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境內外資產階級對勞動群眾的剝削、壓迫、欺詐、掠奪和凌辱是普遍現象，中國人民現在迫切需要“再次解放”。否認這一現實政治特性的人，無疑只會是極不要臉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或資產階級政客，又或者愚昧無知者。
因為有著這樣一個因極度物質化而極為客觀和真實的環境背景，最近一些年相當多政治人都在探討“到底什么才是中國人民得以再次解放的科學方針”這個課題。
筆者不才，但年盛時期也的確曾豪情壯志過，且著實意氣風發地發表過一些有關該課題的觀點。一，必須有世界眼光，即須由“被壓迫者意味的革命主體遍布全球”這一時代特征，看到當代革命的“世界性”主性；二，必須有先驅精神，即必須爭做吃苦在前、思考在前和行動在前的“領導人”。其他好像還有兩個，但可能是因為不那么緊要或后來被自己否定了的的原因一下記不得了。可能是我的上述觀點或率真風格和當時在場之士有較大差別的原因吧，我那兩次的發言也讓得到了一些“鼓勵”。自譽為“獨立思想者”的秋石客循此與我進行了一次較深刻交談，在黨內外無產階級政治人中有著較好口碑的孫永仁老師，那天與我攀談了良久并最后拖著病軀送我們進了電梯則是其中的花絮。
扯了上面的一大通閑話，是想告訴讀者諸君：關于“到底什么才是中國人民得以再次解放的科學方針”這個課題，我在較早前便已開始了探討，“世界眼光”和“先驅精神”等認識則是我的基礎觀點。
三年多過去了又怎么樣了呢？這幾年的基層生活體驗，我自覺脾氣溫和了許多，對事物的認識也更注重客觀、全面和深刻了。好比針對“到底什么才是中國人民得以再次解放的科學方針”這個課題，現在我就能比較自信和理直氣壯地如此結論了：由于仍舊存在一定折騰空間的中國，的的確確是當今世界上以帝國主義為代表的一切邪惡勢力的利益依存體（或者說中國是當今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增長主要來源國），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主動權都較為絕對地受制于“美英帝國主義極端霸權集團”，從而使得中國人民的再次解放必須由消滅“美英帝國主義極端霸權集團”這個真正的敵人來實現，否則即便社會主義路線在某時某刻某領域勝利了，也只可能是“因復辟關鍵條件猶存而隨時可能遭受‘復劈災難’”的“假解放”——如此，近階段敵我力量的懸殊便決定了我們必須走聯合以更強的道路，資本主義全球化促生的“反對帝國主義者遍布全球”結果則為這條道路奠定了勝利的保障，從而意味著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中國人民得以再次解放的不二科學方針！
那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怎樣的？
一些人理解“國際主義”就是無私的幫助其他國家的革命，是同志加兄弟的形式。我認為這是不對的，國際主義不是大家相互幫忙，不是助人為樂這么簡單的問題，這不是“國際主義”，而只能叫“國際道義”。我所理解的國際主義是一種“世界革命”的觀念，具體的說就是以解放全世界無產階級為革命目標，把在各個民族和國家進行的無產階級革命和世界革命聯系起來，把本民族和本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與世界革命是局部與整體的關系，世界革命是整體，本民族和本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是一個局部，局部服從整體，本民族和本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要服從世界革命的整體需要，要能夠為世界革命做出必要的犧牲。
國際主義的本質就是階級利益至上，而不是民族利益、國家利益至上。因為按照馬列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民族矛盾本質上是階級矛盾，而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因此民族主義只是一種政治情緒；而愛國主義如果脫離了對政府的支持也就和民族主義一樣，只是一種對“故土和同胞”的感情了。所以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都不可能凌駕于階級利益之上，也不可能作為一種系統化的政治主張和理論與那些“為階級利益服務的政治理論”平起平坐。他們只不過是這些政治理論的工具、語言。而綜上所述，國際主義并不是馬列主義者臆造出來的，而是與階級斗爭一樣是客觀存在的，并且是伴隨階級斗爭始終的。國際主義因此也不是無產階級的專利，各階級實際上都有自己的“國際主義”。帝國主義的擴張和殖民地國家的所謂賣國行為就是資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表現，以超越主權的方式推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以犧牲民族利益鞏固國內資產階級統治，這就是資產階級利益至上的國際主義。而馬列主義堅持的國際主義，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是無產階級利益之上，這是它與資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本質區別。而在形式上，馬列主義把國際主義作為基本原則，就是要把以往剝削階級自發的國際主義變成無產階級自覺的國際主義，使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更主動、更自覺、更有組織性、更有紀律的團結起來，在保證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前提下，盡量減小各國無產階級的損失和犧牲，減少社會主義國家間的摩擦和內耗。
為什么要把這樣一個“國際主義”作為馬列主義的基本原則呢？因為無產階級革命本身就是一場世界革命，它所面對的帝國主義的鎮壓是聯合的世界性鎮壓。在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帝國主義國家已經聯合在了一起，全球化進程在不斷發展。當無產階級起來進行革命的時候，他們所面臨的已經不是過去資產階級革命所面臨的情況了，已經不是面臨本國統治階級鎮壓和周邊其他一些舊制度國家的干涉了。他們要面臨的是整個世界帝國主義的鎮壓，甚至是世界上最發達帝國主義國家的直接軍事威脅和打擊。比如協約國可以跨過整個歐洲打擊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美國的航國母艦可以開到中國的臺灣海峽，美國也可以糾集幾十個國家在朝鮮打一仗。這就說明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的鎮壓是團結起來的，那么社會主義要反對這種鎮壓還能有什么辦法呢？只能是團結起來！各自為戰、單打獨斗、一盤散沙那結果只能是被各個擊破！
因此世界各國共產黨人和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是必須的，不是可以討論、可以選擇的問題，是馬列主義的一項基本原則，如果拋棄了這個原則，就等于徹底葬送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就沒有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可能性了。
那么，這種聯合通過什么方式來實現呢？“同志加兄弟”可以嗎？“同志加兄弟”這個詞聽起來很好，兄弟情同手足，但是親兄弟還打明算賬，兄弟之間也會分家另過，禍起蕭墻的事情難道還少嗎？“同志加兄弟”的社會主義陣營最后還是會分裂、瓦解的。所以僅把這種聯合停留在同志加兄弟的美好幻想中，是不現實的。各國共產黨之間平等相待是應當的，但既然要聯合就要有統一的領導，沒有統一的領導就不叫聯合，而是松散的在一起。為了實現統一領導的真正聯合，我提出必須要建立一個世界共產黨，這個世界共產黨必須有統一的領導權，各國共產黨作為它的支部，必須服從它的領導，各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人員的任免也應該報世界共產黨中央批準。這個世界共產黨中央的地位、權力和作用也就相當于中共中央在中國共產黨中的地位、權力和作用；世界各國共產黨是他的支部，各國共產黨下面再有它們的支部（比如省委），這樣就構成了一個完整統一的世界共產黨系統。
有人提出建立這樣的世界共產黨是空想，是不現實的。而實際上這種世界共產黨的組織原則也就是各國共產黨曾經的組織原則。按照這個組織原則，曾經建立過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有戰斗力的各國共產黨，那么當然也可以根據這個組織原則建立起世界共產黨。而且共產國際就是按照這一組織原則建立起來的，它就是這樣的世界共產黨，既然共產國際出現過，那就說明這樣的世界共產黨至少是可能產生，而不是一種空想。
認為這是不現實的人，一般都會提出兩點理由：第一就是世界各國有自己的具體情況，世界共產黨的決議無法適應世界各國的實際情況，因此他只能指導世界革命而不能領導世界革命。可是像蘇聯、中國這樣幅員遼闊的大國，國內各地區的情況也不相同，甚至比東歐幾個國家的差距還大，可仍然在統一的布爾什維克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取得了革命的勝利。為什么共產國際就不可以一面堅持集中領導，一面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地置宜呢？要注意組織原則和工作作風是兩回事，我們堅持的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而不是一刀切的工作作風。世界共產黨可以在具體工作中認真研究各國的具體革命情況，聽取各國共產黨中央的匯報。并且在特殊情況下，可以采用多種方式以適應具體國家的革命需要，例如可以在一個國家設立世界共產黨中央的派出機構領導該國的革命，甚至可以直接授權這個國家的共產黨中央緊急重大問題自行決定處理，事后向世界共產黨中央匯報。第二個反對理由就是，共產國際犯過錯誤為什么還要這樣的領導模式？這種反對意見是非常荒謬的。領導水平和組織形式是兩回事，中共中央在1931年后也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革命斗爭做出過錯誤的指示，造成了極大的損失，可為什么沒有人因此認為中共中央應該解散呢？應該代之以更能適應地方特點的相互獨立的各地區黨組織呢？可見這個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我們不能因為共產國際犯過錯誤就否定這種世界革命的領導形式。共產國際的經驗教訓倒確實是共產黨人以后成立新的世界共產黨的寶貴財富，需要認真研究、分析、總結。
堅持國際主義就要求在馬列主義者內部，反對民族主義，確切的說不是反對一切民族主義，而是反對“極端民族主義”。那種僅僅對自己的民族抱有感情的民族主義，我們是不反對的，而且我們每個人都對自己的民族和祖國滿懷感情。但是這種“極端民族主義”又不同于一般的理解，并不是指大國沙文主義或者民族分裂主義等等；而是指在本國無產階級革命中首先或主要強調民族利益，不能服從世界革命的整體需要，拒絕為世界革命做出必要的犧牲。
每個共產黨人都要明確的認識到，國際主義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取得最終勝利的必需武器，舍此無產階級革命就將永遠陷入局部勝利后必然遭受挫折的宿命！
“世界社會主義共和國”指引下的社會主義學者
毛主義文明公開踐行者：彭忠義
2010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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