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宇太：回答美國軍演問題和所有制問題》談關于所有制問題
宇太：《回答美國軍演問題和所有制問題》一文發表，關于所有制問題是這樣說的：“關于公有制的具體存在方式，有位網友進行了探索，主要是說明集體所有制的重要意義，我看了覺得有參考價值，不妨貼在下面，大家先看一看”。顯然文章不是宇太的原文，是轉貼了別人的文章內容，但宇太是持肯定態度的也應是不容懷疑的。
經查找，原來是網友馬小飛的博客的文章，題目是 《社會主義應該消滅全民所有制大力發展集體所有制》，在博客中還有幾篇關于所有制的文章。 其中《全民所有制是最反動腐朽的經濟模式》、《再論集體、全民所有制》具有代表性。
從文章標題就可以看出，馬小飛仇視全民所有制，認為是最反動腐朽的經濟模式。觀點引人關注，也十分讓人吃驚。在此，僅就轉帖的內容談一些看法。
我們知道，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就是公有制。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就是私有制。這是馬列毛主義基本理論，不容有任何懷疑和任何曲解。
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重要的標志是建立了公有制，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
在我國農村中，以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隊為基礎，三級所有”是集體所有制的基本經濟組織形式。
在城鎮，集體所有制經濟，主要是手工業、商業和服務業中實行的生產合作社。
集體所有制不是在全社會范圍內的公有制，而是在一定范圍的成員公有制，而且集體成員仍保留對一定的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或個人所有制（如自留地和部分生產工具等），因而，它不是完全的公有制。公有化程度低于全民所有制。
這種集體所有制經濟形式是與我國農村和城鎮中的手工業、商業和服務業的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主要是原始、落后、分散的小農和小農式的經濟決定的。
全民所有制是全體人民作為一個共同體，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包括屬于全社會勞動者的工廠、農場、鐵路、公路、銀行、商店等，以及礦藏、水流、土地、森林、草原等自然資源。
在全社會范圍內，全體勞動者在生產資料所有關系上是平等的，這不僅排除利用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來剝削別人，而且排除了由于生產資料占有上的不平等而引起的生活富裕程度的過份懸殊，并為在全社會范圍內有計劃地組織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提供了可能。
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是社會全體成員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一種公有制形式，是同工業、交通運輸業中高度社會化的生產力相適應的。
工人階級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本質和核心。在農村是貧下中農當家作主，在這里主要以全民所有制企業為例來說明，因為作者否定的也是全民所有制的公有制形式。
毛主席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記錄中指出：“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工人如果不參加到工廠管理和社會管理中去，通過斗爭得來的成果就無法鞏固，資產階級勢力就會掌握國家機器，推行“自上而下的革命”。
在我們國家，工人管理工廠的權利一直存在兩條路線的斗爭。
以走資派為代表搞的是馬鋼憲法，主張一長制，推行專家制廠。一長制的實質是使“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成為一句空話。少數專家精英把持支配生產資料使用、產品分配、獎懲勞動者等權力。
1960年3月，毛主席轉發中共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的情況報告》的批示，提出了堅持政治掛帥，加強黨的領導，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工人參加企業管理、干部參加集體勞動，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領導干部、工人和技術人員相結合。），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鞍鋼憲法。
但是，文化大革命前，實際上大多數企業并未執行鞍鋼憲法，很多工廠領導壓著上邊的文件，不讓工人知道。正如毛主席1969年4月28日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所說：“看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們這個基礎不穩固。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里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里頭。過去領導工廠的，不是沒有好人。有好人，黨委書記、副書記、委員，都有好人，支部書記有好人。但是，他是跟著過去那種路線走，無非搞什么物質刺激，利潤掛帥，不提倡無產階級政治，搞什么獎金，等等。但是，工廠里確有壞人。 就是說明革命沒有完 。”
經過文化大革命，在70年代，企業成立了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鞍鋼憲法得到貫徹。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成為主流。工人階級才真正當家作主，成為企業的主人。
工人當家作主的標志是企業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經理）負責制。
黨委領導主要是路線、方針、政策的領導，具體負責管理干部，并領導工會工作。
生產行政業務由廠長（經理）負責。除了干部，人、財、物，產、供、銷都有廠長負責。
企業的最高管理權力是工人代表大會（或工人大會）。工會是常設機構。企業的一切重大事項，都必須經過職工代表大會。職工代表大會定期聽取廠長的工作報告，審議企業的經營方針、長遠和年度計劃、重大技術改造和技術引進計劃、職工培訓計劃、財務預決算、自有資金分配和使用方案，提出意見和建議，并就上述方案的實施作出決議；審議通過廠長提出的企業的經濟責任制方案、工資調整計劃、獎金分配方案、勞動保護措施方案、獎懲辦法及其他重要的規章制度；審議決定職工福利基金使用方案、職工住宅分配方案和其他有關職工生活福利的重大事項；評議、監督企業各級領導干部，并提出獎懲和任免的建議。對工作卓有成績的干部，可以建議給予獎勵，包括晉級、提職。對不稱職的干部，可以建議免職或降職。對工作不負責任或者以權謀私，造成嚴重后果的干部，可以建議給予處分，直至撤職。主管機關任命或者免除企業行政領導人員的職務時，必須充分考慮職工代表大會的意見。職工代表大會根據主管機關的部署，可以民主推薦廠長人選，也可以民主選舉廠長（一般在中小企業實行），報主管機關審批。
在這里特別要提示一點，企業的官再大，也沒有權利開出工人。這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工人最基本的權力，是其他一切權利的基礎，是當家做主的前提。
人數較少的企業實行工人大會，多的企業實行代表大會。職工代表由各部門無記名投票，一人一票選舉產生。代表參加會議之前，要廣泛聽取工人群眾的意見。代表如果不能將工人的集中意見帶上去并有明確的答復，那么代表可能就會被罷免或下次就當選不了。職工代表由工人、技術人員、管理人員、領導干部和其他方面的職工組成。其中企業和車間、科室行政領導干部一般為職工代表總數的五分之一。
可以毫不含糊的說，在企業（在農村是貧代會，民主選舉生產隊長）里，這是實實在在的當家作主，是實實在在的民主，是看得見的民主，任何人都忽悠不了。超出一定范圍，一人一票去選國家主席、省長、市長甚至縣長，都免不了被人忽悠。老百姓認識誰？還不是叫你選誰就選誰，不選也是白費。
宇太引用的文章提出：“為什么全世界所有的社會主義實踐都失敗了，從經濟學的角度有沒有共同規律呢？”并說“不僅社會主義國家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全部不成功，即使資本主義國家的國企也沒有成功所有制企業的，否則西方國家就不會普遍地進行大規模地進行國企的私有化運動。”
在這里要想說的是，作者混淆了全民所有制經歷的三個階段的所有制不同的本質和內涵。
（1）毛主席革命路線占統治地位時期的企業，特別是經歷文化大革命后的70年代的企業,這時的企業是工人當家作主。
工人當家作主的全民所有制企業實行計劃管理。產量，質量，產值，利潤，勞動生產率，安全生產，成本核算，原材料消耗的各項指標考核都是很嚴格的。沒有虧損的，完不成任務的時候也極少。有一項指標完不成，干部和工人都會積極認真找原因，獻計獻策，甚至加班加點不計報酬來完成任務。不關心集體，沒有積極性，不符合當時主要事實。原因很簡單，企業是工人自己的。那時的集體所有制工人都想進入全民所有制企業，就像現在都想當公務員一樣。原因很簡單，沒有（醫、學、住、老）后顧之憂。當干部在企業在機關區別不大。說集體所有制比全民所有制好，不知從何說起，依據是什么？
（2）“貓論”開始在企業推行時期的企業，危害最大的是企業承包，公有制的生產資料短期內交給個人支配，企業經營的短期行為，為追求個人和小集團利益的最大化，不顧企業長遠發展，拼設備、拼能源、拼資源，使企業喪失了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這一時期，才出現了工人當家做主“被代表”了的問題。全民所有制變相變為官僚個人所有制。“不關心企業”，“沒有積極性”，“消極怠工”，“大家拿”都是這一時期出現的現象。
（3）現在的國有企業，經過改制，實際是國家資本主義性質，一種官僚資產階級所有制，與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所謂國企性質是一樣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國企是資產階級私有制的一種形式，就像股份制企業一樣，并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全民共有，而是資本所有者所有，實行按資分配。
這種企業管理者收入幾百萬甚至千萬。說“全民所有制企業因為所有權虛位，所以管理生產的官員甚至監督者對生產和盈利都沒有任何興趣和動力，他們或者消極怠工或者只對腐敗敢興趣，所以僵化、低效、腐敗就是所以（有）這類企業共同的特征。”這就更不著邊際了，特別是前半段。國資委主任退休時感慨沒有到國企是一個遺憾，就是有興趣和有動力的寫照。而工人一兩萬是多的，還隨時有可能下崗，在這里說工人是雇傭的就是對的了。工人怎么可能關心企業。
在這一問題上，還要明白一個基本事實，就是蘇東“公有制”社會主義的失敗，不是馬列主義公有制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是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及國家資本主義的失敗。中國的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的失敗，也不是毛澤東思想指導的公有制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是“貓論”，是修正主義路線的必然結果。應當指出，公有制的社會主義不僅可以提高生產力，而且還創造了人類社會有史以來生產力突飛猛進發展的奇跡。不僅是理論，而且實踐上，蘇聯的和中國的各30多年的經驗都證明，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的生產力發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幾十年的發展超過資本主義的一百幾十年的發展歷史，這是公認的，是有據可查的。
毛主席說：“路線是個鋼，綱舉目張。”“正確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因素。”。社會主義的全民公有制企業（包括集體所有制）能不能搞好，這是兩條根本問題。用毛主席的路線指導，有陳永貴，才有大寨；有王進喜，才有大慶，有焦裕祿，才有蘭考。有人可能說，這不是英雄史觀嗎？是的，陳永貴，王進喜，焦裕祿難道不是人民嗎？這就叫辯證法。
毛主席說，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全民所有制經濟，同集體所有制經濟的兩種形式。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從兩種所有制過渡到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過程。集體所有制本身也有一個由低級向高級、由小到大的發展過程。中國人民創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決這個過渡問題的一種適宜的組織形式。”。
因此，那種認為“傳統公有制理論和實踐要把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必須有嚴格的社會歷史條件才能實現的公有制的未來形態放在現實中實施，必然與現實發生矛盾”的說教，提出要“探索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現實形態”的觀點，是企圖否定馬列毛主義基本理論和具體實踐，為資本主義在中國全面復辟辯解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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