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萬部法律法規為何不能解決問題？
《中國老年》2010年第9期說；“我國現行法律233部，國務院法規約680部，地方法規近9,000部。”總數加起來近一萬部。法律法規多于牛毛，我們的一些領導，許多海歸精英，專家，學者都在高喊，我們是“依法治國”的大國了。可另一方面，他們卻在抱怨，法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大蓋帽，吃了原告吃被告”，法官腐敗等諸多問題。下面，讓我們看看這近萬部法律實施后的社會效果。
多年前，聯合國有關機構評定，中國是世界上貧富懸殊最大的國家之一，列前三位。朱總理當時說，別人亂說。腐敗卻越反越多，腐敗分子高唱“犧牲我一個，全家得幸福”，前仆后繼。國土資源部長田鳳山，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等腐敗份子先后被挖了出來，就是例證。人們還在懷疑，今后，難道不會出另一個田鳳山，陳良宇類似的人物嗎？
朱總理不承認中國是世界上貧富懸殊最大的國家之一。說外國人不了解中國國情，是亂說。可我這個在新中國生活了60年的普通百姓，耳聞目睹，親身感受，現在，貧富懸殊是建國后最大的。同在藍天下，有的孩子身穿Naik,Adidas等名牌服裝，在設備現代化的重點學校享受優質教育；大多數進城務工的民工子第則坐在簡陋的教室里苦讀。城市中的三級甲A醫院，患者求醫人滿為患；而許多普通醫院，診所卻比較冷清。不少腐敗份子，富人，投機者有多套房子，除住房外，把另有的房子用于炒房，出租或空置；而許多的農民工則租住在狹小簡陋的房子或地下室，剛畢業的大學生則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蝸居”。少數有錢人在境內境外或網上豪賭，而工農大眾則在為養家糊口，改善生活，打二份工，日夜奮斗。房地產商為了最大化的利潤，與政府的一些官員或黑社會勢力構結起來，進行暴力拆遷。這許許多多的社會現象，都說民在我國，兩級分化相當嚴重。我看到兩份資料。（一）1974年郭臺銘開辦了鴻海塑料企業有限公司，啟動資金只有7500美元，其中還有一部分是向其母親借的最初，郭臺銘在臺北附近生產黑白電視機的塑料調頻旋鈕，20世紀80年代初期，郭臺銘開始涉足個人電腦行業，但是一直到1988年在深圳開辦只有百來人的工廠時，郭臺銘也不算是頂層的巨富。然而進軍大陸以后，郭臺銘的資產就好像吹氣一樣迅速膨脹，自1991年至今富士康集團年均營業收入保持超過50%的復合增長率，是全球最大的計算機連接器和計算機準系統生產商，連續9年入選美國《商業周刊》發布的全球信息技術公司100大排行榜(2005、2006年排名第二)，連續四年穩居中國內地企業出口200強第一名。如今，那個投資少的可憐的小工廠已經躋身《財富》全球500強。全球90萬員工中80多萬在大陸，僅深圳就有45萬人。富士康老板郭臺銘現在是臺灣首富，擁有資產55億美元，2010年福布斯全球巨富排行榜第136位。到今天，富士康（鴻海集團）當前總市值15631億新臺幣，大約3500億人民幣。現在的問題是：郭臺銘個人擁有的55億美元財富，是他自己創造的，還是剝削來的？他所付出的勞動真的值55億美元嗎？今年，各網站不是報導，富士康的員工連續13人跳樓自殺嗎？（二）香港著名學者郎咸平有文說；“因為中國人太貧窮。比如人均工資。每小時人均工資第一名是德國，大概是30美元。中國的比泰國還差，泰國接近2美元，中國才0.8美元一小時，位列全世界最后一名。雖然中國的工資水平在全世界墊底，但中國人的工作時間世界第一，一年工作時間竟然高達2200個小時，美國只有1610小時，荷蘭最低，只有1389小時。中國的工人，拿的是全世界最少的工資，但工作時間卻是全世界最長的。”這些事實，都說明中國的工人受到嚴重的剝削。家產上億美元的老板與家擋只有幾萬元的平民百姓相比，貧富懸殊還不大嗎？
由于腐敗叢生，貧富懸殊太大，我們的社會醫患沖突，師生沖突，官民沖突，親人之間的沖突等等各種各樣的沖突不斷。僅今年媒體報導的重大殺人案件就有；福建省南平市13名小學生在校門口突然被一名對社會報復者殺害。一個郵政局保安隊長，持槍闖入湖南省永州市法院，開槍射殺三名法官。長沙市國稅局大樓發生爆炸案。北京市大興縣，廣西環江縣等親人滅門等案件。最近，又看到網上報導，貴陽市的城管與刑警為拆遷發生沖突。真讓人感到我們這個社會太不穩定，天下實不安全和諧。
最近，讀了奧巴馬的回憶錄，重讀馬列著作，才恍然大悟。原來，我們30年制訂的近萬部法律法規，絕大部份都是海歸精英們從美國回來后，帶著他們心目中認為這個最好的國家，美國的法理觀念，制訂出來的保護私有制，保護少數有產者和富人利益的資產階級法律。這些法律法規使我國的領導，工人階級逐漸倫為受剝削的打工崽，或下崗要政府或企業老板救助的弱勢群體，使工農聯盟的人民民主專政慢慢演變為維護少數有資產者和有權者利益的資產階級專政。你可看到，房地產商的暴力拆遷，城管對小攤販的亂罰款，沒收他們賴以生活的三輪車。腐敗官員對揭發，檢舉他們的人動用手中的權力，把像呂凈一，郭光允等反腐戰士投入監獄，判刑。去年，趙東民依《憲法》為工人維權，卻被西安市新城區法院判刑三年。海內外學者，各界人士紛紛聲援趙東民，抗議法院的審判。可至今還沒看到有那個當權者出來說話。這就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典型案例。奧巴馬認為，美國的法律是資本的看門狗，它解決不了美國150年發展史上的問題，解決不了貧富差別加大的私有制這個難題。他說；“美國建國150周年間，資本集中在托拉斯和有限責任公司手中，他們利用法律和暴力手段阻止工人組織工會壯大勢力…美國文化不同情工人被資本主義‘創造性破壞’的周期性狂風摧殘大得窮困潦倒”。（《無畏的希望》P.154）“造成公司首席執行官工資變化（1980年的平均薪酬是每個小時工平均實得工資的42倍。2005年是262倍。）的不是市場規則，原因是文化(資產階級文化)。”（P.63）奧巴馬認為，美國的法律，文化解決不了美國的貧富懸殊問題。海歸精英們制定的近萬部法律法規不但不能解決我國的腐敗和兩級分化，相反，卻使老李銳，小袁騰飛之流公開歪曲黨的歷史，污蔑黨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妄想達到他們否定黨的歷史，否定黨的領導，推翻共產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使鄧小平同志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成為一句空話。
重讀馬列著作，使我了解了什么是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在與無產階級判徒考茨基的論戰中，多次批判考茨基的《無產階級專政》一書的修正主議觀點；否認無產階級用暴力奪取政權，否定無產階級奪得政權后，必須打碎舊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用馬克思主義的巴黎公社原則的新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代替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列寧多次強調，無產階級的專政是大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是最合理的。“對公職人員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和撤換制”，“公社是由巴黎各區普選選出的城市代表組成的。這些代表對選民負責，隨時可以撤換。其中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馬克思著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措施；取消支付給官吏的一切辦公費和一切金錢特權，把國家所有公職人員的薪金減到‘工人工資’的水平。這里恰巧最明顯地表現出一種轉變；從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轉變為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從壓迫者的民主制轉變為被壓迫階級的民主制，從國家這個鎮壓一定階級的‘特別力量’轉變為由人民大多數——工人和農民用共同的力量來鎮壓壓迫者。正是在這特別明顯的一點上，也許是國家問題的最重要的一點上，人們把馬克思的教訓忘得干干凈凈。”(《列寧選集》第3卷 P.197-199 人民出版社 1960年)恩格斯一再著重指出“為了不讓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的公仆變為社會的主人（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兩個正確辦法；第一，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同時用法律規定選舉者隨時可以撤換被選舉者。第二，不分職位高低，所有公職人員的工資同其他工人的工資相等。公社一般給的最高薪金為6,000法郎。這樣就可靠地防止了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列寧選集》P.230）如果我們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多次提到的這一無產階級政權最重要的特征來來衡量改革開放后的政改，就會知道，我們的政改方向該朝哪個方向改。我們應該朝人民當家的人民民主專政方向改，決不能往虛偽的所畏民主選舉的資產階級專政方向改。建國不久，我們的人民民主主專政，就使新中國的工人，農民當家作主，經濟飛快發展，國防力量強大，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社會丑惡現象基本絕跡，出現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安全，穩定，和諧的社會。（2010·9·18稿，11·5修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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