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系的產生是由于中央政權統治的需要。中國歷來存在兩種權力,一種是中央政府的權力,第二種是由漢代舉孝廉引發的鄉黨、宗族的權力。兩種權力彼此滲透、利用。但總的來說,除了在漢末政府權力崩潰以后直到唐末黃巢起義以前后一種權力成功的利用長期的混亂和戰爭在中央政府權力中占有顯著地位以外,別的時期都是中央政府在利用鄉黨、宗族的權力在監督和統治最基層的農村地帶。
自從春秋末期三晉開阡陌以來,舊有的周代封建制度下的農村制度已經趨于瓦解。而漢代舉孝廉從某種意義上來講變相的恢復了周代舊封建制的某些東西,制造了一批在地方上擁有相當影響力的人物。這些人物往往利用自己的官職給予地方上某些恩惠,并以自己在整個官僚體系中的影響力吸引鄉黨參與、配合其政治活動或行政活動,從而達到擴張為傳承派系的目的。這類人物,在漢唐時期被叫做世族,在明清時期被叫做紳士。
因此國民黨敗逃臺灣以后,為了能夠有效控制臺灣,便邀請、扶持臺灣農村里的許多有社會影響的人士,讓這些人加入國民黨,并委以許多重要官職,從而形成了現代臺灣的派系政治。
福建、廣東居民在移民到臺灣之初,便帶去了閩廣一帶舊有的宗族權力,并且這些人顯示出了相當的暴力特征。臺灣歷史上曾長期籠罩在宗族械斗和族群械斗的陰影之下。由于閩廣居民移民臺灣之初臺灣地廣人稀,許多地帶政府權力難以到達,而閩廣沿海又長期海盜猖獗,這樣臺灣許多地方就變相的處于無政府狀態之中,清政府對臺灣各地的宗族械斗、族群械斗以及土匪行為無法有效控制。
實際上臺灣人的很多惡習在學佬人(閩南人)和客家人身上都可以找到萌芽。大家知道客家人不僅在臺灣同學佬人發生了連綿不絕的戰斗,在廣東、福建甚至東南亞都和不同的族群長期進行過械斗,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在臺灣發生的長期的族群械斗了。
但族群械斗并不只是簡單的族群問題,也不僅僅是耕地和水源糾紛的問題,因為要使一個村莊的全體男性和另一個村莊的全體男性發生戰爭,必定需要有一些力量把整個村子的人結合(或者說團結)起來。
這種力量,一是中國農村長期以來的宗族權力。中國有有多村莊都是單姓的,這樣就方便宗族權力的施展,容易使村里的每個人都在宗族利益的口號下團結到一起。我們至今仍能在中國大陸看到許多舊時代遺留下來的祠堂。而宗族關系在臺灣盡管已經弱化,但是并未消失。并且在臺灣的許多新興城市中,我們看到同鄉會、同宗會成為構成這些新興城市派系力量的重要支柱。
其次是學佬人和客家人的宗教狂熱。這種狂熱盡管在廣東、福建就存在,但是當地政府權力比較大,因此引起的危害不如在臺灣來的嚴重。19世紀臺灣各地發生械斗時,各族群常常搬出自己保護神的神像,以乞求戰斗的勝利。例如泉州人就往往搬出霞海城隍神像,客家人就往往搬出三山國王神像。至今臺灣人仍然保持著他們的宗教狂熱,臺灣社會流行的一句話是,不信政府信神明。
因此臺灣人常常易于聯合起來。國民黨威權時代我們常常看到臺灣人一不滿意就焚燒警察局,這種現象,在大陸是難以看到的。不過老實說,臺灣人的這類狂熱,只對于推翻一個壞的政府有用,對于建設一個好的社會,卻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
因此在派系形成之初就是這樣。臺灣人依照他們的愚昧和迷信,形成了很多派系。蔣介石政府便利用派系來監督、統治臺灣。派系的許多現象完全可以掙明我們的理論。以族群關系論,在選舉時,客家人選客家人、閩南人選閩南人,多數情況下都是如此。以宗族關系論,姓陳的選姓陳的,姓王的選姓王的,經常就是這樣。
說臺灣是什么“民主社會”未免十分搞笑。大多數臺灣人投票并不是依照他們自身的利益,而是依照族群認同、宗族認同、同鄉關系、同姓關系等等和他們自身利益無關的東西在投票。近年來由于民進黨勢力的增長,許多臺灣人索性看旗投票,他們只投綠營的票,不投藍營的。
有人說陳水扁執政八年把臺灣的泛綠選民培養成了宗教狂熱,可是我們回顧臺灣歷史的時候,就會發現這種狂熱實在是深深的植根在臺灣人的心里的。清代的械斗是出于這種狂熱,國民黨派系的基礎是這種狂熱,推翻兩蔣獨裁統治的是這種狂熱,現在所謂“看旗投票”還是這種狂熱。
因此,國民黨在臺灣是絕無法消滅的。國民黨既然是依靠派系而存在,而派系又是以臺灣人的愚昧和迷信而村在,那么,只要臺灣人的愚昧和迷信不消除,國民黨就可以永遠在臺灣存在下去。而出于同樣的道理,民進黨也是依靠這種愚昧和迷信而存在的。
因此,宗教狂熱并非是陳水扁發明出來的東西。陳水扁只是巧妙的利用的臺灣人固有的宗教狂熱來為自己服務,而蔣介石利用這個東西比陳水扁得更早,也更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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