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矛盾究竟屬于什么性質的矛盾
安慶仁
官民矛盾古已有之，并不稀奇，在解放后的教科書中，官民矛盾基本都界定為階級矛盾。改革開放后不興說階級矛盾，所以官民矛盾就從階級矛盾中剝離出來，成為一種既非敵我矛盾又非人民內部矛盾的特殊矛盾，至于在性質上應該怎樣界定這種矛盾，既沒人說，也沒人說得清，因之每每發生官民流血沖突事件，媒體只能模糊處理，稱之“官民矛盾”導致的惡性事件。
“模糊處理”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發明，大到意識形態，小到一些名詞界定，統統模糊處理，比方說，“失業”叫“下崗”，“窮人”叫“人力資本家”，“一群窮人”叫“待富群體”，“資本家”叫“企業經營管理者”，“妓女”叫“小姐”，“搞破鞋”叫“婚為情”，“強奸”叫“不主動配合性行為”，“企業私有化”叫“改制”，“復辟”叫“轉軌”……
如果搞一部改革開放詞典出來，相信五十年以后的孩子，肯定會被一些名詞繞暈，例如：下海、土地流轉、環境友好型社會、草根、粉絲、房奴、維穩、叫獸、小三、包二奶、豆腐渣工程、艷照門……，如果詞典上不把歷史背景交代清楚，他們根本就理解不了這些名詞的含義，沒準就把“包二奶”解釋成姓包的二奶奶，把“草根”解釋成野草的根莖，至于“小三”，那一定會解釋成在家里行三。
“模糊處理”說不好聽點，就是睜著眼睛施騙，明明知道是那么一回事，偏偏說成是這么一回事。可一個巨大的麻煩是，我們該怎么對歷史和后人交代，難道就不怕后人詛咒我們。就說官民矛盾這件事，屬于階級矛盾那是不容置喙的，官僚階級在古代是地主階級，在現代就是資本家階級，不然國家統計局可以做個調查，看那些縣處級以上的官員中，有多少人還沒有自己的企業，或者沒有在企業中入股。
尤其是手中掌握著權力的官員，至少有98%的人，都擁有一家或數家企業。這樣的官員，簡單的稱之為官員，明顯不合適。亦官亦商，扮演雙重角色，要想準確界定這類官員的身份，必須回到政治經濟學層面才行，也就是從本質上研究他們的屬性，那么毋庸置疑，這些人真實的社會身份應該被界定為資本家才對。事實上，也只有這樣看問題，才能找到當前中國社會官民沖突高發的原因，那就是這些戴著官帽的資本家為利益所驅動。
這樣一看，我們就清楚了，現代官民沖突，跟古代官民沖突，原因是完全相同的。古代官員大多數都是地主或大地主，這在古代帝王戲里多有表現，比方說《雍正皇帝》里的田文鏡，被雍正皇帝提拔為河南巡撫，他上任后大刀闊斧、鐵血風云，狠狠地滌蕩了腐敗墮落的河南官場，那些阡陌成片的大貪官，對田文鏡無不恨之入骨。《雍正皇帝》里的田文鏡與史實基本沒有多大的出入，遺憾的是，歷史上，像田文鏡這樣的官員，河南絕無僅有，其余多為貪腐無度，荼毒百姓的壞人。
有那么一些人，一聽見“階級”這兩個字就神經過敏，就罵娘，就極力否認階級的存在。這又何必，君不見，歐盟各國的報刊電視，從來都不回避“階級”這個術語，可也沒看見歐盟各國的資本家對此說三道四，或者整夜整夜的提心吊膽，更沒看見他們集體往美國移民。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承認階級的存在，不等于階級矛盾就很尖銳，不等于底層社會要造反。顯而易見的，歐盟各國的資本家遠不像中國資本家這么歹毒，可謂奸淫擄掠無惡不作。
從邏輯上分析，“官民矛盾”這個概念是不成立的，因為這個矛盾中的主體之一的“民”是個泛稱，而事實上，在中國社會，民是特指底層社會的，是城市苦工和農村普通農民的統稱，其他各階層若一概而論稱之為民，人家是不高興，同時也不認同，比方說“士”這個群體，不一定都很闊綽，有的像朱買臣那樣窮的揭不開鍋，那也不能稱其為民，而是要稱謂“寒士”，否則他就會認為你是在侮辱他。
寒士雖然貧困潦倒，但也享受一定的特權的，可以免除兵役、徭役等。正因此，在古代，士人對士名是非常看重和倍加珍愛的。紳、商兩個群體，更不認為自己是民。在官府的公文里，紳、商、士、民涇渭分明，絕不會出現用“民”一概而論的現象，否則古代的師爺文書們豈不等于自我貶低了嗎。今天的中國社會，其實跟古代越來越相似，紳、商、士、民這些階層分的越來越清楚，甚至包括廁所，都有了民工廁所和白領廁所的區別。
官和吏其實也正在分開，特別是到了大衙門口，官是官、吏是吏，兩者間有天壤之別，比方說就餐這個問題，在十五年前，無論官員還是普通公務員，大家都在大食堂排隊打飯，但現在領導們只在小食堂用餐。再比方說，領導坐的椅子，用的桌子、在規格上就不一樣。還有很多方面，細說起來得兩天。不久前郎咸平在博客里說，中國公務員是最無恥的群體，一棍子掃打一大片，顯然，他還沒有搞懂，中國的公務員其實存在著兩個不同的階層，一者為官，一者為吏，官是資本家階級，吏是被壓迫階級，活的有多慘，只能打碎了牙齒往自己肚里咽。
2010-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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