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初，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革命是世界性的。恩格斯在《共產主義原理》中寫道：“共產主義革命將不是僅僅一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一切文明國家里，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的革命”，“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共產國際正是為了推行世界革命這一戰略任務而誕生的。
十月革命取得成果以后，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就在期盼和準備世界革命。由于紅軍在國內戰爭中的勝利，1920年7月12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通過了一項發動世界革命的決議。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支持這個路線，在蘇共起草的宣言中強調：“國際無產階級將時刻準備戰斗，直到蘇維埃俄國的版圖擴展到了全世界”。1921年春革命陷入低潮后，盡管列寧試圖修正世界革命的概念，并對“左”傾冒險主義展開批判，但俄共（布）和多數共產國際領導人仍然堅持在歐洲各國全面發動進攻。
1923-1924年，革命的風暴已經過去，而資本主義世界在美國的帶動下開始趨向繁榮。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多數領導人在把革命推向東方的同時，意識到西方資本主義正處于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斯大林提出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在本質上和邏輯上是對“世界革命”戰略的背叛，因而受到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反對派聯盟的尖銳批判。反對派的失敗一方面是由于在蘇聯黨內斗爭中運用的政治策略不敵斯大林，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們的理論脫離當時的實際情況，而斯大林的主張更具現實性和實用性，并為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的政策奠定了理論基礎。隨著對世界革命路線的偏離以及斯大林在黨內獨一無二的領導地位的確立，共產國際開始逐步從一個共產黨領導革命的世界性組織機構淪落蘇聯對外政策的工具。
1929年爆發的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再次喚起革命希望，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一次大會提出的戰略是：準備和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不論是在法西斯專政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實行議會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但是在總體上，共產國際認為“法西斯主義是一種革命的和民主的組織，能給資本主義以打擊，至少能加劇革命局勢”，而社會民主主義則是更危險的敵人。于是，共產國際要求各國共產黨要經常揭露和打擊社會民主主義，在實踐中不懈地爭取無產者的大多數。
1933年希特勒崛起，法西斯成為對蘇聯安全的更大威脅。1935年7-8月共產國際在七大期間提出，法西斯主義剝奪了民主，摧毀了人類贏得的巨大社會權利及精神成果。季米特洛夫在會議上說：現在資本主義國家廣大群眾所面臨的，“不是在無產階級專政和資本主義民主之間，而是在資產階級民主和法西斯主義之間作出選擇”。因此，配合蘇聯與英法建立集體安全的外交路線，各國共產黨必須轉向擁護民主，動員群眾，建立起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
然而，對資本主義國家本能的警惕以及與英法談判陷入僵局的結果，使斯大林再次改變了策略。為了保障蘇聯的安全，蘇聯決定與德國聯手。1939年8月蘇德秘密條約簽訂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斯大林要求共產國際淡化反法西斯的宣傳，取消人民陣線和民族團結的口號，而“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人必須堅定地宣布反對本國政府，反對戰爭”。于是，幾年來依靠人民陣線與本國政府合作并得到空前發展的歐洲各國共產黨，被迫對各自政府的反法西斯戰爭采取了不合作立場。因為“對待蘇聯的態度便成為衡量為社會主義而斗爭的意圖的真假試金石”。共產國際指示各國黨：“凡與此看法抵觸的，都要立即修正自己的政治路線”。其結果，不僅各國共產黨再次受到政權當局壓迫，共產國際本身也成為眾矢之的。在歐洲以外，1941年初，皖南事變引起中共與共產國際的分歧，美國共產黨也退出了共產國際。
面對艱難的處境，1941年4月在蘇聯領導層便出現了有關共產國際是否還要存在的議論。4月20日，斯大林對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說，現在，“各國共產黨應成為完全獨立的黨，而不是共產國際下面的支部”。由于出現了新的情況，“各國共產黨作為從屬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國際組織下面的支部這種狀況已經成為障礙”，這種形式使各國黨更容易受到資產階級政府的迫害。第二天，季米特洛夫便向最有影響的兩個西歐共產黨領導人陶里亞蒂和多列士傳達了斯大林的意向：在近期停止共產國際執委會作為各國共產黨的上級領導的活動，使各國共產黨具有充分的獨立性，并成為真正本國的政黨。5月12日，聯共（布）中央書記日丹諾夫與共產國際兩巨頭季米特洛夫和馬努伊爾斯基討論了終止共產國際執委會活動決議的起草問題。在討論中，他們擔心這樣突然的變化會在共產黨內引起沮喪和混亂，同時被敵人攻擊為“一種手腕”或說共產黨人放棄了世界革命。因此認為，在提出這一問題時，應該強調：“在現階段，各國共產黨必須作為獨立的本國的政黨來發展。在今后的階段中，各國共產主義運動在國內的蓬勃發展將使國際共產主義組織在更牢固、更廣泛的基礎上獲得新生。”此外，還要做好充分的準備，“不能匆忙行事”。他們還為解散共產國際找到了很好的理由，即（1）使反共產國際公約失去其基礎；（2）打掉資產階級手中的重要王牌：共產黨都是服從于某國外中心的本國的“叛徒”；（3）各國共產黨將發展成為真正的本國人民的政黨；（4）吸引更多的工人積極分子入黨。
二
在希特勒啟動巴巴羅莎計劃的第二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宮緊急召見了蘇聯和共產國際領導人。據季米特洛夫的觀察，與以往人們的傳言不同，斯大林表現出“出驚人的平靜、堅定和信心”。談到共產國際的工作，斯大林指出，各國黨應就地開展保衛蘇聯的運動，而不要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問題。目前，共產國際不應公開出面。季米特洛夫按照這個精神向各國黨發出指示，要求動員全部力量保衛蘇聯。書記處還決定“立即調整共產國際機關的所有工作，竭盡全力幫助聯共（布）和蘇維埃各級機關”。6月24-26日，共產國際電示瑞典、英國、法國和美國共產黨，嚴厲批評把蘇德戰爭說成是“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之間的戰爭”的錯誤認識，強調指出：蘇聯進行的是衛國戰爭，而“并不想把自己的社會主義制度強加給任何人”；關于世界革命的說法只會“妨礙所有反希特勒力量的國際團結”；英共必須放棄一切對丘吉爾政府的攻擊，而法共則應該與戴高樂抵抗力量合作。7月初，共產國際再次提出了在各被占領國家建立民族統一陣線的問題，而且強調“共產黨人在民族陣線中不要提領導權的問題”。
顯然，一切有關革命的提法都與共產國際的基本目標緊密聯系在一起，卻同戰時與西方結成聯盟的政策背道而馳，并且隨著戰事發展，越發顯得不協調。日本偷襲珍珠港后美國的參戰，更加推動了盟國之間的合作關系。于是，對那些實力日漸強大而使本國政府感到威脅的共產黨，共產國際也更加發揮了約束作用。對于中國，1941年底共產國際確定的任務是：“促成和調解中共和蔣介石之間的相互關系，確保中國軍隊能夠對日本人發動大反攻”。1942年6月6日，季米特洛夫指示毛澤東，面對國民黨的挑撥，中共應以“寬容的胸懷”，“作出應有的讓步”，還指責周恩來在重慶與反蔣力量秘密接觸的做法。后來，共產國際又多次建議中共領導人同國民黨進行談判以解決合作問題，應當接受蔣介石的領導以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于各國共產黨借助民族解放戰爭實現革命轉變的意圖，共產國際予以堅決制止。季米特洛夫在1942年8月8日給南共領導人鐵托和卡德爾的電文中指出：“你們領導的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愛國者力量的民族解放戰爭，而不是無產階級斗爭，這一點應該牢記”；在1943年2月6日給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在中國成立的日本共產黨同盟“不應只是日本共產黨的組織，而應是日本反法西斯人士的組織”，其綱領提出的“在日本進行共產主義革命”的口號是根本錯誤的；在3月2日給波蘭共產黨的電報中強調，他們的目的應當是“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權，而不是工人和農民的政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還對一系列其他國家的共產黨下達了類似的指示。
1941年下半年和1942年是共產國際最困難的時期，在對各國共產黨的方針表示不滿的同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本身也處于渙散和萎靡不振的狀態。1941年10月，由于戰火漫延到莫斯科，共產國際機關被迫遷移到烏法，而季米特洛夫則與蘇聯政府一同轉到古比雪夫。季米特洛夫不僅把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人員精簡至150人，還建議“沒有必要公開強調共產國際”，一切工作和公開活動“表面上都應以其他名義（如國際問題研究學院）來進行”。此時斯大林忙于戰事，已經顧不上共產國際了。在烏法的工作人員也是情緒低落，無所事事。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馬努伊爾斯基1942年秋在一份《關于書記處工作》的報告中寫道：共產國際書記處不再召集會議，日常工作無人負責；哥特瓦爾德整日喝酒，多列士非常自負，伊巴露麗·多洛雷斯經常拖延文件的辦理；機關工作人員紀律松懈，往往自行其事，經常出現不服從上級指揮的情形；不少意大利人對工作敷衍了事，經常有無知和不禮貌的舉動，等等。
看來共產國際確實已沒有存在的必要了，甚至西方盟國也提出了這方面的要求。1942年底，羅斯福派人到蘇聯駐美使館，明確建議莫斯科解散共產國際。而最后促使斯大林下決心解散共產國際的，正是出于莫斯科對戰時同盟關系可能破裂的擔心，以及對戰后同盟關系得以繼續的期盼。這表現在戰后世界安排和開辟第二戰場兩個問題上。
蘇聯對法西斯德國的英勇抵抗逐步贏得了西方人的同情和支持，而丘吉爾這位當年吶喊著要通過武裝干涉消滅布爾什維克的著名反共高手，則率先表現出“不計前嫌”的政治家風度。然而，隨著戰事不斷向著有利于同盟國的方向發展，蘇聯與西方國家（首先是英國）之間的矛盾卻不斷暴露出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雙方在戰后世界安排方面出現的分歧。盡管蘇聯聲明接受《大西洋憲章》的條款，并保證給予各民族國家獨立和領土完整的權力，但該文件簽署時沒有事先征求莫斯科意見的做法，無疑是對斯大林的刺激。于是，在1942年1月羅斯福設計聯合國方案的同時，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則討論了副外交人民委員洛佐夫斯基的建議，決定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員莫洛托夫為首的“外交材料準備委員會”，研究有關戰后世界政治和經濟安排的種種問題。
不過，在一些直接涉及蘇聯安全利益的關鍵問題上，斯大林此前已經有所考慮。早在1941年12月紅軍第一次轉入反攻之后，斯大林便向來訪的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明確闡述了戰后在歐洲重構邊界，與英國重新瓜分“勢力范圍”的計劃。蘇聯不僅要求恢復蘇德戰爭前的邊界，而且希望以寇松線為界得到波蘭東部的領土（以德國領土為其補償），把芬蘭和羅馬尼亞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同時承認把比利時、荷蘭，可能還有挪威和丹麥劃為英國的勢力范圍。對于蘇聯在戰后干涉、控制東歐和巴爾干事務的明顯意圖，艾登始終堅持毫不退讓的立場，認為這一切需要等待和平條約的簽訂。[24]在1942年5月莫洛托夫訪問倫敦期間，英國的態度仍然十分強硬。經過艱苦的談判，斯大林不得不同意在雙方的同盟條約中刪去蘇聯關于戰后領土要求的條款，而得到的回報是在條約中寫明英國將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
希特勒進攻蘇聯不到一個月，斯大林便提出了要求英國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的問題。這不僅是與蘇聯存亡攸關的問題，也是蘇聯與西方實現軍事同盟的重要標志。主要是出于軍事方面的考慮，丘吉爾對蘇聯的要求一直采取拖延和逃避的態度，直到美國參戰，情況才有了轉機。在美國人的推動甚至逼迫下，1942年4月英國接受了準備于1943年在法國海岸發動一次主要攻勢的計劃。于是在5月英蘇同盟條約談判中，英國承諾將開辟第二戰場。然而，兩個月后英軍在北非戰場的慘敗，使丘吉爾完全打消了在歐洲對德國發動進攻的念頭，甚至美國軍人也開始考慮把軍事力量調往太平洋戰場。在羅斯福的堅持下，8月美英軍事領導人決定發動對北非的進攻，以替代在歐洲登陸的計劃。
斯大林對此似乎并不滿意，10月5日，斯大林通過答美聯社記者問的方式告知天下，在蘇聯對當前局勢的評價中開辟第二戰場的可能性“占據首要地位”，并要求“盟友要不折不扣地、及時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從進攻北非的“火炬”行動開始，中經1943年2月蘇軍取得斯大林格勒戰役的勝利，再到英美聯軍在阿拉曼戰役中迫使北非德意軍隊于5月13日全線投降，構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戰局的好轉有助于盟軍的進一步合作。2月9日丘吉爾通告斯大林，盟軍準備在8月或9月開始橫渡海峽的戰役，但具體何時進攻還要看德軍的防御情況。16日斯大林回電說：“目前的局勢要求把這個期限大大地縮短”，并提出“最好是在春季或初夏，這是很重要的”。3月11日丘吉爾勉強答復，如果敵人得以削弱，那么可以在8月前發動橫渡海峽的戰役。為了協商與蘇聯的戰略協作問題，丘吉爾應羅斯福邀請前往華盛頓。在5月6日的通信中羅斯福向斯大林通報了這一情況。在得到這個消息后，斯大林顯然需要作出某種友好的姿態，以促進第二戰場的及早開辟和盟國之間的更大合作。
正值此時，蘇波關系因卡廷森林事件引發的危機，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在安撫英美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1943年4月德國人宣布在波蘭的卡廷發現了一處萬人冢，葬有數千具遭俄國人屠殺的波蘭軍官的尸體。在倫敦的波蘭人要求國際紅十字會對此進行調查，莫斯科則立即指責流亡英國的波蘭政府與法西斯德國勾結，使得本來已經緊張的蘇波關系陡然進入危機狀態。丘吉爾得到斯大林的通知后，一方面表示不贊成波蘭人的做法，并愿意說服他們放棄調查的主張，一方面勸告蘇聯不要與波蘭斷絕關系，更不要公布這一決定。但是在英國還未及采取行動時，蘇聯已經宣布與波蘭決裂。這使丘吉爾憤怒不已，他在4月30日給斯大林的密信中表示對此非常失望，并借戈培爾散布的言論暗示，莫斯科如此急促地采取斷然措施，是企圖在蘇聯組建一個自己控制的波蘭政府。斯大林5月4日的回信雖然口氣很硬，但實際上表示出一種和解的態度。斯大林信誓旦旦地保證蘇聯沒有另外組建波蘭政府的打算，并表示只是對西科爾斯基政府不信任，如果政府改組，蘇波關系是有回旋余地的。這次危機所涉及的實質上還是戰后安排的問題。或許可以說，對于波蘭問題的處理是戰后蘇聯周邊國家安排中最重要的一環。西方盟國在這次危機中的克制態度顯然使斯大林受到鼓舞，他完全有理由相信，蘇聯如果作出令人注目的和解姿態，就能夠贏得西方在這個問題上作出重大讓步。
無論如何，到1943年5月初，為了促使英美軍隊盡快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并接受莫斯科關于戰后安排的重要構想，斯大林必須作出能夠讓西方盟國感到放心的明顯舉動。這個舉動就是解散共產國際。
三
1943年初，隨著紅軍在斯大林格勒戰役中轉入反攻，共產國際的工作明顯地活躍起來。為了在數萬名軸心國戰俘中組織反法西斯力量，配合紅軍打出國境開展廣泛的宣傳工作，共產國際遷回莫斯科后，成立了許多委員會，工作人員也猛增了幾百人，還不斷召開會議，下達各種指示。5月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召開了第822次會議，討論改進民族廣播電臺的工作，還成立了專門委員會，限令5月15日投入工作。這樣熱火朝天的場面，很難使人想到這個機構的命運即將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然而，就在5月8日深夜，季米特洛夫和馬努伊爾斯基被召進克里姆林宮。在那里，莫洛托夫向他們通報了斯大林的意見：“作為各國共產黨領導中心的共產國際，在目前形勢下已成為各國共產黨獨立發展和執行其獨特任務的障礙”，因此應該解散，并且現在就開始制定解散共產國際的相關文件。根據這一指示，季米特洛夫和馬努伊爾斯基很快便起草了一個決議草案，并于5月11日提交給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當晚，斯大林召見了他們（莫洛托夫在場），并對決議草案表示滿意。接著斯大林與他們討論了解散這個機構的程序：首先在主席團會議上審核決議草案，并作為向各支部的建議予以通過；然后通知各支部并取得他們的同意；最后在征得各支部同意后予以公布。至于這個機構的哪些職能以及以何種形式繼續存在的問題，交由馬林科夫和季米特洛夫去討論并提出具體建議。斯大林最后說：經驗表明，不應有一個領導所有國家的國際領導中心，這個問題在馬克思時期、列寧時期和現在都已顯示出來。也許應該過渡到地域性的聯合，如南美，美國和加拿大，某些歐洲國家等，但這也不要急于行事。
5月12日，季米特洛夫將決議草案向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成員和各書記作了傳達，大家認為解散共產國際的建議“原則上和政治上是正確的”， 決定第二天召開主席團會議討論，最后解決這一問題。同時還決定向各大黨領導人通報決議草案：波立特（英國）、毛澤東（中國）、鐵托（南斯拉夫）、芬德爾（波蘭）、杜克洛（法國）、白勞德（美國）、林德羅特（瑞典）。目前可以看到的，只有給波立特的電報，其中說到，“該文件暫不可在任何地方對外宣揚”。其他通報很可能當時沒有發出，因為斯大林在主席團開會前又指示季米特洛夫：（1）這件事你們不要急。你們把草案提出來討論，請給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成員兩三天時間進行考慮并作出修改。我也有幾點修改意見。（2）草案暫時不要送往國外。至于何時發送，我們以后會作出決定。
不要造成這樣一種印象，似乎我們只是簡單地把這些外國領導同志趕走了。這些人將在一些報社繼續工作。應該開辦4種報紙（德文、羅馬尼亞文、意大利文和匈牙利文），還要建立若干反法西斯委員會。事情確實有些急迫，對問題的處理也顯得有些慌亂。5月15日《消息報》在第四版刊登的一則報道，或許有助于理解斯大林的心情。該報道指出：5月14日丘吉爾到達華盛頓，與在那里的捷克總統貝奈斯、澳大利亞外長埃瓦特進行了會晤，并將會晤羅斯福總統，英美是否于1943年開辟第二戰場與此次會議的結果密切相關。看來，關于解散共產國際一事，對外急需讓西方盟國得知消息，對內又擔心引起各國黨的渙散，斯大林的復雜心情可想而知。
在5月13日有共產國際下屬各國黨代表參加的主席團會議上，季米特洛夫首先強調，解散共產國際并不是走形式，而是要真正地解散這一機構，這是符合當前政治形勢的及時舉措。多數與會者在發言中對解散共產國際持完全贊成態度，認為此舉有助于聯合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組成統一民族陣線。多列士指出：“我完全同意這一草案。我們共產黨人既沒有成功地粉碎社會民主黨派別，阻止一些國家建立法西斯政權，也沒能制止法西斯分子將這些國家拉入這場強盜式的戰爭。（事實證明），舊的工人國際聯合組織已經過時”。科拉羅夫說，作為共產國際執委會最老的委員之一，他對解散共產國際沒有任何憐惜之情，“其實，共產國際早就不能發揮領導機構的職能了。原因在于，國內外形勢已發生了變化。共產國際是在急風暴雨的革命高潮中建立起來的。隨著迅速革命論的破產和蘇聯作為一種新興力量不斷發展壯大，共產國際已成為過去時代的殘余”。多洛雷斯則認為，“沒有必要保留任何殘余組織。因為毫無疑問的是，國際已成為各國共產黨組織進一步發展的阻礙。如果我們希望讓這些黨成長壯大，就必須培養他們的獨立性和責任感”。那些在本國影響較小的共產黨代表對解散共產國際有些惋惜，皮克擔心一些國家的共產黨組織尚未成熟到能夠獨立地解決本國問題。他認為，就德國共產黨而言，目前在思想方面正急切需要經驗更為豐富的蘇聯朋友的幫助。拉科西建議在文件中增加關于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條款，“以便使我們在國外的同志有一個明確的奮斗目標”。捷克共產黨人施維爾瑪的發言代表了與會者很多人的復雜情感，他說：“當我了解了決議草案的內容之后，心情難以言表。我是在共產國際中成長起來的，我的全部生活都與國際息息相關。但情感歸情感，（我最終還是認為），草案中關于解散國際的政治決定是正確和英明的。”經過討論，會議一致同意，將草案作為未來決議的基礎，并確定草案修改的最終期限為6月17日。
5月17日，共產國際主席團再次召開會議，逐條討論了解散國際的決議草案，并提交專門成立的編輯委員會進行整理、校訂。會議還討論并決定了該決議付諸實施的方式，即在決議內容最后確定之后，由主席團向共產國際各支部發出通報，各支部則以登報方式予以確認。各支部所發表的聲明即意味著接受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第二天，由季米特洛夫、馬努伊爾斯基、皮克、多列士、多洛雷斯組成的編輯委員會整理和校訂了主席團修改的決議草案，然后呈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時呈送的還有主席團會議記錄和編委會討論記錄。季米特洛夫還報告說，該決議已通過電臺發給了陶里亞蒂、哥特瓦爾德和庫西寧，他們表示完全同意決議的內容。
5月19日夜，斯大林召集蘇聯領導人開會。顯然是想推卸責任，斯大林在對決議草案提出修改意見時特意指出：需要說明，解散國際的問題是一些支部在戰爭期間提出來的。會議商定：要預先告訴各支部，將要公布這樣一個決議；決議應在10天后公布；公布的決議要由聯共（布）中央主席團成員日丹諾夫和馬努伊爾斯基簽名；收到各支部中
央批準該決議的決定后，發布共產國際主席團關于徹底解散的公報。大概感到10天后公布決議太遲，20日上午，斯大林即打電話給季米特洛夫：“難道不能今天就將（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決議登報公布？應當盡量加快此事的進程。”季米特洛夫解釋說，密碼無線電臺只能夠在白天、夜晚和深夜的固定時間向各黨領導人電傳決議內容，而他們要破譯電報和了解具體內容，最快也得到5月21日。在此之前，我們不宜將決議內容公開。已定21日晚將決議全文交付印刷，這樣22日晨可以見報。當天，季米特洛夫就即將公布的關于解散國際的決議內容，分別用密碼電報發給各國黨領導人。電報稱：作為國際聯合的集中管理的組織模式，共產國際已不能適應以民族工人黨面目出現的各國共產黨進一步發展的需要，甚至成為其發展的阻礙。因而，共產國際主席團要求各共產黨支部中央迅速研究本建議，并將討論結果上報。
5月21日在斯大林的辦公室召開了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莫洛托夫宣讀了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后，斯大林對此做了一番詳細的解說：實踐證明，即使馬克思和列寧，在目前情形之下也無法用一個國際中心來對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工人運動實施領導。尤其是在戰爭條件下，情況如此復雜——德國、意大利等國家的共產黨組織的任務是推翻自己的政府和采取失敗主義策略，而蘇聯、英國、美國等國家的共產黨則相反，他們的目標是全力支持自己的政府，以便盡快地消滅敵人。當共產國際建立之時，我們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認為我們有能力領導所有國家的運動。這是我們的一個失誤。如果讓國際繼續存在下去，將會對國際的聲譽造成損害。而這種情形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解散共產國際還有一個原因，這在決議中沒有明確提及。那就是，作為共產國際分支機構的各國共產黨均受到了無端的指責——似乎他們是別的國家的代理人。這對他們在本國群眾中廣泛開展工作造成了消極影響。而隨著共產國際的解散，敵人也就喪失了藉此指責共產黨的口實。國際的解散無疑會鞏固以民族工人黨面目出現的各國共產黨的地位，并加強各族人民的國際主義意識，而后者則是蘇聯賴以維系的根基。斯大林講話后，會議一致通過了決議，并就有關國際解散的具體問題交換了意見。
盡管季米特洛夫向共產國際各處領導人說“解散工作將會有組織、有步驟地進行”，但是尚未等到各國共產黨支部回復意見，5月22日《真理報》便公布了主席團關于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對此所做的解釋是，由于戰爭環境，無法召開會議，只得通過報紙將這一建議提交各國支部討論。值得注意的是，報上標明的決議通過的日期是5月15日，而不是最后定稿的5月19日。這顯然是希望引起英美盟友注意的一個細節。第二天，斯大林又迫不及待地舉行了答記者問。斯大林解釋說，解散共產國際是為了駁斥納粹分子和工人運動中其他敵人的謠言，即莫斯科打算干涉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其目的是使這些國家“布爾什維克化”，以及各國共產黨都服從外國的命令。當然，斯大林這些話主要也是說給正在華盛頓會晤的英美領導人聽的，以此進一步證明蘇聯愿意與西方保持長久合作的誠意。5月28日，斯大林在書面答復英國路透社駐莫斯科記者的問題時，再次解釋說：解散共產國際的目的在于揭穿希特勒分子關于“莫斯科企圖干預別國生活，并使他們布爾什維克化”的謊言；粉碎共產主義敵人關于各國共產黨不顧本國人民利益而只是遵照外來命令行事的誣蔑；便于動員各國進步勢力，不分黨派和宗教信仰，聯合成統一的民族解放陣營，以展開反法西斯主義的斗爭；便于把一切愛好自由的人民聯合成統一的國際陣營，為各國人民將來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聯合掃清道路。
5月31日前，多數國家的共產黨都已經回電，表示支持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提議。他們是：英國、法國、中國、瑞典、南斯拉夫、敘利亞和黎巴嫩、奧地利、阿根廷、智利、古巴、哥倫比亞、瑞士。另外，還收到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匈牙利、羅馬尼亞、芬蘭、捷克斯洛伐克、西班牙和保加利亞共產黨，即那些領導人在莫斯科的黨中央支持解散國際的政治決議。5月31日季米特洛夫通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近日內在收到波蘭工人黨，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和希臘等國共產黨組織的回電之后，即可發布公報說：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關于解散國際的建議，已得到絕大多數共產黨組織的認可。接到報告后，斯大林似乎有些等得不耐煩了，于6月2日夜間給季米特洛夫打電話問：“需要收到所有共產黨通知之后才發表公報嗎？”季米特洛夫回答說，因有些黨將于6月7-8日召開代表會議，應該再等幾天。斯大林只好作罷。
6月5日季米特洛夫向莫洛托夫報告，在共產國際41個支部中，已有29個表示贊同共產國際主席團的提議，還未遞交報告的共產黨支部包括：比利時、荷蘭、丹麥、挪威、盧森堡、希臘、土耳其、阿爾巴尼亞、印度、日本、巴西、新西蘭。季米特洛夫決定，即使不再收到此類報告，仍打算在6月8日召集共產國際主席團會議，并在會議上審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議和批準公報。此前，公報草案將發給斯大林審閱。公報的見報日期擬定在6月10日，即英國工黨會議開幕（6月13日）前夕。季米特洛夫還報告說：在此次大會上除了要確認關于解散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書記處和國際監督委員會等機構的決議外，還打算成立由季米特洛夫（任主席）、馬努伊爾斯基、皮克、埃爾科利以及經濟活動管理局局長蘇哈列夫（任秘書）等人組成的委員會，具體負責清理共產國際原有機構及其財產的工作。整個工作結束日期限定于1943年8月1日前。
經斯大林同意后，6月8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召開了最后一次（第826次）會議。會議確定，共產國際的所有支部一致批準關于解散國際的建議，沒有任何支部對此提出異議。余下的程序完全是按照季米特洛夫事先報告的計劃進行的。6月10日，《真理報》刊登了31個贊成解散國際的共產黨支部的名單，以及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簽署的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決議，宣布共產國際從即日起正式解散。
四
俄國學者中有一種看法認為，共產國際只是“名義上”或“形式上”被解散了，而實際上其機構大多經更改名稱后保留下來（如第99、100、205研究所及通訊社等），其骨干成員都被充實到這些機構中，并統一由新成立的聯共（布）中央國際情報部領導，這個部的實際負責人仍然是前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因此，共產國際的解散是“斯大林炮制的一個彌天大謊”。那么，事實到底如何？這關系到一個重要問題：斯大林解散共產國際究竟只是一種策略或權宜之計，還是某種帶有戰略性質的選擇？或者說，解散共產國際的舉動是否意味著蘇聯在戰后對外政策方針上會重新定位？
從共產國際解散的過程及善后工作安排來看，執委會機關及其下屬機構的某些職能確實以其他的形式保留下來。共產國際的職能部門在組織革命運動中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通過共產國際第一部（通訊部）負責人莫羅佐夫1943年5月給馬林科夫的報告可以得知，該機構的任務包括：與蘇聯境外的各共產黨組織和各聯絡站保持秘密無線電聯系，并為其培養無線電技術骨干；培訓各國黨務工作人員如何開展地下工作，如制作身份證件、使用密碼和專業設備、書寫密信等；向各聯絡站點派送搜集軍事情報的人員；組織對各國播放當地語言的節目；從事無線電偵聽業務等。與第一部長期保持聯絡的境外無線電聯絡站有：波蘭5個，荷蘭（同時負責德國境內業務）5個，中國3個，比利時2個，法國2個，丹麥、瑞典、奧地利、蒙古、伊朗、斯洛維尼亞、克羅地亞、南斯拉夫游擊區、英國和美國各1個。尚在籌建的聯絡站還有：捷克、斯洛伐克、芬蘭和德國，計劃設立的聯絡站有：匈牙利、敘利亞、保加利亞和印度。通過該部，1942年共產國際共收到各聯絡站發來的電報5300份，僅1943年1-4月就有3586份。即使在準備解散共產國際的過程中，第一部的日常工作仍在按部就班地進行，直到6月下旬，還不斷有共產黨員、地下工作人員和物資被派送到各歐洲被占領國或游擊區。
從開始籌備解散共產國際之日起，共產國際機構和人員的命運便成為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5月19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召開秘密會議，討論了與共產國際解散有關的一些組織機構問題。關于對各國的無線電廣播，所有與會者均表示應繼續發揮各民族廣播電臺的職能，因為該電臺正在對于各國的反法西斯斗爭提供著真實信息、政治指導和心理支持。關于各國黨的國外局，季米特洛夫列舉了蘇聯境內的兄弟黨國外機關及成員后，多數與會者贊同：有必要利用現有技術裝備維持境外機關與本國黨組織的聯系，否則，敵人便會在當地建立類似的虛假機構來破壞共產主義運動。關于“蘇普列斯”通訊社、外文出版社、共產國際和各黨的檔案資料以及圖書館，與會者均主張保留，但其歸屬問題由聯共（布）中央決定。負責培養各黨干部的黨校在本期培訓結束后關閉，《共產國際》雜志也在本期出版后停辦，以后是否繼續，交由聯共（布）中央考慮。至于云集在共產國際的各國干部的去留問題，也由聯共（布）中央決定。季米特洛夫最后總結說，共產國際的這些職能均應以某種形式予以保留，而在新的形勢下按聯共（布)中央的系統予以安排。5月22日，季米特洛夫將會議記錄發給斯大林和莫洛托夫。5月31日，季米特洛夫等人與馬林科夫商定：保留對各國的廣播，對有關國家的廣播交由相應的共產黨國外局負責；保留“蘇普列斯”通訊社，由聯共（布）中央監管；保留聯絡服務處（電臺聯系、護照技術等），歸屬和管理問題待定；圖書館改為馬恩列研究所分支機構；檔案移交聯共(布)中央；外文出版社繼續工作，作為聯共(布)中央的一個單獨出版社；各國共產黨干部的工作由聯共(布)中央負責安排；其他經濟實體移交聯共（布）中央秘書局處理。到7月中旬，有些機構的歸屬又有所改變：所有經濟實體，其中包括位于羅斯托基諾的兩幢大樓，均移交聯共(布)中央事務管理局，“蘇普列斯”通訊社轉交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特殊技術部門移交國家安全委員會，黨校和無線電學校解散。
1943年6月13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決議，設立聯共（布）中央國際情報部。按照季米特洛夫的解釋，為了不讓敵人利用該部是由季米特洛夫領導的這一事實，任命聯共（布）中央書記謝爾巴科夫為部長，季米特洛夫和馬努伊爾斯基為副部長；本決議不予公布，而該部的工作將按內部工作制度予以組織和實施。12月27日又作出進一步決議，組建聯共（布）中央國際報部，任命季米特洛夫為部長，馬努伊爾斯基為副部長；將原共產國際的所有對外聯系工作均集中到國際部統一管理；委托莫洛托夫負責國際部的領導工作。
1943年7-8月，相繼成立了隸屬于國際情報部（國際部）的205研究所和100研究所，分別接管了共產國際原機構的業務。205研究所負責廣播和宣傳工作，每天出版數十種小冊子，并使用28種語言對47個國家進行廣播（1947年），前共產國際報刊和廣播部負責人格明杰爾任該所領導人。100研究所是在共產國際第一部的基礎上組建的，領導人仍是莫洛佐夫，該所負責同各國共產黨進行特殊聯系，并向境外輸送武器裝備、醫療器械、藥品、宣傳品和其他秘密材料，同時負責為各黨培訓干部。此前還組建了99研究所，主要負責在戰俘中開展工作。由于季米特洛夫有病在身，國際部在機構設置和工作安排直到1944年6月才最終確定下來。根據呈送給莫洛托夫的報告，該部的基本任務是：領導對境外的宣傳和反宣傳工作；同各國反法西斯活動家和組織保持聯絡，并對他們給予支持；幫助蘇聯的工會組織、文化組織和科學研究機構發展和鞏固與盟國、中立國相應機構的關系；向聯共（布）中央提供國外反法西斯組織和活動家的情報；培訓和監督在蘇聯或國外工作的國際主義者。
的確，正如俄國學者所說：“共產國際1943年5月前的工作不但沒有停止，反而擁有了更大的規模”。但是，無論如何不能簡單地認為聯共（布）中央國際報部或國際部就是共產國際的繼續。從國際部所擔負的任務看，基本上都是與戰爭期間反法西斯斗爭相關的事務，而與作為共產國際宗旨的革命主張已經沒有關系。至于說共產國際的機構和功能，早在戰前已經淪落為蘇聯對外政策的工具，國際部在某些職能上取代了共產國際，也只是承認了一個現實而已。如前所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幾次談到解散共產國際是一次認真的行動，應盡量避免人們再想起這個機構。這說明，從本意上講，斯大林決不想讓西方看到共產國際組織在蘇聯的復活。為了在蘇聯抹去共產國際的一切痕跡，斯大林甚至注意到許多細節：1920年得名的“共產國際路”，現在已改名為加里寧路；一直作為蘇聯國歌的《國際歌》，現在也被取消，而僅留作黨歌了。
問題當然不僅僅在于表面形式，從斯大林解散共產國際的動機可以看出，這一決定的歷史意義主要在于兩個方面：
第一，解散共產國際就意味著莫斯科從戰略的角度放棄了世界革命的主張，而這一主張恰恰是建立共產國際的初衷。從國家層面看，斯大林在其掌握權力后考慮的唯一問題，就是保障蘇聯的安全和發展，輸出革命和鼓動造反曾經被認為是一種可以利用的方式，但是在戰爭期間特別是戰后，這種方式已經完全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了，即使提到革命，也不過是顧及意識形態延續性和鼓舞人民士氣的一句口號。斯大林已經考慮并正在準備讓蘇聯作為重要成員加入國際社會，加入一個既有約束力又能提供機會的體制，而加入這個體制的方式和前提是放棄革命的傳統。1944年10月斯大林在與丘吉爾的著名對話中一語道破天機——丘吉爾坦誠地對斯大林說，“在1919-1920年時，全世界都因世界革命而嚇得發抖”。斯大林毫不遲疑地回答說：“現在世界不會再嚇得發抖了”，因為“蘇聯無意在歐洲發動布爾什維克革命”。
第二，解散共產國際就意味著莫斯科失去了從組織上指揮各國共產黨的合理依據，雖然在莫斯科的各國共產黨國外局繼續存在了一段時間（兩年左右），但是隨著戰爭結束，各國共產黨領導人返回國內領導本國的重建工作，國外局和國際部陸續被取消，而讓位給對外聯絡部。通過這個機構與各國共產黨的聯系，根本無法與共產國際相提并論。否則，在冷戰興起的背景下，斯大林也不會想方設法去組建共產黨情報局了。
總之，共產國際的解散,自始至終是按照斯大林的意思進行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到了1943年,蘇聯面臨對德戰爭的嚴峻形勢,需要盟國的大力援助,需要與英美等國修好。而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對共產國際在世界范圍的運動是恐懼和擔心的。斯大林出此舉措,是消除英美疑慮,改善與英美關系的一大努力。這是他急于公布共產國際解散文件,共產國際在一個月間匆忙解散的根本原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