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網絡問政建中國特色民主
——論網絡、民主與監督
兩會期間，上海的市委書記俞正聲在接受一些央媒的記者采訪時曾多次稱贊：“網絡是個好東西。”他說，網絡可以讓他搜集到更多的民意，體察到更多的輿情，并使他的決策具有更多的時效性。
除了上海的俞正聲書記之外，浙江、江西等省的省長們也都紛紛表達了自己的同感，并承諾以后將通過網絡向民問更多的政，以使整個決策具有更寬廣、更深厚的民意基礎。
有著這么多的省長書記們不恥于通過網絡這個交流平臺“問政于民”，這也使社會底層民眾終于有了自己參政議政的更多盼頭。因為通過網絡問政，這種來自社會底層的更多下情、更多訴求，都可以更本真地直達上去，使他們有求可訴、有理可講、有冤可伸、有貪可告。
把這個網絡問政搞好了，黨和人民的心就可能經常性地連通起來，并通過這種血肉聯系的經常保持而把人民緊密地團結在自己的周圍。
把這個網絡問政搞好了，不僅可以幫助黨采集到更多、更真實的下情；同時，也還可以幫助黨更好地監督自己的事業骨干。通過網絡問政，一些干部的欺上瞞下、驕橫貪腐，可能就再也行不通了。因為網絡是直達的，他們的手伸得再長，也是捂不住的。只要把網絡用好，它本身就是一個極佳的監督工具。借助網絡，黨就會長出無數只千里眼、無數雙順風耳來。有了網絡，黨就可以足不出戶而知天下事。如果沒有網絡，河南的那個溺水而亡的上訪村官也許就只能不明不白地消跡于歷史的塵埃之中，而永難為世人知曉。但有了這種直達的網絡，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因為他的兒子可以通過網絡游擊的形式，而把自己父親的冤情和疑點不斷地上傳到更多的社區、論壇，以尋求更多人的知曉和聲援。這些地方官的手再長，也不可能在網絡上把天下人的嘴都捂住。
所以，只要把網絡問政用好了，黨就完全可以借助千千萬萬只人民的眼睛，而把那些碌碌無為、欺上瞞下、驕橫貪腐的昏官、庸官、貪官一個一個地揪出來，而置于歷史的審判臺上。只要把網絡問政用好了，黨的事業骨干才可能在它的經常性的監督中而踏踏實實地干好自己的工作。
網絡問政的出現，也為民主的實現形式提供了一個新的技術平臺。通過網絡問政，下情、民調、官風等都可以很快捷地排查清楚，并通過黨的民主集中制而上升為某種政策性的東西，用以指導新的事業。有了網絡問政，黨的民主集中制也還壓縮掉不少的中間環節，而讓黨群、上下之間的訴求更多地互通互聯互動起來，以減少這種上層決策的失真和盲目性。有了網絡問政，人民也還可以對自己的代表進行某種零距離的現場監督。有了網絡問政，人民的直接民主就可能突破一個城邦的時空而擴展到更大的區域之中。有了網絡問政，人民就不再需要這種代議制民主替自己代理更多的事了。網絡問政的出現，極可能帶動古希臘城邦民主的偉大復興，人民通過自己的公民大會集體地議決自己的事務，政治不再是少數人的寡頭政治，而變成人民自己實實在在參與的政治了。
中國的特色民主向何處去，中共的一個頂層設計就是創造條件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而如今出現的網絡問政，事實上就是這種擴大公民政治參與的一個極佳平臺。有些政治上的事項，比如勞動合同法、城市拆遷條例中某些條款的修補等，都可以通過這種網絡問政的形式，讓更多的人民參與進來，獻言獻策、共謀國事。
當然，要想通過這種網絡問政的形式采集到民間更多的真知灼見，黨也還須謹記這種兼聽則明的道理，要虛懷若谷、善納良言、敬畏民意，不能老是抱著自己的那種意識形態成見和階級分析的有色眼鏡，漠視或打壓那些逆耳性的東西。反對派的存在自有它存在的功用。有了反對派的聲音，有了逆耳性的東西，黨才可能時刻心存憂患、居安思危，才可能從體制外獲得更多的監督，才可能在相互的取長補短中尋求到更多的真理。只要這種網絡民主出來的東西，不是對國家制度顛覆性的煽動，不是對黨的侮辱性的詆毀，都應該置于網絡監管的保護范疇。在網絡民主中，要堅決打擊學霸、官霸對輿論話語權的壟斷及其所羅織出來的各種旨在壓制公民言論自由的罪名。要創造條件地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有保護地促成各種公民心聲的自由表達。只有通過這種民主的形式，人民的主權，包括人民對政府的監督才可能得到更多的實現，官員的驕橫貪腐才可能得到更多的遏制，黨的事業才可能從人民的這種民主中吸取到更多的營養。
最后，網絡的出現也還為人民在更大范圍、更多事項上的政治參與或直接民主提供了便捷通道。有了網絡，人民對政府決策、社會矛盾上的各種意見，對自身利益上的各種訴求，都可以直達上去。有了網絡，人民還可以把自己對身邊黨員干部的各種民主評議、民主監督迅速地反饋上去，為黨所知。有了網絡，人民也還可以按照自己的真實意愿進行無干擾的秘密投票，以謹慎推薦、遴選自己的代表、乃至黨的事業骨干。每個選民都只能憑借自己的身份證號碼進行一次有效的投票。因為這種投票可以在一個個孤島上進行，所以可以排除一些選舉中的群體暴力事件或某些外力威脅下的非本人意愿的投票行為。
作為一種新興的民主形式，每個民族也許或早或晚地都會被吸引到這條道路上來。具體的走法肯定是不同的，但都必然會打上自己民族特點的烙印。正如列寧在對社會主義道路的論述中所指出的那樣，“一切民族都將走到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完全一樣。在民主的這種或那種形式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這種或那種類型上，在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建設上，每個民族都會有自己的特點。”（《列寧全集》第23卷第64、65頁）
總之，網絡的出現，為人民更大范圍的民主、更大范圍的監督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平臺。通過這個平臺，權力的運作、干部的作風將會被更近距離地置于人民經常性的監督之中，人民的權威也將因為這種更近距離的監督而得到權力者的更多敬畏。這種民主的新路徑，一旦開辟出來，這種被官員周期性運作起來的權力就可以很便捷地回歸社會、回歸人民之中了。可以斷言的是，網絡問政的勃興，將會從根本上讓權力者更多地敬畏起人民的權威來。中國特色民主如果能夠這樣勃興起來，極可能成為一個新時代的弄潮兒。
2011年11月26日 初稿于論道書齋 胡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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