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外文談》：一部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杰作（四）
——關于語言文字有沒有階級性及魯迅與斯大林的語言學思想比較
4、在《門外文談》等論著中，魯迅對于中國漢字和語言的發展規律，已經接近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這是無庸質疑的。對于歷代官方語言與民間語言、文學語言與社會生活語言等各種關系的理解，都是基本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這在當時左翼文藝陣營中是最先進的，而且當時魯迅先生已經是“老人”。
魯迅的雜文，是中國新文化運動孕育的瑰寶。他的思想性不是直接論述，而是包含在他的語言之中，要慢慢地體會才能懂得其中的意義，這是最大的特點。關于語言的發展，他的思想體現了這些方面：第一、語言、文字、文學藝術，都起源于人類物質生產勞動，不是某一個“圣賢”創造了語言文字，而是人們的實際需要創造了和不斷豐富了語言文字；第二、歷史上，語言、文字與勞動者產生了分離，“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后來卻一定為特權者收攬。”（《且介亭雜文》）語言、文字成為了統治的工具，即愚民的工具，不是人民生來愚蠢，而是歷史上形成的階級差別造成了這種現狀；第三、在這種分離中，統治階級對語言文字進行了整理、加工，魯迅稱這種工作叫“調換”，更加速了勞動者階級與語言、文字的隔離，人民不僅經濟上政治上受壓迫，而且文化上也是這樣；第四、無論語言、文字、文學藝術等如何發展，發展的動力都是社會生產，社會生產出新的產品，就會產生新的概念以及這些概念之間的新的關系，這是語言、文字發展的動力；第五、魯迅語言、文字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經過了“特權者”的“調換”，就是文化史的顛倒，魯迅的不讀24史，不讀經，而讀野史，寫白話文不寫文言文，就是用實際行動要將顛倒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這些就是一個歷史唯物主義者的“史識”，這樣的“史識”，如受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局限的以胡適為代表的這些人是沒有的，這樣的史識就產生了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的膽識，也就接近馬克思主義的“兩個決裂”的膽識。
魯迅是中國文化史的革命家！
魯迅認為，歷代的文學藝術的語言，就是以勞動者的語言為基礎的，統治階級始終都是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收集、整理、加工，也就是不斷地進行“調換”。他以中外文學藝術語言發展為例，指出希臘荷馬史詩最早就是口吟作品，也就是民間藝術家的創作，至于中國，他指出“就是《詩經》的《國風》里的東西，好許多也是不識字的無名氏作品，因為比較的優秀，大家口口相傳的。“（《且介亭雜文》），漢樂府民歌、東晉到齊陳的《子夜歌》和《讀曲歌，等等，這些優秀作品都是民間作家的作品，數不勝數；而且魯迅還看到，“舊文學衰頹時，因為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而起一個新的轉變，這例子是常見于文學史上的。”“（《且介亭雜文》）這些都是說明，勞動者階級的語言始終是社會語言發展的基礎和源泉，歷代的語言基礎就是勞動者的語言。
可是，斯大林是怎樣認識的呢？他認為，如果社會主義者提出要有新的語言，提出語言要為一定的階級服務，就不能使語言發展，而必然使語言逐步消亡。在《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中，他竟然就是這樣去認識的。
他這樣說道： “語言一離開這個全民立場，一站到偏愛和支持某一社會集團而損害其他社會集團的立場，它就會喪失自己的本質，就會不再是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就會成為某一社會集團的習慣語而退化下去，以至使自己消失。”（《斯大林選集》下第503-504頁，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他是站在一個超階級的所謂“整個社會”和“全民”（實際上就是已經成為事實即革命的對象的資產階級的語言）的立場上，所以堅決否定“階級立場”，否定語言文字的階級性，所以就認為講語言的階級性是“偏愛”，并且認為新的社會要有新的階級語言會使語言逐漸“退化”以至“消失”。
實際情況是這樣的嗎？馬克思主義認為，至今為止的人類社會的發展史都是在階級斗爭中發展的，任何歷史發展，總是先由一個階級和與之相關的階級通過斗爭的努力才得以實現的，這一個階級的前途也就是社會普遍的前途。作為社會上層建筑重要組成部分的語言文字等的發展，是通過消滅、改造舊的階級的語言才實現發展和最終占有統治地位的。這是語言發展的基本規律。以前的歷史發展就是這樣的。
前面已經說到過，魯迅從中國文學語言的發展，證明的統治階級到了一定時期，語言發展源泉也會枯竭，新的語言只有再從勞動階級中產生。語言發展的各個階段，從來都是通過具體階級而不是通過所謂的“全民的”去爭取的，總是一個代表著未來的階級的努力，消滅了舊的語言。使用新語言，封建社會取代奴隸社會，新的語言、詞匯乃至更豐富靈活的語法結構取代了僵死的奴隸社會的語言體系；同樣地，資產階級推翻了封建地主階級，難道不是資產階級以自己的科學的語言體系取代了封建地主階級的封建神學語言體系嗎？僅以西歐為例，當資產階級處于上升階段，也出現了一大批思想家和文學家，他們代表了新興階級，使用的語言與中世紀占支配地位的封建神學語言很不相同。構成德國的黑格爾和費爾巴哈這些有代表性的哲學家著作中的基本概念如“絕對理念”、“矛盾”、“對立統一”、“思維”、“存在”……等等，與中世紀專談“上帝”的神學語言已經完全區別開來了；同樣地，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是中國新興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興起，“消滅”和取代中國封建文化的運動，代表新興階級的思想家、文學家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首先提出“打倒孔家店”，廢除文言文寫作，提倡白話文，魯迅就是以白話文寫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作家，他們以新的更接近口語的語言完全取代了保存和傳播封建思想文化的文言文，一直到現在，語言還在發展，并沒有“退化”和“消失”。
所以，在《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中，按照社會基礎來說，蘇聯已經進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新時代，工人階級已經有了自己的語言和表達方式。在社會主義各國，除了人們日常生活用語已經與舊時代不同以外，工廠的墻報、生產簡報，工人文藝刊物……等等，難道不是新的語言的誕生地？但在《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中，不僅完全看不到斯大林對于工人語言的關注和分析，而且，竟然拋開了具體的工人階級的語言的發展，說這是“偏愛”，并進一步說這是“支持某一社會集團而損害其他社會集團的立場，它就會喪失自己的本質，就會不再是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就會成為某一社會集團的習慣語而退化下去，以至使自己消失。”那社會主義的語言如何發展？
工人語言，是一個歷史的存在，必有歷史的發展。
社會主義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未來的語言必須從工人階級語言中誕生，這也是未來社會人們思想發展的源泉。對于這個問題，毛澤東給予了高度的重視。當中國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實行人民公社制度期間，毛澤東就已經注意到如何提倡工人作品的問題。工人文藝作品有很多形式，企業、城市街道的墻報，成為人們生活的重要內容。這就是一個新社會的誕生的標志，具有很多社會文化內容。我們現在很多同志為什么重視了《安鋼憲法》？這是一部社會主義工人階級的新法典，它在中國誕生，具有世界意義，這是制度方面的；文化方面，《咱們工人有力量》這首歌，就是一個新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國家的文化和力量的表現。所以，中國工人階級的語言、意識，在那個時代已經覺醒，取得了成就。
可是，在整個蘇聯時期，人們沒有聽到蘇聯工人階級的聲音，工人的語言，工人的作品，工人的生活沒有發展。這些與斯大林的思想有直接關系，除了談到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一書提及的工人階級以外，在《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中，斯大林完全沒有觸及到任何有關工人階級的生活和語言等問題。從思想上說，既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既然要研究語言學，卻沒有工人階級這個主體，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語言學嗎？馬克思主義的一切理論和實踐的出發點，難道不是說的有關工人階級的事嗎？
語言、文學藝術等等發生的變化，是舊的社會崩潰瓦解的一個重要的信號，也是新社會誕生的先聲。魯迅在《門外文談》中還提到了“真的農民和手工工人的作品”，這實際上已經表明，魯迅在思想上突破了自己的階級局限，已經將眼光放在了代表未來的工人農民的身上。可是，由于根本否定語言有階級性，否定語言與社會經濟基礎的深刻關系，否定語言屬于一定的社會上層建筑的性質，斯大林卻認為，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建成后，不應該以新生的階級語言代替舊社會的語言，而是認為語言不應該與過去有什么變化，而且提出一個語言講階級性、為一定的階級服務就會使語言“喪失自己的本質”，就會“退化下去，以至使自己消失。”按照這個理論，社會主義的、工人階級的語言如何發展？不可能發展。最終結果，工人沒有聲音（中國工人有“咱們工人有力量”等代表性文藝作品），退化的和消失的卻是蘇聯本身。這一教訓是應該深刻地吸取的。（201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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