，國家部委的司長部長，地方的市長省長，工資收入都可能低于普通百姓，甚至是仍在農村拿農民工分和仍在工廠拿工人工資的國務院副總理。這套新型管理制度的偉大意義在于，由于包括黨政最高領導在內的各級領導干部和老百姓在利益上完全融成了完全一體，徹底消除了官民對立的經濟基礎，這就從根本上保證了政府絕不可能制訂出危害百姓利益的政策法規。更為偉大的作用在于，它徹底改變了古今中外官員的成分和來源，由于當官已經無利可圖，只是實現政治抱負和展示政治才干的途徑，這就能夠在制度上保證進入官員隊伍的永遠是那些既具有真才實學又能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馬克思主義者。　　

三.毛澤東的民本宗旨，乃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與實踐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點　　

民本宗旨，是毛澤東主義的精神本質核心，既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與實踐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點，也中國共產黨和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大眾革命的出發點和歸宿點，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的理想旗幟，浸透著無數革命先烈、革命先輩、志士仁人的青春、智慧、鮮血和生命。　　

毛澤東的民本宗旨，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基礎上的。馬克思主義推動人類社會突飛猛進的偉大貢獻，在于創立了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在這兩大理論基石上，實現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個基本組成部分的核心思想，闡明了人民群眾是創造歷史和推動歷史前進的真正動力，從而科學地揭示了社會主義必定戰勝資本主義合乎客觀規律的歷史發展過程。這種由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人民群眾觀形成的世界觀，必然是民本、民生、民主之精神宗旨，即為創造歷史和推動歷史前進的絕大多數人服務，這是其他任何階級所不曾也不會有的階級品性。　　

　　毛澤東的民本宗旨，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本質和歷史使命決定的。馬克思、恩格斯有句名言：“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毛澤東認為，無產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最先進的階級，肩負著最后消滅階級和實現共產主義的歷史使命。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與全人類的利益，與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是一致的和統一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本質和歷史使命決定了“兩個徹底決裂”。因此，無產階級和共產黨把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作為自己人生的意義、理想和目標，而且在為之奮斗的整個過程和每一個發展階段上，堅持不懈地將個人的利益同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緊密結合起來，自覺轉化為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這種科學的人生觀，就是無產階級和共產黨最基本、最樸素、最普遍、最實際的階級本質。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民本主義”宗旨，體現了人民大眾當家作主的政治倫理標準。“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毛澤東是首先把人民大眾看做主人和上帝來說的，而作為人民群眾的公仆--各級政府官員只能認真的、忠實的為國家的主人--人民群眾服務。如果官員反其道而行之，不是為人民群眾服務，而是把人民群眾踩在腳下，讓人民群眾當奴仆為自己服務，在毛澤東看來，那就是忤逆不孝。毛澤東有次到某地方視察，對那里的領導干部講：“我們的上帝就是人民群眾。你們可不要得罪老百姓呀，老百姓要想讓誰下臺，他就非得下臺不可。”正是因為有了人民大眾當家做主的政治倫理，才有了“造反有理”，才有了“四大自由”，才有了人民民主。　　

與人民民主不同的則是封建主義社會“為民做主”。社會越腐敗，老百姓就越盼望出現清官。而毛澤東站在馬列主義的高度，深刻總結歷史的經驗，他把無產階級政權存在和延續的希望寄托在人民大眾的高度覺悟上，而不是寄托在少數政治精英身上。因此只有在毛澤東主義的指導下，相信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發動人民群眾，讓人民當家作主，真正參加國家事務管理并有效行使民主監督，人民不僅要有選舉權，更重要的還要有罷免權，能夠把那些腐敗變質以及企圖復辟資本主義的官僚隨時予以撤換，使政權永遠掌握在忠于人民、忠于社會主義的人的手里，惟其如此，才能永保無產階級政權的鞏固與發展，才能使社會主義最終戰勝資本主義取得徹底的勝利。毛澤東創建的人民民主政治是對馬克思主義發展最偉大的貢獻，是迄今為止人類政治文明最先進的成果，必將成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方向。背離毛澤東主義的民本、民生、民主宗旨，必然要走向人民大眾的對立面。在政客精英們肆無忌憚地“解放思想”以后,官方也在大張旗鼓的反腐敗，而其結果卻是越反越腐敗，有的貪官甚至是“長腐不敗”，以致官民積怨日深，社會矛盾隨時都有激化的可能，“改革開放”后當今中國正越來越嚴重地表現出歷代封建王朝循環更替的征象。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民本、民生、民主宗旨，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基礎的內在要求。“為人民服務” 屬于意識形態，是上層建筑，這句口號喊得再響也得落實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之上，否則，就是一句空話。曾經有一種極具煽動誘惑力的觀點，認為共產黨執政只要政權在手，軍隊在手，經濟建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速度越快越好，發展數量越大越好。發展是硬道理，發展是共產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只要經濟發展了，物質豐富了，財富增加了，人民群眾自然就會擁護，政權自然就會得到鞏固。然而，客觀事實卻是，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的確得到了快速發展，經濟總量的確有了巨大增長，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非但沒有得到相應鞏固，反而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其根本原因就是在于事實上放棄了毛澤東主義，違背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民本、民生、民主的根本宗旨，“改革開放”并沒有向著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方向發展，而是伴隨著經濟上的大規模私有化、市場化、殖民化的不斷推進導致了公有制經濟基礎的瓦解，經濟基礎的變化必然引起社會結構、上層建筑的深刻變化，于是黨政官場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貪污腐敗，社會上出現了越來越嚴重的貧富懸殊，兩極分化，大量的工人下崗失業，工人階級由國家的領導階級淪為弱勢群體，淪為被剝削階級。這樣共產黨在失去了執政的經濟基礎之后，又繼而失去了執政的階級基礎。在這種情況下，“為人民服務”只能是“為人民幣服務”，為官僚買辦權貴資本家少數人服務。即便象當今官方語言所表述的所謂“執政為民”，“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發展成果人民共享”等等假大空套話，也必然表里不一，自欺欺人。　　

毛澤東的民本宗旨，是社會進步與人的全面發展的統一。毛澤東認為，社會進步是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前進運動。社會進步體現了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要求，是人民群眾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創造歷史，推動社會前進的偉大實踐，與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相輔相成。無產階級是大多數，因此無產階級的階級性和人民性有完全的一致性和統一性。為人民服務就是為大多數人服務。就個人與他人、社會的關系而言，這并不是一種服務與被服務的單向關系，而是一種互動的服務關系。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每一位成員，是人民中的一員，當他在為人民服務時，人民中的其他成員也在為社會包括他自己在內服務。因此，無產階級和共產黨把為人民服務作為人生的價值觀，并不否認個人的利益和價值，而是認為人的最根本特性是人的社會性，人的價值是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的統一；只有首先強調為人民服務的價值，才能實現個人的價值。他提出的堅持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的統一，就是黨和人民事業與個人利益和價值的統一是辨證的、有機的、和諧的、溫暖的、文明的、健康的、發展的統一。　　

　　因此可見，毛澤東的民本、民生、民主之精神宗旨、思想體系的概念、范疇、判斷、邏輯結構是馬克思主義真理性和價值性的統一。共產黨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必須始終堅持人民歷史主體地位與一切從人民利益出發的一致性，堅持為共產主義理想奮斗與為人民謀幸福的一致性，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價值導向與實現自我價值的一致性。　　

他決不容忍人民受凌辱、受奴役，所以他領導中國革命，上井崗、破圍剿、征萬里、過長江，前赴后繼，浴血奮戰，推翻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是中國人民大眾站立起來。　　

　　他決不容忍人民受饑寒、受貧困，所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新中國建立后，他立即帶領全國人民群眾，進行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在經過艱苦卓絕的27個年頭的建設發展，使新中國大踏步地富強起來。　　

　　他決不容忍人民群眾再受官僚資產階級和官商資本主義復辟之苦難，所以堅定不移地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學說，義無反顧地發動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修正主義政治路線上臺，反對官僚資產階級和官商資本主義復辟，反對霸權資本主義和平演變。使中國人民大眾覺悟起來。　　

　　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海枯石爛般地矢信、“春蠶到死絲方盡”的執著，對人民大海般的深情、泰山般的厚愛，唯獨對自己是那么的苛刻,對自己的親屬是那么的不盡人情。毛澤東之所以偉大，是因為無論在他身前還是故后，人民群眾無不為他開天辟地的偉績和感人至深的事跡而潸然淚下，無不為他科學的思想觀念、崇高的人生理想和偉大的品格情操而感到心靈的震撼和精神的洗禮。　　

四．毛澤東對人民大眾的四種形象比喻讓政客權貴精英猥瑣不堪　　

　　毛澤東對人民大眾曾作過四種形象而貼切的比喻:　　

一是比作“眼晴”。1943年7月2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共中央為抗戰六周年紀念宣言》中說，“共產黨員應該緊緊地和民眾在一起，保衛人民群眾，猶如保衛你們自己的眼睛一樣，依靠人民群眾，猶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樣。”“共產黨員要不謀私利，只為人民群眾謀求福利。生根于人民群眾之中，每時每刻地總是警戒著不要脫離人民群眾，不論遇著何事，總是以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以此來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這就是我們的事業必然獲得勝利的根據。”把人民群眾看成“眼睛”，就是要赤誠地愛護人民群眾。實踐證明，共產黨員干部對人民群眾動真情，人民群眾就會為真情所動，就會把黨員干部當作自己的親人、最信賴的人，共產黨才能夠真正地贏得人民群眾的理解、信任、擁護和支持。 　　

二是比作“上帝”。1945年6月1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閉幕詞《愚公移山》中說“現在也有兩座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國主義，一座叫做封建主義。中國共產黨早就下了決心，要挖掉這兩座山。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不斷地工作，我們也會感動上帝的。這個上帝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一齊起來和我們一道挖這兩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把人民大眾看成“上帝”，就是要自覺地敬畏人民大眾。共產黨的江山是靠人民大眾的支持打下來的；共產黨執政的權力，是人民大眾賦予的；人民群眾是執政黨的衣食父母。只有始終如一地敬畏人民群眾，堅持人民群眾擁護的，拋棄人民群眾反對的，為人民群眾的富裕幸福竭盡全力，才能使我們的基業長青，永遠不敗。　　

　　三是比作“土地”。1945年10月17日，毛澤東從重慶回到延安以后，在延安干部會上的報告《關于重慶談判》中說，“所有到前方去的同志，都應當做好精神準備，準備到了那里，就要生根、開花、結果。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我們的同志不論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人民群眾的關系搞好，要關心人民群眾，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團結廣大人民，團結得越多越好。放手發動人民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把人民大眾看成“土地”，就是要堅定地立足人民群眾。共產黨的執政基礎是人民大眾，開拓前進的智慧與動力來自人民群眾。如果脫離了人民群眾，共產黨就失去了民眾最廣泛、最堅定、最長久的擁護和支持，就會象安泰那樣被人扼死。　　

四是比作“水”。人民大眾在毛澤東心里是至高無上的境界，也是始終不渝的信仰。在談到和人民群眾的關系時，毛澤東常用這樣的比喻：“水里可以沒有魚，但魚兒卻永遠離不開水。”中國歷史上曾有開明的封建帝王統治者，形容自己和老百姓的關系的時候，比作是水和舟的關系。這種比喻是比較文明進步的，反映了某個開明的封建帝王對百姓力量的認可。民心之向背，決定著共產黨和國家政權的成與敗。有人也將共產黨和國家政權比作是舟，將人民大眾比作是載舟之水，水可以載舟航行，也可以將舟顛覆。也是對民本的正確認識，但是這種比喻也有其局限性。因為“舟水關系”，是一種外在的關系，就是說封建的統治，它可能還是在老百姓之上。那個舟是在水上，水是載著舟的，舟還是浮在水上的，舟既要浮在水上，又怕被水傾復。相比之下,魚水關系理工貼切,也更深刻, 水里可以沒有魚，但魚離開了水就不能活。魚水關系比喻，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崇敬人民群眾、立足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愛護人民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群眾服務的民本、民生、民主宗旨。　　

覺悟的人們都知道，在毛澤東對人民大眾的四種形象比喻面前，官僚買辦特權資產階級政客權貴精英“創新”的所謂“三個代表”神馬“思想”、“以人為本”神馬“觀”之類的封資修貨色，比豬屎狗屁還臭不可聞。　　

五.毛澤東的民本思想之核心價值取向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民本，就是對人民大眾的地位、作用和生活所持的態度、看法和行為。毛澤東心中只裝著人民大眾，把最廣大民眾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作為最高的價值定位和最長遠的價值取向。同樣，最廣大民眾老百姓心中也只裝著毛澤東，把毛澤東當做最尊敬的人民領袖，最尊敬的佛祖、神靈、和圣賢。隨著時間的推移，毛澤東在人民大眾心中的地位越來越崇高、越來越牢固、越來越凸顯出來。　　

毛澤東主義民本思想的核心價值取向之一，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理念。從數千年的歷史朝代更換和社會狀態來看，民眾老百姓始終是處于被奴役、被壓迫、被剝削的一個弱勢群體地位。中國歷史上沒有一個像毛澤東這樣的政治家領袖如此深愛人民大眾。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生命無私地投入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之中。　　

一切為了人民群眾，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是無產階級政黨區別于其他政黨的顯著標志。人民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工作路線。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在長期斗爭中形成了一切為了人民群眾、一切依靠人民群眾和從人民群眾中來、到人民群眾中去的人民群眾路線。一切為了人民群眾，一切依靠人民群眾，是人民群眾路線的核心內容。如果說一切為了人民群眾講的是目的，就是為什么要這樣做，那么一切依靠人民群眾則講的就是方法問題，就是如何去做、采取什么方式去做的問題。一切為了人民群眾，就必須對人民群眾負責，善于為人民群眾服務。黨的一切工作，必須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最高標準。一切依靠人民群眾，首先要相信人民群眾有力量解放自己。要尊重和支持人民群眾的革命首創精神。一切依靠人民群眾，就必須要反對官僚主義和官僚作風。一切依靠人民群眾，就必須在工作中宣傳人民群眾、發動人民群眾、組織人民群眾。要下努力創造做好人民群眾工作的新方式、新方法。一切依靠人民群眾，就應該虛心向人民群眾學習，善于從人民群眾的議論中發現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方針和政策。從人民群眾中來，到人民群眾中去，是人民群眾路線的又一個重要內容，是同“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的認識過程完全一致的，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在領導工作中的創造性運用。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從人民群眾中來，到人民群眾中去的過程，從認識論上說，也就是調查研究的過程。這就把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同聯系人民群眾的工作路線有機統一起來。要做到“從人民群眾中來，到人民群眾中去”，就要虛心向人民群眾學習，深入人民群眾做調查工作。做到從人民群眾中來，只是完成了領導工作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讓這些從人民群眾中得來的寶貴意見再回到人民群眾中去，使人民群眾認識到這些意見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自覺行動起來，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轉化為人民群眾改造客觀世界的物質力量。　　

對待民本，民生，民主的立場和態度，是是考量執政黨和國家政權及政府優劣的唯一分水嶺。在古今中外歷史上，凡是不敬重人民大眾的統治者，沒有一個能逃脫人亡政熄的結局。為人民大眾謀利益是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毛澤東具有強烈的敬民、愛民、親民、為民意識，并落實到具體行動上，實現人民大眾的愿望，滿足人民大眾的需要，為人民大眾謀利益，這也是共產黨的根本宗旨、政府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他說：“我們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大眾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大眾服務。”毛澤東用自己的一生踐行了民本、民生、民主主義的宗旨。只有敬重人民群眾者，才能贏得人民群眾的擁護，誰與人民大眾同呼吸、共命運，誰才能夠得到人民大眾的擁護、支持和愛戴。對人民群眾的態度要有親和感，對人民群眾的事業要有使命感，對人民群眾的疾苦要有責任感。尊重人民群眾的創造力。人民群眾的智慧是不竭的源泉，人民群眾的力量是無窮的寶藏。尊重人民群眾的勞動。人民群眾的勞動是非常平凡的，而恰恰是這種平凡的勞動推動著歷史前進的車輪，創造著人類社會的財富。我們要把這種平凡的勞動看成是一種崇高的事業，尊重人民的勞動價值，珍惜人民群眾的勞動成果。尊重人民群眾的人格。徹底破除官尊民卑的封建思想，能吃百姓飯，能干百姓活，能說百姓話，能交百姓友，堅持與普通人民群眾平等相待，建立魚水般的黨群干群關系。真正把人民群眾當成自己的親人，當成站在自己身后的巨大支撐力量。要順應人民群眾的意愿，關心人民群眾的疾苦，多做雪中送炭的好事，多做扶貧濟困的善事，多做排憂解難的實事。堅持把人民群眾的要求和選擇作為決策的基本依據，造福人民群眾的事就辦，勞命傷財的事就不辦。時常反省自己。反思自己的工作能否經得起人民群眾檢驗；反思自己的作風能否經得起人民群眾監督；反思自己的政績能否經得起人民群眾評說，真正把人民群眾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竭盡全力，鞠躬盡瘁。　　

毛澤東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歷史發展階段，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全黨學習馬克思主義，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完全徹底地、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毛澤東的一生，是鞠躬盡瘁身體力行實踐民本、民生、民主之精神宗旨，全心全意人民服務的光輝一生，言行一致，嚴于律已，幾近苛刻；光明磊落，唯民是圖……總之，他一生所做的一切，全部都是為了他深深熱愛的人民大眾。　　

毛澤東個人一生生活儉樸，堪稱是古今中外人類社會歷史上最廉潔的人民領袖。他一生兩袖清風，廉潔勤政，除了肝膽相照尊敬人民大眾、赤子情懷熱愛民眾老百姓、全心全意為人民謀福利，旗幟鮮明捍衛人民大眾利益，義無反顧為民大眾利益而生死戰斗之外，他沒有其它私心雜念。作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領導人，他艱苦樸素度過一生，奢侈的食物也就是一碗“紅燒肉”，穿著的睡衣一補再補。他要求自己的子女和后代廉潔奉公，做自食其力的普通勞動者。有一個非常令人深思的現象，中國人從貧窮到溫飽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走向富裕，中國人的精力、思想和感情可以說大轉移，可為什么很多人對毛澤東的感情越來越深了呢？毛澤東留給我們什么？現在越來越旺盛的毛澤東熱，沒有什么勢利因素，也沒有什么權力因素，更沒有什么政治強權高壓因素，完全處于一種普通民眾老百姓的真實感情，這就是孕育、支持任何英雄豪杰生存的人民大眾之土壤，這就是任何官府勢力都摧不毀的人民大眾之心碑。這就是既能載舟又能覆舟的民眾之心海。　　

在毛澤東時代，共產黨和國家、政府的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都是人民公仆，人民的勤務員，只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決不允許脫離人民群眾，絕不允許以權謀取私利和超越人民群眾人民利益之上的權貴階層既得利益。無論在革命戰爭時期，還是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在他的講話中、著作中對共產黨干部無數次苦口婆心、耳提面命，諄諄教導的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民本主義”。以至于這句話使億萬中國人民都婦孺皆知、耳熟能詳。　　

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門廣場久久回蕩的“人民萬歲”的聲音。這聲音，已經穿越歷史，穿越時空，沁入中國人民的骨髓。這聲音固然是毛澤東對中國人民真誠的祝福，但更主要的是體現了毛澤東的人民觀和他對中國人民的莊嚴承諾:一切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以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和依歸，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務。正因為毛澤東奉人民為上帝，人民奉毛澤東為領袖和導師，形成了中國當代史上一道亮麗的風景。今天民眾老百姓崇拜毛澤東，則純粹是人民群眾的自覺。這是因為毛澤東將人民大眾舉上了天，人民大眾也就永遠將毛澤東銘記在心里。　　

歷史發展軌跡表明，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但人民創造歷史又需要有杰出領袖人物的啟迪、激發和組織領導，否則難以發動和收取大的成效，時代和人民在呼喚毛澤東。毛澤東的主義思想和歷史活動功績作為一種歷史坐標始終在激勵與啟示人民如何把握與創造歷史，毛澤東主義的思想、理想、戰略與領導藝術等作為人類最偉大的智慧源泉之，是人民大眾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更是人民大眾最偉大、最神圣、最豐富的寶貴遺產與財富。今天的人們懷念與學習、研究毛澤東，其主要動力和意旨也正在于此。 　　

崇敬人民領袖毛澤東、信奉毛澤東主義的人民群眾，已永遠的凝聚為影響和決定歷史的巨大力量，無論現今和未來，在中國、中華民族乃至世界人類社會發展歷史上，可以肯定都將永遠銘刻上毛澤東和人民大眾的印記。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毛澤東創造了不可能根本逆轉的人民歷史，人民大眾也必定會把毛澤東永遠載入歷史發展圣殿史冊中。　　

第二章 民生情懷--毛澤東主義的最強源動力　　

一．民眾溫飽，民眾冷暖，民眾疾苦，民眾呼聲，是毛澤東一生刻骨銘心的情懷　　

在古今中外的社會變革歷史上，改朝換代而又江河日下的歷史周而復始，“興百姓苦，亡百姓苦。”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訪問延安，他擔心的是中國共產黨能否跳出歷朝歷代“興衰更替”的周期律。毛澤東認為，人民政權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才不會人亡政熄。1949年3月23日，中央機關從西柏坡遷往北京。毛澤東對大家說:“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京。他們進北京就腐化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要繼續干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建設共產主義。”他深情地把進城稱為“進京趕考”，把人民群眾尊為考官，把自己視為學生，把建設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當作廣袤的考場，把歷史作為公正的監考人。這是多么博大的胸懷，多么謙遜的美德。人民早已點了頭，歷史早已下了定義，毛澤東決不是李自成。毛澤東用自己的一生填寫了一份令億萬人民為之動容、嘆服、感慨和深思的答卷。　　

所謂“民生”，即國民生計，主要是指民眾老百姓的基本生存和基本生活狀態，包括民眾老百姓的基本發展機會、基本發展能力和基本權益的狀況等等。民生問題，事關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事關社會的長治久安。　　

毛澤東一生都在高度重視關注民生、體恤民生、發展民生、改善民生。他把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首要任務指定在建立社會主義所有制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之上。而建立社會主義所有制、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民生，在于創造社會主義的物質與精神財富，在于提高和豐富人民群眾的物質與文化生活。他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建立才可為社會主義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開辟廣闊道路，為社會主義物質財富的增長、為消滅剝削制度和建立人與人的平等關系提供制度上的先決條件。這是比新民主主義革命還要深刻得多的革命。同時，毛澤東又沒有完全理想化這種所有制制度。他深切地感知到所有制并不能自然生產社會平等和經濟民主，因此，他在所有制改造任務完成后，又將深切的目光主要投入到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等其他領域。　　

毛澤東在高度重視所有制變革的同時，高度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系的建立。他提出必須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因為資產階級法權必然妨礙人與人平等關系的建立，例如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是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是靠官職靠權力，這些法權關系都必須破除，破除了還會產生，產生了還要破除，必須不斷地破除。因此，在干群關系這對矛盾中，毛澤東一方面十分強調領導干部的服務意識，他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必須是人民的勤務員，因為社會主義社會是形式上平等而事實上不平等的社會，各級領導干部如果沒有“勤務員”和“平等”意識，很容易異化為人民的老爺。各級領導干部必須要當人民的勤務員，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另一方面，他又要求領導干部必須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實現干部思想的革命化；再一方面，他又用幾乎苛刻的要求，對待各級干部，防止干部的特殊化。毛澤東強調對知識分子的再教育。毛澤東又在實際中極大地提高了勞工階級的地位，認為工人農民是國家的主人。強調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使普通勞動者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毛澤東還極力提高工人農民的能力，強調工人農民知識化，強調工人農民要管理國家，管理學校，管理企業，管理軍隊。毛澤東不僅重視所有制變革，重視社會主義的人與人的關系，同時還十分重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分配問題。他認為分配首先是生產條件的分配，生產資料在誰手里，這是決定性的問題。生產資料的分配決定消費品的分配，因而毛澤東極力反對擴大私有化，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前兆和萌芽。因為所有制基礎一動搖，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其他關系就會動搖，社會主義就會改變顏色。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毛澤東也眼光獨到，措施有力。他認為，利益關系是公與私的對立統一，他說：“我們歷來講公私兼顧，個人是集體的一分子，集體利益增加了，個人利益也隨著改善了”。（《毛澤東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因此，他強調要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分配關系，公私兼顧。在物質和精神的關系上，他認為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都重要，他指出：“物質可以變精神，精神可以變物質。”“應當強調艱苦奮斗，強調擴大再生產，強調共產主義前途遠景，要用共產主義理想教育人民。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眼前利益服從長遠利益。要講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要把國家利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時他又強調：“物質利益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要求處理好各個方面的利益關系，從而在消費品分配方面建立起世界上最公平的分配制度。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黨和政府官員的權力和利益相對分開，干部職務的升遷不再與工資必然掛勾；形成了國家的工資調升向生產第一線工人和科技人員傾斜，農村則基本按勞動工值分配的公平分配機制。英籍諾貝爾經濟學家阿瑪提亞.森對此作了客觀公正的評論：“平等不僅僅是起點平等，還必須包括分配平等，而分配平等主要是指使‘最小受益者福利最大化’，即改善社會最下層百姓的生活和福利。平等同時還包括能力平等，即要增加下層勞動者的能力，就必須給人們平等的教育，參與政治，提升他們的信心。毛澤東時代在改善社會最底層百姓的生活和福利以及增加基層勞動能力方面，中國做得最好，也在全世界做得最好。” 　　

毛澤東重視國民經濟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新中國建國之初，國家千瘡百孔，一窮二白，一無設備，二無資金，人均壽命只有35歲。毛澤東重視人民群眾的疾苦。明確指示：醫院“不能為金錢服務，不能為特權服務。必須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堅持“送醫送藥下鄉”，“把醫療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去”，并在農村創立了“赤腳醫生”體系；堅持國家補貼搞公費醫療和農村合作醫療，解決廣大群眾治病難的疾苦；真抓實干在全國徹底消滅了性病、麻風病、消滅了血吸蟲病消滅了性病、麻風、天花、鼠疫、霍亂、血吸蟲，使人民的健康水平和人均壽命極大提高。毛澤東堅持發展經濟，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寫下了指導國民經濟發展的《論十大關系》，甚至對農民種地也親自提出了著名的“土肥水種密保管工”“八字憲法”，發出“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的偉大號召。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全國人民奮發圖強，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把一個任人欺凌宰割的、四分五裂的、民不聊生的、滿目瘡痍的農業國，在短短的30年內，發展成為一個從電動機車、先進戰機、噴氣式大型客機、洲際導彈、兩彈一星、核潛艇、高速計算機、大規模集成電路、人工合成胰島素到工業成套設備、所有農業機械無所不能造的世界第六工業大國、第三軍事大國、第十八科技強國……，完成了最艱苦的工業基礎和科技積累。而且這些建設成就是伴隨著嚴竣的國際封鎖、戰爭威脅和“修正主義”壓迫，甚至還要打贏多場戰爭，長期支援世界革命的情況下取得的；是在實現了滅毒絕娼、道不失遺、夜不閉戶的社會風氣的情況下取得的；是在消滅了血吸蟲、麻風、天花、鼠疫、霍亂，人民的健康水平和人均壽命極大提高的情況下取得的；是在普及全民義務教育、吃藥住房基本不用花錢、工人退休有養老金、農村鰥寡孤獨吃五保、工殘有保障的極高社會福利，“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無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取得的。　　

毛澤東一生致力于關注民生、體恤民生、發展民生、改善民生，有兩大十分鮮明的性格特征：一是克己，一是愛民。一方面，對自己和自己的子女親屬的要求十分苛刻，幾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對黨員干部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的要求十分嚴格，誰要是與民眾老百姓爭利益，欺負民眾老百姓、損害民眾老百姓爭利益，他就會六親不認地與其斗爭到底。另一方面，對民眾老百姓，他則是懷著格外仁慈和寬容的菩薩心腸。1941年，在延安時，有農民說罵“老天爺為什么不劈死毛澤東?”保衛部門聞訊，要把這件事當作反革命事件來追查，逮捕這個竟敢如此咒罵毛主席的農民，并要公開處理，以一儆百。毛澤東從警衛員口中知道這件事以后，立即阻止了保衛部門的行動。毛澤東說：“群眾發牢騷，有意見，說明我們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聽到群眾有議論，尤其是尖銳一點的議論，就去追查，就要立案，進行打擊壓制。這種做法實際上是軟弱的表現，是神經衰弱的表現。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如何不要造成同群眾對立的局面。”“黨群關系好比魚水關系，共產黨是魚，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沒有魚，魚可是永遠也離不開水啊！”清澗縣農家婦女伍蘭花的丈夫在山上用鐵犁耕地時，不幸被雷電擊斃。伍蘭花一邊悲痛，一邊大罵“世道不好”、“毛澤東領導官僚橫行”等。中央社會調查部聞訊后，把伍蘭花拘押到延安，并由保衛部門建議判處死刑。毛澤東從社會調查部部長康生派人送來的《情況匯報》中，知道了這件事。他對社會調查部的人說：“你們不能這樣做嘛!……中央設立社會調查部，不是設幾個官位。如果不做調查，就隨隨便便抓人、殺人，這是國民黨的黑暗做法!就這些而論，人家罵得就有道理呀。”當晚，毛澤東就叫來中央軍委總部保衛部部長錢益民，要他立即把伍蘭花帶來。在會客室里經過拉家常話，毛澤東了解到：伍蘭花的家里共有六口人，七十歲的婆婆是個癱瘓病人；三個娃，大的才十歲小的還不到三歲半；里里外外全靠丈夫支撐著。1935年中央紅軍來了以后，她家里分了五畝地，頭幾年還好，政府收的公糧少，家里的糧食吃不完，踏實過了幾年好日子。這幾年變了，干部只管多要公糧，還多吃多占。如今她丈夫死了，家里的頂梁柱就沒有了。毛澤東又把錢益民叫進來，當面囑咐說：“把這個婦女馬上放回去，還要派專人護送她回家。記住，去的人要帶上公文，向當地政府當面講清楚，她沒有什么罪過，是個敢講真話的好人。她家困難多，當地政府要特別照顧。對于清澗縣群眾的公糧負擔問題，邊區政府要認真調查研究，該免的要免，該減的要減。我們決不能搞國民黨反動派那一套，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伍蘭花回村以后，對鄉親們講了自己在延安面見毛主席的經歷。眾鄉親們聽了以后說：“毛主席太了不起啦。”毛澤東從群眾的民怨罵聲中深刻反思，并舉一反三，下決心與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陜甘寧邊區政府的領導同志一道，采取一系列措施改進工作。迅即糾正了 “確實公糧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負擔”的問題。在1945年4月24日黨的“七大”政治報告中，毛澤東強調指出：“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從此，批評和自我批評與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一起，成為中國共產黨必須永遠保持和發揚的“三大優良作風”。 　　

1956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有一段情系民生的精辟講話：“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XXX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于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里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后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這樣的事情不少。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 　　

毛澤東始終清醒地認識到:共產黨作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核心，最根本的就是堅決依靠人民群眾, 始終不能忘記關注民生、體恤民生、發展民生、改善民生的歷史與社會使命。黨員、干部只有身在人民群眾之中，同人民群眾同甘共苦、保持魚水關系，才是防此發生腐敗和蛻化變質的有效途徑。毛澤東主席說：“我們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們人人要有徹底革命的精神，我們不要有一時一刻脫離群眾。”“必須關心群眾，為群眾服務。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符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論聯合政府》）。“為群眾服務，這就是處處要想到群眾，為群眾打算，把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是我們與國民黨的根本區別，也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和歸宿”。（《論合作社》）。為此，黨中央制定了各級領導干部必須深入基層參加勞動、與人民群眾實行“三同”的制度，取銷干部官銜制、職務補貼、獎金等特殊待遇、實行干部與工人工資制度大體平衡的分配制度，實行“鞍鋼憲法”式的管理制度、讓人民群眾參與管理，在人民群眾中選撥干部和培養革命接班人的制度等等。大大密切了共產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關系。　　

同時，毛澤東主席還進行社會主義社會歷史時期人民公社、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的理論與實踐；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教育發展方針：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科學技術發展方針：為中華民族獨立與強大，敢創世界科學技術高峰，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獨立自主、奮發圖強；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醫療發展方針：救死扶傷、革命人道主義、合作醫療、赤腳醫生、群眾預防；提出了社會主義社會文學藝術發展方針：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工農兵和人民大眾服務；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提出了社會主義集體化農業、現代化工業和現代化國防建設、軍隊建設的理論與實踐。　　

經過新中國27年的發展建設，時至1976年，毛澤東主席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基本建立起了完整的足以堅強支撐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強大的公有制國民經濟體系；基本建立起了全體民眾老百姓生有所居、少有所學、壯有所用、病有所治、老有所養的社會主義社會民生基本保障體系；基本建立起了公平正義，共同富裕，工農一致，干群一致、軍民一致，為人民服務，民眾利益高于一切的社會價值觀。　　

倘若毛澤東主席在世，下一步也必然會實施改革與開放。然而，毛澤東領導下的改革與開放，必然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基礎指導下，在社會主義所有制公平主義和共同富裕的根本框架下的進行，而絕不是在倒退回動物世界的弱肉強食叢林法則下進行。毛澤東領導下的改革與開放，絕不會給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共產黨領導干部賦予任何特殊權力與特殊利益，讓官員權貴群體先富起來；絕不會讓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夾著皮包大搖大擺地回來主宰社會；絕不會讓那么多的漢奸叛徒賣國賊之流和形形色色的政客流氓經濟流氓文痞流氓社會流氓耀武揚威把持國家政權、經濟、法律、文化教育、輿論宣傳舞臺陣地，操縱改革開放方向；絕不會讓共產黨員領導干部和政府官員蛻化變質為新生官僚買辦權貴資產階級既得利益群體；絕不會讓剝削階級死灰復燃、衣錦還鄉，剝削老百姓，欺壓老百姓，魚肉老百姓；絕不會讓新中國社會主義社會再次出現貧富懸殊、兩極分化，讓占總人口80%以上的民眾老百姓再次陷入絕對貧困的苦難深淵，遭受新生官僚買辦權貴資產階級既得利益群體的壓迫與剝削，倍受新三座大山的折磨；絕不會讓假冒偽劣充斥社會各個角落；絕不會讓封資修貨色污染腐蝕意識形態領域、腐蝕污染思想、文化、教育乃至整個精神家園，腐蝕霉變社會公眾價值觀念；絕不會讓金錢拜物教價值觀、官僚特權腐敗和權錢色等價商品交易成為一種官場和社會通行的潛規則，進而形成了一種毒害社會、毒害政府、毒害執政黨、毒害中華民族、毒害子孫萬代的腐敗土壤和腐敗文化。　　

二．群眾路線，集體道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毛澤東一生勇往直前的實踐　　

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要取得人民群眾真心擁護的領導權，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率領被領導者（同盟者）向著共同的敵人作堅決的斗爭，并取得勝利；第二，對被領導者給以物質福利，至少不損害其利益，同時對被領導者給以政治教育。要使群眾認識，黨代表他們利益，和他們呼吸相通，接受黨的政治號召，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和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沒有這兩個條件或兩個條件缺一，都不能實現領導。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就要真心誠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活和生產問題。要組織、領導和幫助人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提高文化，解決油鹽柴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孩子的問題、讀書上學的問題、生瘡害病的問題。每個共產黨員都要替人民著想。部隊負責同志要替戰士著想。機關負責同志要替大廚房著想，替雜務人員著想。群眾生產、群眾利益、群眾經驗、群眾情緒，群眾的每一要求與每一提議，一切群眾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領導干部應該時刻注意的，都應該提上議事日程。這個群眾路線的核心內容概括起來就是：關注民生，體恤民生，發展民生，改善民生。　　

人民群眾是解決民生問題的主體力量。對于民生問題的解決，歸根結底要靠人民群眾自己的主體力量。必須發揮人民群眾的主體作用。“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為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　　

毛澤東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解決民生問題的前提條件和物質基礎。沒有經濟的發展，民生問題的解決那只是一種幻想。毛澤東從改善軍民生活，關注民生的現實需要出發，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的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要解決民生問題，發展經濟是關鍵。在抗日戰爭最困難的時期，由于日寇的野蠻進攻和國民黨的兩次反共摩擦與經濟封鎖，根據地軍民生活極其困難。對此毛澤東提出:“只有發展經濟才能保障供給。”并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是束縛生產力還是解放生產力。”最根本的問題是生產力向上發展的問題。只有生產力得到充足發展，供給得到保障，才能為民生問題的解決提供前提條件和物質基礎。 　　

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解決民生問題的前提條件和物質基礎。在延安時期，毛澤東站在爭取抗戰勝利、取得政權和實現人民解放的戰略高度，心系人民，從實際出發，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張，提出了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論，即重視調查研究，實行群眾路線，大力發展生產力，減輕人民負擔。按照“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改善人民生活、爭取抗戰與革命最后勝利”的建設總方針，分別從農業、工商業、財政金融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來促進生產發展，以此初步解決了民生問題。諸如在這一時期，開展土地改革運動、減租減息、大生產運動和精兵簡政等實踐探索。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廣大民眾的負擔，改善了民眾生活，調動了民眾支持和參加抗戰的積極性與熱情。耕地面積比戰前增加79.4%，糧食產量由戰前的110萬石增加到200萬石，工業總產值比戰前增加了30倍，人民的物質生活普遍得到改善，許多地方達到了豐衣足食。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改善了民生，為后來取得最終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一貫強調必須迅速提高生產力、發展國民經濟。早在建國初的五十年代就提出了社會主義建沒總路線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制定了經濟發展的一系列戰略方針、一個個“五年計劃”。毛澤東明確指出：“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革命就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根本原則，是發展生產，保障供應”。“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努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必須在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的指導下，逐步實現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的現代化。必須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迅速提高生產力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及各項事業，既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條件之一，又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任務和目的。可以說，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27年，是極大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27年，是掀起社會主義建設一個又一個高潮并取得一批又一批社會主義建設成果的27年，是將一個農業國建設成為具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工業國的27年，是將一個民生困苦、一窮二白、千瘡百孔的貧窮落后國家，初步建設成為民生改善、國家富強的新興國家的27年。毛澤東的中國之所以取得如此偉大的成就，一個基本原因就是毛澤東牢牢把握住民本、民生、民主的根本宗旨，最充分地調動了全國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建設積極性。　　　　

毛澤東在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實踐中，緊緊圍繞關注民生、體恤民生、發展民生、改善民生問題。極大地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科學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全面、系統、科學地解答了“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經濟和怎樣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一系列理論問題，為開展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乃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奠定了理論基礎。毛澤東承認并重視客觀存在的社會主義經濟規律。他認為，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是客觀實在，要研究它并熟練地運用它。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商品經濟規律，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規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按勞分配的規律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必須運用好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生產力包括勞動者和勞動工具。也就是說，“人”既是生產關系，同時又是生產力的主要因素，因此，第一，毛澤東從來就不是就生產力談生產力，而是聯系人與人的關系，所有制關系，科技技術的進步等來談生產力的。他認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指出：“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科學技術自然十分重要，沒有一定數量的科學技術干部是不成的。為了進行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我們現在就應該提出這樣的任務，即是在十幾年內造就出大批的紅色專家。”第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必須適時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里那些不能適應社會生產發展的“規章制度”。毛澤東堅持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的觀點指導經濟，闡明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以及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證關系，說明了經濟發展是不能孤立實現的。只有在首先解決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方面的問題的前提下才能帶來生產力、經濟的健康迅速發展。人是決定的因素，社會主義經濟的強大動力存在于廣大人民群眾之中。單有物質財富的增長并不能實現社會主義。只有在真正尊重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人與人之間建立平等互助關系、破除官僚主義和特權的條件下，才能真正調動廣大群眾積極性、迅速提高生產力。勞動群眾在從舊制度下解放出來所煥發的主人公態度和革命精神是任何金錢、物質刺激的作用所不能取代的。　　

毛澤東在深層次研究了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理論。一是極為重視生產關系的所有制變革。作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他領導了新中國的所有制變革；作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從理論上對新中國所有制變革給予了科學總結。他深知所有制的變革會為生產力的大發展開辟道路，會為社會主義物質基礎的增強準備條件，會為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建立人與人的平等關系創造前提；二是毛澤東高度重視勞動者的地位。在基本上解決所有制問題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平等關系是不會自然出現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一定要從各方面妨礙這種平等關系的形成和發展，因此必須破除資產階級法權，賦予勞動者管理企業，學校，機關，軍隊和國家的權利；三是毛澤東極為重視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配。他論述了公與私的辯證法關系，強調物質鼓勵和精神鼓勵相結合，既要反對平均主義，又要反對差距懸殊，把公平正義與共同富裕有機地結合起來，把激勵機制與約束機制高度統一起來。對于科學把握社會主義歷史時期生產關系和經濟基礎，對于關注民生、體恤民生、發展民生、改善民生，無論是現實還是深遠都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　　

新中國成立后，在國民黨蔣介石留下的一片戰爭廢墟之上，以毛澤東為首的的第一代領導者們帶領全國人民掀起了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熱潮，人們滿懷熱情，無私奉獻，舊中國落后的面貌得以迅速改變。據有關資料介紹，新中國前30年中，除1958～1962年的“二五”時期，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生產一度下滑，出現了年均0.4％的負增長率外，其他各個時期我國年平均都保持了很高的增長速度。1953～1957年開始的“一五”時期，年均增長11．3％；1963～1965年在克服嚴重困難之后，取得了年均增長15.5％的成績；就是在“文革”前期的1966-1970年的“三五”期間，年均增長也達9.3％；后期的1971-1975年，“四五”時期，年增長率還保持在7.3％的水平。建國之初的1950年，毛澤東一方面作出了“抗美援朝”的決策，指揮志愿軍在戰場上戰勝了不可一世的美國大兵。另一方面又親自組織了淮河、黃河、荊江和海河的治理工作，極大地改善了沿岸人民的生存狀態。1954年12月25日，川藏、青藏公路全線通車，1968年9月30日，第一列火車駛過了南京長江大橋，12月28日公路橋也勝利通車，1970年7月1日成昆鐵路全程貫通。這些工程都是那些西方專家認定不可能的事情，但中國人不但做了，而且做得很精彩，這也讓那些等著看笑話的西方國家認識到了新中國的魄力和建設新中國的決心。1964年10月16日，我國第一次原子彈試爆成功！1966年10月27日在成功試射核子飛彈后，又在1967年6月17日試爆了第一顆氫彈。1970年4月24日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成功發射，這一連串的奇跡讓世界睜大了驚異的眼睛。而這些成就，從根本上奠定了中國人民不僅站起來而且將富強起來的堅實經濟基礎。　　

三．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澤東一生永不彎曲的脊梁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澤東主義活的靈魂的基本點之一。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要求必須把立足點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礎上，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革命和建設事業，任何時候都必須堅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社會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最新的社會制度，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歷史階段。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和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大國中建設社會主義，這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中找不到現成答案的。毛澤東指出，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長處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這就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根據本國的情況走自己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這一根本思想。　　

1840年西方資本主義發動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無數志士仁人以及后來的大批共產黨人，為了拯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為祖國的獨立、富強曾不遠萬里到西方去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希望以西方先進的資本主義為師。但是，國際資本主義并不支持中國的革命者，他們的既定方針是要把中國變成其殖民地和附屬國。他們支持中國的腐朽勢力篡奪了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屠殺大批的革命黨人。血的教訓使無產階級明自了，“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毛澤東從他參加革命活動的一開始，獨立自主的思想就比較明確，隨著毛澤東主義的成熟和發展，毛澤東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也日益為廣大黨員千部接受。特別是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條件下，面對著國民黨頑固派限共、溶共、滅共的陰謀，是否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成了決定戰爭和革命能否勝利的關鍵。在這個時期，毛澤東對于獨立自主的思想有了更系統的論述。在1937年8月的洛川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在軍事上實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在國共關系上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　　

獨立自主貫穿于毛澤東主義全部內容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具有根本性的、普遍的，長遠的指導意義。自力更生與獨立自主是相輔相成、緊密相關的。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必須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同時也只有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才能保證獨立自主原則的貫徹執行。所謂自力更生，就是毛澤東所講的，我們的方針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我們希望有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我們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充分體現了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真理。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是黨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在黨的歷史上，任何一個勝利和成功，無一不是貫徹群眾路線的結果。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正是相信中華民族有同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在抗日戰爭期間，為了執行黨的全面抗戰路線而強調獨立自主原則。為了發動人民群眾抗戰，把日本帝國主義者置于數萬萬站起來了的中國人民面前，使之喪身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就必須實行民主政治，廢除國民黨的獨裁和專政。黨的群眾路線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力量源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貫徹執行黨的群眾路線的具體體現。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在毛澤東主義理論指導下的一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史。　　

從中國工農紅軍走上井岡山時，國民黨軍隊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對蘇區的封鎖和圍剿。紅軍穿著草鞋，喝著南瓜湯，有時候甚至吃著野菜，餓著肚子和敵人周旋。惡略的外部生存條件，使從成立那天開始，紅軍就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來首先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自力更生”成了紅軍不得不作出的選擇。　　

長征途中，國民黨軍隊更是地上圍追堵截，天上狂轟濫炸，試圖趁機把紅軍消滅在居無定所的征途中。不知道有多少次，紅軍瀕臨絕境，生死難卜。也不知道一路上饑寒交迫，草根樹皮當糧，餓死凍死了多少英雄好漢。不自己想辦法，紅軍就不可能走出絕地，到達延安。　　

抗戰爆發后，日軍對各根據地殘酷掃蕩，國民黨面對外敵，卻并沒停止對延安的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為了減輕根據地人民負擔，保障軍隊供給，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生產動員大會，發出了“自己動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克服困難”的號召，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使南泥灣變成了“陜北的好江南”，三五九旅更是聲名遠揚。　　

“窮則思變”，惡劣的外部生存條件，使中國共產黨一直處于“思變”的狀態下，激發出了中國共產黨人”不可遏制的“圖新”動力，使中國共產黨始終處于一種渴望突破的亢奮中，或許，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很好地詮釋了什么是 “生于憂患”。　　

新中國成立后，面臨的最重大問題，就是如何盡快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問題。當時從國民黨手上接過來的國民經濟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聯合統洽下，舊中國的經濟極端落后，國民黨22年的統治，更是把中國搞得民窮財盡。特別是國民黨統治后期造成的國民經濟全面崩潰的長期惡性通貨膨脹及物價飛漲，物資奇缺，投機倒把活動猖撅等情況，在新中國建立之初依然存在。這種嚴峻的經濟形勢，迫切需要國外資金。物資和技術的援助。但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堅持敵視中國的政策，對我國實行長期的經濟、軍事、外交的嚴密封鎖。使我國不僅不可能從他們那里得到任何援助，就連普通的貿易和交往都很困難。美國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對中國實行“禁運”的提案，致使參加“禁運”的國家達36個，并持續達20年之久。據不完全統計，僅1950年至1953年，經多種措施減少損失之后，“封鎖、禁運”給我國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仍達5691萬美元。其中，被凍結的資金為4182萬美元，被扣物資價值約335萬美元，船只到達我國港口前被劫持的損失約1174萬美元。這個統計，尚未包括全部私商被扣物資和尚未被人民保險公司保險的物資及船舶。當時，國內的反動派特別是美帝國主義斷言中國共產黨克服不了經濟困難，國內資產階級中的許多人也不相信共產黨能解決經濟問題。在上述嚴峻的經濟形勢考驗下，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采用了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有效的經濟措施：沒收官僚資本，建立國營經濟，奠定了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打擊投機資本，穩定市場物價，統一全國的財政經濟工作，加強了國家對財經工作的宏觀管理；合理調整資本主義工商業，使其逐步走上了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對三億多農民的新解放區進行土改和開展互助合作運動等；使國民經濟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之后，新中國通過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初步奠定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　　

毛澤東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同時，他總在努力尋求外部的理解與支持，因為他深知，爭取更多人的理解和幫助，會更加有利于革命事業的早日成功。每一個客人，無論是什么背景，到延安總是受歡迎的，他們在延安沒有任何禁區，這和國統區的戒備森嚴形成了鮮明對比。幾乎所有到訪的客人都會對延安表現出驚異和贊賞，無論民主黨派，無論國民黨高官還是中外記者以及各種名目的考察團。1944年8月到1947年4月，美軍觀察組在給美國政府的各種報告中都對延安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戴維斯說：“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受到廣大人民積極支持的政府和軍隊”。可惜美國政府最后還是因為對共產主義的偏見，沒有采納美軍觀察組的意見，錯失了和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合作的機會，并最終關上了這扇有可能改變中國乃至世界歷史進程的大門。但不管美國人以后怎么和蔣介石狼狽為奸，最后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成了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并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在國力并不強大的情況下，逼迫美國蘇聯和我們一起上演了一出“新三國傳奇”，中國自此成了世界的另一個支點，這在過去無論如何是沒有人敢想象的。而這一切，全都是在毛澤東運籌帷幄之下完成的。即使諸葛亮再世，也不可能讓那些自以為了不起的西方強權隨著他的指揮棒而起舞。但毛澤東做到了，只有他能唱轉這與世爭鋒的大戲。　　

　1963年7月14日　，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對《歐洲周報》記者奧古斯托·瑪賽麗說：“中國從來沒有象現在組織得這樣好”。他曾感嘆，國民黨統治中國20多年，“連一部象樣的單車（自行車）都造不出來”，面對共產黨取得的成就，“我們不得不服輸。”李宗仁評價中國共產黨的時間已經過去快50年了，國內國際形勢也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但毛澤東倡導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作為中國人，無論什么時候都不能放棄，正是這種精神贏得了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國際重要地位，這種精神也應該繼續成為中華民族騰飛的精神力量。　　

毛澤東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世界民族之林挺直腰桿的精神支柱。毛澤東經常告戒全黨和全國人民，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事實證明，這是一條使中國走向富裕走向發達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正是在毛主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方針指引下，新中國用不到30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幾百年走過的歷程，使中國由一個極其落后的農業國，迅速發展成為了世界第六大工業國，從而創造了人類奇跡。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排斥外援，新中國在五十年代就在蘇聯的協助下引進建設了156個骨干項目，從而初步建立了中國工業生產體系。到七十年代，毛澤東又親自批準了“43引進方案”從西方引進維尼龍和大型化肥廠成套設備等項目，正是這些引進，加上中國人民自己的努力，使我國用不到30年的時間，初步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新中國建立以后，先是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為了將社會主義中國扼殺在搖籃里，迫使我屈服于帝國主義的經濟政治勢力，對我實行了長期的經濟封鎖，向我關閉了它們自己的國門。隨后，又有蘇聯為迫使我接受其修正主義路線，撤走專家，單方面撕毀數百份合同，也向我國關閉了國門。顯然，如果說毛澤東時代，中國曾一度不能對外開放，完全是由于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的原因，是他們一手造成的。但到七十年代，經過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努力，靠小小的銀球推動了大球，這種局面已經大為改變，“43引進方案”的實施，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毛澤東深知中國落后，需要引進，但毛澤東更知，我們的引進，應該是為了我技術的提高，是為了我更好地學習別人的技術和經驗。他提出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方針，顯然并不是在外部對中國實行封鎖時的權益之計，而是國家發展進步強大的必由之路。南美東歐就走了一條依靠西方發達國家的精英之路，結果是國家的經濟命脈發展權控制權都落在了外國人手里，本國人民只能在痛苦與貧窮中受煎熬。　　

毛澤東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同閉關自守，盲目排外是根本不同的兩種思想境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要求在立足于中國實際的前提下，積極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而不是盲目排外。毛澤東歷來積極主張，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各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他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曾指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對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必須認真地學習。要求批判地吸收外國的長處，創造出具有獨特的中國民族風格的東西，不能喪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即在獨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呈現出開放性。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挺直了脊梁，堅決推行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平外交政策。舊中國遭受外國霸權資本主義侵略和壓迫長達100多年，深受喪權辱國之苦。新中國不再依附于任何帝國主義國家或國際勢力，是一個真正擁有完整主權的獨立國家。毛澤東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方針，不承認舊中國同任何外國建立的外交關系，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徹底摧毀了外國霸權資本主義在華的各種特權，取消了各霸權資本主義國家在華開辦的宣傳機關，并立即統制對外貿易，改革海關制度，從而肅清了外國霸權資本主義在中國的侵略勢力，徹底贏得了民族的獨立。同時，新中國宣布，愿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同世界各國友好往來。但只要外國霸權資本主義一天不改變敵視中國人民的態度，新中國就一天不給它在中國以合法地位。這個原則立場，充分顯示出中國人民的尊嚴。即使是新中國的朋友，干出有損于新中國獨立、主權的事，新中國也決不答應。50年末，赫魯曉慶要在中國建立長波電臺和潛艇基地，被毛澤東憤然拒絕。　　

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新中國創造一切奇跡的法寶。當新中國進入全面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渴望在蘇聯的幫助下，把新中國的國防和科學技術搞上去。然而，1959年6月，蘇聯政府片面地撕毀了1957年10月兩國簽訂的關于國防新技術的協定，拒絕提供原子彈數學模型的有關技術資料。8月，蘇聯又單方面終止兩國簽定的國家新技術協定。1960年7月，蘇聯政府不同中國政府協商單方面決定在短短一個月內撤回全部在華專家1390人，撕毀了3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廢除了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帶走了全部設計圖紙和有關資料。蘇聯人說：離開外界的。幫助，中國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就守著這堆廢銅爛鐵吧！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祖國內外的壓力并未削弱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勇氣。毛澤東再一次發出“自己動手”的號召，指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于是，中國一大批核科學專家和有關人員抖擻精神，全力以赴投入到自力更生發展核科學的偉大事業中。終于不負眾望，用了比美國少20倍的試驗次數，于1964年10月爆炸了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第一顆原子彈。事隔兩年零八個月之后，趕在法國前面爆炸：了能裝上導彈頭的100萬噸以上TNT當量的氫彈。使我國成為世界上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爆炸花費時間最短的國家。　　

四．消滅剝削，縮小差距，公平正義，共同富裕，是毛澤東一生百折不撓的追求　　

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標。在通向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古今中外無數仁人志士進行過雖九死而猶未悔的艱辛探索。世界級偉人毛澤東就是這些人中十分杰出的一位。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是毛澤東一生矢志不渝的理想。　　

公正正義和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只有切實維護與實現社會公平正義與共同富裕，民眾的心情才能夠舒暢，社會各階層成員的社會關系和利益關系才能協調融洽，人們的積極性、創造性才會充分發揮，民眾活力、經濟活力、社會活力、民族活力，國家活力才能夠充分激活。只有在公平的機會和公平的規則下參與正當競爭，社會各階層成員在思想和心理上才容易接受具有差異性的競爭結果和合理適度的貧富差距，才能夠有效地減少由結果的差異和貧富的差距而導致的心理失衡，避免因此產生的對社會不滿與怨恨，才能夠減少社會矛盾與沖突，化解社會危機。在推動協調發展的進程中，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共同富裕放到突出的位置，綜合運用多種措施，依法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利益分配公平的社會公平保障體制，使全體民眾朝著共同富裕的社會發展方向穩步前進。　　

社會歷史經驗教訓告訴人們: 社會利益分配不公正、貧富差距懸殊、兩極分化問題,是產生階級、階級矛盾、階級剝削、階級壓迫、階級對抗的總根源，一旦激化到不可調和的嚴重程度時,必然會引發階級斗爭、暴力革命和社會動亂。　　

所謂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具有相互關聯的兩層含義：其一是一個社會的所有成員都擺脫了絕對貧困狀態，過上了富裕的生活；其二是人們之間的財富差距不存在兩極分化，保持著適度差距，這種差距只是富裕程度上的差別，是大富和小富的差異。　　

    因此，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意味著消滅貧窮和消除兩極分化。前者要求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必須建基于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之上，必須以提高經濟效率作物質保證；后者內在地包含著合理分配，實現社會公平。簡而言之，欲實現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則必須實現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的統一。　　

毛澤東作為一位偉大的人民領袖，他把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當作他一生領導中國人民革命和建設的終極目標。他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應該是一個沒有經濟剝削好、沒有政治壓迫，沒有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人人都過上富裕生活的文明社會。他最初投身革命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建立一種保證人人都有飯吃的社會制度。　　

毛澤東并不是一個民粹主義者，他并不認為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就是劫富濟貧和均貧富，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不能建立在落后的生產力之上。所以他選擇了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化的社會主義道路，作為實現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根本路徑。　　

綜觀毛澤東一生對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追求，毛澤東對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作了如下的設定：作為出發點，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意味著所有的社會成員都應有相同的公平機會和權利，這是最終實現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首要前提；作為落腳點，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意味著民眾老百姓都能夠致富，意味著所有人都過上了幸福、富裕的生活。雖然共同富裕社會里也會存在富裕程度上的差距，但這種“差距”必須控制在人民群眾心里上能夠承受的合理程度之內，絕不能允許少數一部分人暴富而陷大多數人貧困，絕不能導致社會成員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　　

毛澤東一生以追求社會公平為最高己任。對他而言，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種極大的社會公平。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既是一個理想目標，又是一個過程，還是一個原則。在通向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漫漫征途中，應該始終貫徹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原則。對于毛澤東而言，社會公平應該是終極目標，經濟效率應該從屬于這個目標，應該服務于這個目標。公平是效率的歸宿，也是效率的前提，公平可以促進效率。從這個角度來看，毛澤東可以說是“公平第一”的信奉者和踐履者。毛澤東認為，即使效率很低，也應優先保證公平，因為公平是效率的目標。毛澤東并不是忽視經濟效率，但在他心目中公平永遠是第一位的，效率要始終為公平服務。　　

毛澤東把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作為實現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證，把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工業、農業、科技、國防四個現代化作為建立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物質手段。　　

    毛澤東認為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不能建立在落后的生產力基礎上，那樣只能是貧窮的普遍化--共同貧窮。社會公平是需要經濟效率作物質基礎的。他一生始終認為，社會主義是迄今為止人類最公正的一種社會制度。只有“實現經濟公正，才能建成先進經濟”。毛澤東堅信，只有一種公正的社會制度，才能實現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并不是社會財富公平分配的結果，因為“分配關系的歷史性質就是生產關系的歷史性質”。在私有制條件下，永遠不可能實現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因為私有制的本質是極少數人剝削大多數人，是人與人之間產生貧富分化的根源。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公有制可以鏟除剝削的根源，可以消滅兩極分化。社會主義的分配方式是“等量勞動領取等量報酬”。這是一種平等的分配方式，“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勞動--來計量”。這種比較公平的財富分配方式，既能反對平均主義和懶惰思想，激發每個人的積極性，又可以保證每個人靠自己的勤奮勞動都富裕起來，不會在通向共同富裕的過程中產生兩極分化。因為人的技能，體力差異是很小的，“搬運工和哲學家之間的原始差別要比家犬和獵犬之間的差別小得多，他們之間的鴻溝是分工掘成的”，而“分工和私有制是兩個同義詞，講的是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所以“勞動上的差別不會引起在占有和消費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權”。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將以所有人富裕為目的”，因為“只有社會主義才可能廣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據科學原則進行產品的社會生產和支配，以使所有勞動者都能過上富裕生活。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這一點，而且我們知道，社會主義一定會實現這一點，而馬克思主義的全部困難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這個真理”。毛澤東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他所理解的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所以他一生以在中國建立和建成社會主義為奮斗目標。社會主義能從起點(所有人在生產資料公有制面前平等占有生產資料)、過程(按勞分配)、結果(所有人都富裕)三個環節保證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實現。　　

    毛澤東鎖定社會主義作為實現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手段，不僅僅在于社會主義是一種公平的社會制度，還在于社會主義在吸納了資本主義的所有積極成果基礎上，是一種能帶來高經濟效率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更能帶來物質財富的豐裕。因為它克服了資本主義的弊端。它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克服了社會化大生產和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內在矛盾所帶來的經濟危機，鏟除了資本主義制度下所有阻擋生產力正常發展的種種障礙，能保證物質財富在其應有高度和水平上得到提高。更為重要的是，社會主義能消除資本主義制度下物質財富在占有、分配和享受上的不平等狀況，以及由此造成的社會成員的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現象，逐步實現同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高度發達的生產力相當量的社會公平和正義。毛澤東晚年所做的都要為了在各個層面去鏟除資本主義滋生的土壤。　　

    社會主義本身就是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的統一，社會主義的內在含義就在于從各個方面都能保證社會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實現。但是社會主義所要求的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實現，必須是在社會生產力高度發達基礎上才能保證。新中國初期的社會主義卻是在一個極其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種基礎上的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其結果只能是共同貧窮。為此，晚年毛澤東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借鑒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教訓，從中國既有的國情和歷史出發，設計了新中國的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道路：建立先進的生產關系，在這種公平的社會制度下，通過現代化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為此毛澤東從經濟、政治、文化三大層面進行了具體構劃。　　

經濟上：在全國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農村通過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道路，把農民納入集體經濟軌道，使農民原有的經濟條件(土地、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差別逐步消失，從而不同農戶間的經濟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趨于均等化。毛澤東認為，使農民擺脫“陷于永遠痛苦”狀況的有效途徑是“集體化”，因為“只要合作化了，全體農村人民會一年一年地富裕起來，商品糧和工業原料就多了”。“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在毛澤東看來，土地私有制是造成農村貧富不均，社會不公的主要根源。個體小生產是產生資本主義的溫床，同時又不適應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需要，造成社會生產力的低下。“互助組比單干，大社比小社更能發展生產力，大大增加農業產量”。在農村走集體化道路，既適應現代機器大規模生產的需要，能大大提高生產力，又可以使農村社會經濟改造成為單一的生產資料集體所有制，便于統一經營，集中勞動，統一分配，這樣就可以避免貧富分化，保證所有農民都能同時富裕起來。在城市，通過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和個體手工業改造，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基礎上，有效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毛澤東堅決反對私有化，主張集體共同富裕，反對一部分人暴富起來，因為那樣必然會拉大貧富差距，造成貧富懸殊和兩級分化。在確立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后，毛澤東相信在先進的生產關系下，人們的生產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一定會大大提高，因為人們第一次是為自己勞動。他相信公平的社會制度一定會為生產力的快速發展開辟廣闊前景。毛澤東并不是不重視發展生產力，他把發展生產力、提高經濟效率置于社會公平的目標之下。他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就非常重視革命對生產力的解放作用。他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革命的實質是一場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中心的現代化運動。中國必須最終實現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我們的總目標，是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1954年9月，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的開幕詞中提出：“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正是在公有制確立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向全國人民發出了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號召。毛澤東相信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一定會快速地把中國人民帶向共同富裕。所以他在1958年在全國發動了“大躍進”，后來又提出“超英超美”的戰略目標。毛澤東是把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實現建基于現代發達的生產力之上的，他對經濟效率也是高度重視的。他在“文化大革命”提出的“抓革命”，其目的也是為了“促生產”。為了迅速地發展生產力，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末提出了“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毛澤東運用計劃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為全國發展設置了均衡協調發展目標，要求全國經濟在綜合平衡中發展，實現全國經濟一盤棋。新中國成立后的幾次西部開發，如大三線建設，就有在經濟布局上均衡發展意圖。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為全國人民提供了同樣致富的機會和權利，按勞分配為全國人民提供了相同致富的手段。為了保證經濟的發展，為發展提供相當的積累資金，毛澤東主張實行低工資制度。每次工資改革的指導思想是在實行低工資的前提下，既反對平均主義，又反對差別過大。為了真正貫徹“不勞動者不得食”原則，要求有勞動能力的人，都應參加勞動，因此在全國推行普遍就業，每個人都靠自己的勞動致富。健全社會主義集體福利和社會主義基本保障制度，使全體社會成員都能享受基本的社會財富。總之，毛澤東在探索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道路上經濟方面的設想是通過建立公平的社會經濟制度，在此基礎上去促進社會經濟效率的提高，通過集體勞動，在生產力逐步發展基礎上通過公平分配、實現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　　

    政治上：毛澤東注重以高昂的政治激情去發展生產力。為了防止權力為少數人謀私的結果，避免人民群眾的勤務員蛻化變質為人民群眾的官老爺，毛澤東經常用群眾運動的大民主方式去反對腐敗。經濟上的公平需要政治上的平等和廣泛的政治參與來保證。為此毛澤東極力想通過“群治”的方式去謀求政治上的公正。他想通過廣泛的人民民主去充分調動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人民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創造性，保證人民群眾在經濟、政治、社會各方面的主人翁地位。他對官僚主義深惡而痛絕，對腐敗更是毫不留情。為了防止他所領導的政權變為特權階層欺壓民眾老百姓的工具，他不惜砸爛他親手建立的政權，發動“文化大革命”，以防止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權淪為“修正主義”國家機器。毛澤東一生視人民為上帝，所以為了實現人民大眾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為人民富裕提供政治保證，一直在探索建立一個真正的政治平等、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政權。他要求人民公仆應具有高尚的政治情操、無私奉獻的精神，為此他經常用整風、運動的方式去教育共產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　　

文化上：毛澤東非常強調社會主義集體精神。他鼓勵人們應該見利思義。他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1958年2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說：“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這就是又紅又專。”“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為一放松，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思想政治工作是實現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過程中應當堅持的精神支撐，是人民群眾以主人翁態度從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的重要保證。解決人們利益矛盾，單純靠經濟方法、行政方法、法律方法是不夠的。要用社會主義理想、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信念去為經濟效率提供精神動力和方向保證。要鼓勵人們多想大家富，少想個人發財，要走共同富裕、集體致富道路。毛澤東不僅鏟除了個人發家致富的經濟基礎--私有制，而且還要人們進行靈魂深處的革命--“斗私批修”。 毛澤東所要求的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也隱含了精神上的富有和道德情操高尚的內涵。他之所以消滅私有制，就是害怕一部分人利用剝削暴富起來，在中國社會出現他所擔心的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這與他追求的走集體致富的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道路是相違背的。　　

毛澤東時代，對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道路的探索，在實踐上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從經濟效率上講，毛澤東的現代化努力使中國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并為以后的現代化奠定了一定物質基礎。“50年代初期，中國從比比利時還弱小的工業起步，到毛澤東時代結束時，長期以來被恥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已經躋身于世界前六位最大的工業國家之列”。“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后20年中……從1957年—1975年，中國的國民收入翻了一番多”。“在毛澤東主義時代的中國，從1952年—1972年，每十年的增長率高達64.5%(人均34%)”。毛澤東初步改變了中國的積貧積弱狀況，為社會主義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本的社會經濟前提。從社會公平講，毛澤東啟動的中國工業化避免了西方國家工業化初期的貧富兩極分化狀況。中國人民從中國現代化中普遍享受到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果實。在毛澤東時代，雖然由于總的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但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城鄉人民的生活水平確實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實現了共同進步，實現了經濟效率與社會公平的統一，是中國歷史上乃至當時世界上最為文明進步的時代。　　

第三章 民主思想--毛澤東主義的最長生命線　　

一．毛澤東的群眾路線是人民大眾民主的政治基礎　　

毛澤東清醒地找到執政黨跳出歷史興亡周期律的根本途徑--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人民大眾民主，而群眾路線則是人民大眾民主的政治基礎。　　

　1949年10月1日　，在新中國開國大典上，毛澤東向全世界宣告：社會主義性質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當家作主站立起來了。　　

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站立起來的標志是什么？那就是：人民大眾民主管理國家，人民群眾民主監督政府。　　

人民大眾是個群體概念，是由億萬個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平民老百姓集合組成。人民大眾就其一個個的單體成員而言，無論是體力還是智力，都是微不足道、十分渺小的，渺小的猶如一粒沙子、一粟塵土、一根草芥、一滴露水，經不起外來強勢力量的打擊。他們中的單體成員別說是一對一，就是十對一、百對一甚至千對一，也不足以與統治階級集團中的任何官僚精英對抗。然而，只要是這地球不毀滅，人類不滅絕，人民大眾就會是生生不息、源源不斷，與天地日月共存。人民大眾一旦發動起來，組織起來、聯合起來，團結起來，就又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力量，就是波瀾壯闊的黃河長江，就是巍然屹立的泰山昆侖，就是淹沒一切的汪洋大海。就能打敗世界上任何反人民的強盜賊寇，就能推翻世界上任何反人民的統治集團。毛澤東在他的青年時代就獨到地發現了蘊藏在人民大眾中移山倒海、改天換地的無窮智慧和巨大力量，于是他傾其一生都是在喚起民眾，組織民眾，發展民眾，依靠民眾，服務民眾，保護民眾，把自己全部生命融入到了人民大眾之中。一個人的崇高和偉大，首先必須是心靈境界上的崇高與偉大，然后才能在人生歷程中立德、立言、立業、立功。毛澤東就是這樣一位從心靈境界到為天下立德、立言、立業、立功皆顯崇高的世界級偉大領袖人物。長期殘酷的中國革命斗爭的歷史證明，毛澤東能夠多次在中國共產黨最為危急、黨內政治斗爭最為尖銳復雜的情況下脫穎而出，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統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以及為全國各族人民所愛戴的領袖，除了他本人所具備的無與倫比的智慧、才干和人格魅力以外，更為重要的是他畢生所為之追求和奮斗的事業，是代表了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一本質的原因。所以，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能夠把個人的能力、魅力和行動與對革命事業的追求和奮斗都統一到民本、民生、民主這個人類社會文明發展最高境界的人，因此，也正是由于毛澤東身上所具有的這種敬民、愛民、為民并且表里如一、身體力行的高尚品質，才贏得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一致擁護和愛戴。當代軍旅作家云劍的經典作品《咱們老百姓》寫出了其中深層次的哲學道理：　　

    都說老百姓,是那滿天星，群星簇擁才有那日月光明；　　

    都說老百姓,是那黃土地，大地渾厚才有那太陽紅彤；　　

    都說老百姓,是那原上草，芳草連天才有那春意深濃；　　

    都說老百姓,是那無邊海，大浪淘沙托起那巨輪航行。　　

天大的英雄也來自老百姓，樹高千尺都要扎根泥土中；　　

    天大的英雄也來自老百姓，船行萬里都需載舟水推動。　　

    是好人都不忘老百姓養育恩，鞠躬盡瘁報答這未了情；　　

    是好官都不忘老百姓期望心，堂堂正正書寫這正直人。　　

    家道盼良孝，國道盼賢明，老百姓盼得是政和萬事興。　　

家運盼富裕，國運盼繁榮，老百姓盼得是民富國強盛；　　

    誰要是為老百姓謀幸福，浩浩青史千秋萬代永留美名；　　

    誰要是為老百姓主公平，朗朗乾坤日月同輝永得永生。　　

在毛澤東的治黨治軍治國思想體系中，人民民主占據了核心地位和壓軸份量。他出生于“民”，成長于“民”，同情于“民”，成功于“民”，是一個真正的“人民領袖”。毛澤東的這種“民本、民生、民主”情懷，使他時刻想著人民群眾，為著人民群眾，代表著人民群眾，去爭取人民主權，追求民主政治，維護人民利益。他開始從事革命武裝斗爭的時候，就強調軍隊中的民主主義是人民軍隊的重要聚合力；他在革命圣地延安進行經驗總結和理論創造的時候，就確認了自己所從事的事業為“新民主主義革命”；他在構建新中國、新社會、新政權的時候，就旗幟鮮明地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性質。　　

1945年7月初，毛澤東在延安窯洞中問來訪的黃炎培有什么感想。黃炎培說他六十多年耳聞目睹，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熄”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條新路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　　

　　毛澤東對曰：“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熄。”　　

由此可見，毛澤東把是否實行人民民主看成是關系一個政黨、一個政權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只有真正實行人民民主，才能真正治好黨、治好國。人民民主治黨、人民民主治國是共產黨人最根本的原則。毛澤東不僅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　　

毛澤東始終在以極大的努力尋找他所說的“民主新路”，直至最后發動以“大民主”為主要特征的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探尋“民主新路”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發動群眾進行“政治運動”，動員幾千年一直被排除在政治進程之外，因此對政治冷感麻木的民眾“人人起來負責”。“政治運動”的主要對象--官僚集團階層。歷史證明：“政治運動”確實在很大程度上發揮了“人民監督政府”和“人人起來負責”這兩個基本的民主功能，這可以解釋新中國前30年，干部隊伍為什么基本是廉潔的，為什么沒有出現尾大不掉的“既得利益集團”（1970年代末，一恢復高考制度，幾乎所有的考生都覺得自己面前有無限豐富的可能性，原因就在于，由于壟斷性的利益集團的缺位，對社會下層的學子來說，向上提升的機會是充分開放的）。　　

從邏輯上說，政治運動的合法性與一黨執政的合法性應該是同時存在的，否定了一方的合法性就等于否定了另一方的合法性。因為在一黨執政的情況下，統治階層的精英對精英的監督幾乎不可能實行，只有通過政治運動的方式開辟人民大眾對統治精英進行監督的渠道，才能防止執政精英的變質和腐敗。既堅持一黨執政又否定政治運動，實際上就等于拒絕人民民主以及任何監督。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他在山上又有過一次關于民主問題的重要談話，時任江西省公安廳廳長的王卓超后來回憶道：“記得那天下午毛主席像老師考學生一樣問我們井岡山精神是什么。我們回答說艱苦奮斗。他笑了，叫我們再想想，說艱苦奮斗只是一個方向，只是一點，還差兩點，要從制度方向想。汪東興加了一條支部建在連上。毛主席點點頭，繼續說：在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毛澤東主席將井岡山士兵委員會的作用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地位，他重新提起《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他寫過的話：‘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毛澤東重上井岡山不是單純的懷舊，其本身就是一個引人注目的政治姿態。這段談話表明，毛澤東正在考慮“全國性的政治民主”以及民主如何形成制度，如何才能找到民主實現的“有效的方式”等問題，用我們今天熟悉的語言說，毛澤東已經在考慮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了。在毛澤東看來，像“士兵委員會”這樣的可以對“黨支部”進行監督和制衡，并參與連隊管理的群眾組織，將成為在中國實行人民大眾民主的一個重要方式。　　

關于人民大眾民主，毛澤東還有一段比“窯洞對”更為透徹的論述。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在經歷了“廬山會議”的風波之后，毛澤東曾專門抽時間，帶著幾個理論界學者閱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并做了大量批注和談話（后來出版了一本《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與談話》）。根據“批注與談話”的記載，蘇聯教科書在第23章，講到1936年蘇聯新憲法時論述了蘇聯公民或勞動者享有的各種權利，包括“勞動權利，休息權利，受教育權利，年老、患病及喪失勞動能力時獲得物質保證的權利”。毛澤東在這段文字旁醒目地批注道：“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指出：“這里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到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從“窯洞對”到“批注與談話”，毛澤東對人民民主的解釋有了重大變化，他已經不再單純地滿足于“人民監督政府”了，也不再只是籠統地談論“人人起來負責”了，而是把“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作為人民大眾民主的主要內涵。　　

毛澤東對通過政治運動這種方式推行人民群眾民主監督，有一個逐步深化的實踐過程，如果說在文革前進行的政治運動還強調黨對運動的領導，因此常常被當權派官僚以借力打力的方式，順勢用來排除異己的話，那么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顯然想糾正這種缺陷，轉而號召“群眾自己起來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這對于已經逐步開始異化的既得利益集團官僚權貴們將意味著什么？既得利益集團官僚權貴們是心知肚明的。因此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團官僚權貴們的拼命反對和污蔑詆毀。　　

新老既得利益集團官僚權貴政客精英們在否定人民大眾民主“政治運動”這一點上，保持了高度一致性，它們完全不愿意承認人民大眾民主政治運動有任何進步意義，這和他們在口頭上經常表現出來的對“民主”的熱愛極不相稱。為什么？究其原因，就是新老既得利益集團官僚權貴政客精英們所倡導的，是既得利益集團少數政客權貴精英騎在廣大勞動人民大眾頭上作威作福、為所欲為的資產階級民主，而絕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人民大眾民主。新老既得利益集團官僚權貴政客精英們最怕他們在政治運動中成為人民大眾民主監督的“監督對象”，失去既得利益集團的特權利益和優越地位。　　

……

　1956年11月15日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現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贊成。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無產階級發動的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民族敵人（無非是帝國主義，外國壟斷資產階級）也是階級敵人。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我剛才講，一萬年以后還有革命，那時搞大民主還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學生要到北京請愿，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在四川省廣元車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到了洛陽，沒有能到北京來。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當放到北京來，到有關部門去拜訪。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后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于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無非是矛盾。世界充滿著矛盾。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毛澤東一直試圖尋找一種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民主形式，使得下層民眾能夠直接在政治上制約“官僚主義者階級”，消弭中央集權體制下統治者（執政黨）與被統治者（人民）之間的矛盾。從1958年起，他就支持大字報這種民主形式，以后在“文革”中形成以“四大”為內容（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大民主”形式。他曾對阿爾巴尼亞友人講過：“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斗爭，工廠的斗爭，文化界的斗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　　

中國革命在艱苦卓絕的戰爭年代，培育出了千千萬萬的職業革命家，新中國成立之后，他們順理成章地成了各級黨政的領導干部。他們掌控著中國政壇各級黨、政、軍、人、財、物的操縱大權，斗爭經驗豐富，并在社會上享有崇高威望。然而，因此也就逐步形成了他們的既得利益和特權。這就是當時活躍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一個強勢群體--官僚集團階層。　　

　　當時的中國，在經歷了長時間大規模的急風暴雨般的革命洗禮之后，舊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已經蕩然無存，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已經夾著尾巴退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敲鑼打鼓地宣布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之后，知識分子表示擁護社會主義，于是，強勢群體--官僚集團階層在中國這座伊甸園里，儼然成了老虎和獅子，沒有天敵：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對他們畢恭畢敬。這就不知不覺地使官僚集團階層滋生官僚主義作風，脫離人民群眾，熱衷于特權，維護既得利益，提供了溫床與土壤。　　

毛澤東對此十分警惕，然而，麻煩的是，這個官僚階層是他在長期的革命和戰爭年代親手組織起來的，并在他的帶領下長期浴血奮戰，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付出了巨大代價，做出了卓越貢獻。而現在又成了阻礙他領導中國走向人民民主的消極障礙。復雜的是，官僚集團階層潛在的異化蛻變趨勢不是一般常人能夠洞察到的。　　

　　縱觀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我們會發現，由官僚集團精英階層壟斷一切權力的社會主義，是一種不穩定的狀態。在列寧、毛澤東這樣對官僚具有高度警惕的并有能力抑制他們的領袖去世之后，如果官僚集團精英階層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就幾乎沒有什么力量能夠阻止它。而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結果，必然會顛覆社會主義的本質制度，重建官僚資本主義成為“潮流”。官僚集團擁有壟斷性權力，他們不可能發動一場以自己為對象的革命。 　　

　　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在描述社會主義的時候總是徹底堅持人民大眾民主的。在他們看來，經濟當然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但并不是充分條件。只有人民大眾直接當家作主，而不是由新的統治集團來統治的社會，才稱得上是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都一再高度評價“巴黎公社的原則”：一是普選產生公職人員；二是一切公職人員的工資相當于熟練工人的工資；三是人民群眾監督并可隨時罷免公職人員。恩格斯認為，只有堅持這些措施才能夠可靠地“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　　

　　毛澤東在構建社會主義人民大眾民主，并在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予以實踐，概括起來有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通過國家憲法讓人民大眾擁有了“四大自由”權利，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權利。“四大自由”權利的最大特點，是拆除了表達權的全部門檻，無論是地位、財產、文化水平等，都不再構成表達的障礙。綜觀人類的全部文明史，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四大自由”被發明出來并合法化以前，話語權一直是被官僚精英階層所壟斷的。“四大自由”的出現使得最底層的大眾也可以在不經過官僚精英階層許可的情況下，直接行使話語權，他們因此擁有了反抗官僚集團階層壓迫，監督官僚集團精英階層的最有效的政治手段。由于這種權利是空前的，因此，“四大自由”把中國推上了世界人權發展的最高階段，處于人權發展的領跑者的地位，并在歐美日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今天，我們站在互聯網時代回看“四大自由”，就更能體會它的偉大意義。在互聯網上，“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當中，網上的輿論對中國政治生態和公共政策的影響是深刻的，我們不能想象，取消了互聯網，中國會變成什么樣子？所以說，凡是熱愛互聯網并且體會到互聯網好處的人，都應該對“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持同情和理解的態度。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載有“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四大自由的1975年《憲法》，是一份空前偉大的法律文件，它超越了《拿破侖法典》，也超越了被中國精英學者視為圣物《“五月花號”公約》。用“四大自由”的手段對官僚進行監督，一個最被人詬病的方面是許多批判和指控缺乏事實根據，這也成了它后來被取消的一個主要借口。但事實上，由于大眾和官僚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所以“舉證責任倒置”就成了民眾監督官僚精英時的一種無奈。但政治人物或掌握公權力的人，在民眾的質疑面前有義務自證清白，這也是當今政治文明的一個通例。一味強調“誰主張，誰舉證”，則在客觀上保護了擁有絕對信息優勢的官僚集團，使得巨量腐敗分子逍遙法外成為一種必然。兩種方式，孰優孰劣，明眼人一看便知。　　

二是讓人民大眾擁有了空前的社團自由。有組織的少數永遠可以戰勝無組織的多數，這幾乎可以說是一條萬古不易的真理。官僚在總人口中居于少數，他們之所以能夠長期統治占總人口絕大多數的大眾，也不外乎因為他們是有組織的，而大眾是一盤散沙的。從某種程度上說，在文革時期，尤其是初期的三年，是人類歷史上社團自由程度最高的時期。當今國際上只是在進入21世紀后一些最為寬容北歐國家才剛剛達到成立社團無須注冊的程度，而新中國毛澤東時代中國大眾所享有的社團自由是世界所僅見的。毛澤東時代的群眾組織，其雛形和靈感，應該是來自井岡山時期的“士兵委員會”，如果假以時日，它定能成長為嶄新的“社會主義公民社會”，并成為大眾監督官僚的主要抓手和行使“對一切事務管理權”的主要平臺，它將使社會主義中的“社會”二字名至實歸，為創建一個真正的“小政府，大社會”的國家創造條件。　　

而在當今，中國的許多偽民主自由主義者，一方面極力推崇言論自由和社團自由，一方面又毫不吝嗇地使用最惡毒的語言咒罵那個超越任何西方國家的言論自由和社團自由的毛澤東時代，這種矛盾的態度讓人們不得不懷疑他們追求民主、稱贊言論自由和社團自由的智商是否神經正常。　　

　　三是創立了人民大眾可以直接參與行使管理權的“革命委員會”制。革命委員會是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各級政權的組織形式，簡稱革委會。1967年上海首先發起一月風暴奪權運動，由群眾組織奪取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各級政府的權力，組織了一個效法巴黎公社的大民主政權機構，由張春橋命名為上海人民公社，以后在毛澤東的建議下，改為“革命委員會”，在文革中，全國各級政權，從省一級到工廠、學校的政權機構全部改名為革命委員會。革命委員會實行一元化領導，取消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分別，合為一體，人員采取“三結合”方式，即包括有部分沒有被打倒的“革命干部”，群眾組織代表，和“工宣隊”、“農宣隊”和部隊軍管代表組成。在這種機構中，干部由于熟悉業務，一般負責日常業務，工農兵代表掌管大政方針，群眾組織代表則負責維護本單位下層人員的利益。“革命委員會”可以說是毛澤東在“批注與談話”中談到的“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的具體化，這一組織形式使得各級政權和管理機構中，都有來人民大眾的新鮮血液，即便是在中央政府中，也有陳永貴、吳桂賢這些來自基層工農干部。為了防止這些人再次脫離大眾，毛澤東還根據陳永貴的經驗，專門制定了“三三制”的原則，即三分之一時間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時間到基層搞調查研究，這套制度保證了中央最高層和人民群眾具有直接的血肉聯系，使任何違背人民群眾利益的方案都很難通過。　　

以上表明，“人民民主”是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政治實踐中最核心、最本質、最根本、最關鍵的主題。這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所決定的。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一歷史時期，由于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目標、對象等等所規定，使得發展民主力量，實行民主革命，追求民主政治，建立民主社會，成為這段歷史發展的主線，而共產黨人是順應歷史潮流，應和歷史主旋律的。毛澤東“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思想，特別是“對人民實行民主”的政治承諾，通過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制定共同綱領、組建民主聯合政府和召開人大會議、制定國家憲法、建立民主集中制的代表大會制度等具體步驟，基本上得到了實行，新中國的民主之治有了一個良好的開局。　　

在新中國建立民主政權，發展民主政治，建設民主國家，最終是須得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法制作制度保障。毛澤東作為執政黨領袖和國家元首，對新型國家的政治法律制度作了較多的理淪探討，對西方資產階級政治法律制度也有較多的借鑒，并主持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建立了各項司法制度，頒布了一批法規、法令，對推動新中國的法制建設起了很大作用，以實際行動實踐著他的民主理念和民主政治。特別是他提出的在人民民主政權中，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的思想；在民主集中制的實施上，實行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的思想；與民主黨派的相互關系上，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思想；以及在人民內部的協調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思想等等，對中國的民主與法制建設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和作用。　　

群眾路線是人民民主的政治基礎。人民群眾的利益有差別、意見有分歧，“任何有群眾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較積極的、中間狀態的和比較落后的三部分人。”人民要當家作主，不是一個各自為政的局面，而是一個把人民群眾中正確的意見集中起來，變成人民群眾的統一的意志，再由人民群眾付諸實踐的循環往復的過程。人民民主，或者說民主集中制，就是要解決集中民力、民智，付諸行動的問題，也就是說：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毛澤東曾經用一段十分生動的話描述民主集中制：“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毛澤東民主思想的基本價值取向就是他的群眾路線的思想。群眾路線思想是人民主權思想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具體體現，群眾路線思想把人民主權思想貫穿于中國政治運行的整個過程之中，成為一種在中國影響深遠的政治價值和社會意識。可以說，群眾路線是人民主權的中國化表達。此外，在毛澤東領導下建立起來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構成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框架。毛澤東為新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建設作出的貢獻是任何人都無法抹殺的。　　

二．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與實踐是人民大眾民主的長效機制　　

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與實踐，既是馬克思列寧共產主義科學理論體系的第三座里程碑，也是發展社會主義社會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由之路，更是構建與實現人民大眾民主的長效機制。　　

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政治特征是共產黨居于領導核心地位，特別是中國實行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實際上就是一黨執政。然而這里就必須有一個決定性的政治前提，即共產黨必須是真正代表最廣大工農勞動人民利益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黨；必須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和人民大眾的民主政治制度，如果沒有這個政治前提，一黨執政必然會演變成一黨專制，成為少數官僚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集團統治壓迫人民群眾的工具。　　

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后，必然會出現保持革命屬性與淡化革命屬性的矛盾斗爭，黨員隊伍中必然會發生放棄革命屬性的變異。現代社會主義的實踐充分證明，執政后的共產黨在“變修”后其在搞特權、享樂腐化、對付老百姓方面決不亞于某些資產階級政黨。資產階級政黨的統治尚有它的多黨競選制以及群眾游行、罷工、結社、出版等民主手段可以起到一定的監督、制約作用；而共產黨一旦變修搞特權、搞腐敗卻連這些機制也沒有。如何防止無產階級政黨和一切新生的政權在和平環境中發生演變、腐化變質，這不能不是當代社會主義特別是共產主義運動必須研究和解決的重大命題。　　

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著名講話：“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增長。……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炮彈面前要打敗仗。”為此，他提出了兩個“務必”的教導。毛澤東的講話，對當時既將準備歡慶勝利、享受生活、居功自傲的功臣們來說，無疑是潑了一盆冷水，一個及時有力的警告。更彰顯出毛澤東的明察清醒、遠見卓識。毛澤東在后來的一次談話時說：“治國就是治吏。禮儀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之不國。如果一個個都貪污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么天下一定大亂，……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是這樣。……一旦誰要是搞腐敗，我毛澤東就割誰的腦袋。如果我毛澤東搞腐敗，人民就割我毛澤東的腦袋。”　　

在毛澤東看來，對于官僚特權和腐敗的趨勢，僅靠對個別人殺頭和嚴懲是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的。根本的是共產黨要繼續保持無產階級革命的本質。怎樣才能使共產黨繼續保持無產階級革命的本質？正確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　　

在社會主義現階段，不僅被推翻的剝削者階級，即地主和資本家階級的殘余還存在，它們還有國際基礎，還有廣泛的社會聯系，并不甘心自己的失敗，總在企圖復辟資本主義，而且還存在著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的條件。列寧早就說過：由于商品經濟的存在和發展，小生產者中還會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在蘇維埃職員、工人、黨員中都會出現由于受資產階級思想腐蝕而蛻化變質的現象。毛澤東特別強調：在所有制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完成之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毛澤東多次指出：在社會主義階段，在分配方面，在管理體制方面還存存在著資產階級的法權，在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和等級差別還存在。在這方面“與舊社會差不多”。有些人總想擴大資產階級法權，把權力當成特權，對工人群眾實行管、卡、壓。他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是兩個對立的階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斗爭的中心仍然是政權問題。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而新的資產階級的產生也是為了取得政權，上升到統治地位。所不同的是，無產階級政權是以權為公，把權力作為解放廣大勞動群眾、為人民服務的手段；而資產階級掌權是以權謀私、實現少數人享樂腐化、作威作福為目的。　　

中國社會，是一個有著近數千年的奴隸主和封建王朝的社會歷史。封建思想、帝王觀念官僚意識和諸多奴役人、禁錮人、麻痹人、欺騙人、頹廢人、見利忘義、見錢眼開、“窩里斗“的劣根心理深深地根植于眾多生長和生活在這塊古老土地上的中國人的精神文化血脈之中，體現在眾多國民的身上，就是魯迅筆下阿Q原形的再現；而體現在國家和民族的能力與形象上，就是舊中國被迫簽訂的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和“東亞病夫”的稱號。中國社會這種在幾千年的黑暗歷史中所形成的“頑疾”，魯迅看到了，毛澤東看到了，而且還有其他許許多多的有識之士也都看到了，而毛澤東和魯迅是能夠真正向這個“千年頑疾”發起最猛烈和最不妥協的進攻的杰出代表。魯迅以筆桿子為武器，向舊傳統、舊禮教和舊制度進行了無情的戰斗，形成了在精神文化的層面上抨擊和動搖根植于人們的思想深處的奴隸主義、封建思想和帝王觀念的行動和戰斗。而毛澤東則以文化大革命形式的群眾運動為武器，向表面上是社會主義的而實質上卻是代表了一個舊階級、舊思想、舊體制和舊觀念的封建殘余勢力，進行了最為強勢的圍剿和進攻。形成了一種在極為廣闊政治領域、思想領域和文化領域，全面展開的旨在防范、杜絕和根除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觀念的政治革命。可見，在對待、尋找和解決曾經導致中華民族迂腐千年、百年積弱的真正“頑疾”的問題上，毛澤東和魯迅這兩個人的心靈是相通的。因此，毛澤東發動的以反修防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清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為目標的文化大革命，其真實的意圖就是要在砸碎一切舊階級、舊思想、舊體制和舊觀念的封建殘余勢力的基礎上，達到培養和造就一批符合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的革命接班人。所以，文化大革命所具有的重大現實意義和產生的深遠影響，絕不是僅僅是“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而已，其實，所謂的“奪權”，只不過是這種群眾運動的一個“初級目標”而已，而掩藏在這種行為表象背后的真實意圖是，毛澤東企圖通過發動文化大革命這種群眾運動的形式，來謀求一種能夠使中國人民徹底擺脫“懼神、怕鬼、畏皇權，畏帝王、畏官僚”的無形精神枷鎖的束縛，以使中華民族這個人民的領地，在馬克思主義的進步思想光輝的照耀下，能夠以“自立、自強和奮斗不息”的精神，上升到能夠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的偉大民族新階段！　　

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受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所主導和支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里，社會矛盾分為兩類，即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而人民內部矛盾是大量的。”“所謂敵我矛盾就是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在我國現在的條件下，所謂人民內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農民階級內部的矛盾，知識分子內部的矛盾，工農兩個階級之間的矛盾，工人，農民同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民族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等等。”毛澤東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不過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些矛盾同舊社會的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質和情況罷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在社會關系上的表現最根本的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因為社會主義社會雖然不是資產階級專政的資產階級國家，但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有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商品貿易、商品經濟等諸多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的土壤和條件。因此，“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我們國內的基本矛盾。”（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為了從根本上防止再出現資本主義這個“鬼”，就必須承認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就得正視和運用這個矛盾，分析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而中國社會最根本的問題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當無產階級壓迫資產階級分子使之不能形成為敵對階級時，表現為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當資產階級事實上形成為敵對階級時，則必然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因此，“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 　　

階級斗爭的實質是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和維護人民民主。“我們歷來就主張在人民民主專政下面解決敵我之間的和人民內部的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采用專政和民主這兩種樣不同的方法。”“我們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這兩個方面是分不開的，把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或者叫人民民主專政。我們的口號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因此，階級斗爭是對敵人的專政，是對人民的民主。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就是對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愛國的資本家和其他愛國的人士實行民主，對地富反壞右分子實行專政的國家。因而，社會主義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的人民大眾民主。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社會主義民主。“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沒有民主，沒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沒有群眾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也不可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改造，他們就會繼續搗亂，還有復辟的可能。”（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因此民主政治是社會主義的內在本質，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必然是人民民主；而絕對不是執政黨和國家政府工作人員少數人的精英民主。　　

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這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為了防止修正主義和平演變，防止官僚特權資本主義復辟，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關鍵是針對共產黨內的資產階級，要害是“中央出修正主義”。因為混入并隱藏在共產黨內高層的修正主義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大權在握，又披著馬列主義的外衣，由他們來推行資本主義路線既方便，又隱蔽，可以起到黨外資產階級無法替代的特殊作用。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說，社會主義“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脫胎而來的，資本主義的各種弊端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全部根除干凈。半封建半殖民地舊社會的廢墟加上封資修深厚的思潮文化積淀，是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復辟官僚特權資本主義的溫床和肥沃土壤。極易產生新的官僚資本主義和新的官僚資產階級。特別是當竊據了中央主要領導崗位的修正主義官僚政客精英權貴，更是可以直接提出所謂的“新思想”、“新理論”，系統地、全面地推行修正主義路線即資本主義路線，變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專政，和平地將社會主義演變復辟為官僚特權資本主義。　　　　

社會主義防止和平演變困難程度之大，令人難以想象。共產黨和無產階級鞏固政權要比奪取政權難上一百倍、一千倍。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是“公有觀念”，資本主義的思想基礎是“私有觀念”。這是兩種水火不相容的矛盾觀念。在這一對相互矛盾的觀念中，資本主義“私有觀念”具有數千年的文化積淀。其一，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由于自然人生存的本能需要，自打出生下地，就是一個個自私自利的個體，如果人在成長的過程中，家庭和社會對其“私心”不加以反復矯正的話，那么，人的自私自利的觀念就會無限度膨脹。其二，自從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不管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都是私有制社會，私有制社會的“私有觀念”，被歷代統治階級所奉行，所推崇，并且向廣大黎民百姓進行灌輸，為了一家一己的利益去拼搏、去奮斗是天經地義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是最高道德標準！老百姓接受了這樣的觀念，或者說受到了這樣的毒害，就會心甘情愿地接受被統治、被剝削、被壓迫的現實，磨滅掉反抗統治、反抗剝削、反抗壓迫的意識，除了形成逆來順受的畸形性格外，還形成另外一種被麻醉、被扭曲了的觀念，即：通過努力奮斗，爭取成為統治階級中的一員，去做剝削別人、壓迫別人的一分子，最終成為人上之人。這就是歷代統治階級的階級觀念，亦就是“私有觀念”得以大行其道，終久不衰的主要原因。經歷了數千年的積淀，“私有觀念”已經在人們思想文化積淀中到了天經地義的程度。而社會主義“公有觀念”則是從馬克思主義誕生后才開始啟迪。需要幾百年時間不斷地斗爭和反復地較量，連文化大革命這樣轟轟烈烈的、規模無比宏大的偉大運動，進行很多次以后也不一定就能決出勝負，可見，無產階級要在政治思想領域里徹底地戰勝資產階級，其困難程度可想而知。　　

毛澤東用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觀察社會，總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經驗，指明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在現階段仍表現于階級矛盾，即主要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要認識這種斗爭的長期性和復雜性。要提高警惕。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要正確理解和處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正確區別和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不然的話，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就會走向反面，就會變質，就會出現復辟。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使我們對這個問題，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抓住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和矛盾特點，其實質上是把治黨作為核心，目的就是要使共產黨永遠保持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本色，永遠是一個革命黨。而絕不允許共產黨人脫離群眾首先富起來，搞特權、搞享樂腐化、搞修正主義。從而為挫敗和平演變的陰謀、避免“歷史周期律”重演做出了理論和戰略上的應對。面對修正主義和新生資產階級篡奪人民的權利的企圖，毛澤東提出了勞動群眾必須在各個領域參與領導管理、參政議政的思想。他在指出蘇聯教科書的錯誤時說：在“講到蘇聯勞動者享受的各種權利時，沒有講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和黨中央又發出“向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建立有群眾代表參加的“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在農村“實行貧下中農領導管理學校”以及“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必須使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永遠掌握在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手里”。　　

毛澤東在觀察分析形勢變化的基礎上，審時度勢，在六十年代提出了“防此和平演變”、反對修正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一系列理論，提出了社會主義主要危險來自執政黨自身、“出問題還在共產黨內部”等論斷，制定了重點加強執政黨建設、大力整治干部隊伍的戰略指導方針，從而把反腐敗和治吏的思想發展到更高階段。治理國家千條萬緒，什么是最關鍵的問題？在毛澤東看來，這就是執政黨和干部，即國家的官員。建設一個廉潔的、為人民服務的干部隊伍這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障；而黨和干部隊伍產生官僚特權和腐敗也會葬送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成功是不可能僅靠發展經濟取得的，僅靠加強法制也解決不了“歷史周期律”問題。黨和國家大計，根本的是始終依靠廣大人民群眾，把共產黨和干部隊伍整治好。要領導人民將革命進行到底，包括反和平演變、反腐敗以及發展經濟等問題只有靠繼續革命才能解決。這也是毛澤東積幾十年思考對“歷史周期律”的一種最后回答，也是對西方戰略家提出的“和平演變”陰謀的一種回應。　　

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學說內容十分豐富，可概括為九個要點：　　

（一）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對立統一規律來觀察和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充滿矛盾的社會。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有兩類矛盾，這就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敵我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內部的矛盾，在勞動人民之間來說，是非對抗性的。”要正確劃分和處理好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的矛盾，使無產階級專政日益鞏固和加強，使社會主義制度日益發展。　　

（二）“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為了防止“和平演變”，必須堅持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　　

（三）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斗爭，在本質上依然是政權問題。資產階級要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則要大力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筑其中包括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被推翻的資產階級，“他們將每日每時企圖在中國復辟。這是必然的，毫無疑義的”。“我們對他們的關系絕對不是什么平等的關系，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系，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的關系。”　　

 （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努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必須在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的指導下，逐步實現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的現代化。必須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　　

（五）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必須大力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絕不能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應當逐步地縮小而不是擴大黨、國家、企業和集體單位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特權。應當逐步地縮小工農之間、城鄉之間、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間的差別。知識分子要勞動化，勞動人民要知識化，要建立一支廣大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要堅持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的制度。黨和國家的干部是普通勞動者，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干部通過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同人民群眾保持最廣泛的、經常的、密切的聯系。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　　　　

（六）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共產黨內的資產階級，重點是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社會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必然會反映到黨內來。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表人物，他們“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必須充分注意揭露、批判那些黨內的資產階級分子，特別要注意識破“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　　

（七）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最重要的形式，是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要讓群眾在這個大革命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就是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用無產階級專政下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大民主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發動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來揭發和批判黨內的資產階級分子和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斷地暴露他們的本來面目，清除他們的影響，并奪回被他們篡奪的那一部分權力。　　

（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它在思想領域中的根本綱領是“斗私，批修”，是要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批判修正主義，用無產階級的思想去戰勝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和一切非無產階級思想。要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于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挖掉修正主義的根子。　　

（九）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必須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條標準：第一條,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的掛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招牌的修正主義者； 第二條,他們必須是全心全意地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在國內為一小撮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利益服務，在國際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利益服務；第三條,他們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要善于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并且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但是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第四條,他們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于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而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專橫跋扈，對同志搞突然襲擊，不講道理，實行個人獨裁；第五條,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于自我批評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而絕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把一切錯誤歸于別人。　　

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對象和任務歸納起來有六個方面：　　

一是隨時隨刻堅決清除那些混入無產階級專政機構內部的和蛻化變質的修正主義、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二是堅決打擊那些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敵對勢力和敵對分子。　　

三是堅持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消除等級制，下放干部，讓干部參加勞動，勞工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來逐步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化。“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以后，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的平等關系，是不會自然出現的。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一定要從各方面妨礙這種平等關系的形成和發展。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中存在著的資產階級法權，必須破除。例如，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飯而靠資格，靠權力，干群之間，上下級之間的貓鼠關系和父子關系，這些東西都必須破除，徹底破除。破了又會生，生了又得破。”（《毛澤東談蘇聯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　　

四是“從嚴治官，治國先治吏”。毛澤東吏治的特點，可以用“鐵腕”和“嚴厲”概括。他對黨內干部有三條紅線。一是必須廉潔自律。不被糖衣炮彈擊中，不學李自成，趕考合格；二是必須三要三不要。就是“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三是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三條紅線是高壓線，無論誰越過都將受到黨紀政紀追究。毛澤東對干部有一個重要的肯定與否定的公式：“我們黨和國家的干部是普通的勞動者，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干部通過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同勞動人民保持最廣泛的，經常的密切的聯系。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一件帶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義，防止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因此，毛澤東提出干部“四化”，即革命化，年輕化，專業化和知識化，從立場，年齡，文化，業務四個方向對培養和選拔干部提出了標準，中心是“又紅又專”。他提出五七干校--即右派們恨得咬牙切齒的“牛棚”，是社會主義時期的新型干部學校，是建設新型干部隊伍的最好陣地。五七干校之好，好就好在五七干校陳述了民主的權力觀和群眾路線，它把干部與工農群眾安置于平等地位，成為主體間的關系，“再教育”意味著“官”要向“民”學習，接受“民”的監督，而“民”有權參與“官”執行政策的過程，消解了“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封建官本位思想，讓干部牢記權力是人民給的，更堅決地執行黨的三大作風。他始終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干部政策，即使是在文革中，毛澤東仍然認為：“絕大多數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極少數。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要整的，但是他們是一小撮。要團結干部的大多數。”“死不改悔的是少數”，“犯錯誤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　　

五是逐步使知識分子工農化，工農分子知識化，革命干部人民化。從而最終實現社會的平等化。首先是對知識分子再教育。毛澤東一生對知識分子充滿了一種難以割舍的情懷和希望。早年指出：“在長期的和殘酷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在建立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共產黨必須善于吸收知識分子，才能組織偉大的抗戰力量，組織千百萬農民群眾，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他認為社會主義建設離不開知識分子。建國初期，采取了對國民黨時期的知識分子包下來的政策，還吸收了許多黨派和無黨派的民主人士進入政府高層管理，政協參政議政。即使在對舊知識分子的改造中他也作了區分。像錢學森，李四光，華羅庚等一大批愛國的科學家和科學工作者給予重用和支持。如果說，毛澤東對知識分子有成見，主要是對那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即那些“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中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的人文科學領域的知識分子恨鐵不成鋼。知識分子再教育要解決兩個核心問題：一是必須改造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社會里，主要的社會成員是三部分人，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這三部分人構成社會主義建設的中堅力量，承擔著各自的職責與分工。知識分子掌握著知識與技術，對于工人，農民來說是腦力勞動者，是教育者。由于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產生的文化背景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他們中間就分成了左翼，中間派，右翼，也就是說他們中間的一部分的立場和世界觀不適應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在當“先生”前，就有一個先接受社會主義思想和工人，農民教育的任務，要向生產者學習，向自己教育的對象學習。這就是再教育的基本內容：“世界觀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二是知識分子必須同工農群眾結合。即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懂得工人農民，熟悉他們的生活，工作和思想。　　　　

六是實現“人民的自我教育”。人民自我教育的目的，就是將人民群眾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新人，使人民群眾自己獲得當家作主的能力。毛澤東采用了從“平凡人”的先進事跡中描述新的道德價值和倫理價值，通過教育，公眾輿論，公共宣傳等渠道，獲得了人民的普遍認同，作為社會主義社會規范個人行為和主體間交往行為的準則。毛澤東又從社會主義勞動競賽中培養社會主義“四有”新人，從而既極大地提高了勞動人民的國家主人翁地位，又極大地改造了勞動人民的主觀世界--逐步取得人民當家作主的能力。　　

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實踐充分說明：社會主義的經濟、科技、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并不是什么難辦到的事情；而防止執政黨的腐敗、演變、改旗易幟，才是真正難以逾越的難題。無產階級通過革命斗爭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然而在執政、掌權的條件下，位于權力中心的共產黨能否繼續保持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本質，能否繼續保持與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的同甘共苦的關系，能否繼續帶領廣大人民群眾對資本主義和其他一切剝削制度進行革命？事實說明即使經濟發達了，但也不一定能保持住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從赫魯曉夫上臺先后經過了六任領導人的所謂“與時俱進”，到八十年代末的戈而巴喬夫，最終完成了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徹底“演變”和“修正”，全面復辟了資本主義，結果只能在人民群眾的漠視下跨臺。導致亡黨亡國的歷史悲劇。毛澤東當時關于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的預言完全被證實。　　

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后，黨內一部分領導人多次提出解散農村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恢復私有經濟的主張；有些人一直迷戀于領導管理制度中的“官銜制”、“一長制”、“精英治國”、“專家治院（治廠）”等口號，總想在官員、精英與工農勞動群眾之間劃分出鴻溝，以擴大少數人的特權、優等地位。其實質都說明，共產黨內一部分人總想獨享革命勝利成果、以權謀私，離開廣大勞動群眾自己早早富起來，享樂腐化。　　

毛澤東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人類社會文明發展歷史的高度，把奪取、建立、鞏固無產階級政權和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希望與重任都寄托在人民大眾身上。毛澤東創建的人民民主政治的核心內容，就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指導下，中國共產黨正確執政，一切為了人民群眾，堅決相信人民群眾、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必須確保讓人民大眾當家作主，真正參加國家事務管理并有效行使民主政治權和民主監督權。人民大眾不僅要有選舉權和參政議政權，更重要的還要有監督權和罷免權，能夠把那些腐敗變質以及企圖復辟資本主義的官僚隨時予以撤換，使政權永遠掌握在忠于人民、忠于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人的手里，惟其如此，才能永保無產階級政權的鞏固與發展，才能使社會主義最終戰勝資本主義取得徹底的勝利。是對馬克思主義發展最偉大的貢獻，是迄今為止人類政治文明最先進的成果，必將成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方向。　　　　

毛澤東相信人民和依靠人民才取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這既是毛澤東成功的全部秘密和制勝法寶，也是毛澤東大智大勇和擁有無窮力量的真正源泉。為什么毛澤東在奪取政權和取得全國的勝利后沒有像歷代開國帝王那樣背叛人民，成為作威作福的統治者和帝王？那是因為這樣做的結果不但與毛澤東一整個人生發展的邏輯和精神追求相違背，而且也與他的超群智慧、慈悲情懷、過人能力以及桀驁不馴的性格不相容。倘若毛澤東像當今的那些政客權貴一樣，走上脫離人民群眾、欺騙人民群眾的道路，那么，毛澤東就絕不會得到人民大眾的衷心的擁護和長久的懷念。　　

毛澤東，作為在中華大地上誕生的一位在精神和思想上都自覺自動地實現了徹底覺悟的偉大人物，他能夠先見地和敏銳地意識到，中國現實社會的反動、黑暗、軟弱、貧窮和落后的癥結，不在于“我中華民眾身體之不強壯”而在于“我中華民眾精神上之愚昧和不覺醒”，所以，他就把包括自己生命在內的全部的精力和熱忱，都投入到為喚醒我中華民眾之愚昧和沉睡的精神的偉大事業中來。當代中國的一切反動派，不是站在民族復興和國家強盛的角度，去看待和分析毛澤東，而是站在個人一己私利和小幫派與小團體的利益上，歪曲、污蔑、丑化和造謠中傷毛澤東偉大而崇高的思想精神和個性品格，以達到他們賣國投敵、復辟舊制度和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丑惡目的。若把毛澤東的那種“以民為重”“以國為憂”和“以天下為己任”的偉大情懷，同那些以“小人之心”去揣度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動機--意在“同他們奪權”以及“搞個人崇拜”和“破壞他們的安定團結的好日子”的陰暗心理進行比較，就更加暴露出那些走資派政客權貴的思想反動、道德敗壞和心存不良的低級本質。　　

毛澤東主席生前評價自己的一生：一生做過兩件事，一件是搞民主革命，把蔣介石趕到一群海島上去了；另一件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件，現在反對的人不多了，后一件事，擁護的不多，反對的不少。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文化大革命及其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目的是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世界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證明，繼續革命理論是完全正確的，文化大革命總體上也是正確的。世界上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因為不反修防修，都發生了資本主義復辟；在中國，雖然存在著龐大的資本主義復辟勢力，但廣大真正的共產黨人和廣大群眾，因為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鍛煉，有繼續革命理論的指導，多年來堅持作著反對他們的斗爭，使其在中國完全復辟資本主義的企圖不能得逞，而多年來所形成的黨內腐敗猖獗、兩極分化嚴重、理想信念缺失、群體事件多發等社會問題，也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指導下，才能真正得到徹底的解決。國內外的長期實踐證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是完全正確的，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它是對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不斷革命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在現、當代條件下，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史上的最高峰。以毛澤東超乎常人的穩健、謹慎、智慧和洞察力，他把“文化大革命”提高到占居他的全部政治生命多一半的如此重要地位，可見毛澤東對于發起文化大革命這一運動的重要性重視，是站在一個非一般常人能夠企及和達到的政治高度、歷史廣度和人性的深刻層次上，來看待、認識和理解的。因而在毛澤東主義當中，最能夠體現它的成熟、深刻、精華、富有革命性和戰斗性的精神實質的部分，當屬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和文化大革命人民群眾大民主運動實踐。　　

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地位是沒有人能夠替代得了的。毛澤東主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革命軍隊建設、軍事戰略和國防建設、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外交工作和黨的建設等方面，以獨創性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毛澤東主義豐富的理論體系中，極為閃光的部分是他的晚年思想，即：是他的關于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就在共產黨內的科學論斷；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學說。　　　　

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基石，是第一座里程碑，而列寧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可能在一國或幾國首先勝利的英明論斷是第二座里程碑的話，那么，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學說，無疑就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發展史上的第三座里程碑。　　　　

然而，令無數人感到悲憤的是：一個世界公認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在經過科學探索并且實踐之后，得出的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科學的經驗總結--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與實踐這一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發展史上最具有里程碑式意義的偉大理論學說，被修正主義極其惡毒地否定了。現實中我們聽到的是鋪天蓋地的否定的聲音，肯定的是少之又少，而且聲音十分的微弱。一個世界上最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政黨，對自己的偉大領袖所創立的最偉大的理論，不但不能作出客觀公正的評價并繼承和發展，反而作出了最錯誤的決定，這不能不說是人類社會思想史特別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最大悲哀。　　

黨內修正主義當權派是社會主義最危險的敵人，特別是“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以后，實際上起到了整個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作用。他們有兩個顯著的特點：第一個顯著特點：能夠提出和推行復辟資本主義的綱領和路線，能夠組建推行其資本主義路線的各級干部隊伍。 第二個顯著特點：他們推行資本主義路線，一律地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來進行，因此，要揭穿他們的真面目相當困難。　　　　

 黨內修正主義當權派打著社會主義的旗幟，通過改變路線，強化和擴大資產階級法權，漸進式地改變社會主義的性質。在人與人的關系方面，他們極度擴大官與民的等級差距，極力擴大領導者、管理者和勞動者之間的距離，甚至把它變成統治和被統治的關系；他們利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的商品經濟、商品交換，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成純粹的金錢買賣關系、商品交易關系，并且把國家公眾權力官有化、特殊化、私有化，進而融入商品交易之中；在分配方面，他們拋棄社會主義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制度，極力推行按權力和資本分配的官僚資本主義游戲法則，極力拉大官員領導與勞動職工收入方面的不平等差距，人為制造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尖銳矛盾；在意識形態領域，他們按照美國霸權資本主義陰謀和平演變中國的《10條訓令》規劃路子，大肆宣傳和兜售封、資、修的腐朽墮落頹廢貨色，向人們特別是青少年鼓吹自私自利、唯利是圖、利益最大化、貪圖享樂、個性張揚，金錢拜物教、歷史虛無主義等等。總之，他們是在通過不斷強化和擴大資產階級法權，教唆滲透封資修思想意識，時時處處在經濟的、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組織的各方面進行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的演變活動。　　

與西方資產階級不同，社會主義國家的剝削階級，是被無產階級專過政的，是被剝奪了各種政治權利，被剝奪了財產，被剝奪了“天堂般美好生活”的剝削階級。因此，他們對社會主義制度，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充滿了深仇大恨。修正主義官僚特權資本主義一旦得以復辟，他們會以“百倍的仇恨”向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群眾復仇，會以十倍百倍的瘋狂從經濟上盤剝，從政治上奴役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群眾。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群眾的生活必然陷入十分悲慘的境地。　　

修正主義當權派披著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員的外衣，干著復辟官僚特權資本主義的勾當。等到他們的面目充分暴露時，他們推行的修正主義和官僚特權資本主義路線已經占據主導地位，推行官僚特權資本主義路線的干部隊伍已組建完成，官僚特權資本主義勢力已經坐大，官僚特權資本主義復辟已成現實，人民群眾從專政的主人變成了被專政的對象，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大眾重新淪為被壓迫、被剝削、被奴役的弱勢群體。　　　　

 這時候，由于核心領導和各級領導權被修正主義官僚走資派纂奪，輿論工具被走資派掌控，無產階級和黨內的健康力量已經很難組織起強有力的反抗。　　　　

 更為可惡的是，修正主義當權派搞官僚資本主義是披著共產黨的外衣進行的，他們在專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政的同時，還糟蹋著共產黨的光輝形象，許多被壓迫、被剝削、被奴役的人民群眾會把自己受苦受難的怨恨都發泄到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身上，認為是共產黨不好，是社會主義制度不好，甚至憤而支持那些堅決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馬克思、毛澤東主義的敵對勢力。　　　　

看看“解放思想”30多年來，修正主義官僚走資派在推行修正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路線時，怕思想不夠解放，怕膽子不夠大，怕步子不夠快。就是不怕毀壞公平正義，不怕貧富懸殊，不怕兩極分化，不怕腐敗橫行，不怕座座民生大山壓向民眾老百姓。那些從上到下，遍布城鄉各個角落、各個領域的以權謀私、貪污受賄的腐敗官員，更是每日每時地、不間斷地往共產黨的臉上抹著黑。他們大力推行私有化和剝削制度，積極倡導官僚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他們打開封資修魔盒，把“私欲”和“貪婪”這群邪惡魔鬼放出來，讓它在社會上肆意橫行，致使社會風氣每況愈下，優良傳統道德喪失殆盡，黃、賭、毒，偷、騙、搶，黑、惡、假等丑惡現象泛濫成災。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廣大的普通百姓苦不堪言，這些基本群眾因此而對共產黨產生不滿，他們由原來的相信共產黨，熱愛共產黨，變成了怨恨共產黨。　　　　

那些修正主義官僚走資派豢養的無良無恥走狗文痞、“專家學者”們，把明明是因為推行修正主義資改路線而帶來的各種丑惡現象和社會弊端，卻無恥地歸罪于馬克思、毛澤東主義，歸罪于共產黨領導的“一黨專政”，歸罪于沒有實行“西方式民主”，歸罪于“僵化的社會主義制度”。　　　　

 好端端共產黨如何經受得起黨內走資派、貪腐精英、無良文人30多年來的肆意踐踏。曾經在人民群眾中享有無比崇高威望的共產黨，如今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已一落千丈，在人們口碑中的聲譽更已是一片狼藉，跌落到了人說人罵、人提人咒、人見人唾的恥辱境地。　　　

三．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是人民大眾民主的全面體現　　

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人民群眾大民主方式，既是確保黨不變修國不變色政不變質的根本保障，也是人民大眾民主的全面體現。　　

這場有億萬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的革命群眾運動，被全面否定了，并被極度地污名化、妖魔化。“文化大革命”已成了人們夢魘里的“洪水猛獸”，精神上成了“媽媽”口中嚇唬孩子的惡魔，政治上更成了剝奪人們前途命運的死亡之神，誰若是對修正主義有不同意見誰就會被扣上“文革余孽”、“文革流毒”的帽子，打入永不得復生的死牢。　　　

然而，這場史無前例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開創性的革命運動，千千萬萬的革命者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扮演了悲劇的角色；但其所創造的人類為爭取正義而文明的歷史是誰也抹煞不了的，必將在人類社會發展歷史特別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上一代又一代地永遠流傳下去。　　

天地日月可以作證：“文化大革命”時期，在物質文明上，恰恰是中國經濟、科技取得重大發展的10年；在精神文明上，更是人們道德最為高尚，社會秩序井然，犯罪率最低的時期；在國際舞臺上，更是“朋友遍天下”，由全世界占2/3以上的國家投票贊成，沖破美國霸權資本主義外交封殺，讓新中國恢復進入了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地位的時代。“文化大革命”時期：“工業生產繼續在以平均每年超過１０％的速度增長”；（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縱觀毛澤東時代的成就》）代表科技發展水平的兩彈一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1967年生產了第一枚氫彈，1970年把一顆人造衛星發射進了軌道），其他還有諸如人造牛胰島素，雜交水稻等創新科技成果；人民群眾道德高尚，社會秩序井然。　　

凡有良知的人民群眾一定會知道，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鑒于新中國建國17年來，國內確實已形成了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全國基層已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革命派手里，黨內又逐漸形成了一個修正主義。為了鞏固《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制度，為了遵循《黨章》“實現共產主義”的綱領，為了反對黨內的修正主義，為了清除黨內各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為了教育全國人民，為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千秋大業，毛澤東才決心不惜“準備跌得粉碎”（《給江青的一封信》），毅然直接發動全國億萬人民群眾自下而上地進行了這場關系社會主義命運成敗和共產主義運動進程的革命斗爭。　　

他們之所以會對“文化大革命”的性質進行歪曲污蔑詆毀，除了階級立場問題之外，還有兩條流氓政客心理：一是歪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性質，就是為了混淆視聽，搞亂人們思想。把一場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歪曲為是一場個人之間“爭權奪利”性質的“內亂”，這就是要告訴人們：“文化大革命”斗爭與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無關，與國家前途、民族利益無關，與崇高的革命理想無關。通過對“文化大革命”性質的歪曲，神圣的革命就成了政客私人之間骯臟的勾心斗角。信了他們的歪曲，就可以把人們的思想搞亂，失去是非準繩，在政治上心灰意冷，然后任憑修正主義他們兜售其奸，大搞官僚買辦特權資本主義復辟勾當。二是歪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性質，就是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主義，否定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學說，最終實現自己政治和經濟上的反攻倒算。修正主義懂得，他們要想在經歷“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國政壇站住腳跟，不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學說，他們在政治上連一天也是混不下去的。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僅靠枝節問題上做文章不行，而要從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非得從歪曲“文化大革命”的性質上著手不可。因為只有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質，才能從政治道德的高度剝奪“文化大革命”的革命正義性；只有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質，才能瓦解真正共產黨人的政治優勢；只有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質，才能為他們搞官僚買辦特權資本主義復辟掃除各方面障礙。從邏輯上講，文化大革命”若是一場“政治內亂”，在政治上當然就成為“是毫無意義”的了。毛澤東發動這場在政治上“毫無意義”的“文化大革命”，自然就成了“嚴重錯誤”。按照此邏輯，倘若“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一個人“錯誤發動”的“內亂”、“浩劫”，運動中對“走資派”的批判都是錯誤的；對“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也是錯誤的，由此他們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反攻倒算就成為“天經地義”的了。　　

隨著文化大革命被全盤否定，當代修正主義各路復辟狂便打著“解放思想”的幌子，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靠貪腐斂財的；有靠“改制”發家的；有靠里通外國，內外勾結發財的；有靠不擇手段搞黃賭毒，直至黑道方式致富的；等等）在復辟私有制、復辟剝削制度，“發展”新生官僚買辦權貴資產階級和官僚買辦特權資本主義的邪路上狂奔。　　

45年后的今天，當我們面對當今中國社會特權橫行，腐敗泛濫，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現實，當今中國新生封建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既得利益階層，不僅是被新中國所推翻的曾經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霸權資本主義、封建特權主義、官僚買辦資本主義三座大山變本加厲的快速復活，而且更為惡劣的是還孽生出危及民眾老百姓生存的以教育（包括就業）、醫療、住房、為枷鎖的新“三座大山”。對照美國霸權資本主義敵對勢力企圖“和平演變”新中國的“10條訓令”，再來回顧毛澤東發動的那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不引起一切有思考能力人們的冷靜反思：　　

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絕不是由于毛澤東個人“對國情和形勢嚴重錯誤估計后作出的嚴重錯誤決策”，也絕不是一場個人之間“爭權奪利”性質的“內亂”，更絕不是一場“過河拆橋”、“卸磨殺驢”、“誅殺功臣”之類的“帝王之術”（一個最簡單的事實：毛澤東自1945年中共七大以來，直至1976年逝世，一直是共產黨的主席，在黨內的大權從來就沒有失去過；自1949年建國以來，直到“文革”，在全國的威望從來就沒有動搖過，黨和國家重大事件真正的最后決策大權始終掌控在他的手里。即使身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也根本不存在公開挑戰毛澤東領導地位的能力）。而是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以他非凡的政治智慧和超越常人的敏銳洞察力，覺察到已經逐步形成但尚未充分暴露的官僚特權階層、既得利益集團、修正主義體系對社會主義所有制國家制度和無產階級人民群眾的潛在危害苗頭后，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所發動的一場人民大眾民主革命斗爭。1966年中共中央發布《5·16通知》，從階級斗爭觀點出發，強調了文化革命在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政治性質，明確指出“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里，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有一大批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是赫魯曉夫那樣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文革就是要批判一切剝削階級思想，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揪出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確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任務。這實際上就是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學說”的一次偉大實踐。　　

《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在毛澤東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僅要斗倒“走資派”，創建社會主義大民主模式，還必須改造“私有觀念”，解決人們的世界觀問題。黨內走資派，歸根到底是社會上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代理人。“文革”中斗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主要任務，但不是目的，目的是解決世界觀問題，挖掉修正主義根子。因此，在政治上打倒了走資派以后，還必須從思想意識形態領域挖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老根，摸索出一條通向共產主義之路。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大革命又是毛澤東繼1958年人民公社化運動之后，再次進行的一場大規模的對革命理想境界追求的社會實踐。　　　　

在此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前夕的黨內日趨嚴重的兩種思潮、兩條道路斗爭的情況。　　

1949年，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共產黨“打下了江山”，也理所當然地“坐上了江山”。盡管毛澤東曾經嚴肅認真地提醒過全體共產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必須恪守“兩個務必”，不能做“李自成”，不能在勝利面前驕傲自滿；不能被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打中，不能脫離人民群眾，不能做官當老爺；不能搞特權，絕不能腐化墮落、蛻化變質。然而，由于歷史傳統和現實的各種復雜的原因，中國的中央集權體制未能改變，自上而下任命行政官員的制度沒有改變，這種現實的客觀存在必然造成官僚特權階層。盡管毛澤東采取一手嚴厲懲治（諸如槍斃劉青山、張子善），一手苦口婆心的教育（諸如搞三反運動、整黨等），但由于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尚未建立，對各級領導權力的制約與監督問題未能有效完善，因而終究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隨著時間的推延，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土地上，官僚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集團還是悄然逐步生成了。　　

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后，怎樣看待1956年以后、“文革”以前的中國社會的階級構成與社會矛盾？當時中共黨內高層顯然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認識：　　　　

以劉少奇、鄧小平為代表的“一線”黨和國家領導人，站在執政者的立場，認為階級敵人就是那種對于現實政治體制不滿的敵對分子--即：地、富、反、壞、右和特務分子。　　

毛澤東的看法則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更深更透，他不僅認為階級敵人是那些對于現實政治體制不滿的地、富、反、壞、右和特務分子敵對分子，而且更具有危害性的是執政黨本身的蛻化變質分子，尤其是滿腦子修正主義路線的執政黨高層領導者。早在1960年，他在閱讀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就主張社會主義時代革命對象應該有所變化，提出了“既得利益集團”的概念。他認為，這種既得利益集團就是培養修正主義的土壤。1963年，他進一步提出了“官僚主義者階級”問題，后來又提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概念。文革期間，毛澤東則進一步提出：“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　　　　

　1964年12月26日　，毛澤東曾破例在人民大會堂小宴會廳搞過一次生日宴請。他在這次宴請上作過一席談。其中特別談到他對中國社會城鄉階級斗爭形勢的看法：“現在用幾盒香煙就可以把一個黨支部書記給賄賂了。如果把女兒嫁給一個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們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5月、6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認為，全國基層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里，我還擔心黨中央出修正主義。修正主義的出現標志著資產階級在政治舞臺上的興起。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絕不能依靠他們”。　　　　

文化革命前夕，毛澤東對中國社會的階級構成、社會矛盾，以及中國社會走向的分析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還不能理解和贊同（他們尚未感受到這種變化，因而也就成為大多數人對“文革”不理解的原因），他已經洞察到在全國范圍內悄然形成了一個新生的官僚特權資產階層，中國已經面臨官僚特權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從而必須尋找一種方法來觸動、改造，直至粉碎這個“官僚特權資本主義者階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從而發動了這場文化大革命。　　

客觀事實不可否認：文化大革命前的中國社會確實存在著嚴重的干群矛盾、黨群矛盾，這一矛盾后來就發展、演變成為廣大人民群眾同官僚特權階層之間的尖銳矛盾。　　　　

比如在農村中，比較普遍的是群眾因對干部的強迫命令工作作風不滿就挨整的；或因提意見而遭打擊報復的，類似現象可以說各處都有。在城市里，這種矛盾特別表現在：歷次運動中由于各級領導人因個人好惡，甚或挾私報復而濫用權力，使一大批人蒙冤。僅以反右擴大化造成的惡果為例，它不僅傷害了上百萬的直接受害人，更株連、影響到這些人的親朋好友，那就至少是傷害了幾百萬人。反右擴大化后，在政治上還形成了一個“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干部=反黨”的思維公式，這在客觀上大大地激化了干群矛盾和黨群矛盾。這些矛盾一遇到適當的條件，就必然會爆發。　　　　

共產主義社會是馬克思主義追求的理想社會。然而，在馬克思、列寧時代，它不僅只是一幅美麗的藍圖，而且還只能是誰也沒有真正實踐過的比較模糊的理論設想。因此，當馬克思主義者真的要走這一歩時，就必然要遇到對未知世界的艱苦探索。　　　　

綜觀“文革”的全過程，聯系紅衛兵運動、社會主義大民主、向走資派奪權、巴黎公社式民主選舉政權--“革命委員會”、抓革命，促生產、教育革命、斗私批修、走“五七”道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批判資產階級法權，等等，說到底都是聯系馬克思主義的有關共產主義的理論，探索一條通向共產主義之路。　　

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人們“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一場改造人的動物屬性的革命，核心問題就是改造人們的世界觀最終目標為了在中國大地上，創建一個打上毛澤東思想印記的“共產主義”新世界。　　　　

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理想的執著追求與誓死捍衛，和他對黨內干部隊伍的蛻化變質和高層領導變修的擔憂，成了發動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原因；七千人大會以來，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之間的政治路線主張漸行漸遠，這是文革爆發的直接原因；建國十七年以來積累起來的干群矛盾、黨群矛盾，在一定條件下的總爆發，則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內燃劑”。　　　　

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可以說是階段性的失敗了。然而，正是由于首次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悲壯失敗，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甚至要比它的成功還可貴。　　

倘若這場文化大革命失敗的不是如此慘烈，中國的修正主義上臺后不是如此的瘋狂顛覆，官僚買辦特權資產階級既得利益集團不是如此的貪婪無度，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社會制度被破壞的不是如此嚴重，官場官員腐敗、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程度不是如此的嚴重。那人民大眾恐怕至今還不能深刻理解社會主義社會歷史時期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種路線斗爭的長期性、復雜性、尖銳性，恐怕至今還不能深刻理解毛澤東關于反修防修、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偉大而深刻意義，恐怕至今還不能深刻感受修正主義路線上臺、官僚資本主義復辟，勞動人民大眾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的惡劣嚴重后果。　　

倘若這場文化大革命沒有被中國修正主義全盤否定，那毛澤東的民眾威望就會大打折扣，毛澤東主席和毛澤東主義恐怕早已就淡化出人民群眾的記憶中，毛澤東關于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種路線斗爭、反修防修、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運動無疑會成為人們嘲笑他恥笑他貶低他的話柄。　　

如果說巴黎公社是資本主義國家一次劃時代的無產階級革命斗爭，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次偉大嘗試。那么文化大革命則是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后，反對修正主義政治路線，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開創性的偉大革命斗爭；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第一次偉大實踐。它對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具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和無可替代的歷史貢獻。　　　　

毛澤東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文革”實踐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理論，極大地充實了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最后勝利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文革”實踐中，革命共產黨人和所有革命群眾所付出的巨大犧牲，為今后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斗爭，留下了極為寶貴的血的經驗教訓：　　　　

第一，必須警惕中央高層混進的和蛻化變質的修正主義投機分子兩面派人物。歷時10年的“文革”從正反兩方面證明：高層修正主義投機分子兩面派人物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最危險的敵人。他們一旦掌握大權，就可利用手中的權力積聚反革命勢力，駕輕就熟地運用其反革命政治經驗，并以“十倍百倍的瘋狂”一夜間把千百萬革命民眾打入血泊之中。這是一個血的教訓，特別值得一切革命者永遠的警惕。　　

第二，在慎選革命接班人時必須嚴防混進黨內的和黨內蛻化變質的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投機分子。早在1964年6月，毛澤東就專門談過革命接班人的標準問題：“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的掛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招牌的修正主義者；他們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在國內為一小撮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利益服務，在國際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利益服務；他們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還要善于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并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但是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他們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于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而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專橫跋扈，對同志搞突然襲擊，不講道理，實行個人獨裁；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于自我批評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而絕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把一切錯誤歸于別人。”（轉引自《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見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　　

第三，必須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人民群眾民主監督體制。文化革命是一場自下而上的無產階級人民群眾“大民主”運動，而這種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的斗爭方式是不可能持久的。那么怎樣才能把這種自下而上人民群眾大民主運動的成果，變為一種能在日常持久的對執政官員的群眾民主監督制度呢？（包括巴黎公社兩條限制公務員的措施--直接選舉與罷免制度；實行反特權的低薪制）防止干部從“公仆”異化為官僚。這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文化革命中毛澤東搞過許多改革，采取過許多革命措施，可惜由于種種原因，沒有能夠形成為一種完整的、系統的、有效的無產階級人民大眾民主制度。這也應該是留給后人的又一個重要的經驗教訓。　　

第四，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必須堅持在意識形態領域對封資修文化的批判。社會主義時期，資產階級的私有資本雖然被社會主義制度“改造”了，然而資產階級和剝削階級的私有觀念和剝削意識還會長期存在。不僅體現在它們對物質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社會生產中的主導關系和分配中所占據的支配關系；還有一個由幾千年私有剝削制度存在--由此所形成了的一整套完整的、系統的剝削階級私有觀念的意識形態和舊文化習慣勢力，它廣泛地反映在思想、學術、文化、教育、新聞、文藝、出版等所有上層建筑的各個領域。如果聽任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自由泛濫，其結果必然是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縮小與削弱，在修正主義上臺的條件下，那些具有資產階級意識和私有觀念的人們就會變身為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私有制的存在，可以產生私有觀念和剝削階級意識形態，同時私有觀念和剝削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時時處處都會滋生新生的官僚資產階級，這也就是修正主義政治路線復辟官僚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文化基礎。毛澤東正是認識到了這一條，又鑒于蘇聯變修的教訓，因此從1963年開始，首先從文化領域開始批判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和文化教育。也正因為這一批判遭到了修正主義路線走資派的頑固抵制，最終才使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變成了一場政治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證明，社會主義社會階段永遠存在著兩種可能：一種是前進--向共產主義社會邁進；另一種則是倒退--復辟官僚資本主義并淪為國際霸權資本主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導致這一變化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在整個社會主義階段能不能始終堅持毛澤東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能不能正確的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　　

第五，大力培養、發展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文化革命對中國知識分子來說，確實是一場真正觸及靈魂的革命。只有經過這一戰斗的洗禮，才能真正檢驗出究竟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還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誰如果能擁護這場文化大革命他就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誰如果從否定這場文化大革命那他必然是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文化革命實踐最終檢驗，中國知識分子就其多數來講其世界觀仍舊還是資產階級的，要使其成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仍然需要引導其自覺地進行世界觀的改造，在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過程中經受鍛煉，在這方面確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共產主義事業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事業，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到那個時代人人都是知識分子，人人又都是勞動者，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將徹底消失。然而，在社會主義階段，它的發展需要大批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即具有無產階級世界觀的革命知識分子。只有造就了規模宏大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社會主義事業才能勝利，共產主義偉大理想才能最后實現。文化革命實踐證明，大力培養、壯大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隊伍，必須走“知識分子勞動化，勞動人民知識化”之路，堅持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　　

回顧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大致歷經了三個階段：一是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的創立與傳播階段。這一階段，是馬克思、恩格斯開創科學共產主義的歷史，它從理論上奠定了科學共產主義原理，并努力在歐美資本主義世界進行傳播。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的主要構成是：以辯證唯物主義為核心的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以剩余價值理論為核心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以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為核心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整個階段，能自覺、不自覺地實踐馬克思主義偉大理論的，就是1848年法國工人的六月大起義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兩次革命斗爭均以失敗告終。二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階段。這一階段，是列寧、斯大林成功地領導十月革命，從資產階級手里奪取政權，首先在俄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并最終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了一個由14個國家組成的社會主義陣營。整個階段列寧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批判了第二國際的修正主義思潮，根據不斷發展的形勢，形成了帝國主義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列寧主義，領導蘇聯人民取得衛國戰爭和世界反法斯戰爭的偉大勝利，為世界和平和戰后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可惜的是列寧過早逝世，斯大林在理論上不懂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不懂得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客觀上為修正主義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提供了條件。三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創造條件向共產主義過渡階段。這一階段，是毛澤東在世界東方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極端艱難困苦條件下，領導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決定性勝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形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的偉大理論發展成果--毛澤東主義，尤其是毛澤東創立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學說。并領導進行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學說的偉大理論實踐—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人民群眾大民主運動。　　　　

以上三個階段，哪個階段最重要？可以這樣說：沒有第一階段，就沒有第二階段；沒有第二階段，就沒有第三階段；如果沒有第三階段，那么就可以徹底毀棄第一、第二階段。因此，從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奪取最后勝利角度看問題，第三階段實際上更為艱難，更為卓越，更具有偉大意義。　　　　

毛澤東發動的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是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三階段發起的一場攻堅戰，盡管這場革命斗爭階段性的失敗了，但它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地位與作用是極其重要的。就像巴黎公社革命失敗一樣，它是十月革命勝利的先導。文化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它為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如何認識對待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公有制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生死斗爭；人民群眾如何民主參與管理國家事務、如何民主監督政府行使權力，如何防止修正主義路線上臺，如何防止霸權資本主義策劃的“和平演變”陰謀，如何防止產生官僚買辦特權資產階級既得利益集團，如何防止官僚買辦特權資本主義復辟，如何推進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如何實現共產主義社會，提供了極為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毛澤東發動的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探索通向共產主義光明大道的偉大革命實踐。可以斷言，沒有毛澤東創立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人民大眾民主運動實踐，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都不可能是完整的。沒有毛澤東領導的這一場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不可能會有今后國際共產主義事業的最后勝利。　　　　　

盡管當今中國的修正主義在復辟資本主義的手法上具有很大欺騙性，然而他們仍然逃不過廣大堅持革命的共產黨人的銳利目光，紛紛站出來公開抵制、斗爭，眾多捍衛毛澤東主義的真正共產黨人，甚至不惜做好犧牲的準備，堅持斗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這樣的共產黨人在體制內外都有，何至成千上萬？正如毛澤東所講：“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于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　　

　1967年5月18日　，毛澤東對《偉大的歷史文件》一文批示道：“現在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第一次，以后還必然要進行多次。革命的誰勝誰負，要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才能解決。如果弄得不好，資本主義復辟將是隨時可能的。全體黨員，全國人民，不要以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無事了。千萬注意，絕不可喪失警惕。”　　

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沉重地打擊了中國的走資派，極大地提高了革命群眾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政治覺悟，教育了數以億萬計的普通中國人民。首次文化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但卻鍛煉了一大批忠貞于馬克思、毛澤東主義的真正共產黨人和無產階級革命者，給中國人民大眾播種下了永不磨滅的文化大革命神圣“火種”。　　

首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雖然失敗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遭受了暫時的重創，但是“文革”在國內外產生的深遠影響是不會磨滅的。經歷過“文革”戰斗洗禮的真正堅持馬克思、列寧、毛澤東主義的共產黨人，必將會聯合體制內外的一切革命力量，繼續進行不屈的無產階級革命斗爭；同時，“文革”播撒的無產階級人民大眾的“民主火種”，必將在占90以上遭受剝削、壓迫和窮困的廣大勞動人民大眾心中重新燃起熊熊大火，并形成燎原之勢！　　

結 論　　

中國共產黨9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62年生生死死發展歷史以無數鐵的事實證明：　　

只有毛澤東主義才能拯救中國；　　

只有毛澤東主義才能發展中國；　　

只有毛澤東主義才能振興中國。　　

只有毛澤東主義才能強盛中國。　　

高舉毛澤東主義旗幟，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永遠立于不敗地位的必須選擇！！！　　

共產黨和新中國、中華民族要想永立于不敗之地，就必須盡快徹底回歸馬克思、毛澤東主義政治路線、經濟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和工作作風。　　

2011.12.10.于西安　　

（作者：張長林，1971年1月參加軍入伍，1973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7年8月畢業于西北大學中文系，高級政工師。現在西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雁塔科技產業管理辦公室工作。分別榮獲西安市和陜西省2007-2009重大理論研究創新成果先進個人榮譽稱號嘉獎；著作出版有《心舟心帆心路心境》一書；本人所撰寫的《對和諧社會中公平正義特征的思考》、《鑄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支柱和文化實力創新智力、發展活力、恒久魅力--試論弘揚維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念和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共建共享--人類社會科學發展與構建和諧的偉大實踐》等文章，已先后被中央黨校等收錄入編相關理論研究文獻典籍；《求是先鋒—共和國60年發展理論與實踐》（理論卷）和《中國領導干部科學發展的理論與實踐》）　　

《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是新時期工會組織的時代使命》、《淺論非公有制企業工會與企業文化建設》獲西安市和陜西省工運理論調研一、二等獎。聯系電話：1582925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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