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需要怎樣的學者
按，這是本人較早前的一篇文章。
“換妻”案讓我想起前些時撰寫的這篇文章。德國大學者費希特指出：“提高整個人類道德風尚是每一個人的最終目標，不僅是整個社會的最終目標，而且也是學者在社會中全部工作的最終目標。......學者應當成為他的時代道德最好的人，他應當代表他的時代可能達到的道德發展的最高水平。”可是，在我們的教書育人的“學者”領頭搞“換妻”游戲，被司法部門追查時，竟然有著名“學者”出來“主持正義”，宣稱“身體自由”，一派蔑視法律、蔑視道德、蔑視是非概念的嘴臉。這，讓人疑惑：當今中國到底需要怎樣的學者？！或者說，當今中國的學者，能否擔當起他們的使命？！
什么是學者？《現代漢語詞典》解釋說：“指在學術上有一定成就的人。”
這一解釋，與草民我心目中的學者形象有不小的差異。草民總覺得，學者是一個學富五車的人，更是一個愛國愛民、疾惡如仇、尊師重教、溫文爾雅、行為高潔、樂善好施的君子。
草民一直以為：
抗戰時期，自覺奔赴西南邊陲教書育人的教授們，才是學者；自愿留在北平當漢奸的周作人之流，是賣國文人而不是學者；
潔身自好垂范后人的專家教授，才是學者；招蜂惹蝶“彩旗飄飄”者，是浪蕩文人而不是學者；
用自己的腦袋做學問的，才是學者；當傳聲筒和二道販子的名家，是御用文人或者買辦文人，而不是學者；
不為名利做學問的，才是學者；追名逐利的名家，是商人或者政客，而不是學者。
近些年來，有這么些名頭很大的“專家教授”：
有的擁有綠卡，或者身為“外籍”，卻靠在國內賺錢混飯吃，一旦離開中國“市場”，除了爭取“難民”身份，一天也混不下去；
有的根據西方的利益需要來“解釋”學問，靠出賣國家利益來滿足個人需求；
有的以自己為歐美公民，視中國民眾為草芥，視祖宗為糞土；
有的緋聞不斷，丑聞連綿，官司纏身；
………
對于這些專家教授們的“成就”，我們可以作一番回憶：
從國企最初改革到今天，他們是怎么“解釋”學問的；
實施“教育產業化”前后，他們是怎么“解釋”學問的；
實施“醫療產業化”前后，他們是怎么“解釋”學問的；
在房價節節攀升的過程中，他們是怎么“解釋”學問的；
在購買美國國債前后，他們是怎么“解釋”學問的；
在轉基因種子、食品進入中國前后，他們是怎么“解釋”學問的；
……………
他們開口美國歐洲希臘羅馬基督教，閉口國際慣例現代科學GDP。在他們的不斷“解釋”和“啟蒙”下，GDP氣球越來越大，精英們完全與歐美“接軌”了，但是，我等草民卻日子更加艱難了：沒錢不能出生，沒錢不能讀書，沒錢不能看病，沒錢不能走路，沒錢不能睡覺，沒錢不能拉屎撒尿，沒錢不能死亡，我等根本就沒有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權利，完全不配活在這個世界上。事實上，別說歐美草民如何，即便是精英們惡言穢語辱罵的文革期間，全體中國人也生得起孩子、讀得起書、看得起病、有一張床睡覺、拉屎撒尿不花錢。
正當我等草民思考是否繼續活下去的時候，他們又拋出一個新的“學術”怪物---普世價值，對我們進行“人權”、“自由”、“民主”等洋玩意“啟蒙”。
讓我等餓著肚子享受“自由”“民主”？呸！
都被忽悠到了被自殺的境地了，我還會認同這些“學者”嗎？
事實上，按照“國際慣例”，這些人，根本就不配稱為學者！他們根本就沒有資格來教訓我等草民！
到底什么樣的人，才配稱為學者？
我們不妨學習學習德國著名學者費希特的《論學者的使命》（梁志學、沈真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這是一部對西方學界影響深遠的著作，至今仍被奉為經典。我們非常有必要看看洋人是如何定義學者之后，再重建自己心目中的學者形象。
讓我們以正宗的“希臘”標準為武器，徹底拋棄那些言必稱希臘而胡作非為的假學者吧！
費希特說：
“學者之所以為學者，僅僅是由于學者不同于其他的非學者；學者的概念是通過比較，通過它同社會的關系而產生的，這種社會不僅指國家，而且也指有理性的人們的任意結合，這些人在生存空間里相互毗鄰，因而彼此相關。”
“人的生存目的，就在于道德的日益自我完善，就在于把自己周圍的一切弄得合乎感性，如果從社會方面來看人，人的生存目的還在于把人周圍的一切弄得更合乎道德，從而使人本身日益幸福。”
“學者的使命主要是為社會服務，因為他是學者，所以他比任何一個階層都更能真正通過社會而存在，為社會而存在。因此，學者特別擔負著這樣一個職責：優先地、充分地發展他本身的社會才能、敏感性和傳授技能。如果學者已經理所當然地獲得了必要的經驗知識，那他就會具有特別發達的敏感性。他應當熟悉他自己的學科中那些在他之先已經有的知識。要學到這方面的知識，他只能通過傳授--不管是口頭傳授，還是書面傳授；但只憑純粹理性根據去思考，他就不可能發展這些知識。他應當不斷研究新東西，從而保持這種敏感性，并且要盡力防止那種對別人的意見和敘述方法完全閉塞的傾向，這種傾向是經常出現的，有時還出現在卓越的獨立思想家那里。之所以要盡力防止這種傾向，是因為誰也不會有這樣高的學問，以至他總是不需要再學習新東西，不需要有時研究某種非常必要的東西；而且也很少有人會這樣無知，以至他不能向學者傳授一點后者所不知道的東西。傳授技能總是學者所必需具備的，因為他掌握知識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社會。從少年時代起他就應當訓練這種技能，總是保持這種技能的作用。至于用什么手段，我們到適當時候再研究。”
“學者現在應當把自己為社會而獲得的知識，真正用于造福社會。他應當使人們具有一種真正需求的感覺，并向他們介紹滿足這些需求的手段。但這并不意味著，為了探求某種確實可靠的東西，他應當同他們一起，去做他必須親自進行的深入研究。要是這樣的話，他就該把所有的人都造就成象他自己可能成為的那種偉大學者了。但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適當的。別的領域也必須加以研究；為此，還存在著一些別的階層；如果這些人也應當把自己的時間獻給學術研究，那么學者也就很快不成其為學者了。學者究竟怎樣才能夠和應當怎樣傳播自己的知識呢？不相信別人的誠實和才能，社會就不能存在，因而這種信任深深地銘刻在我們心里；單憑自然界賜予的特別恩惠，我們具有的信任永遠不會到達我們最迫切需要別人的誠實和才能時所能達到的那種程度。當學者獲得他應有的信任時，他才能指望這種對其誠實和才能的信任。此外，所有的人都有真理感，當然，僅僅有真理感還不夠，它還必須予以闡明、檢驗和澄清，而這正是學者的任務。對于非學者來說，給他指明他所必需的一切真理，這是不夠的；但是，如果這個真理感不是偽造的----這種情況恰恰是經常由那些自命為學者的人造成的----那么，經過別人指點，他承認真理，即使沒有深刻的根據，也往往就夠了。學者同樣也可以指望這種真理感。因此，就我們迄今所闡明的學者概念來說，就學者的使命來說，學者就是人類的教師。”
“但是，他不僅必須使人們一般地了解他們的需求以及滿足這些需求的手段，他尤其應當隨時隨地向他們指明在當前這個特定條件下出現的需求以及達到面臨的目標的特定手段。他不僅看到眼前，同時也看到將來；他不僅看到當前的立腳點，也看到人類現在就應當向哪里前進，如果人類想堅持自己的最終目標而不偏離或后退的話。他不能要求人類剛剛瞥見那個目標，就一下子走到這個目標跟前；人類不能跳越過自己的道路。學者僅僅應當關心人類不要停頓和倒退。從這個意義上說，學者就是人類的教養員。在這里，我要明確指出，學者在這個事情上也和在他的所有事情上一樣，是受道德規律支配的，這一規律顯示著自相一致。學者影響著社會，而社會是基于自由概念的；社會及其每個成員都是自由的；學者只能用道德手段影響社會。學者不會受到誘惑，用強制手段、用體力去迫使人們接受他的信念；對這種愚蠢行徑，在我們這個時代已不屑一提；但是，他也不應當把他們引入迷途。何況他這樣做對自己也是一種過失，無論怎樣人的職責應當高于學者的職責；因此，這樣做對社會同樣也是一種過錯。社會的每一個體都應當根據自由選擇，根據他認為最充足的信念去行動；他在自己的每一個行動中都應當把自己當作目標，也應當被社會的每個成員看作這樣的目標。誰受到欺騙，誰就是被當作單純的手段。”
“提高整個人類道德風尚是每一個人的最終目標，不僅是整個社會的最終目標，而且也是學者在社會中全部工作的最終目標。學者的職責就是永遠樹立這個最終目標，當他在社會上做一切事情時都要首先想到這個目標。但是，誰不是善良的人，誰就無法順利地致力于提高人類道德風尚的工作。我們不僅要用言教，我們也要用身教，身教的說服力大得多；任何生活在社會中的人得以有好榜樣，都要歸功于社會，因為榜樣的力量是靠我們的社會生活產生的。學者在一切文化方面都應當比其他階層走在前面，他要做到這一點，必須花多少倍的力量啊！如果他在關系到全部文化的首要的和最高的方面落后了，他怎么能成為他終歸應當成為的那種榜樣呢？他又怎么能想象別人都在追隨他的學說，而他卻在別人眼前以自己生活中的每個行為同他的學說背道而馳呢？（基督教創始人對他的門徒的囑咐實際上也完全適用于學者：你們都是最優秀的分子；如果最優秀的分子喪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類拔蘋的人都腐化了，那還到哪里去尋找道德善良呢？）所以，學者從這最后方面看，應當成為他的時代道德最好的人，他應當代表他的時代可能達到的道德發展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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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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