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威爾遜的《行政學之研究》以來，公共行政學的發展經歷了傳統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及新公共服務。傳統公共行政的官僚制管理弊病諸多，根本一點是只注重效率，即經濟利益的實現，而忽視民主價值的追求。新公共行政針對傳統公共行政的不足，進行了改進，如引進企業/企業家精神，把公民視為顧客，重視管理者績效的衡量。但仍舊是以傳統公共行政的效率第一的視角來看問題，進行改進的，所以，價值問題仍舊沒有得到解決、安置。這期間及其后，公共行政學者一方面援引后現代思想對原有公共行政學進行了解構和重建，一方面吸收左派理論成果，提出了新公共服務理論。
福克斯和米勒是后現代公共行政的代表人物，他們的代表著是《后現代公共行政——話語指向》，他們提倡一種真誠的對話來代替自上而下的官僚制管理：存在三種對話，“少數人的對話”是精英的獨白；“多數人的對話”容易導致混亂；“一些人或部分人的對話”是可取的真誠的對話。新公共服務的代表作品是登哈特夫婦的《新公共服務：服務而不是掌舵》。新公共行政的理論是“掌舵而不是劃槳”，但在登哈特夫婦看來，無論是“掌舵”還是“劃槳”都不是民主的管理，而參與才是。登哈特在書中寫道：“現在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對政府或議會的選舉越來越沒有興趣。但不是說美國人失去了參與的激情，他們實際把這種激情投入到了一種關切到自身利益的管理活動中，如社區、社團或居住地周圍的活動。”由此登哈特夫婦認為，不是民主失去了吸引力，而是形式民主走到了窮途末路。激活民主的措施就是鼓勵民眾參與，實施新公共服務。
把民主擴展到社會各個領域，而不只限于政治領域，是王紹光先生的學說，更是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如毛主席說，“外行領導內行”，“學生教老師”，《鞍鋼憲法》就說得更詳細了。“外行領導內行”、“學生教老師”乍一看讓人吃驚，視為大謬，但深入考究一下當時情形，我們就會明白，這實際是在組織中提倡、要求民主。“外行領導內行”、“學生教老師”自然是有問題的，但想想最初，毛主席提出要實施民主的時候，上層管理官僚有誰能明白，有誰作出了反應呢？那怎么辦？毛主席來了個逆向思維：“外行領導內行”、“學生教老師”。 “外行領導內行”當然不是真的讓外行來領導內行，而是要求內外行多交流，多互動，領導只是一個崗位，而不是一種權力，不是僵化的官僚定位，上下的溝通、交流，才能使上層管理者理解下層工作人員，也使下層工作人員的民意能夠上達。“學生教老師”也是如此。老師不顧學生所需的教，是脫離實際的教，是填鴨式的教；學生不提出所需，不明確目標的學也是沒有長進的。學生、老師多溝通、交流，才能真正做到“教學相長”。
可見，在這個互動、交流的過程中，上下、師生進行著充分的真誠的對話，這樣達致的不僅僅是一個組織發展、教學順暢的目的，還由于人人的參與，使得民主得以實現。更重要的一點是，促進了人與人關系的和諧，人與組織的和諧，組織與外界自然的和諧。因為組織如何發展，如何對待自然，這也需要在對話中形成——這就是登哈特夫婦所說的“公共利益是公共對話的結果，而不是一個個個體利益的聚集”。
至于《鞍鋼憲法》，以“后福特時代管理”為參照，進行了深入的研究。不過我要指出的是，“后福特時代管理”雖然也提倡組織管理中上下各層次的溝通、交流，但著眼點是提高效率，獲得更大營利。而《鞍鋼憲法》顯然不是盯著效率、利益，而是超越了效率、利益，是一個以組織為基礎而進行的“一些人或部分人的對話”，是在組織中追求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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