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十七屆四中全會精神引發的對一個重大問題的思考
提要
●今天一些黨員、領導干部，不缺學歷文化，不缺工作能力，不缺創新激情，不缺實踐經驗，唯缺理論素養。
●老祖宗不能丟，前提是老祖宗的書不能丟，必須認真地讀點老祖宗的書，至少是讀點老祖宗的主要經典著作。
●老祖宗不能丟，關鍵是老祖宗創立的哲學世界觀方法論不能丟，根本的是唯物史觀不能丟。
●老祖宗不能丟，要害是老祖宗闡明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這些基本原則，是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理論指導。
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總結的我們黨執政以來加強自身建設的六條基本經驗，第一條經驗是“堅持把思想理論建設放在首位，提高全黨馬克思主義水平”；提出的“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的重大命題，第一個內涵是“以科學理論指導黨的建設”；部署的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的第一位任務，是“堅持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總之，始終突出馬克思主義，突出老祖宗，告訴我們不能丟老祖宗。
“老祖宗不能丟啊！”這是鄧小平1991年8月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中的著名警句。聯系其上下文來看，它是針對那種認為我們的理論和路線不必遵循老祖宗的自由化主張所作的批評，也是針對那種認為我們的理論和路線已經離開老祖宗的僵化思想所作的回答，蘊涵著既不能走邪路也不能走老路的深刻含義。
誰是老祖宗？對于我們共產黨人來說，當然是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澤東。老祖宗不能丟，就是馬、恩、列、毛的思想和學說不能丟。
為什么老祖宗不能丟？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們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老祖宗的學說是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我們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旗幟和靈魂。如果丟了老祖宗，我們就將喪失根本，丟了一切。
聯系當前實際來看，怎樣做到不丟老祖宗？老祖宗不能丟，最重要的是哪些東西不能丟？
老祖宗的著作不能丟
老祖宗不能丟，前提是老祖宗的書不能丟。因為不丟老祖宗，就得了解老祖宗。這就必須認真地讀點老祖宗的書，至少是讀點老祖宗的主要經典著作。譬如，馬、恩的《共產黨宣言》，是國際共運的第一個綱領性文獻和一切共產黨人的“圣經”；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原理》，是對什么是和怎樣搞共產主義的通俗闡明；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是從整體上概述馬克思主義的來龍去脈和主要內容的基礎性讀物；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毛澤東哲學思想和社會主義理論的精華；等等。這些都是廣大黨員、干部必讀的老祖宗的經典。對于文化水平低的黨員，則需要提供一本規范化的《馬克思主義》常識之類的書，幫助他們了解老祖宗思想、學說的ABC。
我們黨和黨的主要領導人，歷來大力號召全黨特別是各級干部讀老祖宗的書，每逢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更是突出強調這一點。
毛澤東在1938年10月六屆六中全會上的報告，有一個部分專講“學習”，指出一般地說，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都要研究馬列主義的理論，特殊地說，干部應當著重地研究，中央委員和高級干部尤其應當加緊研究，強調這是為加速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而亟待解決并須著重地致力才能解決的一個大問題。1945年4月抗戰勝利在望，黨即將面臨全新的形勢，他在七大上提出了“加強理論學習”的任務，為此“至少要讀”《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五本書。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1958年11月，他給中央、省區、地、縣四級干部專門寫了一封關于讀書的信，建議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兩本書，用以指導當前的建設實踐。1959年夏，他開始深刻反思“大躍進”和“共產風”的教訓，在《在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的批語中，第一個問題就是“讀書”，要求各級干部懂得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懂得經濟發展規律。五六十年代之交，他組織讀書小組花兩個月時間學習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聯系中國實際，有分析有批判地研讀，為全黨樹立了榜樣。1971年3月，他針對前不久陳伯達等人在廬山舉行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打著“天才論”的旗號興風作浪造成的惡劣影響，嚴肅地指出：“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論，什么是唯心論，在廬山鬧出大笑話。”根據他的指示，在各級干部中又開展了學習馬列原著的活動。
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就說過，面臨實現四個現代化這場深刻的偉大的革命，全黨同志一定要善于學習，善于重新學習，并強調根本的是要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1985年9月，他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根據改革開放形勢發展的需要，向新老干部提出學習、掌握、熟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的新要求，以加強工作中的原則性、系統性、預見性和創造性。
江澤民在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多次闡述學習老祖宗著作的重要意義，強調共產黨員要認真學習馬列著作和毛澤東著作。90年代初，他還提出了“學習，學習，再學習！”的口號。
胡錦濤自十六大以來就學習老祖宗、實行理論武裝問題，作過許多重要講話，并提出了建設學習型政黨的重大戰略任務。十七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提出，要把這個重大而緊迫的戰略任務抓緊抓好，而實現這個任務，首要的一條就是“科學理論武裝”。須知實行理論武裝，是黨的自身建設中決定性的任務，根本性的要求，永恒性的課題。特別是如今我們黨擁有七千多萬名黨員，是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相應地要求有最高的理論水平，這就更顯出研讀老祖宗的著作，提高全黨馬克思主義修養的重要性。
為什么在我們大力推進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全黨的今天，要強調老祖宗的著作不能丟呢？因為這個理論體系的根和源，前提和基礎，就在老祖宗的著作之中。當年毛澤東在談到老祖宗與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后繼者們的學說的關系時，有一個形象的比喻：馬列主義是主干，其他都是枝葉。沒有主干，就沒有枝葉。枝葉茂盛，離不開主干。鄧小平在1977年的一次談話中，批判林彪、“四人幫”荒謬地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割裂開來，指出：“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與此同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歸根到底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樣說，有助于更深刻地認識這一理論體系與老祖宗學說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關系。習近平2009年5月在《領導干部要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的講話中說：“領導干部在研讀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的同時，要追根溯源，認真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這是非常中肯的。
為什么我們今天一方面要高調突出與時俱進，創新理論，另一方面又要大聲疾呼學習馬列，不丟老祖宗的著作呢？因為與時俱進有一個“進”向何處，創新理論有一個“新”在哪里的問題。“進”和“新”就是發展，固然極為重要，但是發展要以老祖宗學說為基點和起點。發展離不開繼承，創新離不開堅持，一定要在繼承中講發展，在堅持中求創新，否則就會走偏方向。當然，繼承也離不開發展，堅持也離不開創新，只有發展才能更好地繼承，只有創新才能真正地堅持，否則就會凝固僵化。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其相互關系充滿著辯證法。
但是，聯系實際情況來看，盡管黨中央一再重申學習老祖宗著作的極端重要性，事實上老祖宗的東西不那么時興了，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我們“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了。今天一些黨員、領導干部，不缺學歷文化，不缺工作能力，不缺創新激情，不缺實踐經驗，唯缺理論素養。毛澤東在1957年3月的一次談話中指出：“說到馬克思主義修養不足，這是普遍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好好地學。”還說：“現在很多干部沒有讀書的習慣，把剩余的精力放到打撲克、看戲、跳舞上面去。大家不應該把時間浪費掉。”五十多年過去了，這個“普遍的問題”看來依然存在；“沒有讀書的習慣”，把時間浪費在應酬玩樂上的現象，恐怕比那時有過之而無不及。鄧小平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說：“不注意學習，忙于事務，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說要變質，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個危險的起點。”這番話對我們今天仍有著深刻的警示意義。
切實改變不讀老祖宗的書的狀況，不能停留在一般號召上，而是要落實在實際舉措上。比如對普通黨員和各級干部要分別硬性規定必須讀哪幾本書，要專門安排一定時間對黨員、干部集中進行理論培訓，要建立嚴格的督促檢查和考試考核制度等，務求取得實效。
老祖宗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不能丟
老祖宗不能丟，關鍵是老祖宗創立的哲學世界觀方法論不能丟。因為這是老祖宗學說中的精髓和靈魂，屬于最高、最本質層次的東西。而全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和實質是歷史唯物主義即唯物史觀。因此，老祖宗的世界觀方法論不能丟，根本的是唯物史觀不能丟。聯系實際來看，尤其是以下三個最基本觀點不能丟。
一是生產力觀點不能丟。在唯物史觀看來，生產力是一切社會變革和進步的最終決定力量，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引起了生產關系以及全部上層建筑的相應變化，從而把整個社會推向前進。生產力是推動一切社會向前發展的終極原因，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的規律是社會歷史領域的最普遍規律。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深刻揭示了這個規律，才得出了“兩個必然”（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共產主義必然勝利）和“兩個決不會”（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的科學結論。列寧對此深加發揮，闡發了生產力標準，指出“生產力狀況”是“整個社會發展的主要標準”；“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社會進步的最高標準”。毛澤東在七大報告中據此提出了一個著名論點：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在實踐中的作用，歸根到底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后來鄧小平說馬克思主義“歸根到底”、“最注重”、“基本原則”是要發展生產力，也正是體現了老祖宗的生產力觀點。堅持這個觀點，我們才能對當今中國社會所處的歷史階段，對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有一個完整準確的認識。有些人鼓吹私有制萬能，資本主義永世長存，把共產主義理想譏諷為“空想”，另一些人則要求在現階段就來實行單一的公有制，使私有制“絕種”，說到底，都是不懂得“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會”的道理，離開了唯物史觀的生產力觀點。如果按這些意見去辦，那就要么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要么走封閉僵化的老路，而不可能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二是群眾觀點不能丟。在唯物史觀看來，社會發展史首先是生產、生產方式、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史，同時也是物質資料生產者勞動群眾的歷史。馬克思說：“在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列寧指出：“全人類的首要的生產力就是工人，勞動者。”因此，歸根結底，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歷史的主人，歷史發展的動力。正是根據這個基本觀點，我們黨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確立為自己的根本宗旨。毛澤東在七大報告中說，“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并指出這是我們共產黨人區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的標志。黨的第二、第三代領導集體針對新時期的新情況，特別強調密切聯系群眾是黨的最大優勢，脫離群眾是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不是堅持群眾觀點，是個立場問題，世界觀問題。十六大以來的黨中央多次告誡全黨要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十七屆四中全會《決定》又把“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列為執政六十年來我們黨加強自身建設的六條基本經驗之一。但是，群眾觀點雖然講了幾十年，在全黨早已耳熟能詳，真正實行起來卻并不容易。實際情況是，有不少黨員、干部不懈追求的是個人的名利地位，某些領導干部則熱衷于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釣譽的“政績工程”，至于那些膽大妄為的腐敗分子，更是“一心一意為人民幣服務”，站到人民群眾的對立面去了。還有，一些黨員、干部把“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割裂開來，想問題、辦事情，往往不是對人民負責，而是只對領導機關負責，說白了是只對某個領導人尤其是對自己的“頂頭上司”負責。近年來還出現了“替黨說話，還是替百姓說話？”之類的“雷”語，直截了當地把黨與人民對立起來，群眾觀點被拋到九霄云外。而丟掉了群眾觀點，還像共產黨人嗎？
三是階級觀點不能丟。在唯物史觀看來，人類有文字記載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列寧指出，“階級斗爭問題是馬克思主義最根本的問題之一”，“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看來撲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的理論。”我們過去用階級觀點分析一切，搞以階級斗爭為綱，毛病不在于老祖宗的階級觀點和階級斗爭理論本身，而是在于離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這個基本事實，對它作了誤解和曲解，加以絕對化和擴大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對此實行撥亂反正是完全必要的、正確的。但是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完全拋棄階級觀點，純粹用一般社會學的階層分析代替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列寧說過：“階級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這就是允許社會上一部分人占有別人的勞動。”還說：“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毫不客氣地譏笑那些以為在共產主義以前階級就會消失的思想、言論和假設，并且指出，只有共產主義才是消滅階級。”我國現在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離無階級的社會還很遠，這些論述仍有現實指導意義。比如當下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不時驚現的“血汗工廠”、“討薪慘劇”，屢禁不止的腐敗現象等等，對其成因、特征和性質，離開階級觀點，就不可能從根本上說清楚和得到客觀、正確的認識。
老祖宗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
老祖宗不能丟，要害是老祖宗闡明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因為這是老祖宗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方法論，就改造資本主義舊社會、建設未來新社會而提出的最重要理論原理和觀點，具有普遍的方向性意義，當然應成為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理論指導。這些基本原則不能丟，特別是以下幾條不能丟。
其一，從本國實際出發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方法論原則不能丟。恩格斯說過：《共產黨宣言》里提出的一般理論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為了使社會主義變為科學，就必須首先把它置于現實的基礎之上。列寧也指出，馬克思主義所提供的只是總的指導原理，因而它的應用，具體地說，在各個國家里有所不同 。毛澤東反復說明馬克思主義必須與本國實際相結合的道理，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又及時提出要進行“第二次結合”，努力找出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老祖宗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科學社會主義所揭示的是社會主義運動共同的規律性的東西，而不是各別的具體的行動方案。歸結到方法論上來，誠如恩格斯所言，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所以從本國實際出發搞社會主義，屬于總的指導思想的問題，思想路線的問題，根本方法論的問題。改革開放以前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一波三折，就是因為背離了中國的實際，犯了超越階段的錯誤。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建設突飛猛進，就是因為立足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開辟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其二，社會主義的制度特征不能丟。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社會主義具有與資本主義根本不同的特征，即質的規定性。對此，老祖宗在科學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規律基礎上，有過精辟的論述，但囿于歷史條件，只能作粗線條的概述和描繪。1982年我們黨的十二大以此為依據，結合中外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首次系統完整地概括了六條：剝削制度的消滅和生產資料的公有；按勞分配；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十四大以后修正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政權；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和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鄧小平提出并一再強調的四項基本原則，是一種更簡明、集中的概括。堅持這些制度特征，才是科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當然，為了遵循把社會主義置于現實基礎上的根本方法論原則，我們的社會主義必須具有中國特色，這種特色具體體現在我國現行的基本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制度之中。突出“中國特色”至關緊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成功的秘訣正在于此。但是必須堅決摒棄任何只講中國特色不講社會主義，鼓吹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甚至搞“中國特色資本主義”的主張。否則，我們的社會就會異化變質。
其三，社會主義的最高價值取向不能丟。這種價值取向就是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講發展生產力，區別在于發展生產力的目的和結果不同。馬、恩說過：人民群眾的解放和社會狀況的根本改善，“這兩者不僅僅決定于生產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于生產力是否歸人民所有”，在新的社會制度中“生產將以所有人的富裕為目的”。恩格斯還指出在未來新社會中，“結束犧牲一些人的利益來滿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狀況”，“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創造出來的福利”。這些說的就是共同富裕。1955年，毛澤東也提出要實行“大家都有份”的“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更是明確指出社會主義財富屬于人民，社會主義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把不搞兩極分化、實行共同富裕也當作社會主義的一條根本原則。1992年他正式提出社會主義本質論，把“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作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的落腳點和歸宿。但是要看到現今我國貧富差距已懸殊到相當嚴重的程度，如國家發改委2009年一個重點課題提供的數據稱，從1988—2007年，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各10%人群，其間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聯合國最近公布的世界貧富差距報告顯示，中國的貧富差距已位列全球第三。要是不按照中央既定方針下大決心、花大力氣扭轉這種狀況，至少是遏制其發展勢頭，將導致嚴重的后果。
其四，共產主義的最終奮斗目標不能丟。老祖宗創立的科學社會主義，是建立在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論基礎上的、關于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發展規律的理論，它的真諦是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接著實現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和思想、政治、文化的巨大進步，最后進入共產主義社會。這就是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最終目的。列寧更是明確指出：我們開始社會主義改造的時候，應當給自己清楚地提出這些改造歸根到底所要達到的目的，即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目的。毛澤東在七大報告中也說：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我們黨的名稱和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個共產黨員入黨的時候，心目中就要懸著這個明確的目標。鄧小平在1985年3月的一個講話中強調：一定要讓我們的人民包括孩子們知道，我們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為了發展社會主義，為了將來實現共產主義。他還不止一次地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名詞就是共產主義”。但是多年來，淡化、淡忘了共產主義理想，不僅在人民中，而且在黨內，已成為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十七屆四中全會《決定》列舉黨內存在的嚴重問題，第一條就是一些黨員、干部“理想信念動搖”，這是完全符合實際的，也正是黨中央為什么要反復強調對全黨加強理想信念教育的原因所在。老祖宗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無論是就堅持我國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來說，還是就貫徹十七屆四中全會精神搞好新形勢下黨的建設來說，首要的問題就是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和崇高理想不能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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