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周恩來對毛澤東的三次謙讓”

評“周恩來對毛澤東的三次謙讓”　　

今天在《網易》上看到題為“周恩來對毛澤東的三次謙讓”的文章。應該說，該文無大錯，但是總感到不妥。我們知道，周恩來和毛澤東都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僅如此，他們還具有偉大的胸襟，偉大的眼光。他們不僅有“自知之明”，而且有“知人之明”。　　

毛澤東同志在我黨的領導地位是在同機會主義斗爭中形成的，是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形成的，是在黨內思想路線認識逐漸統一的過程中形成的。毛澤東思想不是天生的，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革命斗爭的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經過長期革命斗爭實踐檢驗的正確思想，是被黨的領導層逐步認可和接受的正確思想！只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才能產生這樣的正確思想，只有追求真理的人才能認識并接受這樣的正確思想！正因為周恩來同志是一個偉大的追求真理的人，所以他首先認識并接受了毛澤東同志。　　

該文中使用“三次謙讓”這樣的詞，雖無大錯，但似感不足。應該是“三次謙請”更為適當。這樣既可以體現周恩來同志的追求真理的偉大精神，又可以體現毛澤東同志的高超的領導能力，避免抬高一方而貶低另一方的嫌疑出現。　　

附：周恩來對毛澤東的三次謙讓　　

在我黨歷史上，周恩來曾三次謙讓于毛澤東，一次次把毛澤東推上黨的重要領導崗位乃至最高領導崗位· 在那艱苦卓絕的國一內革命戰爭時期，這種領導對被領導的謙讓，是讓賢、薦賢。尤為可貴的是，周恩來的謙讓不是消極的閃避和撂挑子遠走，而是一種積極的協助與扶持。這是非常值得每個領導干部學習的。　　

一讓毛澤東恢復軍權　　

毛澤東上井岡山之初，正是黨內“左”傾盲動主義發展到高峰時期。1927 年11 月中央臨時政治局擴人會議作出開除毛澤東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奉命來傳達決定的人還誤傳為開除毛澤東黨籍，致使毛澤東有一陣子在黨內淪為“民主人士”。　　

1929年2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軍委書記的周恩來，在對紅四軍不太了解的情況下，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史稱“二月來信”。毛澤東對“二月來信”的批評和決定提出抗辯。他在回信中指出“中央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計都太悲觀”，并強調在當前形勢下，朱、毛不宜遠離部隊。向來虛懷若谷、對下屬從不抱成見并且尊重前線指揮員意見的周恩來，看罷毛澤東來信，立即意識到自己起草的“二月來信”確有許多不妥之處。他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自我批評，同意朱、毛不離開紅軍。后又有了黨史上有名的“九月來信”。他握著行將離滬返任的陳毅的手，鄭重地囑咐他：“要請毛澤東復職，仍任紅四軍前委書記，召開一次黨的會議，統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決定。”毛澤東因此得以擺脫厄運，紅四軍又成了“朱毛紅軍”，從而結束了一次軍內危機。　　

毛澤東復職后，馬上修書中央。信中躍動著他復出的喜悅之情。毛澤東這才有“春風得意”、馳騁贛南之舉，也才有機會在隨后建立的紅一軍團出任敗治委員”。將紅軍中的“黨代表”改為“政治委員”是周恩來在“九月來信”中提出的建議。從此，“毛代表”便改稱為“毛委員”了。　　

二讓毛澤東東山再起　　

1931 年年初，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周恩來因受王明排擠，被貶到蘇區中央局擔任書記。周恩來于1931 年底到達蘇區首都瑞金，毫無顧忌地首先去看望剛剛受到“高強度”批判的毛澤東。　　

因為周恩來到達蘇區之前，上海派了一個由三人組成的“六屆四中全會代表團”來蘇區“糾偏”。這三個人就是黨史上有名的“三人團”。他們作為獄差大臣”，于1 931 年10 月間在贛南會議上對毛澤東開展了“高強度”的批判，給他戴上三頂大帽子：“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和“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會議作出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總政委名義及其組織的決定，所有部隊集中統一于以朱德為首的蘇區中央軍事委員會。11 月，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進一步撤銷了毛澤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然而由于毛澤東在蘇區的影響，在蘇區“一大”宣告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通過了在上海起草的憲法《大綱》，選舉毛澤東為國家主席。“毛主席”之稱由此而來，沿用終生。毛澤東在蘇區黨內、軍內的職務都被剝奪了，蘇區黨和軍隊仍然籠罩在一片危機之中。這就是周恩來到達蘇區時所面臨的嚴峻形勢。　　

周恩來是在帶兵啃不動贛州城這塊“鐵骨頭”時，派項英去請稱病“休閑”50 多天的毛澤東的。這雖然不出毛澤東所料，但在他聽到“恩來同志請你下山”的“急急如律令”時，便不顧賀子珍要他等雨停了再走的勸告，冒著傾盆大雨下山了。　　

然而上海臨時中央此時仍在批毛澤東，仍堅持沒有立三的立三路線。他們來電批評三次反“圍剿”的戰略是完全錯誤的，是“游擊主義”，是當前“極大的危險”。針對蘇區中央局一再要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建議，周恩來也一再復電力主恢復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以免“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無事可做。毛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強調“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懇請中央局再三考慮前方意見。在周恩來的堅持下，毛澤東勉強被恢復了職務。　　

　　三讓毛澤東全面領導　　

長征途中，周恩來三次在三個層次、三個會議上將毛澤東推上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前兩次是為遵義會議作準備的，遵義會議是這兩次會議的必然結果，都是出于周恩來的苦心。　1934 年12 月1　2 日在湘桂邊的通道縣召開了一次“飛行集會”一一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史稱“通道會議”。周恩來在通道會議上使紅軍避免了與五六倍于我之敵作戰，從而避免了全軍覆滅的危險。　　

　1934年12月18日　，周恩來抓住在黎平休整三天的時機，召開了一次意義更為重大的政治局會議。李德仍然堅持北上湘西的主張，爭吵得很厲害，氣得周恩來把桌子一拍，桌子上的馬燈都跳起來，燈都滅了，這才把一向驕橫的李德鎮住了。周恩來發揮會議主持人的作用，再次否決李德的錯誤主張，決定采納毛澤東的意見，西進搶渡烏江北上，通過有名的《黎平會議決議》。這樣，李德靠邊站了，毛澤東又一次得到黨和紅軍的支持。　　

　1935年1月7日　，紅軍攻占黔北重鎮遵義，在那里按預定計劃召開了中共一大以來最重要的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作了四項重要決定：一、增補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二、取消“三人團”；三、調整軍事指揮的分工，朱德仍為最高軍事首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的幫助者”；四、張聞天接替博古為黨內總負責。毛澤東曾經對賀子珍說：“那時爭取到周恩來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來不同意，遵義會議是開不起來的。”遵義會議后，部隊一出發，遇上敵人一個師盤踞的一個據點，大家討論怎么辦。多數主張打，毛澤東認為打了要吃虧，雙方爭執激烈，毛澤東也急了，揚言如果堅持要打，我這個前敵政委不干了！張聞天眼看毛澤東要撂挑子，也急了，竟說：“你不干，就不干吧！”毛澤東一聽這話，便揚長而去。　　

毛澤東原以為他這一走，眾人會改變主意。不料眾人竟舉手通過撤銷他的前敵政委的職務。毛澤東回去一想：“小不忍則亂大謀”，覺得這樣不對，便半夜里提著馬燈去找周恩來，要周恩來把命令暫時壓一壓，還是想想再發。周恩來本來也是不同意此時去攻堅的，所以不忙于下達攻擊令。他同意毛澤東的意見。第二天一早再開會時，終于把大家說服了。毛澤東仍然當他的前敵政委。鑒于集體討論作戰部署不能適應變幻莫測的軍事形勢，毛澤東于是向周恩來建議恢復“三人團”。　　

中央政治局同意由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而以毛為首。周恩來喜不自勝地對毛澤東說：“這就好了，今后會要打更多的勝仗了！”毛澤東看到周恩來的神情這樣興奮喻決，心中甚為感動。因為新的三人團的成立，意味著周恩來和毛澤東的地位顛倒過來了，毛不再是“恩來同志的軍事上的幫助者”，而成為“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了。周恩來對此不僅沒有絲毫的不快，反而非常高興，再一次把毛澤東深深地打動了。他覺得自己的這位戰友、這位同志，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在他身上有一種像純玉一般、像水晶一般晶瑩的品質。　　

周恩來一而再、再而三地維護毛澤東、推舉毛澤東，特別是在遵義會議上對毛澤東的支持和謙讓，在使毛澤東在革命征途中得以跨越一個個坎坷崎嶇，成為全黨、全軍，后來又成為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使他得以施展其雄才大略上，無疑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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