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研究人類社會發展史
冷眼看世界
作者按: 拙文《對中國社會走向分析與預測》發表后,引起眾網友的關注。贊揚者有之,反對者很多。在反對者中,不乏態度誠懇而認真的朋友。此文本是即將出版的《對目前流行的社會發展史理論的反思—-困惑的自我破解》一書的第七章,前面尚有更重要的六章。其中第一章緒論,是論述如何研究社會發展史問題。我認為,正確認識中國社會目前的現狀和歷史走向,應該放在社會發展史的大視角中看,如果就事論事,是說不清的。為答復眾網友的疑問和關注,特發此章。請批評指導(順便說一句,不要謾罵,也不要斷章取義的開展“革命大批判”,要講理,以理服人)。
第一節 給研究人類的活動行為找一面“鏡子”
――簡論人類活動的雙重性
人類文明的進步,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使人類對客觀世界的真理性認識不斷深入。大到的宏觀世界,小到微觀世界,無論對生物界、動物界、自然界還是宇宙天體,新成果迭出。這些新成果絕大部分或早或遲地被人們認同,并很快服務于人類,成為人類的共同的智慧和財富。這期間盡管有的研究成果,初始階段不被一些人認同(例如哥白尼的日心說),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還是被絕大多數的人們認同。有些成果隨著社會實踐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又不斷被人們推翻和更新,但從總體上講,人們還是能夠基本求同的。但是,這僅僅是指在自然科學領域內,而在社會科學領域則是另外一回事了。也就是說人類對自身的社會行為(包括思想、道德、理念等等)的研究則是另外一種情況。盡管社會科學學科之多不勝枚數,著作之多不計其數,猶如恒河之沙。雖然在某些局部問題上,在一定的范圍內,人們也有共識,但是,在許多重大原則問題上,卻往往是“公說公的理,婆說婆的理”,有些理論甚至針鋒相對,很難找到人們共同認為的所謂“真理”。這同自然科學的認同率形成絕大的反差。這是為什么?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人們對自身的研究是處于“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狀態中。社會科學,簡言之,是研究人類自身行為的學說。因此,所有的社會科學理論,無不受研究者自身所處的地位和環境的制約與影響,自覺不自覺地為自己的那群人講話,這樣不同的人群就產生了不同的理論、思想。因此,我們有必要給人類自己找面鏡子。通過這面鏡子照照人類自己的自身,讓人類自己比較能客觀的研究一下自己的行為(包括政治、思想、文化、法律、道德、理念、倫理等等),
這個鏡子就是動物世界。
為什么我們要以動物世界作鏡子呢?一是我們人類對動物世界的研究已有相當的深度和廣度,有許多人們取得共識的科學結論和研究成果。二是,也是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因為我們人類是從動物進化而來的,其活動在許多的基本和重要方面,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一種動物性,這種動物性仍然潛在的在影響我們人類的行為而又不為我們人類認知。
在以往的許許多多的研究人類和動物關系的著述中,都十分強調人類和動物的本質區別, “動物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簡單地通過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變化;而人則通過他所作出的改變來使自然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來支配自然界。”(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頁。)人類是高等動物,有動物沒有的語言和思維,可以制造工具,人類正通過自己的勞動在改變世界,成為世界的主宰,等等。這些,無異都是對的。但是,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人類還有另外一個方面,這就是人類畢竟是從動物進化而來的,即有和動物的不同點,又有相同之點。我們在研究人類的自身的活動時,應該同時看到這兩個方面對人類活動的影響。我們研究人類不能片面的、孤立的、極度地夸大了人類和動物的區別,完全忽略了至少是基本忽略了人和動物的相同點。否則,我們對人類自身行為的研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片面性,并由此進入了一些誤區和產生一些錯誤的思想和理論。
對這個問題,現在有的學者已經意識到其片面性。已有人把社會生物學引入人類行為研究領域,企圖用生物學的理論徹底改造社會科學。認為歷史、傳記和小說只是人類行為的研究報告,而人類學和社會學在一起也不過是靈長類動物的一個分 支的社會生物學而已(詳細見后面引文)。
唯物主義辯證法認為,任何事物無不是共性和個性的有機統一。在考察人類和動物的關系和性質問題上,我們既要看到人類和動物的質的區別,看到其“個性”的差別(這是人類之所以為人類的主要根據)也要看到人類和動物的“共性”,即質的相同部分。忽略任何一個方面都是錯的,是不符合唯物辯證法的。我們既要看到人和動物的區別,更要看到人和動物的相同之處。也就是說,人和動物首先都是動物,它們之間首先有質的共同之點,同時也有重大的、質的不同之點。這才符合唯物主義辯證法。當代科學家對人類的行為分析得出結論:人們的許多所謂“自覺的有意識的行為,其實是動物性的不自覺的行為,也就是說,從根本上講,人們的許多行為并沒有超越動物性(不光是對性的要求、對子女的關愛等),如果我們把人類社會的活動和動物世界中的動物的活動相對比分析,就會發現許多有趣的現象,可以清楚的看出其共同之點。
現代科學家的最新心理學實驗質疑人類理性。2007年7月15日英國<新科學家>周刊的文章(作者馬克·布坎南)中說,人類喜歡將自己看成是具有自由意志的有意識的生物,但心理學實驗顯示,在大部分時間里,我們僅僅是本能地對我們周圍的世界作出反應,我們比自認為的更依賴于本能,因此也更類似于其他生物。
麻省理工學院的教授亞歷克斯·彭特蘭經過一系列的科學實驗后說,我們人類正迷失于一種自欺欺人的狀態。我們喜歡將自己看成是具有自由意志的有意識的生物。我們能自我控制并由于我們具有推理能力而同其他動物區別開來。彭特蘭說,如果仔細觀察人們,你會發現,我們比自認為的更依賴于本能,因此也更類似于其他生物。 ( 2007-7-30 參考消息 第7版 全文見本章的附錄一)。最近有學者研究,人類最常見的各種“問候”的行為、禮儀其實很多就是人的動物性的表現。“我們每天重復多次的某些問候語和一些非語言表達方式都是出自我們的動物本能。”“人類也許在一定程度上下意識地保持了靈長類祖先的一些肢體語言。”((參考消息 2009-7-8 第14版) 【西班牙《趣味》月刊6月號文章】題:幸會幸會!(作者達里奧•米柳奇))
不僅人有和動物相同的“動物性”,如果反過來考查,也會發現,動物也有人類的某些特征,這并不能證明這些動物的“進化”,而是從另外一個視角說,人和動物的相同點。人們從來都認為只有身為高級靈長類的人類才會擁有道德感和正義心,能夠分辨善惡與對錯,然而科學家通過對動物習性進行長期研究后發現,事實上道德感和同情心絕對不是人類的“專利”。美國科羅拉多州大學生態學家馬克·比科夫教授對各種動物的習性進行研究后發現,世界上許多不同種類的動物都具有先天性的公平感和同情心,愿意幫助其他陷入危難的動物。比科夫已經將他的驚人發現寫進了新書《野性的正義》中。
咬傷同伙的山狗會被“放逐”。 比科夫教授在新書中稱,狼群崇尚某種“公正感”。在游戲玩耍中,那些處于統治地位的狼會故意“示弱”,允許低級別的狼撲在它們身上輕咬它們,顯示它們并不像平常那樣兇惡。比科夫教授稱,如果沒有“道德規則”來約束它們的行動,這種習性根本不可能發生。事實上,如果一只狼不知輕重,對頭領咬得太重,那么它會立即弓腰“請求原諒”,然后才能繼續進行游戲。 而北美山狗也被同樣的 “道德標準”所約束,如果山狗幼崽在游戲中太過兇惡,咬傷其他幼崽,那么這只肇事幼崽就會被永遠“放逐”,再也無法回歸到群體中。
大象 “見義勇為”拯救被困羚羊 。 2003年,南非夸祖拉-納塔爾地區的11頭大象發現一只被捕的羚羊被困在一個圍欄里不住哀鳴后,竟然上演了一出“見義勇為”救羚羊的奇跡事件:象群的頭目用鼻子打開了圍欄門上的鐵插銷,然后順利打開了圍欄門,允許那只被人類逮住的羚羊逃出圍欄,逃之夭夭。
猴子 “尊老愛幼”幫老猴獲取食物 。 科學家在實驗室中對狄安娜長尾猴進行的研究發現,狄安娜長尾猴竟然也具有“尊老愛幼”的美德。科學家首先訓練一些狄安娜長尾猴學會往自動食品機中投入代幣然后獲取食物的方法,幾只狄安娜長尾猴很快學會了這種方法。然而,一只年紀最老的母狄安娜長尾猴卻沒有學會這種獲得食物的 “竅門”,當它獲得代幣后,總是將它們扔到地上,這時一只公猴看到后,立即將這枚代幣撿起來投入自動食品機投幣口,然后取出食物供那只年老的母猴享用。 科學家發現,這只公猴至少3次幫助過這只年邁的母猴,由于它的這種行為沒有給自己帶來任何私利,比科夫教授相信,這只公猴的行為純粹是出于本能的“道德感”。
(動物的“道德感”引發科學爭議 2009.05.29 A08版:新聞 稿件來源:報刊文摘)
人和動物確有許多的相同之處。這已經成為許多科學家的共識。為了更清楚的認識這個問題,下面再引幾則資料供人們思考和研究。
資料1、上個世紀的七十年代,社會生物學家威爾遜在他的《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一書中 ,用社會生物學來綜合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社會生物學》的第27章是最后一章,其標題是:“人類:從社會生物學到 社會學。”威爾遜開宗明義地說:“從這一宏觀的角度看,人文學科和社 會科學將縮減為社會生物學的一個分支,歷史、傳記和小說只是人類行為的研究報告,而人類學和社會學在一起也不過是靈長類動物的一個分支的社會生物學而已。”(注 E·o·Wilson,Sociobiology,Belnap Press。f Harvard uniVe s;tv Press.1 980.n.,71)
威爾遜打通了動物社會行為與人類行為之間界限,他的這一努力,使達爾文的進化論成為社會科學的一個研究范式。
威爾遜把社會生物學引入人類行為領域,用生物學的理論徹底改造社會科學。他看到現有的社會科學的一些嚴重缺陷:沒有一個從低到高的遞進的知識層次,沒有形成自然科學那樣的統一性,各領域分崩離析,“社會科學家們分裂成一個個獨立的小團體,他們將自己那個專業的詞匯精雕細琢,但是卻無法用專業語匯進行專業與專業之間的溝通”。他還批評說,現在社會科學的研究,“無異于十八歲以前獲取知識的方式”,“在思想上比古希臘哲學家作出的貢獻多不了多少” (注 ;[美]威爾遜:《論契合:知識的統合》,260、261頁,北京,三聯書店,2002。)。如何克服這些缺陷呢?在他看來,“前進的道路只有一條,那就是把人性研究成為自然科學的一部分,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以及人文學科統一起來”(。 注 [美]威爾遜: 《論人性》,6頁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威爾遜對“人性”的研究對我們更有啟發。“人性”歷來是政治家、哲學家、人文學者和社會科學家的共同話題,它如何能夠成為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呢?這里的關鍵是理解威爾遜關于人性的生物學解釋。他認為,人性的基礎是按照基因藍圖裝配的大腦神經元的結構,外部環境所引起的人的情緒反應,以及一般的社會倫理規則都建立在這些物質基礎之上,經過長期的“自然選擇”的作用,人類的情緒反應和合規則的行為已被固定,這就是通常所說的人性。他說,人性的深層結構是生物學的研究對象,也是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的前提,“如果沒有這個前提,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就會局限于現象的描述,就像天文學缺少了物理學,生物學缺少了化學,數學缺少了代數。有了這一前提,人性就能成為徹底的經驗科學的對象”。 (①[美]威爾遜:《論人性》,1~2頁。)
威爾遜的人性論,簡言之,就是人的動物性和社會性的對立統一。我們研究人性否認一個方面,只強調另一個方面,都是錯誤的。二者是統一的。當然,二者也有矛盾的時候,例如在階級斗爭尖銳的時候,在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關頭,都出現過人的社會性支配和戰勝動物性的時候。但一般情況下的人性,多半是一種動物性的表現。例如,母親虎口救子之類。
資料2、動物也會搞 “政治”
動物學家們發現,動物搞起“政治”來,手段不比美國政客差到哪去!
猴子“拍馬屁” 。 芝加哥大學靈長動物學家達里奧·馬埃斯特里皮耶研究的恒河猴,與人類面臨的困境驚人相似:“人類爭斗并非為食物、空間或者資源,他們是為權力而斗。有了權力,就能控制所要的一切。猴子也是如此。”分布亞洲多國的恒河猴是群居動物,往往是三十余只恒河猴組成一個小社會。雌性恒河猴的社會地位往往是由它的母親的地位決定的。而雄性恒河猴的地位就得靠打斗、廝咬、行賄,最重要的是結盟來決定。
能掐會打并不是最重要的,關鍵的因素是它在群體中能獲得多少支持度。雄性恒河猴爭取猴群支持率的最常用手段是拍馬屁。它們裝出樂于助猴的樣子,但往往只幫助那些地位比它們高的猴子。從來不正眼看地位低的猴子。
狒狒善于跟異性結盟 。 一只年輕的非洲橄欖狒狒長大后就得離開出生的群體.尋找一個能接納它的新團體。它不靠打不靠斗,而是靠與新團體中的雌性狒狒聯姻,確立它的新的社會地位。
美國密歇根州的生物學家芭芭拉·斯穆特斯說:“如果年輕的非洲橄欖狒狒成功地與新團體中的一只雌性狒狒建立起情誼,那么它就獲得認識雌性狒狒的親朋好友的機會,進而融入整個新團體中去。因此,在非洲橄欖狒狒中。跟異性狒狒結盟遠比跟同性狒狒結盟重要得多。” (《揚子晚報》 2008年1月23日 楊文文)
資料3
美國《紐約時報》 2008年3月4日 文章:有社交就聰明(記者卡爾·齊默)
在過去的20年中,凱伊·霍勒卡姆普一直在記錄肯尼亞南部大草原上斑鬣狗的生活。她看到斑鬣狗的幼仔走出狗洞并逐漸在斑鬣狗群落的等級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她看到斑鬣狗群落中同盟關系的形成和瓦解。她看到斑鬣狗群落之間發生戰爭,幾十只斑鬣狗為抵御入侵者,捍衛自己的領地而并肩作戰。
霍勒卡姆普博士是密歇根州立大學的教授,她說:“這一切就像是在看一部肥皂劇。”
在她的整個事業中,霍勒卡姆普博士一直在小心地避免著人類中心主義。她當然不認為鬣狗是用四條腿跑的長耳朵的人類,但她總結說,斑鬣狗與我們人類有許多基本的共同點。復雜的社會關系使斑鬣狗和人類一樣進化出更大更復雜的大腦。
自然選擇垂青社會智能
科學家們長期以來都對人類巨大的大腦感到迷惑不解。人類的大腦比其它同樣大小的哺乳類動物的平均腦體積要大7倍。人類比其它哺乳類動物多出的大部分神經元都位于一個被稱為前庭皮質區的腦區,人類大部分最為復雜的思想都發生在這一腦區。
為了理解人類這一奇特的組織是如何產生的,許多科學家轉向研究其它靈長類動物。靈長類動物的大腦體積雖然不像人類一樣大,但也很大。科學家們發現,前庭皮質區較大的靈長類動物一般都生活在大規模的群體之中。
為了抵御天敵和獲得像果樹這樣成片的食物資源,靈長類動物不得不組成大規模的群體。隨著群體數量的增多,自然選擇便會垂青社會智能。靈長類動物之間形成了長期的同盟關系,與對手競爭。它們開始與越來越大的社會網絡保持聯系。
腦成像研究顯示,當一個人在想著他人時,其前庭皮質區的一些部分便會活躍起來。支持社交大腦假說的人士說,我們祖先的前庭皮質區之所以變大正是自然選擇垂青社會智能的結果。
大多數有關社交大腦假說的研究都集中在靈長類動物身上。據霍勒卡姆普博士說,之所以出現這種偏好,其中的一個原因是許多科學家認為其它動物根本不值得研究。
智力進化或起源于社交
根據自己對鬣狗的經驗,霍勒卡姆普博士對此感到懷疑。因此她開始在斑鬣狗身上做類似于在靈長類動物身上做的實驗。例如,她會播放錄下的鬣狗的聲音,看其它鬣狗能否識別出是哪一條鬣狗的聲音。結果,它們識別出來了。她很快便發現,認為靈長類動物是惟一擁有社交大腦的觀點完全錯了。
,霍勒卡姆普博士說,斑鬣狗群落的群體數量在所有肉食動物中是最多的。她說:“我所說的是,在這些由60至80條鬣狗組成的群體中,它們彼此都十分熟識。”
為了了解斑鬣狗的社會智力,霍勒卡姆普博士和她的同事從這些動物一出生就對它們進行跟蹤,一直到它們死亡。他們的工作開始于斑鬣狗群的洞穴,斑鬣狗幼崽會在這些洞穴中度過它們~生中的頭幾個月。爬到這些洞穴中,進入鬣狗們的地下空間網絡是霍勒卡姆普博士工作內容中最不讓人喜歡的一部分。
年長一些的斑鬣狗會有規律地來到洞穴,讓斑鬣狗幼崽有機會學習斑鬣狗群體中嚴格的等級制度。在斑鬣狗群落中,有一只雌性鬣狗居于最高統治地位,在它下面有一系列等級。每只斑鬣狗幼崽都要學習如何適應自己所在的等級位置。
這種等級制度在吃食物的時候表現得最為生動。在一兩只斑鬣狗捕獵到食物后,群落中的其它成員都會加入搶奪食物。但處于最高統治地位的雌性斑鬣狗總是贏家。 、
霍勒卡姆普說::一條優等雌性鬣狗會擠進鬣狗堆,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但有些時候,整個鬣狗群落會全部聚集到一起。斑鬣狗群共同巡視它們的領地,并用它們的尿液把領地標出來。邊境上的捕獵行為可能會引發一場與相鄰群落的沖突。霍勒卡姆普博士說:“當整個群體的領地受到威脅時,群體中所有這些互不相關的個體便會聯合起來共同投入一場對抗外部群體的戰爭之中。”
同一家族不同動物的比較
霍勒卡姆普博士說,比較一下與斑鬣狗同一家族的另外三種動物后,便能特別看出斑鬣狗群體的復雜性。
例如,棕鬣狗的群體要小得多,~般最多由14條鬣狗組成。雖然科學家們劉棕鬣狗知之不多,但在一些棕鬣狗群落中似乎也存在等級制度,在另一些群落則似乎更加平等。
紋鬣狗的群體則更小,一個群體牛只有一條雌性鬣狗,并且成年雄性鬣猜的數量不會超過三條。成年雄性鬣狗與雌性鬣狗進行交配,但除此之外,它們之間似乎沒有其它關系:
不過最孤獨的還是土狼。土狼不再狩獵吃肉,而是改吃白蟻。土狼實行一夫一妻制,共同照看幼獸,共同保衛它們的白蟻堆。
近幾個月來,霍勒卡姆普博士與密歇根州立大學的莎列恩·薩卡伊和芭芭拉·倫德里根對鬣狗家族中的所有這4種動物的幾十個頭骨進行了研究。初步結果顯示,鬣狗的情況與靈長類動物相似。
霍勒卡姆普博士說:“結果與社會復雜性假說所預測的完全一樣。社會制度最簡單的土狼的前庭皮質區最小。生活群體最為復雜的斑鬣狗的前庭皮質區則要大得多。”
棕鬣狗和紋鬣狗的社會制度復雜性居中,它們的大腦體積也居中。霍勒卡姆普博士說:“存在一種分級。”
加利福尼亞大學猴子社會專家瓊·西爾克對霍勒卡姆普博士的研究工作表示贊賞,稱它“直接關系到我們對社會復雜性和智力起源的理解”。
雖然鬣狗的智力可能與靈長類動物相似,但霍勒卡姆普博士同時也對它們之間的不同感到驚訝。靈長類動物的好奇心十分強烈,但她在鬣狗身上卻沒有看到任何創造力的體現。
霍勒卡姆普博士相信,通過將鬣狗、靈長類動物及其它哺乳動物進行比較,有可能找到智力是如何進化的完整答一案。
( 參考消息 2008-3-13 第7版)
資料4、動物也會“民主決策’’
【英國《經濟學家》周刊文章】2009年4月的文章中說,人們集體作出的決定更有可能比個人作出的決定要正確。其實,一些動物,如螞蟻、蜜蜂、鳥類和海豚的成功也是集體決定的。這些動物或許可以讓人類在集體決策方面受到啟發。
人們在作出集體決定之前必須對信息進行評估。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的克里斯琴·利斯特說,蜜蜂也是這樣做的,而且它們做得非常好。他同英格蘭薩塞克斯大學的拉麗莎·康拉特一起,對人類和動物的集體決策進行了研究。
研究人員在利斯特博士的帶領卞,對蜜蜂群體進行了研究。相關研究報告刊登在《皇家學會哲學匯刊B輯》的特刊上。一旦群體內的蜜蜂達到一定數量。這個群體便會在春末或夏初分裂。老蜂王帶著大約2/3的工蜂出走,遷入新巢,把新蜂王和其余的工蜂留在舊巢內。在離開的蜜蜂中有偵察蜂,它們負責尋找新巢址,然后返回并報告信息。它們用一種搖擺舞來通告合適的新巢地點,舞蹈時間越長,說明地點越好。不久,其它偵察蜂開始探訪它們的同伴推薦的地點,回來后也大跳搖擺舞。這一過程最終導致蜜蜂就最佳地點和蜂群遷移達成共識。這個決定相當可靠,因為蜜蜂們選擇了最佳地點,哪怕兩個選擇之間只有細微的差別。
動物作出集體決定的方式可以是非常復雜的。英格蘭布里斯托爾大學奈杰爾·弗蘭克斯和同事對一種學名為Temnothorax Albipennis的螞蟻建立新蟻穴的過程進行了研究。他們在皇家學會的雜志上發表報告。闡述這種昆蟲是如何減輕匆忙決策的弊端的。如果螞蟻現有的巢穴受到威脅,它們就派出偵察蟻四處尋找新的巢穴。它們完成遷移的過程的長短,不僅取決于螞蟻在多長時間內就現有的最佳巢穴地點達成一致。也取決于它們在多長時間內能搬遷到那里。如果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地點。偵察蟻就開始引導守候舊巢穴的其它偵察蟻到達新巢穴。問題是如果快速作出決定。沒有幾個偵察蟻知道路線。那么訓練搬遷所需的偵察蟻就需要更長的時間。螞蟻搬家需要將蟻后、工蟻和幼蟻運到新巢穴。
弗蘭克斯和同事辨認出一種使螞蟻搬遷過程更有效的行為,稱為“逆向前后跑”。在搬遷的運輸階段,偵察蟻帶領其它同行者沿著最快捷的路線回到舊巢穴,這樣更多的偵察蟻就熟悉了線路。集體決策的動態是與這些決定的貫徹緊密交織在一起的。雖然尚不清楚這可能與人類作出的選擇有何關系,但是這的確表明,為一項事業招募活躍能干的領導者是多么重要,因為正如螞蟻和蜜蜂已經發現的那樣,關于集體決策最重要的一點是要讓他人服從。 (參考消息 2009-4-27 日第7版)
上述的研究報告明白的告訴我們,人類有兩重性。人類和動物之間雖然有許多的本質不同。但是,確實又有許多的“共性”。人類仍然存在著動物的本性。“動物的本性”在許多情況下仍然潛在的、不自覺的在支配著人類的許多基本活動(雖然不能說是全部的活動),唯物主義辯證法認為,任何事物無不具有兩重性。人類本身也不例外。人,既是社會的人,有其社會性的一面,這是人類和動物的根本區別;但是確實又有其動物性的一面。而這動物性的一面,經常自覺不自覺地在影響人的社會性這一面。因此,我們研究人類自身時,一定要考慮這兩個方面對人類的行為的影響,從對這兩個方面的共同研究中,才可能對人類自身的研究得出正確的結論。以往的一切關于人類社會學的著作,都是程度不同的受“人類中心主義”的影響,強調人類是世界的主宰,強調人類的社會性。程度不同的忽略了人類的動物性。我們既不能用人類的動物性代替人類的社會性,也不能只承認人類的社會性,完全否定人類的動物性。二者缺一不可。現在,我們在從“動物世界”中看人類的自身活動某些問題,就會同只從社會性研究人類,有新的認識。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立場。在一定意義上說“動物世界”是我們人類世界的一面鏡子。正確地借鑒人們對“動物世界”的研究成果,可以使人類對自身研究避免片面性和表面性。這樣作,也許會使人們對人類的自身的研究取得突破性的進展,達到一個新的共識。
人類這種社會性和動物性的統一,也表現為理性和非理性的統一。 “長期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只注意人的理性一面,很少顧及非理性。西方的某些學者對非理性研究甚多,可他們的多數人又走向另一極端,片面夸大非理性的作用,走向非理性主義。如叔本華、尼采的唯意志主義,狄爾泰、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對非理性主義的批判是必要的,但由此否定非理性,不從正面去研究非理性則是錯誤的。在人類社會發展中,在現代化進程中,欲望、需要、情感、意志、信仰等非理性因素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一個人的活力是由非理性因素啟動的。一個人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非理性因素的正確發揮。抑制、否認非理性因素,勢必把人搞得死氣沉沉,形同槁木。需要是人的本性。無論是物質生產,還是精神生產,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滿足人的需要。需要是人的行動的最深層次的原動力。可在以往的哲學、社會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馬克思主義者幾乎不講欲望、需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依市場的需求而定。因此,我們應加強對欲望、需要的研究。人們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過程中需要克服許多困難和障礙,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和巨大的代價。為此,需要有不屈不撓的堅強意志。中國古代哲人老子講:“強行者有志”。尼采看到了把世界“本來如此這般”轉化為,“應當成為如此這般”過程中意志的決定作用。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就說過: “意志也者,固人生事業之先驅也。”在晚年,他仍說:“一定要鍛煉意志。”可以講,古今中外,大凡有作為的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無不具有堅強的意志。驚天動地的偉業,與意志薄弱者無緣。美國學者克萊因提出的綜合國力計算方程式為:綜合國力=(基本實體+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戰略意圖+國家意志)。英國學者湯普遜的方程式則為:國家實力=(人力+資源)×意志。當然盲目的意志也會給個人和社會帶來負面的效果,乃至災難。從哲學上對意志做出科學的說明具有重大價值。總之,非理性因素引導得好,發揮得好,對人的認識和實踐,對社會的發展,可以起極大的促進作用。反之,若不加以正確引導,任其無節制的放任發展,則可起極大的破壞作用。科學指導下的信仰是強大的精神動力。盲目的、反科學的信仰(迷信)則可成為極大的破壞力。受傳統的影響,許多人把非理性的研究僅限于認識論領域。其實,非理性因素對人的影響主要不是表現在認識上,而是表現在行為上、實踐上。非理性問題與其說是個認識論問題,不如說更主要是人性問題、歷史觀問題。總之,對非理性全面的研究已提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議事日程上。(趙劍英 張一兵 主編 《國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問題》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北京2006 第268-269頁)
這就是本書研究問題的出發點和基本原則之一。
第二節 動物世界對我們研究人類自身世界的幾點啟示:
一、從《伊索寓言》看 人類社會科學研究及其學說的三種不同立場
人們熟悉的《伊索寓言》中有一則很著名的寓言(狼和小羊的故事):
一天, 狼和羊羔,恰恰同時走到一條流往山間的小河去喝水。
狼很想吃羊羔,但是既然迎面相遇,總得找個吃它的理由。 因此,狼試圖挑釁,憤怒地喊叫: “你怎么敢到我的小河里來,把水弄臟了,使我不能喝?你是什么意思?”
羊羔大吃一驚,溫和地說:“我不了解我怎么能把水弄臟,你站在河的上游,水從你那里流到我這里,并不是從我這里流到你那里。”
“就算是那樣,”狼說, “你還是個混蛋,因為我聽說你去年背后罵過我。”
“哦,親愛的狼先生,”可憐的羊羔哀呼著,“那是沒有的事呀,一年前我還沒出生呢。”狼覺得再辯論無用,開始咆哮起來,齜著牙齒。它迫近羊羔跟前說:
“你這個小壞蛋,如果不是你,就是你父親,反正都一樣,”狼猛撲這可憐的小羊羔,把它吃掉了。
人們要干壞事或制造暴行,他們總會很容易找到借口的。
(《伊索寓言選》: 張石秋譯 陜西人民出版1970 12 第53-54頁 )
這則故事的寓意很明顯,是批判強盜邏輯。文學家借此表達自己的思想,自然無可指責。然而我們如果拋開這點,就這件事情本身看,這種現象正是動物世界每天都發生的事情。如果我們站在生態學家的立場,重新進行一番審視,就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了。——從羊的角度看,作者的觀點自然是很對的,但是如果從狼的角度看,它吃羊是天經地義合理和無可指責,它也只有靠吃羊之類的弱小動物才能得以生存,它如果發善心,就要餓死。如果從生態學家的角度看,這是生物界中的正常的食物鏈,是保持動物世界生態平衡的需要。在大草原上如果沒有狼的存在,食草動物就將泛濫成災,草原將不堪重負,甚至被毀。在美國的西部草原就曾發生過因為狼被全部捕殺,從而羊沒有狼這個天敵而引起羊的泛濫,結果樹林植被被大面積的毀壞,后來不得不重新引進狼,恢復草原的自然生態平衡。類似這樣的故事在世界許多地方都發生過。
這個狼吃羊的故事,在人類社會也幾乎天天在上演,只不過沒有狼吃羊這樣簡單和露骨。這種狼吃羊的故事,正像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中寫的,必須透過滿篇寫著仁義禮智信的文字的后面,才能看出來封建社會就是“吃人”二個字一樣。我們只有對形形色色的社會科學學說進行去偽存真的處理,才有可能看出其代表的真實人群的意愿。固然,很多情況下是難于看出來的,但它確實是人類世界的一個最基本現象。它給我們的一個極重要的啟示就是,人類自己對人類社會的這種“狼吃羊”的行為評價,在事實上也存在著三種立場,就是站在羊的立場上的(弱者);站在狼的立場的(強者);和站在生態學家的立場的(社會發展史的客觀規律的研究者的立場)的不同評價。
社會科學理論盡管五花八門,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學科,不同的流派,但是,如果我們進行一番梳理,將其進行“簡化”和“同類項合并”,恢復其理論的“原始和原生狀態”,就會發現,所有的屬于社會科學范疇的理論、思想無非都是分別站在這三個不同立場上的――即站在弱者(“羊”)立場的理論,站在強者(“狼”)立場的理論,以及站在生態學家的立場或者說是站在旁觀者立場的理論。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社會科學領域中,不同的人群各有自己的理論。就拿人們熱議的所謂民主來說,“狼”主張的民主,永遠不會同 “羊”主張的民主一樣。“狼”對羊是不會講民主的。它講的民主,只是在狼群內部,在吃“羊”的過程中,如何分得合理,是如何讓狼群中的弱者能在吃羊的過程中,也能吃到一定份額的羊肉;反之,“羊”主張的民主是為了不讓“狼”吃掉自己。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 “民主觀”、一萬年以后也是這樣。記得蘇聯早期電影“列寧在1918”,一個富農跑到列寧那里去找富農的真理,被列寧頂了回去,列寧告訴他,現在是要講工農群眾的真理。這個富農和列寧對“真理”的理解不同,但是在客觀上,他們又共同點,即,都說出了“真理”“民主”之類理論的本質。
我們這樣看世界,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不同的。 達爾文的進化論是19世紀自然科學的三大發現之一,它從自然科學出發,一直延伸到社會、政治、宗教、經濟等很多領域,對人類社會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達爾文學說的意義在于顛覆了“神造論”,撒播下更多理性主義的種子。但其理論被后來者如斯賓塞、赫胥黎等人進行了過度發揮,“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論迄今仍影響 著社會的方方面面。“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自然界進化規律,正在成為人類社會的競爭法則。從正面看,該法則極其有效地刺激了人們的進取心;但其負面影響也極大,如納粹分子搞種族清洗時就借用了這一理論。其實,這不過是當時的“狼”――強者,借用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為自己“吃羊”制造的借口而已。
這類情況,在當代社會也到處可見。在當代國際社會,人們熱議中的民主自由,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釋,這種對立,反映了不同階級、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美國在進攻伊拉克時的理論和伊拉克反對美國進攻的理論,是完全不一樣的。美國為干涉別國內政,他們的政府官員和御用學者在“9。11”事件之后,炮制了“主權限制論”,其實不過是為新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制造的“狼”吃“羊”的理由和根據。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辦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在他的《干涉――美軍事力量在后冷戰世界的使用》一書中說:“在各國擁有的主權當中應附帶不能殺害本國國民和不支持恐怖行動等一系列義務。不能實現這一義務的國家應被剝奪主權和不被干涉的權力。美國等其他國家應被賦予進行干涉的權力。”
這就是當今美國對外政策中的“干涉論”。為替這種“干涉論”制造借口,哈斯又將當今時代稱為“整個世界都在放寬限制的時代”,因此,美國可以借機四處“穩定局勢”和“發揮作用”。哈斯有恃無恐地說:“軍事行動將導致與敵對的超級大國的沖突,美國已經從這種危險中解脫出來了,現在它可以更自由地進行干涉。”在談到美國勢力的局限問題時,哈斯的回答是:“美國能做任何事情,但不是所有事情。”哈斯在他的《不得已的治安官》(1997)中更進一步認為,美國被界定為“治安官”,而“保安隊”則是“自愿者組成的聯盟”,治安官和保安隊不需要太擔心法律,但是必須小心避免觸犯美國治安維持會的方針和行動。(曾枝盛主編 : 《國外學者對馬克思主義若干問題的最新研究》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北京 2006年 第53頁 )
這不是地地道道的“狼吃羊”的理論現代生活版么?
現在一些人宣傳“普世價值”,這也是在騙人。1789年的法國就有了《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宣言發表之后不久,英法聯軍打進了北京城,圓明園的寶貝成了法國的收藏品,為此偉大作家雨果曾憤怒地斥之為“強盜”。1776年美國發表了《獨立宣言》.但黑奴是到什么時候才解放的呢?種族隔離到什么時候才從法律上取消的呢?普選權什么時候才有的呢?有點歷史知識的人都是清楚的。
對西方講的民主,也是如是觀。 西班牙《起義報》2008年9月6日的一篇文章:《西方民主的另一張面孔》(作者哈立德·阿馬耶雷)對這個問題做了很精采的回答,我們摘錄一些如下:
“第三世界國家的民眾,特別是來自穆斯林國家的人對西方民主越來越感到失望。 就在幾年以前,很多人都相信“美國方式”將服務于大眾,并有助于建立一個自由和公正的社會,最終將帶來經濟繁榮。但是,在看到阿富汗、伊拉克、關塔那摩,當然還有巴勒斯坦的民主“行動”后,所有這些人很快發現自己上當受騙了。
布什總統在開始第二任期的就職演說中,長篇談論 “民主”對其政府外交政策的重大意義。然而,所有人看到的事實卻是他沒有支持民主建設,并幫助摧毀獨裁政權,而是完全相反,布什在世界上很多地方打擊民主,而且幫助了獨裁政權。。。。。中東地區的所有政權都已經是美國的盟友。當公民試圖行使一點點的自由和民權時都會遭到迫害,要么被監禁,要么遭受酷刑,或者失去工作。在一些國家,成百上千的人像牲畜一樣的被對待,大批人被關押在監獄,以防止他們參加地方和議會選舉。這一切都發生在西方民主國家仍然對別國的人權和民主指手畫腳的時候。 2006年,巴勒斯坦入在布什的催促下舉行了議會選舉。但是,在巴勒斯坦人選出了一個既非布什,也非沙龍喜歡的政黨后,特洛伊木馬出動了,巴勒斯坦民眾被迫遭遇了前所未見的嚴厲封鎖。 而當加沙的兒童死于饑餓或在炮火中喪生時,美國國務卿賴斯女士卻對以色列外長齊皮·利夫尼的封鎖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表示祝賀,稱“封鎖正在奏效,我們要為此慶祝”。 ( 2008年9月8日 《參考消息》第3版)
從上述中,我們不難看到,在社會生活領域,在許多事情上是各說各的理,理論是為不同階級、階層的人服務的。在社會科學領域,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說法,其實是站在弱者立場上,為維護弱者的話語權而說的,在實際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如前所述,所有的社會科學理論,無論多么高深莫測,玄妙復雜,如果進行高度概括、“簡化”、 “復原”、 “歸類” ,恢復其“原生態”。其實,都脫不出這上述這三種立場,既:不是替強者服務的理論,就是為弱者說話的理論或是站在類似生態學家立場的理論。不管研究者的動機如何,是否自覺或不自覺,世界上的社會科學研究及其學說,都不能離開這三種立場,古今中外,一切的社會科學理論思想,概莫例外。
當然,我們這樣劃分,只不過是一種統而言之、簡而言之罷了。人類的行為遠比動物復雜,理論、思想的復雜性也遠遠不是我們說的這樣簡單易辯。在社會科學領域,有些似乎是站在“生態學家”立場的理論,其實或者是站在“羊”的立場的理論,或者是站在“狼”的立場的理論,他們自己總愿意標榜為自己的理論是站在“神態學家”立場上而已。看一種理論,究竟是站在什么立場,這是要具體分析的――有時甚至是同一個理論,在不同時間、不同環境下、不同語境下,其目的和作用也是完全不同的,有時甚至相反。
例如墨子主張的“兼愛":就是站在弱者的立場規勸強者的理論。它認為“兼愛”是統治者和強者的首要義務。“兼愛”是《墨子》中最為顯眼的篇章。從字面上理解,兼”:“全”;“天下人兼相愛”(《兼愛上》)的意思是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愛。但是,《墨子》中對“兼愛”的具體規定卻是:“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眾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天志中》)這段話里的“兼”的意思不再是“全”,相反倒有“偏”的意思。這段話清楚地表明,在“大”與“小”、“強”與“弱”、“眾”與“寡”、“詐”與“愚”、“貴”與“賤”等強勢群體和個體與弱勢群體和個體相對立的情況下,“兼愛”偏向于弱者,并不是不加區別地要求一切人愛一切人,而是要求強者首先愛護弱者。
在《論語》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一種規勸強者的理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恕”的含義的簡稱,“恕”的含義的全稱是:“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或如《中庸》所說,“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第十三章)。后面兩個說法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清楚,它們指明的意義是,我不要別人這樣對待我,我也不要這樣對待別人。這是“羊“”的理論,――是“羊”勸說 “狼”的理論。但是,“狼”對“羊”來說,能按“羊”勸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去做么?孔子是偉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許多都是一種弱者的理論。
在很多情況下,即使是同一理論、思想在不同歷史時期、對不同對象,就可起到完全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作用。例如,宗教,馬克思說它是“麻醉人們精神的鴉片”,在一般情況下它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但是,它也有兩重性。例如,現在在拉美等國家流行的“解放神學”實際是天主教的一個進步思潮,它是反對資本主義的,有一定的進步性。在中國的道教,它長期是統治者維護統治的工具,但是,在宋末明初的全真教,被“只識彎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所接受。 翻開歷史的記載,自秦皇、漢武,海上求仙以來,并唐、宋的帝王,誤于神仙方術者,屢見不鮮。丘長春以全真道的大師,成吉思汗呼為神仙而不名,他千里迢迢,經過無數艱難險阻,從塞外派人到山東將丘處機接請到身邊,按理,他應當傳些長生不老,修成神仙之類的法術。事實上,并不如此。他教給成吉思汗的,卻都是中國正統學術,儒、道兩家忠孝仁義的經典論述。尤其諄諄勸其戒殺而治天下。據《元史·釋老傳》載:
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欲為要。太祖深契其言,日:天錫仙翁,以悟朕志,命左右書之,且以訓諸子焉。于是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
同時,丘長春又把握許多機會,對于成吉思汗以少殺戮、行仁政的感化。如本傳載:
一日雷震。太祖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于不孝,不孝則不順乎天,故天威震動而震之。似聞境內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導有眾。太祖從之。歲癸未,太祖大獵于東山,馬踣。處機請日: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數畋獵,非宜。太祖為罷獵者久乏。
成吉思汗既賜給丘長春以虎符璽書,在過去中國帝王的習慣上,便算是等于列土封侯的榮寵。在某種情形之下,他憑這些東西,就可以便宜行事的。丘長春以間關萬里之行,換得虎符璽書而歸,不但為道家文化,增長聲威。而且他們師徒,還憑此服務戰地救了許多自己國民的生命,不使死于元兵的兇殘淫掠之下,這更是值得一書的。
我們通常說,馬克思主義是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解放的理論,它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得到廣大的工人階級的擁護,并以此作為自己行動的指導思想,同資產階級作斗爭,是其自然的。他的偉大也在于此。但是,作為認識社會發展規律的學說來看,因其是站在弱者立場上來看人類社會發生的諸多問題的理論,因此,他得出的一切結論,都要有利于無產階級,而不利資產階級。這是無疑的。但也正是因為如此,他對未來社會的研究中,也不能不帶一定的階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馬克思主義作為工人階級向資產階級的斗爭的思想武器、號召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有其正確的一面(這主要表現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認識),但是在對工人階級自身的認識上,也不能不存在著“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樣的問題。
胡錦濤關于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和構建和諧社會的理論,是對馬列主義理論的重大突破。它是真正站在“生態學家”立場上的理論, 對當代中國、世界的和諧發展都有十分重大意義,對歷史的發展也將有偉大貢獻。本書將在第七章中專門論述。
從人類的大多數人認可的道德出發,我們應該站在 “羊”的立場上講話,是應該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們客觀地研究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就既不應該站在強者的立場,也不應該站在弱者的立場,而是 應該站在生態學家的立場。本書研究的社會發展史,就是力圖站在生態學家的立場上分析社會的諸多現象和社會發展中出現的諸多問題。。
如果我們真地象生態學家看動物世界那樣審視人類社會,就會發現動物世界上述的幾條基本現象,在人類社會也在無時不刻的在上演。我們如果用對 動物世界的研究成果運用于研究人類社會,就會對人類社會發展史的理論有一些全新的認識。而前面我們的幾條啟示和結論,正是我們在本書研究問題時所持的立場和思想方法和依據。
本書在以后的一些論述中,將用“羊”的理論、“狼”的理論等字眼,來分別代替弱者的理論、強者的理論,這種理論我們姑且稱之謂“動物世界”的哲學。
世界是強者和弱者的統一,是永遠的統一。沒有了強者,也就沒有了弱者。沒有了弱者也就無所謂有強者。社會的發展不是由強者決定,也不是由弱者決定。而是在弱肉強食的矛盾對立統一中發展的。世界是在矛盾斗爭中發展,才能生生不息。這是馬克思的唯物主義辯證法。我們 認為這仍然是真理。
二、、用動物世界的規律和結論回答幾個社會發展的基本問題
如果我們站在生態學家的立場,重新審視狼吃羊的故事,以及發生在動物世界的一些普遍的事實,并由此引發開去,進一步對動物世界作些分析,就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基本結論:
一。狼吃羊是動物世界永遠不變的客觀規律。世界不會只有羊而沒有狼,也不會只有狼而沒有羊。世界是“ 羊”和”狼”的統一體。世界的演進變化,即不會按“羊”的想法發展,也不會按“狼”的想法發展。而是在“羊”和“狼”的博弈中發展。這種規律就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的 名著《老子》中說的 “天不變,道亦不變”。 弱肉強食是動物世界正常存在的正常現象。這種弱肉強食的現象不僅是維護狼的生存的需要,也是保持世界生態平衡的需要。
二、 強者對弱者的占有和統治是始終存在的,是維護動物世界正常秩序的需要。在動物界,無論是在種群之間還是在種群內部,強者總是少數,弱者總是多數,成寶塔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主張的適者生存,強者戰勝弱者,強者越來越多的理論是錯誤的,它同動物世界的實際情況相違背。強弱在任何種群中都存在。強者總是少數,弱者是多數。種群內部也是強弱的“對立統一”。“強者為王”,動物的“王者”多是經過爭斗(戰爭)取得的。 動物的“王”,既是動物種群的統治者同時又是這個種群的保護者和組織者、管理者。是集統治、管理、保護于一體的。人類社會也是這樣。統治者,同時又是管理者和保護者。任何的種群都需要這樣的一些集管理、保護、統治合一的人群,如果沒有,這個種群將不能存在。
三、狼吃羊,對狼來說,是生存的需要,對具體的個體的羊來說,是危及羊的生存,但從總體上和客觀上講,狼吃羊的過程又是對羊的種群進行優勝劣汰的過程,老弱病殘的羊不斷地被淘汰,使羊的種群得以良性接續。
四、狼在羊的面前是強者,但是,它也要學會撲食技巧才能生存(據2008年4月初中央四臺的《在祖國各地專欄》“追蹤東北虎”的系列 專題節目報道,哈爾濱東北野生動物園人工培育的長期圈養的東北虎,放歸森林后不會撲食。)另一方面,它在虎豹和人類面前又是弱者,又是虎豹的口中食和人類的撲獵的對象,在虎豹和人類面前也如羊一樣,老弱病殘不斷地被淘汰。
五、要維護和保持世界的生態平衡,草原、羊、狼以及狼的天敵虎豹和人類必須有恰當的比例關系。一般是呈寶塔型。任何種群不能少,也不能多。否則,則破壞了食物鏈和生態環境,也就打破了生態平衡,世界本身也必然招遭到破壞,世界性的災難就將到來。現在一些動物瀕臨滅亡和正在滅亡,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食物鏈的破壞,據中央電視臺第四套節目2008年四月七日的“尋找東北虎”系列報道,東北虎的瀕臨滅亡,不僅是因為人類的活動,使東北虎的活動范圍大大的縮小,也是因為可供東北虎吃的野生動物在銳減,不足以供養東北虎。人類文明的發展和進步,人類數量的不斷增加,活動范圍的逐步擴大,從根本上打破了世界的生態平衡,打破了自然界的平衡,現在人們面臨的天氣變暖,地球兩極冰川溶化,海水平面的升高,等等,其實都是人類自身文明成果帶來的必然結果。可以說,人類文明的每一進步,每一個文明成果的負面后果,都是世界的自然平衡的惡化。人類改造世界為己所用的同時,也在破壞世界,最終將使人類自己處于自己改造了不利環境之中。最后人類將由自己創建的文明,毀壞世界也同時毀壞自己。現在盡管許多人已經認識到人類活動造成的負面影響,力求解決這個問題,各種組織紛紛成立,甚至由此誕生了專門社會科學部門。但是,人們的這些努力,只能延緩這種破壞的進程的發展,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冰川還要繼續溶化,天氣還要繼續變暖,中國的內蒙的大沙丘,還要繼續南移,幾百年(最多是一千年到幾千年)以后,北京、天津將要被埋在沙丘之下,這些,都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因為人類不可能再回到荒蠻時代,只能以日益加快的速度創建和發展自己的人類文明。人類想以此來拯救自己,而恰恰相反,是在加速為毀滅自己創造條件。人類文明世界的發展實際是自己在給自己創造人類毀滅的條件,不管人類是否愿意不愿意,這是規律。資本主義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社會主義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人類文明的發展從根本上講,同社會制度沒有關系。任何社會都是以擴張人類生存空間為前提的。任何時期人類不會滿足于社會的現狀,總要自覺不自覺地在加速創造更新的社會文明,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改善生存條件。社會的發展證明,人類社會這種發展日益加快。即使到了馬克思講的共產主義社會(但這是不可能的)亦是如此。因為他講的共產主義藍圖的重要條件之一就是物資財富的極大豐富。極大豐富的物資條件之一就是向自然界索取。
從動物世界中總結出的這幾條結論,基本上可以用于對人類社會的研究。這同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同,社會達爾文主義是有選擇的、歪曲的把自然界的某些現象運用于人類社會。因而,也不能正確的解釋社會的復雜現象。例如,他們認為人類社會弱肉強食的結果是強者愈來愈多,這是不可能 的。世界永遠是強者是少數人,多數人是弱者。社會達爾文主義其實是“狼”的理論—-是替社會的強者說話,為強者張目。但是,世界并不會按“狼”的理論演變,是在“羊”和“狼”的博弈中發展,而在博弈中,“羊”是弱者,但也是多數,而“狼”是強者,但卻是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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