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鄧公三論  返照現實資本

反思鄧公“三論” 返照現實“資本”

                 作者  古小月

    總體來說，鄧論是毛思想的延續和發展，是馬理論在中國實踐中的一次理論大突破，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強國的理論重要組成部分。繼而中共黨的方針和國家政策也隨之發生了變化。但縱觀鄧論中的經濟觀點有三，本人不敢茍同。

      此三個觀點，其一曰“貓論”，其二曰“摸論”，其三曰“少數富裕論”。所謂“貓論”，即不管白貓黑貓會捉老鼠即為好貓，意即在經濟理論和實踐中不管是社會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的，只要能為發展當下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為我所用”者視為“好貓”理論，繼而鄧公在政治上智慧的推演出“一國兩制”構想，較好的解決了港澳回歸問題，一時間被世人熱捧為一大創舉。所謂“摸論”，即中共領導們對經濟管理不熟可以“摸著石頭過河”的探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此論更顯現出其理論之幼稚性、不成熟性和同經濟發展現狀比之滯后性。“貓論”也好，“摸論”也罷，體現了鄧公為發展中國當時經濟的善意、良苦用心和急迫心情。三十年實踐證明其“二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指導性。但所不幸的是，于此同時被一些別有用心的某些西方國家和集團所利用，此二論一經推出，西方某些國家立即警覺到“和平演變”中國時機成熟，紛紛在中國尋找和資助中國經濟學界所謂“精英們”到本國留學考察，其實是洗腦般的灌注其所謂的“西方先進”經濟理念，也合該如此，中國當時經濟人才奇缺，饑不擇食的選派他們公費留學去。然而，西方把“精英們”培養成為一個什么樣的群體呢﹖大多是些西方某些國家在中國經濟舞臺上，甚至政治舞臺上的“代言人”或者“說客”。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時至今日，他們更是將其領域擴展到諸如文化、教育、思想理論、新聞媒體等各界，到處尋找并培養“精英”們成為“和平演變”中國的“代理人”。所以說，鄧公“貓摸”二論的錯失，成為了西方國家借以滋生“和平演變”中國的溫床。西方某些國家一方面高喊著“小平，你好！”，另一方面卻鉆空子，趁虛而入搶奪人才和各個領域地盤。時至今日，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尾大不掉的局面。當今政治家們和有良知的經濟學家們此時也該警覺一下了，保持一點清醒的頭腦為好。所謂“少數富裕論”，即其所倡導的“讓少數人富起來，然后帶動其他大多數人致富。”此論天真和幼稚有二﹕一是缺乏對中國千年積淀下來的劣根性社會心態的足夠認識，二是缺乏其內在的科學邏輯思維。最廣大的基層民眾不禁要問﹕(1)少數人通過怎樣途徑發富？他們能自覺自愿的靠勤勞致富嗎？三十年事實證明，富人們75％以上的都有通過走私、販毒等非法手段“打擦邊球”方式進行了“原始資本積累”歷史。當時中國政府為求全大局，對此亦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已。(2)少數人發富了后會很“高尚”的帶動大家一起致富嗎﹖問得好！現今事實是，不僅“多數人”得不到“少數人”恩惠般“帶動致富”，就連各個縣政府、鄉鎮政府們都求著“少數富人”們要“奶”吃呢(還美其名曰“招商引資”)，在其過程中，各個官員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少數人”被選為當地“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但官員自己卻被“少數人”愚弄的丑態百出。對于以上二個提問，早在八十年代柏楊先生就做了回答，但沒有引起有關人員重視從而制定相關法規來制約和制衡“少數人富了”后自覺地去帶動“大多數人”致富。僅憑富人“恩惠般”去搞社會福利事業，卻要平民像侍奉“菩薩”般對其“感恩戴德”。進入二十一世紀，巴菲特比爾•蓋茨中國之行，更是再次事實雄辯般對此做了回答。最近三五年，少數富人所馴養的“經濟學家”們公然叫囂“公退私進”“國退民進”，企圖中國像前蘇聯一樣，他們勸說中國政府讓“少數寡頭”染指諸如電力能源、衛星通訊、鐵路民航等關乎國計民生的關鍵部門和單位，其瓜分“公有財產”和“國有資產”之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他們這是要先從經濟基礎上動搖共和國基石，進而在上層建筑上改變新中國顏色。“少數寡頭”們和麾下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理論各界的吹鼓手們沆瀣一氣，其猖狂姿態和咆哮嘴臉更是暴露無遺了。

    因此，此時反觀并質疑鄧公“三論”有必要性，更有重要性。希望當局者啟用的經濟學家們良心發現，就不要老調重彈了，而是去創新性的發展馬克思經濟理論中的有關“窮人經濟觀”，發展“公有制”經濟理論，為中共從在野的“反對黨”走向了為廣大民眾謀福祉的“執政黨”提供強有力的經濟理論支撐。與其相反，讓“私退公進”“民退國進”，讓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不斷壯大起來，讓那些靠“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吃飯的絕大多數人們感受到“陽光”的溫暖，通過辛勤勞動確實能夠發財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