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多年前，我們的老祖宗就有“極高明而道中庸”的明訓。但是，一部二十五史，能夠踐行中庸之道的時期少之又少。更多的時候，中國歷史似乎在來回搖擺震蕩，很容易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例如新朝革命成功之后，往往將舊朝的宮殿付之一炬，仿佛不這樣，就不足以顯示其革命成功。項羽入咸陽后第一件事就是火燒阿房宮，殺秦王家眷五百余口。北宋王安石變法失敗之后，保守派馬上把新法革除殆盡，已經行之有效的“青苗法”等也不放過。連保守派里面的蘇軾都看不過眼，提了點小意見，就被其保守派好友司馬光流放外地，跟以往的對頭王安石一起談佛去了。前面我們講過，在中國歷史上，不少人很容易從極左跳到極右的。也跟這一歷史環境有關。要說呢，在中國當官也真不容易，昨天還在歌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今天就要批判四人幫了。就說新中國的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完全就是兩個極端，從文革的極左，到現在的極右，搞了新自由主義改革，甚至要“族毛殺左”，“當三百年殖民地才能現代化”。說幾句良心話，就會被學校開除……為什么一定要這么極端呢？
在西方卻沒有這種現象。總統下臺后，他的黨派、部下并不會受到清算，政策也往往能夠保持長期穩定。西方國家的部長（或者大臣）并不是“公務人員”，他們是經過競選，由得勝的“黨派”派來“執政”的，通常叫“內閣閣員”。副部長以下的公務人員、乃至整個公務機關，都是“國家的工作機關”，不是黨派的私產。不同的黨派、不同的部長（大臣）可以來來去去，但是，國家“公務機關”卻是穩定的、不變動的工作機關。它們可以執行大選中獲勝的不同黨派的不同政策，因此也可以說是“執政黨的工具”。但從根本上講，是國家的工具。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西方國家的“文官制度”（官僚制度）。這樣有什么好處呢？就是杜絕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現象。任何領導干部的調動，都與穩定的“公務機關”無關，從而可以保障公務機關的正常工作不受影響。
在中國，統治集團卻不僅僅是執行者，還是決策者；不僅僅是決策者，而且是生產資料所有者及“經濟家和組織者”（馬克思語），是生產關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官僚作為一個整體擁有生產資料，在社會勞動組織中處于支配地位，占有剩余產品并亨有對剩余產品的優先分配權。
在經濟、政治大一統的前提下，永遠要求全國一個模式，聽從一個號令，服從一個中心。中國幅員如此之大，自然條件千差萬別，經濟發展極不平衡，傳統﹑觀念﹑生活方式都不一樣，要求他們一模一樣地按一種方式行事，怎么能行得通？ 適應這頭適應不了那頭，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總是要出問題。而一旦問題大了，就否定前一種方式，全國一致地改成相反方式。那頭的問題可緩解，這頭的問題卻會以更尖銳的方式突出。來回搖擺震蕩使得中國進退兩難。每一次路線改變都造成危機和災難，造成不可估量的經濟損失和時間損失以及人心的喪失。
（風之谷書院http://130012.blog.tiany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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