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內虛外”――大宋王朝不敢有敵人的原因
《解放軍報》《富甲天下卻喪權辱國》一文將宋王朝華麗的“繁榮”外衣徹底撕扯下來，人們看到的內瓤子卻是：政治空前腐敗，民眾生計不堪；外敵如同接力，一撥接著一撥，終于以一種恥辱的崩潰作為結局。那么，造成大宋王朝這種不敢有敵人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守內虛外”—“一以貫之”的國策
《宋史•杜太后傳》：
“建隆二年，太后不豫……因問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太祖嗚咽不能對。太后曰：‘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長君，天下豈為汝有乎？汝百歲后當傳位于汝弟。四海至廣，萬幾至眾，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
本人曾在前文的一則“評論”中說過：與此前五朝（梁唐晉漢周）一樣，趙氏政權也是靠政變得來的，用今天的話講，就是政權不具備合法性。所以，趙氏兄弟建立宋王朝后的首要任務，自然是要防止類似的事變再次在自己身上發生。前些年看到一篇文章（出處忘了），說上述有關杜太后的記載恐不實。作者認為真實原因是宋太祖立國時，其兄弟趙光義的羽翼已經豐滿，且富于春秋（年富力強），怕自己的兒子日后終究不免被殺，所以不得已選擇趙光義為繼承人，《宋史》這樣寫是為了替宋太宗打圓場。本人認為，兩種因素都有，畢竟，保住政權是這個家族享受榮華富貴的前提。
趙匡胤“杯酒釋兵權”的故事婦幼皆知。宋太宗趙光義即位后不久，同樣感覺到了對帝位的威脅：太平興國四年，宋軍在高粱河（今北京外城一帶）敗于遼軍，太宗走失，一部分官員以為太宗已遭不測，于是便在返京途中謀立趙匡胤的兒子趙德昭為帝。宋太宗回到開封后，立迫趙德昭自殺。后又將其弟趙廷美囚禁致死。
喪失帝位的恐懼使宋太祖、宋太宗認定：危險主要來自內患。瑞拱二年（989），在太宗征詢大臣的邊備之策中，知制誥田錫提出：“欲理外，先理內，內既理則外自安。”太宗也曾向大臣們講了這樣一段話：“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自此，宋朝“守內虛外”、以安定國內統治秩序為主要任務的國策正式確立，（用蔣介石的話說：攘外必先安內，穩定是硬任務）并被他的子孫們一直延續下去。自然，宋太宗所說的“奸邪”，除了朝廷內部的離心離德者，當然還包括對封建統治不滿的廣大勞動人民。（以上所引，除注明者外，均引自周寶珠、陳振主編的《簡明宋史》，下同。該書雖名為“簡”，對于宋史資料的征引卻頗為詳實。）
對于廣大人民群眾而言，亡國的代價遠遠高于忍受一個腐敗政權的代價，義和團、太平天國的經驗以及南京大屠殺的教訓就是明證；而對于一個腐敗政權而言，刁民造反的代價遠遠高于喪權辱國、認賊作父的代價。所以，“寧與洋人，不與家奴。”
二、鼓勵官員們吃喝玩樂，“過更好的生活”
如何使那些可能有異心的官員服服帖帖，不至圖謀不軌，宋朝統治者祭出的法寶之一是：鼓勵、倡導官員們吃喝玩樂、紙醉金迷；只要讓他們醉生夢死，就沒有人惦記我的王位啦！
還記得趙匡胤在逼迫大將們交出兵權時所說的話嗎？“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謂好富貴，不過欲多集金銀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爾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天年。”
有宋一朝，不但在兵制上嚴格限制軍官的權力，不停地異地調動，造成將不識兵，兵不知將，在外戰中形不成戰斗力，而且對在朝廷任職的所有官員都許以厚祿，目的就是讓他們整日沉溺于吃喝享樂，從而淡化對政治的關注，自然就不會“圖謀不軌”了。立國之初就堂而皇之地鼓勵官員腐化，連一點虛假的面子話都不要，這在中國歷史上可稱得獨一無二了。
同以前各代相比，官員制祿之豐厚，數額之巨大，款項之雜蕪，都以宋代為最。朝廷不斷編造各種理由為官吏發錢，以職位較高的官吏為例，除正俸外，又有服賜（服裝費）、職錢（辦公費）、祿粟（膳食費），公用錢、廚食錢、茶湯錢（猶今之“招待費”），乃至隨從的衣服等，均由國家供給。此外，官員家庭消費的茶酒廚料、薪炭、食鹽，飼馬所需之芻粟、米豆等，也都由國家財政支出。
與宋朝國力不斷衰弱成正比的，是官吏數目的不斷膨脹。
面對朝廷這種鼓勵享樂的偉大政策，官員們何樂而不為？今朝不行樂，更待何時？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嘛！于是，我們就看到：石守信“累任節鎮，專務聚斂，集財鉅萬。”于是我們就看到“臣下先利之心過于循義，為身之計過于謀國，媮情退縮，奔竟貪瀆，相與為欺。”于是我們就看到達官貴人擁妓歡歌，文恬武嬉，一片祥和景象。于是我們就看到“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或許朝廷的這種政策也包含有“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量”的愿望，但結果呢，“良吏實寡，賄求如故。”（《宋史.食貨志》）清朝學者趙翼在談到宋朝這一“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時，曾說：“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取材于萬民者不留其余，此宋制之不可為法者也。”
對于頻頻發生的邊患，朝廷的態度又如何呢？拿錢買和平！
1138年的第一次“紹興和議”談判期間，宋高宗趙構竟然對秦檜說了這樣一段話：“敵人議和，熟思所以應之。若彼我之勢強弱相等，如是而和者，彼有休兵之意。我強彼弱，足以制其命，如是而和者，彼有懼我之意也。”（大意是說：如果我們表現出強硬態度，敵人害怕我們，就有可能放回徽、欽二帝，這是萬萬不行的。而如果我們表現出一些軟弱，強弱相當，敵人自然就退兵啦！）“姑了事，三百萬亦可。”不惜花大筆的金錢向敵人示弱，以求和平，世界上還有如此無恥的政府嗎？
那么，花在官員俸祿及向敵人買和平所需的巨額開支從何而來呢？只能從老百姓身上搜刮了。與中國歷史上各朝代相比，宋朝是發生農民起義最多的一個朝代，就不足為奇了。
三、大家都來考大學吧：“書中自有黃金屋”
宋朝人在評論當時科舉取士數量之大時，曾經贊揚這是一種高明的統治手段。“俾人人皆有覬覦之心，不忍自棄于盜賊奸宄。”（[宋]王叔永《燕翼詒謀錄》）因為它把讀書、考試、發財三件事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引誘青年學子們不顧一切為升官發財而讀書，追求“成功”之路，從而使廣大青年“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只讀大學書”。
大家都知道中國古代有一首《勸學詩》：“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車馬多如簇。”誰寫的？宋真宗趙恒，宋朝第三任天子。
在科舉制度已經健全的唐朝，終其一代，每次考取都不超過30人，及至宋朝，則打開科舉之門，較之唐代超出10倍乃至更多：
太祖開寶五年，進士及諸科取士127人；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取進士（109人）及諸科共300人；
真宗咸平三年，取進士（409人）及諸科共800人
……
還在趙構剛剛稱帝、迫于金兵南下到處流竄逃亡之際，就下令各地開科。定都臨安后，寧宗時一次科考，竟有十萬人納卷。“十萬人試，則有十萬人仆，計二十萬人，都在都州北權歇。”（《西湖老人繁盛錄》）真是“盛況空前”。《宋史.選舉志》也承認，南宋各朝的濫行科考致使“奸弊滋生”，作偽造假，舞弊狼籍，丑聞迭出不窮。
這樣的考試能考出一些什么人呢：惡棍、無賴；漢奸、賣國賊。因為士大夫之家教育子弟讀書做文章的目的只有一個：獲取高官厚祿。父母所教，師友所傳，都歸結到一個“利”字。（文天祥語，《續資治通鑒》）
讓我們來看一看：
北宋“六賊”（有三人是宦官）中：蔡京 熙寧進士，王黼 崇寧進士。劉豫（偽齊王） 元符進士。秦檜 政和進士，史彌遠 淳和進士。還可以舉出一長串。
而被稱為宋朝抗敵“三大將”的岳飛、韓世忠、張俊（惜其追隨秦檜迫害岳飛），均出身行伍草莽。像陸游、辛棄疾等一干文武志士，卻被腐朽無能的朝廷一再迫害打壓，空懷一腔抗敵熱血不得施展，在無奈中赍志以歿。
“一代文宗”歐陽修（也是一位進士）曾說過：“夫敵者，皮膚之患，尚可治；盜賊者，腹心之患，深可憂。”讓歐陽修沒有想到的是，一次又一次前赴后繼的農民起義沒有打垮宋王朝，讓宋王朝最終毀滅的恰恰是他認為“皮膚”的外敵、外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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