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斗爭是自由派重要人物周揚同志挑起的。1983年3月7日，為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周揚同志受中央委托，在中央黨校作了《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學術演講。演講將階級斗爭擴大化現象歸結為所謂反人道罪行，為吸取“教訓”，主張提升人道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地位，甚至傾向于把馬克思主義歸結為人道主義。演講還將“異化”作為社會主義改革的理論依據，認為社會主義在思想上、政治上、經濟上發生了異化現象，只有改革才能克服異化。周揚同志長期主管文藝方面的意識形態工作，但是他的一些言論違背了中共當時的提法和文件精神，且事先未向中央請示，是違反政治紀律的，當即遭到中共原則派的批評。但是，被自由派控制的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不聽中央招呼，違反政治紀律，擅自全文發表了周揚的文章。至此，這場斗爭發展成為以理論斗爭為形式的政治斗爭。
迫于當時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政治形勢，原則派接受了挑戰。1984年1月3日，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胡喬木同志在中央黨校發表了《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演講。胡喬木的演講針對自由派用人道主義“補充”、“糾正”馬克思主義的企圖，將人道主義區分為作為歷史觀的人道主義和作為道德倫理原則的人道主義。人道主義的歷史觀，從抽象的“人”出發，認為“人的理性”、“人的善良天性”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這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歷史觀。這種唯心歷史觀雖然在反對封建專制的資產階級革命中起過一定作用，但隨著資產階級日益走向反動，已為新的歷史時代所淘汰。與人道主義歷史觀相反，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從人類生存的前提條件出發，即從人類社會的具體生產條件出發，認為只有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以及作為這一矛盾的表現的社會斗爭（主要是階級斗爭），才是歷史發展的動力。人道主義歷史觀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是根本對立的，二者不能相互歸結；完全歸結不能，部分歸結也不能。胡喬木還駁斥了“社會主義異化論”（社會主義由于自己的活動必然產生出反對和支配自己的異己力量）。他指出，異化只是表述特定歷史階段特定現象的概念，不具有普遍性，不能當作基本概念用來分析社會主義社會。如果社會主義自我異化是一個必然規律，則自由派把異化作為社會主義改革的依據就是不符合邏輯的。
胡喬木同志從歷史觀的高度，論證了人道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區別，對被人們弄得混亂不堪的人道主義問題作了一個基本的清算，在理論上沉重地打擊了自由派企圖把馬克思主義人道化的錯誤主張。這是胡喬木在保衛社會主義的斗爭中的重要貢獻。自胡喬木文章發表后，中共內部雖然還有人想把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扯在一起，但大張旗鼓地用人道主義歷史觀取代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自由化主張，已成昨日黃花，再也找不到市場了。由于胡喬木是代表中央講話的，還由于此后我國政治、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這場斗爭并未深入進行，實際上就以胡喬木講話為標志而告結束。
但是，胡喬木同志的演講在出色完成理論斗爭任務的同時，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胡喬木為著重批判人道主義的歷史觀，把人道主義區分為作為歷史觀的人道主義和作為道德觀（道德倫理原則）的人道主義。雖然他聲明二者是有聯系的，但這種區分畢竟存在理論上的缺陷。當今世界上并不存在只有道德觀而沒有歷史觀的人道主義，也不存在只有歷史觀而沒有道德觀的人道主義。把人道主義的兩個部分區分成兩種人道主義，不但邏輯上不嚴密，實質上也給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留下了一線生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作為一種理論體系，不但在歷史觀上是錯誤的，而且依附其歷史觀的道德觀也是錯誤的。只有同時批判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歷史觀和道德觀，才能最后駁倒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胡喬木的演講雖然也說到資產階級人道主義道德觀的虛偽性、非現實性，但他在整體上沒有提出批判資產階級人道主義道德觀的理論任務。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不應該有的理論失誤。當然，這個理論缺陷并不影響他批判人道主義歷史觀的理論成果的正確性。值得提出的是，至今仍有人企圖利用這一理論缺陷，把人道主義的道德觀提升為歷史觀。他們說，既然人道主義的道德觀可以是正確的，那么，說人道主義的歷史觀一定錯誤的觀點，就是不符合邏輯的；正確的道德觀可以成為觀察歷史的基本方法。但這也幫不了他們多大忙。其一，胡喬木并沒有肯定人道主義的道德觀是正確的；其二，即使把正確的馬克思主義道德觀提升為歷史觀，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也會轉化成為唯心主義的歷史觀。
綜上所述，原則派在這場理論斗爭中，旗幟鮮明地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粉碎了自由派把馬克思主義人道化的企圖，為保衛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和建設成果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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